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夏榕，台大新研所的洪贞玲和林丽云两位教授，之前与法广听友们分享了许多关于AI如何改变了媒体产业，记者会不会被取代？以及报道的真实性等等她们的看法，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请两位教授继续来谈谈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制定的新闻信任计划，以推广新闻专业标准这个话题。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今年7月亲赴巴黎参访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深入了解「新闻信任计划」（JTI）的运作机制，并反思台湾媒体生态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下为专访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与 JTI 新闻信任计划
法广： 洪老师、林老师，很高兴两位来到法广录音间参与《中华世界》专题节目。听说两位此次参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巴黎总部，能否谈谈这次参访的重点？
洪贞玲：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有机会联系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他们近年来执行了一个重要计划，称为 JTI（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中文译为「新闻信任计划」。
这是一个已持续约五年的计划，旨在推动一套新闻专业标准。该标准涵盖多个重要面向，并在网络上设计了高达 150 个问题，作为新闻专业审查的依据。
这套审查标准首先关注媒体组织的基本资料透明度，包括媒体名称、资金来源、所有权结构及负责人身份。其次，检视媒体在新闻内容制作过程中，是否具备自律规范与编辑独立自主的专业流程。此外，也关注媒体如何与受众维持关系，例如是否接受公众反馈与申诉等。
因此，JTI 建立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准则，目前正推广至全球各地，邀请公共媒体、商业媒体乃至网络媒体皆可申请参与。
媒体申请时，需自行建立账号，依据 JTI 所设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若符合相应要求，即通过该阶段认证，其名单将刊登于 JTI 网站。媒体亦可通过社群宣传自身获得 JTI 认证。
简言之，JTI 相当于一个「白名单」机制。若读者希望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来自可信度较高的媒体，JTI 认证可成为重要参考依据。
台湾新闻自由与信任度的悖论
法广：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在亚洲名列前茅，有时甚至位居第一。然而，台湾新闻环境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林丽云： 台湾新闻自由度虽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存在一个明显悖论：新闻信任度相当低。
我参与纽约大学路透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该报告调查 48 个市场，我负责台湾部分撰写。在 48 个市场中，台湾通常排名约第 46 位，即倒数第四左右。
法广： 信任度如此低？
林丽云： 是的，仅有 28% 的民众信任新闻，换言之，超过七成民众不信任台湾新闻。
法广： 原因何在？
林丽云： 这是个好问题。今年一项调查数字颇具启示：63% 的台湾民众希望新闻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这意味着，民众普遍认知台湾新闻存在偏向，且政党倾向严重。
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影响力与商业影响力并存。一方面，政治力量介入媒体；另一方面，资本与老板的力量影响巨大。民众对此已有相当认知。
法广： 因此，媒体背后的金主身份至关重要？
林丽云： 确实如此。民众知道媒体背后有老板、有政商关系，因此信任度偏低。
正因存在此悖论，无论是 JTI 推动的计划，或台湾本地推动的新闻信任计划，我个人都非常支持。这些计划可促使更多媒体了解如何改进自身、提升信任度。
当多数民众渴望获得可信赖的信息时，他们需要知道应从何处获取新闻。若网络上有白名单或相应标志，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遵守事实查证、公平原则与透明度等规范，例如公开股权结构与负责人身份，民众至少能了解新闻背后的金主是谁，如同了解食品成分一般。
若有此类计划，愿意参与的媒体可依据指导原则改进运作，同时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值得信任，如此整个媒体生态或可改善。
此外，平台角色亦至关重要。此次参访中，RSF 也强调平台的重要性。欧洲在此方面相当进步，希望未来通过立法，让可信赖媒体在平台流量分配中获得显著地位。
换言之，平台不应完全以流量为导向。除流量数量外，应另设指标，让可信赖媒体在整体流量排序中获得显著位置。如此，新闻生态方能更加健全。
台湾媒体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分裂
法广： 台湾媒体生态在政治色彩上如此鲜明，显然与台湾的国际处境有关。对此，两位有何解决之道？
洪贞玲： 媒体报道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状。正如主持人所言，这与台湾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台湾有一个庞大的邻居，该邻居常宣称台湾为其一部分，近年更扬言对台动武。台湾内部亦反映为分裂社会：民众对国家认同、台湾在国际社会应扮演的角色、应与谁结盟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在民主社会中，我们尊重不同观点。然而，在此背景下，台湾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高度发达。说得委婉些，是市场竞争激烈；说得直接些，则略显可惜。
台湾人口约 2,300 万，却有高达 189 家 24 小时新闻台，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
法广： 过度竞争会导致何种后果？
洪贞玲： 收入被瓜分，媒体趋向极端，以争取特定市场。
在此情况下，媒体更倾向选边站。因为对媒体而言，其目标并非获得所有观众支持，而是锁定特定观众，使其持续收看。
我认为，这正是台湾新闻媒体高度党派化的原因之一。
台湾社会常以「蓝营」或「绿营」标示意识形态。媒体亦被民众高度标签化：观察其报道方向，是否对民进党说好话、对国民党说坏话；或报道中国时是否一味赞美；当台湾发生问题时，是否摆出唱衰姿态。
这些情况每日在台湾媒体上演。
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大致了解此现象成因。至于解决之道，我个人认为有数点方向。
首先，我曾于台湾媒体主管机关任职，因此认为，即使是民主国家，高度尊重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但新闻对民众获取信息、影响民主决策至关重要，仍需维持基本监管。
新闻不可造假，不可因老板利益而发布违背台湾利益或现实的内容。因此，监管仍须发挥基本功能。
其次，媒体资金透明化尤为重要。
从事传播行业者大致了解其中情况。我在台湾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对象为无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本科生。
当我问学生：「你知道TVBS负责人是谁吗？你知道东森新闻台老板是谁吗？」随后告知他们，东森新闻老板即台大附近冠德建设建案的老板，学生皆感惊讶。
因为他们不知晓新闻台背后的资金来源与负责人身份，因此无法理解为何某些新闻台宛如房地产广告商。
此问题仍至关重要。此外，对一般民众而言，媒体素养亦为关键信息。若无法看穿媒体背后结构，便难以理解媒体为何提供特定信息。
媒体所有权监管与平台责任
林丽云： 洪老师已从市场角度分析透彻。台湾广告市场萎缩，尤其在平台时代，数字广告收入下滑，新闻业难以获得充足广告，电视媒体广告收入亦持续下降。
然而，仍有众多大老板欲进入媒体市场，此乃经济与市场悖论。他们为何仍愿进入？因为这些媒体变得易于购买。
广告减少，原有媒体集团因不赚钱而欲出售，于是大亨进入市场收购，即前述媒体大亨现象。
此外，台湾在监管上相当宽松，尤其对所有权与股权交易缺乏严格管理。
过去过度开放与自由化，未进行足够监管与审查。在无审查情况下，外资乃至中资进入相对容易，往往事后才发现问题。
基于此，我认为台湾整体政策思考应逐渐转向欧洲模式。
过去台湾受美国影响较大，采取美国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尽量减少干预。
然而，在我们于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任职期间，我认为台湾应更多参考欧洲模式。
特别是欧洲《媒体自由法》，近期通过修正，对我们颇具启示。
此次参访欧洲，我们也访问了爱尔兰监管机构，学到许多经验。对我而言，最重要启示是台湾应向欧洲学习，朝《媒体自由法》方向发展。
第一，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股权透明。
股权透明意味着媒体至少应在网站说明股权结构，而非将所有权层层隐藏于某公司上层，令人不知股东身份。
有时，所有权甚至隐藏于某国家、某欧洲岛屿或维京群岛公司结构中，外界难以查清。
第三，独立公共广播。
此亦至关重要。政治人物或政党不应干预公共广播，亦不应随时以预算限制其发展。
独立公共广播为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可信赖新闻。
应要求平台业者将可信赖新闻置于显著位置。唯有如此，认真制作新闻、提供可信赖新闻的媒体方能持续发展。
这些是我们此次在欧洲所学。我认为台湾政策应朝此方向努力。
当然，此不一定能立即成功，因台湾媒体发展长期处于过度放任状态，形成畸形发展，难以立即调整。
此涉及整体文化与历史因素，并非易事。然而，政策方向应逐步纠正：从过度发展、过度放任，调整至至少拥有稳健公共媒体、负责任商业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这些是目前可思考的方向。
法广： 非常感谢洪老师、林老师参与本节目，并分享精辟见解。谢谢。
台湾媒体生态的困境，既源于内部市场过度竞争与所有权结构不透明，也受外部地缘政治与社会分裂影响。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学者从 JTI 新闻信任计划出发，提出以股权透明、独立公共广播、平台责任与媒体素养为核心的改革方向，并呼吁台湾政策制定者参考欧洲《媒体自由法》经验，逐步矫正长期过度放任的媒体环境。唯有如此，台湾新闻业方能在自由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重建民众对媒体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