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只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

在永新老家，因为地缘的优势，大多数在外谋生的人会选择孔雀东南飞，南下广东揾工。又恰逢旧历年关将近，或许已有一部分人开始加入返乡的大潮。而我却深入祖国腹地——四川盆地宜宾。回家的路到底有多遥远？古代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即使到了今天，出川一次的确有诸多不便，主要是没有直达永新的高铁和飞机。偶尔站在长江边，不由遐想划一扁叶舟，顺江而下体验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感，到达九江之后又溯赣江而上，不辞舟车劳顿，寻禾水河支流到达我可爱的故乡——美丽的永新。

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所以我不能扳起面孔，大喊：“孤——刘备！”我不能这样。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我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我笑别人，往往招人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象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我打不起精神去积极的干，这是我的大毛病。可是我不懒，凡是我该作的我总想把它作了，总算得点报酬养活自己与家里的人——往好了说，尽我的本分。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作。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

成熟，就是用微笑来面对一切小事

弟弟从我头上，拔下发针来，很小心的挑开了一本新寄来的月刊。看完了目录，便反卷起来，握在手里笑说：“莹哥，你真是太沉默了，一年无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闲；不自然地，造作地，以应酬为目的地，写些东西。病的神慈悲我，竟赐予我以最清闲最幽静的七天。

做人别怕累，总得遭点罪。你要想轻松，那就做残废。做人别怕脏，能弱亦能强。今天是脏点，明日好儿郎。做人别怕挫，看看他和我。想有如意日，你就别上火。

人生，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样样顺心。不和小人较真，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较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没价值。...

心不能装太多，人不能想太多

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其实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侵略，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在最初，德国人桌子上还摆着奶油，肚子里填满了火腿，根本不了解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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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横行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逐渐淡化、冷漠，为相互利用、共同受益的处世原则所取代。每每听到同事们的这番宏论，有一件事就会蓦然跃入我的脑海。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那个冬天。

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夜。次日早晨，我开门一看：呀！满地的积雪已快齐膝盖了，鹅毛般的大雪仍飘个不停，凛冽的寒风呼呼的刮着，将树枝上的积雪掀至半空，又用力掼下，雪，弥漫着整个天空。

早晨，同学们陆续来到了学校，大家相互拍打着身上的雪花。上课铃响了，我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我习惯性的环视了一下全班，发现南边靠窗的位子还空着。大约过了十分钟，神情忧郁的刘丰才出现在门口，他小声地喊了一声“报告”后，就低着头匆忙走到座位上，默默地坐下。同桌李明拂去他头上、身上的雪花，低声问道：“你书包呢？”“我、我”刘丰欲言又止，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齿缝间挤出几个字：“我不能念书了。”李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叫了起来：“什么！你不念了？”

几场春雨过后，小溪边、田梗上、山坡头，桃花几乎一夜之间全都盛开了, 粉红的桃花开得灿烂如霞，如少女的脸庞，纯净甜美。轻风徐来，嫩绿的花枝随风摇曳，小巧玲珑的花朵，骄傲地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勃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