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海浪声像远方的呼吸。我偶尔会做一件很“危险”的事——翻看手机相册里，前三年在乳山银滩拍下的照片。

我特意点开那些冬天的相册。2022年的冬天，2023年的冬天，2024年冬天我去云南和海南了。一张张看过去，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我仿佛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照片的主角，总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在海边那个孤独的、小小的身影。

我穿着厚重的羽绒服，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像一粒黑芝麻，被撒在无边无际的、洁白的沙滩和铅灰色的大海之间。背景要么是灿烂到近乎惨烈的落日，要么是刚下过雪的、空无一人的海岸线。

看着那个身影，连我自己都很难用言语去描述，我当初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就敢一个人这样待在乳山银滩。

而且，是那种近乎决绝的“不和任何人往来”。

在北京七年，我需要“勇气”去应付酒局，需要“勇气”去面对KPI，需要“勇气”在拥挤的地铁里保持不倒。那种“勇气”，是外向的、表演性质的、消耗的。

而银滩的这种“勇气”，是内向的、真实的、自我滋养的。它不是让你去“面对”人群，而是让你有力量“离开”人群，并且在离开之后，还能坦然地面对那个唯一的、赤裸的、无处可逃的“自己”。

我看着照片，试图钻进那个黑点儿的脑袋里去。

那张我迎着落日站立的照片，霞光万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是在感叹“夕阳无限好”，还是在想“今晚吃什么”？

那张我在及膝的积雪上踩出第一行脚印的照片，我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是“独钓寒江雪”的诗意，还是仅仅在盘算“这鬼天气，雪什么时候能停”？

我发现，我回忆不起来了。

那些当时汹涌在心中的、或宏大或渺小的念头，都像海浪拍打沙滩上的字，被时间一抹，了无痕迹。

这就是照片的局限。你从一张照片里，永远看不出来一个人真正在想什么。你只能看到一个“姿态”，一个被定格的、沉默的瞬间。他的灵魂在呐喊还是在沉睡，你是不知道的。

而这种沉默的“独处”，总会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一个名字：梭罗。

我的书架上，那本《瓦尔登湖》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他是所有隐居者的“祖师爷”。

但是，我冷静地算了一笔账：亨利·戴维·梭罗，他于1845年7月4日搬进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于1847年9月6日离开。满打满算，两年两个月零两天。

他只在瓦尔登湖旁边独居了两年而已。

而我呢？我在乳山银滩，度过了三年，两个冬天，现在，第四年的冬天已经开始。我的“独居生涯”，在时间上，已经悄然超过了他。

我这么说，并非狂妄，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内心确实涌起一种复杂的、近乎自负的情绪。

我好像……真的比梭罗还要“厉害”一点。

我不是说我的文笔比他好，思想比他深邃。我指的是另一件事——我好像比他还要耐得住寂寞，还要更擅长“隐居”这件事本身。

我们必须承认，梭罗的隐居，是一场伟大的“行为艺术”和哲学实验。但这场实验，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他的小木屋离康科德镇并不远，他时常进城，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会给他带馅饼和甜甜圈。他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他在林中举办沙龙。

而我这几年的生活，尤其是在银滩的冬天，那种“寂寞”的纯度，可能比瓦尔登湖畔的还要高。

这里没有沙龙，没有访客。冬天的小区一片漆黑，整栋楼只有我一户亮灯。我有时可以一整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唯一的声音来源是海浪、北风，以及我给自己播放的播客。

在这种极致的安静里，我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津津有味。

梭罗在两年里，写出了一本不朽的《瓦尔登湖》。

我也在写作。

我不敢说我的文字能流传后世，但在“量”上，我绝对是压倒性的。我每天都在写，公众号、日记、随笔、书评。这三年多，我写下的文字，如果汇编成册，大概能摞起厚厚的一沓。

梭罗的写作，是集中的、精华的，是他在两年实验结束后，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

我的写作，是流淌的、日常的，是我对抗虚无和寂寞的唯一手段。它不是我的“作品”，它就是我的“呼吸”。

我也在思考。

梭罗在湖畔思考自然、经济和生命的价值。我则是在海边，解开了许多困扰我前半生的人生疑惑。

比如，人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欲望编织的牢笼里？

在北京漂了七年，我带着这些死结来到海边。这三年，我像一个笨拙的渔夫，每天坐在海边，面对着这片空旷和虚无，一根一根地，把这些死结慢慢解开了。

我解开的答案很简单，简单到可笑：那些“结”，根本就不存在。它们都是“装模作样”的文明社会塞给你的幻觉。当你选择“不玩了”，那些“结”就自动松开了。

当我把这一切都想通透，再回头看照片里那个独自站在雪地里的“我”时，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我佩服他。那个在三十多岁，敢于按下人生暂停键、甚至退出键的人。那个在“鬼城”的空旷里，没有疯掉，反而找到了内在秩序的人。

而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梭罗最后离开了瓦尔登湖。

他完成了他的实验，收集了他想要的素材，证明了他的观点。然后，他回去了，改变了生活方式，重新“融入”了他曾经短暂逃离的文明世界。他回到了康科德镇，做演讲，写文章，参与废奴运动。

他是一个入世的“隐士”。

而我，还想继续隐居在乳山银滩。我不想融入到那个人群中去。

我不是在做一场为期两年的“实验”。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截止日期”。我不是为了写一本书才来到这里。

我只是单纯地发现，那种“装模作样”的人群生活，我过敏。而这种“无人问津”的独居生活，我上瘾。

我离开北京，不是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回归”——回归一种更接近我生命本质的状态。

现在，我回归了，我感觉很舒服。我为什么要再次离开呢？

所以，梭罗的两年，是一个伟大的“逗号”，是他精彩人生中的一个篇章。

而我的这四年，以及未来的五年、十年……也许，这会是一个“句号”。我不是在这里“体验生活”，我就是在这里“生活”。

也许，我会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而不只是两年的瓦尔登湖。

这片海，这片沙滩，这个“鬼城”，就是我的瓦尔登，一个更冷、更空、但也更彻底的瓦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