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建馆40周年。这座承载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珍贵记忆的殿堂，不仅是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文学类博物馆，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内现有作家文库142座、出版社文库12座，收藏文物及文献98.04万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达785件。

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座谈会上，束沛德、毕飞宇、孙甘露、钱荣毅等作家及文化界人士向文学馆捐赠了珍贵文献。

毕飞宇与孙甘露将珍藏多年、承载特殊意义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当天下午的“手稿里的文学课——AI时代回望手写里的奥秘”活动现场，他们与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一起分享了手稿背后的故事。

先辈的文学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从巴金先生的一纸倡议中启航的。

1978年，巴金在与《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的交谈中首次提出建立文学资料馆的设想。他痛心于特殊历史时期文学资料的损毁，深感这些资料是文学发展的珍贵见证，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

1980年，巴金写下倡议书，呼吁创办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捐出15万元建馆基金及7660件手稿信札。他的倡议得到茅盾、叶圣陶、冰心等文坛大家的响应，共同为文学馆的筹建倾注心血。

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宣告成立。

同年3月26日，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开馆。2000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在芍药居开馆。

2024年5月1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集茅盾故居、图书馆型、档案馆型、展览馆型、研究中心及博物馆型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学殿堂。

在座谈会上，“人民艺术家”王蒙在发言中深情追忆鲁迅、巴金、茅盾等文学前辈，称文学馆是“一座宝库、一座宫殿、一种展示”，既承载历史，又启迪未来。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则指出，文学馆不仅是收藏过去的博物馆，更肩负着见证现在、创造未来的使命：“我们的作家持续面向未来，他们的创造最终都汇聚于此。”

收藏过去，更面向未来

此次捐赠中，孙甘露捐出小说《信使之函》的手稿。这部作品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时曾给文坛带来极大的陌生感，但正是这种“陌生化”的创作尝试，为中国文学注入新活力。

孙甘露回忆，创作灵感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那些年，我常去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购买这本刊物。《信使》实际上是一本泛文化杂志，内容涵盖丰富资讯，我持续阅读了很长时间。在日常生活里，‘信使’并非常用词汇，我对它的认知就源自这份刊物。”

手稿上潦草或简洁的修改痕迹，记录着作家对文字的反复推敲，也见证了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历程。

毕飞宇捐赠的小说《玉米》手稿，清晰保留着作者反复涂改的墨迹与编辑批注的各色标记。

2000年，初出茅庐的毕飞宇对这部乡村题材作品缺乏信心，将手稿寄给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收到“2001年第四期《人民文学》”的简短回复后，他收获了肯定，也看到小说得以面世的希望。

这份经历波折、见证文学交流的手稿，不仅是作品诞生的凭证，更承载着一段独特的文学记忆。毕飞宇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充满了爱与感谢：“它给了我幸福，它给了我荣光，它给了我未来。我相信这可能也就是巴金先生当初要建立这个馆，在许许多多目标之外的一个小小的目标——鼓励更多年轻作家成长，在这感受到文学的快乐，在这感受到文学给作者带来的幸福。”

“所有的博物馆都收藏过去，但中国现代文学馆也面向未来。”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说。

作为一个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收藏过去，也收藏现在，还收藏未来，“收藏未来是什么？是创造未来。我们的作家持续地面向未来，我们的创造最后都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李敬泽看来，一个博物馆也绝不是建起围墙、再收进无穷无尽的东西，而是要让所有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在这里获得一次又一次生命。

“未来，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它们都活起来。对，让文物活起来。让它们能够在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孙甘露认为，文学馆本质上是一座博物馆，与单纯的图书馆有着本质区别：图书馆侧重图书借阅服务，满足大众知识获取的基本需求；而文学馆则承担着收藏、研究与展示文学手稿、文献资料、作家遗物等珍贵藏品的职能，承载着文学的历史记忆。

“我想，我们未来的文学馆除了承担最基本的职能外，还将会设立剧场，进行跨界演出，并通过影像装置和技术手段，来呈现文学创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文学的多元魅力。”

这一设想与李敬泽“无墙的文学馆”理念不谋而合——文学馆不仅是实体建筑，更应成为一代代作家与读者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