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王朝的均田制，据《隋书·食货志》载:“司均掌田里之政令。”“有室者(一夫一妇)田百四十亩，丁者(尚未娶妻)田百亩。”“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下，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十八岁成丁受田，六十四岁年老退田。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未娶妻者)者半之(减半收纳)。其非桑土(麻乡)，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三分之一)”,皆以时征纳。北周的力役，“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户籍计帐所记载的是六丁兵制，即六个月服力役一个月，-年服力役两个月。北周初年已改为八丁兵制，即八个月中服力役一个月，一年服力役一个半月。“武帝保定元年(公元561年)， 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4,即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均田农民服力役一个月。《隋书·食货志》还说，当时农民服力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二月，营建洛阳宫，临时“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常役四万人。这是临时把山东诸州的十二丁兵改为八丁兵；宣帝死后，洛阳宫停筑，局部地区的八丁兵又恢复为十二丁兵了。
北周的户调，同北魏、北齐、西魏大统十三年的差不多，但西魏一夫一妇缴麻二斤，而北周一室缴麻增至十斤；田租因授田百四十亩，纳粟亦增至五斛(即五石)。我们根据上面的资料知道， 应受田尽管定额是一百四十亩，实际上政府没有那么多的土地来供授受之用，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所以北周田租的定额还是很高，剥削是很重的。订定北周田租、户调数额的是苏绰，他在西魏时订定这个数额，他自己也觉得定得太重了，《隋书·苏威传》里有这样一段话:“初，威父(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 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为己任。”到了隋文帝代周称帝，苏威为民部尚书，“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关于隋代轻徭薄赋的问题，我们这儿且不去谈它；我们只是说明，北周的田租五石，确比西魏上等户的四石、中等户的三石五斗、下等户的二石要高得多，缴纳原麻也增加到西魏的五倍之多，所以北周农民的田租、户调负担，确是很重的。 此外还有一个考订上的问题，需要交代一下。苏绰死在西魏大统十二年，这是《周书·苏绰传》明文记载着的。如果北周的田租、户调式真的是苏绰手订的话，那么在大统十二年之前， 早已固定下来了，何以这个剥削数额与授田亩数等等，和敦煌石室发现的西魏大统十三年《邓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所记载的出入那么大呢？我们的答复是西魏到大统十二年，才真正取得河西走廊的瓜州和凉州，这个西魏大统十三年的敦煌户籍计账，只是根据北魏以来授田令式，并参考敦煌地区均田土地和丁壮多少的实际情况来记录的，它还没有受到苏绰大统新制的太大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当另文加以详述，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北周的田租、户调、力役都不算轻，只是由于关陇地区的土地兼并情况，不比北齐统治地区那样剧烈，均田农民多少还能分到一些土地(尽管是二分未足或三分未足)，能够进行农业生产； 加以北周的政治，相对来说，要比北齐好一些，所以这一地区的土地危机不算突出，北周的统治也还比较稳定。
本期播客深入探讨北周王朝的均田制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我们详细分析了北周的田租制度及剥削程度，揭示了农民所承受的重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探讨了田租政策的制定背景以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听众将了解到北周的田租与农民负担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复杂性与不平等。究竟是制度的设计问题，还是历史的必然？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