讀報人:李菁

小時候我成績很好，卻很內向，因為家裡環境很差，與低收入戶無異，心裡有苦說不出，讓我的個性自負又自卑。然後我遇見比我遭遇更困難的朋友，他們是真正「有口難言」的聾人，高中時我學手語，讓我懂得聾人朋友們的語言。雖然大學念了法律系，還是決定做一個「替聾人朋友說話的人」，投身專職的手語翻譯員。

事實上，手語幫助我「了解」自己更多，它就像一把火炬，照亮曾擋在我眼前的自卑感，引領我一路往前。

(口述、讀報、手語／李振輝；文字、攝影／王崴漢；攝影／鄭宇辰、張家瑋；設計／黃禹禛；聲音工程／藍婉甄；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我是台灣第一位靠手語「吃飯」的手語翻譯員，也是最早上電視，利用雙手、眼神配合表情變化，向聽障者表達「發生了什麼事」的其中一人。從國慶大會、總統大選辯論會到行政院、立法院的重大政策記者會，這些轉播重要畫面角落的「小框框」都能看見我的身影。

38年的手譯員經歷，我親手參與搭建國內手語翻譯專業的職業環境。2020年COVID-19疫情時，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做手譯，讓我一下子成為媒體焦點。幾乎所有人都很好奇，建中、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我，為何不做律師或法官，而是選擇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職涯？

其實，14歲的我也可能對現在的自己充滿疑惑，因為當時我嚮往的是「明星光環」。我的青春期總躲在那些鋒芒畢露的風雲人物背後，除了會念書還有乖巧，其他事似乎都與我無關。

臭屁又自卑的「中二病」

我住在台北的鄉下──地理位置偏僻的社子島。家附近都是農田，與都會區的學校相比，這邊會讀書的孩子並不多。當時的名校如大直國中、介壽國中，一年有十位數的學生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我國中畢業當年，社子島只出了2位「建中生」，我是其中之一。

我的14歲，正好碰上台灣經濟起飛、家庭代工盛行，家家戶戶，包括我家和鄰居家，都在做代工貼補家用，家裡就是工廠。放學回家後，我們家4個兄弟姊妹便撿起網球拍開始編，一人平均一天要做10支，做完才能去念書。經常發生作業來不及寫、隔天要考的試還沒念完，我就累得睡著，也因為念的是升學前段班，班上的標準是「100分」，少1分打一下，我的媽媽會打電話向老師說情，「老師，抱歉啊，他幫忙家裡做這些（代工），」老師也因此對我好一些。

只有「好成績」能給予當時的我自信，甚至可以說讓我「有點臭屁」；但「低收入」的家境卻影響我的每道選擇──從來不花錢買書、缺席班上需要付錢參加的活動，這時自卑感就會從心裡冒出頭來。「臭屁」與「自卑」，如此兩極的人格互相拉扯、衝撞，使我雖然外表內向，心裡卻總期待自己也能像班上的風雲人物般，身上隨時都圍繞著光芒。即便我很清楚，自己從來都不是、也不會成為這樣的人。

我的國小老師曾對我說：「很多事情其實並不是因為你表現不好，而是因為你讓自卑感走在前面。」

比我大2歲的哥哥國中畢業就隨著爸爸工作，而大姊本想念高中，爸爸卻在半夜喝醉酒後吐露家裡困境，最終大姊選擇去念高職，這樣畢業後馬上就能賺錢養家。輪到我考高中的時候，家裡經濟情況稍微改善，當時高中和五專分開考，我故意把五專考差了，高中以分數來說絕對能上建中，這是我的策略，逼著爸爸同意我想讀高中的選擇。當時整個村子只有2個人考上建中，媽媽便鼓勵我，「這學校非念不可。」

鄰家聽障女孩「渴望溝通」的眼神

每回搭上從社子島開往學校的公車，身穿建中制服讓我擁有「明星學校」的光環，我總巴望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卡其色制服。但這間台北市第一志願高中，聚集一批頂尖的「人中之龍」，我自認是鄉下的孩子，比不上都市的孩子，過去總靠著死背應付填鴨式教育，高一數學就像「天書」。成績無法帶來成就感，我卻在建中找到另一個天地，很大程度影響我的人生。

建中的社團百花齊放，將近40個社團，各自著重於學術性、娛樂性還有服務性，彷彿給了我一個解放的國度，釋放過去壓抑的自我──高一加入攝影社、高二去玩合唱團。同時，班上坐我旁邊的手語社社長正苦惱著召募社員，於是，坐他前、後、左、右，包括我共4個同學通通都被拉入手語社。

學手語的第一天，我們從建中出發，走路10分鐘就會抵達當時的中華民國聾人手語研究會，那裡聚集一群與我們年齡相仿，就讀台北啟聰學校的聾人朋友。那天，我和其他3名同學都覺得，自己似乎踏入了一個沒有辦法溝通的世界，在場所有聽障者都打著我們看不懂的手語。也許是不容許「建中生」的優越感被顛覆，我們4人不約而同在這之後都迷上了手語，互相約好在一、兩個星期內要把所有的手語單字全背起來，再去跟這些聽障朋友對話。

《手能生橋》這本手語書從此就不離身，初學者從數字開始記，我每天都用手語從0數到100，有次在廁所數到忘記，我媽媽還很疑惑我怎麼進廁所10多分鐘不出來，說我瘋狂到了極點。除了回家用不到手語，我們4個「學徒」一進校門都不講話，全在比手語，甚至上地理課時也坐在座位上比手畫腳聊到翻掉，老師一怒之下，板擦直接丟過來，一邊喊著：「你們4個手語社的！」

有趣的是，其實我們4人沒有成為手語社的社員，而是自行跑去協會找聽障朋友玩，每逢假日就相約吃火鍋、看電影，也去溜冰。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偌大的滑冰場上，大家相隔得好遠，聲音都傳不過去，只有我們一群人沒有障礙，能用手語在溜冰時自在地邊溜邊聊，其他路人都很羨慕我們。

但也是因為跟聽障孩子們混在一起，我親身經歷到他們被歧視的日常。有次和啟聰學校的朋友出門，當我在公車上用手語和朋友聊天，可能是留意到我背著建中書包，一旁的路人開了口：「同學，你真的聽不到喔？」我當下就回：「我是啟聰學校保送建中的啦！」很多大人更誇張，說我們是「啞口」。

這一段瘋狂學手語的日子，我看見聽障者在社會經常不被理解的處境。其實，我的兒時鄰居有一個女孩就是聽障者，女孩長得很漂亮，當時也想來批代工做，卻因為沒有上學，不識字又不會手語，完全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那種「渴望說話」的眼神令我難忘。我開始學手語後，每每遇到聽障者無法被社會同理的情況時，都會讓我再想起這個女孩的眼神。

雖然我不是因為這位鄰居女孩才接觸手語，但她的眼神影響了我，讓我從沒中斷手語的學習與使用。重考大學的那一年我還是偷偷地學手語，考上台大法律系後也去當手語老師，就是想讓更多聽障者看懂我的手語。

台灣手語之父的推助，踏上專職手譯員的路

不管在建中還是台大求學的時代，我沒想過以手語為業，早年手語翻譯在台灣社會被當作志工服務，而不是一份「專業」，大家都是出於義務來做手語服務。大學雖然念法律系，但我對自己的未來相當迷茫。說實話，會去念法律就是「成績使然」，我真正的興趣在語言。念小學的時候，當時是高中生的大姊在讀英文，我就很感興趣，常常跟在她旁邊看她在讀什麼。我們隔壁的歐巴桑鄰居要用英文寫信給旅居美國的孩子，歐巴桑講台語，我姊再翻譯成英語，當時的我只覺得姊姊很帥，能做一件全村子都很景仰的事，長大之後我才知道這叫做翻譯。

高二瘋狂學手語，下課就往協會衝的那段日子，我也認識了當時來台灣編寫新版《手能生橋》的作者、也是最早來台灣研究手語的美國學者史文漢（Wayne H. Smith），我常跟在他旁邊偷聽書籍內容，希望學到一些打好手語的祕訣。

後來我念研究所，有回他來我家借住，跟我媽閒聊的過程提到：「你兒子以後可以做手語翻譯。」我媽雖然很困惑，但史文漢就說，這在美國是很好的行業。聽到這句，我心裡也在想，對啊，台灣為什麼沒有這個行業可以做？我手語學得不差，有自信可以開這個先鋒。說來也很奇妙，沒過多久，台北市社會局招聘手語翻譯員，我馬上就投了履歷，成為全國政府機關第一位「手譯員」。

手語翻譯工作沒有腳本可以先準備，絕大多數的場合我們都是現場臨機應變。而且翻譯領域包山包海，陪聽障者去醫院就醫、職業訓練，有時甚至還要幫忙處理家庭糾紛，包括談不攏遺產分配、離婚還有子女的教養觀念不合，這些「家務事」因為聽障者的家屬通常都不會手語，我們得夾在中間翻譯。絕大多數的聽障者知道我念台大法律系，主動找上我諮詢法律，但我都會明確告訴他們，「法律諮詢」和「語言翻譯」只能擇一，不能混淆在一起。許多聽障者並不理解，覺得我是不是太高傲或小氣，但所謂的手語翻譯專業就是傳遞語言，不能提供意見或諮詢，甚至是替聽障者向法官「說好話」，因為手譯員必須保持中立。

我還陪聽障者去上職業訓練中心的汽車美容課程，600個小時我們就從頭跟到尾，他畢業、我也跟著畢業了。有次跟著聽障朋友一起上了900小時的水電班，老師後來還鼓勵我們去考證照！

但讓我下定決心去推動更多重要場合建立手語系統，是早期在法院做的每件案子。我後來之所以想要在系統上「多做一點」，就是因為聽障朋友獲得的訊息太少了，產生很多錯誤認知。

敲開公部門大門，讓6,000個手語單字能知道更多事

聽障者使用的手語只有6,000個單字，跟我們說話使用的語言最大差別就是，手語是用看的，從文法上的語言邏輯就不同。最早手語只能用眼睛看得到的東西去產生筆畫，成為語彙，但還有其他抽象的、或涉及專業領域的詞彙，要讓聽障朋友可以理解並不容易。

以法律而言，在我接觸的個案中，有人曾把《民法》跟《刑法》的概念混淆。她的老公因為搶劫案被抓，她自己希望透過支付這筆錢，與受害者和解、撤銷提告，但她並不清楚，搶劫其實屬於非告訴乃論，被害人不提告，犯罪的人還是會被起訴或判刑。

作為聽障者與聽人之間的橋梁，我們必須要降低聽障朋友認知錯誤的情況，排除他們遭受到的那些「看不見」的障礙。所以除了接案，我們也去開發手語服務的資源，從台北出發到台中，也去了桃園、新竹跟花蓮。國內教學的人不多我們就全台南北都跑，去教他們手語、培育師資，每天的行程都被手語工作塞得滿滿，幾乎沒有假日可言。但這過程也很有成就感，看著那些願意接納手語資源的公部門，好比行政院跟立法院後來都有手語翻譯，這對過去的我們來說是「天大的夢想」，曾經還以為這輩子都不可能做得到。

特別是2020年3月讓社會關注的COVID-19疫情記者會手譯，是很大的敲門磚。當時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不了解，讓恐懼籠罩全台。最早的疫情記者會沒有手語翻譯，我們就跑去抗議，怎麼能讓這些聽不見的聽障者沒有即時字幕，也不安排手語翻譯，什麼都沒有？後來幾乎所有記者會都有手語翻譯，甚至連國防部的記者會都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因為有語言溝通的地方，就該有手語翻譯。

當了手譯員後，我的衣櫃沒有花色鮮豔的衣服、也不能穿淺色，幾乎只剩深色衣服。因為衣服就是我們比手語的背景，不能讓聽障朋友覺得資訊混亂。對比青春期時那件給予我光環的卡其色建中制服，深色衣服顯得樸素。但我卻找到比「光環」更重要的，就是經過我的翻譯，聽障朋友的眼神流露出「懂了！」的那個瞬間，這38年來我一直在追逐的，都是這些時刻。

手語翻譯如今還是容易被誤解是志工，其實它就是個專業，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實戰。尤其現在世界變化得愈來愈快，要傳遞的資訊更抽象、更高深，不能就這樣讓聽障朋友被排除在外。早期可能像根微弱的蠟燭，但如今手語對我而言就像把火炬，照亮曾擋在我眼前的「自卑感」，並引領我一路往前。

這火炬會愈來愈大，把這光芒也傳遞給我後面的一群人，讓他們跟著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