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漱渝
1 有谁说过鲁迅是“神”？
案头有一部《鲁迅先生纪念集》，内收鲁迅逝世后100多位中外人士撰写的141篇悼念文章，并附录了相关纪念资料。参与编选工作的有许广平、黄源、胡风、萧军、萧红、台静农、雨田，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时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其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编者“听见淞沪前线频传的捷音，想到最后的胜利，不觉热泪满眶，悲喜交集”。从那时至今，将近90个年头，凡鲁迅诞辰或忌日，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连绵不断，逢五逢十更为隆重。
1936年鲁迅逝世时那场声势浩大的鲁迅纪念活动，虽然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样的进步民众团体推动，但总体而言是一场自发性的“民众祭”。
正如为鲁迅送葬时那首《哀歌》所唱：“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唤起大众来求生存。”中国广大民众对鲁迅的评价，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对鲁迅的评价是一致的，而国民党当局则显得十分冷淡。台湾在国民党实行“戒严”的38年里，鲁迅著作更成了禁书。
根据民国时期的人口普查，1936年中国的总人口约为5亿人，文学创作者也有数千人之多。每年都会有人去世，为什么唯独鲁迅去世会引来滚滚如涛的人潮？这本身就体现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伟人与凡人都是人，都有人性的普遍性，但与凡人相比较，伟人有更崇高的精神境界，更杰出的社会贡献，因而产生了更长远的历史影响力。伟人无疑也有七情六欲，但仅有七情六欲者可以成为一个正常人，不一定会成为伟人。所以，纪念伟人，研究伟人，必然重在其非凡性、独异性、卓越性，而不是他的“普遍人性”。
在研究伟人的过程中，当然要反对神化的倾向。比如把鲁迅出于保健目的服用的鱼肝油也视为“国族想象”，边服边在想“中国现代化进程”，等等。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早就说过，如果要求战士一面吃西瓜，一面还想着国土被列强豆剖瓜分，希望战士“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这虽然无可非议，但倘使一面这样想，一面吃西瓜，这西瓜他恐怕一定咽不下去。
在鲁迅传播史上，的确一度出现过把鲁迅标签化，模式化，以及利用鲁迅片言只语为某些现行政策服务的情况，比如“学习鲁迅，评法批儒”“学习鲁迅评《水浒》”……鲁迅研究中也确实存在过拔高和曲解鲁迅的现象，不过更大量的分歧是学术之争，如鲁迅思想的分期，等等。
鲁迅研究的现状也不尽令人满意，就连把鲁迅推崇为“现代圣人”者，也认为鲁迅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表现不足，对中医的看法有片面性。——我的确不知道有谁说过鲁迅是“神”，禁止对鲁迅的弱点、缺点、历史局限性进行学理性的研究。
2 如果鲁迅“软”而不“硬”
但在当前，把鲁迅世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倾向恐怕同样是应该警惕的。我这样讲，决不是反对研究鲁迅的日常生活。
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鲁迅同时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是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友人萧振鸣2024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烟水寻常事》，就是专写鲁迅文字工作之外的各种趣事，包括衣食住行、习性癖好、烟酒糖茶、花鸟鱼虫、书法绘画、藏书藏画等。
由于该书的史料基本上来自鲁迅的作品与相关回忆录，行文又生动活泼，成为了很好的学术随笔，受到了读者好评。这本书的副题叫《鲁迅别传》，说明这是“正传”必要补充，而不是本末倒置，用别传取代正传，“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识形态虚构的鲁迅释放出来”。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强调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根源是他对海婴具体的疼爱”。作者的原意是想用鲁迅的“私人心理”消解他原有的“公共形象”，不料适得其反，证明了鲁迅的“救救孩子”正是出于“大爱”，而绝非“家族私情”。
这道理很简单，因为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是在1918年，而他的独子周海婴出生则是在1929年。鲁迅不可能提前11年就在作品中闪耀他和海婴父子之间的人性之光。即使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他原本也没有育儿的计划。1931年4月15日，鲁迅在致李秉中的信中写得很坦诚：“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贵，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可证鲁迅老来得子并非计划生育的结果，而是“一不注意”的结果。
鲁迅提出“救救孩子”，关注的正是中国青年“将来之教育”，而不是为了延续香火。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把鲁迅区分为“文学鲁迅”与“人间鲁迅”。“文学鲁迅”往往只显示鲁迅是“横眉冷对的战士”，而“人间鲁迅”则更能体现鲁迅人性的丰富。我认为，鲁迅首先是人，这个前提准确无误；文学是人学，没有“人间鲁迅”何来“文学鲁迅”？但鲁迅的精神境界、批判精神、美学含量却是体现在“文学鲁迅”之中。如果鲁迅“软”而不“硬”，只是一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被二弟伤害过的长兄，那他就会被淹没在人海当中，“鲁迅学”的体系根基也随之动摇。
3 “横眉冷对”是鲁迅的根本属性
在宗教文化和神话传说当中，常常把宇宙分为“天堂”“人间”和“地狱”三界。在鲁迅的笔下，地狱有魔鬼，鬼魂，刀山，剑树，沸油，大火……是一个惨苦的地方；而“天堂”是所谓“黄金世界”，鲁迅认为那里也会将叛徒处以死刑，也会有他不乐意的人和事存在，所以他不相信会有什么十全十美的“黄金世界”。
至于“人间”，应该是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温饱和发展需要的地方，“真的人”是真正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但鲁迅生活在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他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实地观察中感觉到那个历史阶段“并非人间”，甚至比但丁笔下的“地狱”还要惨苦，从而怀疑，自省，愤懑，奋起，批判，战斗，直至最后一刻。所以林语堂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比喻鲁迅，说他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
前述那篇文章提倡从鲁迅的“私人褶皱”里挖掘他的“人性光谱”，从字面上看也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但“人性”是一个复杂而容易引发争议的概念。在大量回忆鲁迅的文字当中，我最爱读的就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就是因为这些文字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了鲁迅人性的丰富性。
不过，“人性的光谱”涵盖面十分广泛，“人性”并非特指人的生存本能，而更重要的是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即社会属性。对于经典作家而言，其本质属性恰巧就体现在他创作的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学作品当中，而不是他的“私人空间”和“私人细节”。
这篇文章认为迫切需要从心理学的视角解读鲁迅。我不懂心理学，不敢妄议。正巧我的一位主治医生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名为《直面的声音》，副题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作者王学富，是一位专业心理医生，2013年曾获得美国心理学会“夏洛蒂和卡尔·布勒奖”，其贡献被国际心理学界认可，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鲁迅使用的语汇里有一个词，就是“直面”，“这个词他自己说得并不多，但在我看来，这个词哪怕他只说过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词。他这个人，他的思想，都可以用这个词来理解，阐释和概括——鲁迅其人，是直面的人；其思想，是直面的思想”。
我赞同这位心理学家的见解。在鲁迅的语库里，“直面”和“瞒和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鲁迅在剖析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时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瞒和骗”的结果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这就成为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之一。所以，在一切黑暗势力面前“横眉冷对”，正是鲁迅根本的，内在的，稳定的属性和特征。所以，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赞美“敏感柔软”的鲁迅，但没有必要淡化“骨头最硬”的作为战士的鲁迅。
鲁迅的本质特征就是他的文化生命。这个生命蕴含在他的文本之中，也将在读者血脉里一代接一代被承传。人们景仰的永远是那个作为“批判者”的鲁迅，作为“旧轨道破坏者”的鲁迅，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鲁迅”，那个跟中华民族命运不可分割的鲁迅。在纪念鲁迅活动的公共平台上，难免产生学术观点之间的碰撞；如果这种碰撞能擦出真理的火花，对鲁迅文化遗产就有所守护，有所传承，又有所再创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一步得到融合和发展，这就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