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走到半百，還能不能換一個地方，重新打開自己？

跨界藝術家羅方君選擇用一趟兩個半月的「旅讀上海」，回答這個問題。

2010年上海世博期間，她第一次到上海。此後十多年數度往返中國大陸，上海多半只是短暫停留的中繼站。疫情之後，工作與創作受到影響，直到去年參加上海國際兒童書展，她再次萌生出發的念頭。

「我已經半百了，也正面對人生跟創作的交叉點，很想轉換不同的場域，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於是，她住進上海人的家庭，在城市裡生活、工作、創作、看展、散步，也主動拜訪藝術家、策展人與文化產業工作者，這趟旅行逐漸成為一次重新整理創作方向的過程。

從一張插畫，看見一條文化產業鏈

身為跨界藝術家，羅羅首先關注插畫產業。

她拜訪義大利波隆納在上海的團隊，看見插畫已延伸至潮流文化、品牌合作、商業消費、文旅與IP授權。創作者除了經營作品，也開始思考內容如何進入市場，與不同產業產生連結。

她也接觸法國達高集團上海團隊，從出版、漫畫到動畫、電影、遊戲、主題樂園與數位平台。一個文化IP可以跨越不同媒介，持續累積價值。上海也成為連結歐洲與亞洲的重要窗口，引進國際內容，同時尋找亞洲創作者走向海外。

這讓羅羅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創作者的舞台，可以從一張畫延伸成更大的文化世界。

兩位前輩，讓她看見人生下半場

旅途中，兩位前輩藝術家帶給羅羅很深的觸動。

夏書亮曾從事商業攝影、廣告企劃與平面設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較早投入商業攝影的一代。人生下半場，他開始以油畫描繪上海老城區與少年記憶。

這些作品喚起上海人的成長經驗，也觸動旅居海外的上海人。他至今仍從事商業攝影，讓自己保有創作自由，還幽默地自稱「夏卡索」。

另一位李秋白已75歲，年輕時經歷文革與下鄉插隊，回到上海後學習古字畫裝裱修復，累積數十年專業，再重新拿起畫筆，以較小眾的粉彩創作。

陳丹青曾形容，她的畫已超越自己的磨難與命運。苦難經過時間與創作轉化，最後留下柔軟與浪漫。

這兩位前輩也讓走到人生交叉點的羅羅看見：年齡可以成為創作的厚度，過去累積的生命經驗，也可能成為下一段旅程的材料。

藝術走出美術館，整座城市都能成為展場

上海帶給羅羅另一個強烈感受，是文化與城市生活緊密交織。

由舊發電廠改造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保留大型工業空間，提供當代藝術更多策展可能。她在其中觀看建築師Lina Bo Bardi的展覽，展場透過水體、布幕與動線，讓觀眾沿著「河流」進入建築師的創作世界。

博物館周邊還聚集藝廊、藝術書店與設計空間，思南公館則把百年洋房、書店、讀書會、文化沙龍、展覽、音樂會與市集串在一起，城市裡的新舊建築、中西文化與當代藝術彼此並存。

羅羅也注意到企業參與文化場館營運的方式，從音樂廳、文化中心到博物館，企業透過冠名、認養、基金等方式投入資源，也協助引進國際藝術家與展演。

文化因此進入日常，也形成政府、企業、藝術機構與市民共同參與的城市生態。

從LV大船，看見品牌與城市的新關係

街頭同樣是羅羅的觀察現場，上海大型LV裝置吸引遊客專程前往拍照，再走進周邊商場、街區與品牌空間，品牌從商品延伸成城市景觀、藝術裝置與文旅入口。

這種跨界模式，也讓她重新理解藝術家的可能性。未來的創作場域，可以是一座美術館、一間書店、一個品牌，也可以是一整座城市。

一部電影，重新打開對市場的想像

旅途中，潮汕電影《阿嬤的情書》也帶給羅羅很大啟發。

作品從地方文化、離鄉與人際情義出發，也讓她進一步認識「僑批」—早期海外華僑寄回家鄉的書信與匯款憑證。她因此走進廈門與上海相關展覽，重新理解華僑歷史與文化記憶。

這段經驗讓她重新思考電影、出版與傳統文化的市場，媒介持續改變，人們對親情、故鄉、記憶與情感的需要依然存在。能夠觸動人的內容，自然會找到與觀眾相遇的方法。

旅讀的最後，是重新讀懂自己

兩個半月後，羅羅帶回臺灣的，也包括下一階段的創作方向。

接觸法國文化產業後，她開始準備嘗試漫畫。在法國，漫畫被視為「第九藝術」，許多插畫家與繪本創作者同時跨足漫畫，也讓她決定拓展自己的創作形式。此外，她也與國際策展人討論，未來在臺北推動跨界展演的可能。

走出去之後，她最大的改變，是更願意理解不同觀點，也提醒自己對一個地方、一個市場與一件事情保留更寬廣的觀看角度。

人生半百重新出發，需要的或許就是這份好奇。因為旅行留下來的，終究會從風景變成眼界，從相遇變成理解，再從理解長成下一段人生的力量。

最好的旅讀，是帶著思想出發，把看過的風景與故事裝進心裡，最後長成自己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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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的弓弦拉動，林修楷的音樂時而活潑，時而深沉。那些旋律裡，有十多年練習累積的技巧，也藏著一個視障孩子成長、求學、跌倒再站起來的生命經驗。

而這條路的開始，是一位曾經以為人生失去顏色的母親。

林修楷因早產造成視力障礙，母親袁秀玲回憶，第一次知道孩子可能看不見時，「真的覺得天都塌了」。幸運的是，修楷一歲多便接觸視障相關協會，開始接受早期療育，從語言、職能、肢體律動，到吃飯、拿筷子與生活自理，一項項練習。

老師教孩子，家長也跟著學。這段經歷讓袁秀玲逐漸看見孩子成長的可能。

「他已經看不清楚了，我更要讓他走出去。」

於是，她帶著修楷接觸珠算、律動、鋼琴與二胡，希望孩子擁有更多探索世界的方式。

被媽媽推去學二胡，卻成了人生方向

小學六年級時，因為媽媽喜歡二胡的聲音，修楷開始學習二胡。沒想到第一堂課後，他就喜歡上這件樂器。

當年一起上團體班的孩子陸續因升學、工作離開，修楷一路學了十多年，最後考進夢寐以求的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

二胡只有兩根弦，音準高度依靠聽覺、肌肉記憶與長時間練習。修楷遇到同樣具有視障經驗的老師，老師能將手勢、位置轉譯成方向、距離與身體感，幫助他建立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這份「理解」，後來成為修楷一路成長的重要力量。

考進臺藝大，真正的挑戰才開始

進入臺藝大後，第一堂合奏課便讓修楷感受到巨大壓力。

同學拿到樂譜便能排練，他必須先把樂譜轉成錄音，一段一段聽、記、背，再確認自己的進場位置。他看不見指揮的手勢，也必須找到另一套與樂團合作的方法。

「老師，我要聽到哪一個樂器才進來？」

「這裡我要聽你的呼吸嗎？」

有時聽琵琶，有時聽中胡，有時等待指揮吸氣的聲音。老師將一個個視覺訊號轉成聲音線索，修楷則把整個樂團慢慢「聽」進腦中。

挫折讓他哭過，也讓他更用力學習。

他開始主動找老師、同學求助。問完之後回去練，再帶著新的問題回來。原本求學階段成績經常落後的孩子，到了大學，樂理、音樂史等科目甚至能幫助同學。

袁秀玲看著兒子的轉變，更深刻體會教育的價值：進入一個環境、遇見不同的人與更高的標準，一個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

從二胡到咖啡，把限制轉化成方法

音樂之外，修楷還迷上手沖咖啡。

高中第一次喝到手沖咖啡，他發現咖啡裡原來有水果、花香與發酵等不同層次，從此開始研究。

學習虹吸咖啡時，一般人觀察水中的氣泡，他用耳朵聽水滾的聲音；別人看計時器，他利用長期音樂訓練培養的節奏感，在心中讀秒。水流、重量、手腕角度與攪拌速度，都逐漸形成自己的操作系統。

接受專業咖啡訓練後，他更開始思考如何把方法教給其他視障朋友，把「看這裡」轉換成「聽這個聲音」，把抽象的感覺變成可以理解的節奏、重量與動作。

曾經需要別人替他尋找方法的孩子，如今開始替別人尋找方法。

媽媽陪孩子長大，孩子也帶媽媽往前走

修楷成長的同時，袁秀玲的人生也悄悄改變。

當年接受視障者家長協會協助的家長，後來一路從參與者、監事、常務監事，到接下理事長職務。

一開始，她擔心自己不擅長上台與社交。反而是修楷鼓勵她：「沒什麼好怕的。」

二十多年前，是媽媽牽著孩子走進早療教室；二十多年後，是兒子推著媽媽走向新的舞台。

袁秀玲願意承擔理事長工作，源自一份感恩。她知道修楷一路走來，背後有老師、社工、志工、捐助者與許多社會資源共同支持。當自己有能力，她也希望把曾經得到的幫助傳下去，陪伴下一個正在摸索方向的家庭。

「後來我發現，是他在帶我」

2024年，林修楷在臺藝大舉辦個人畢業音樂會。

那個曾經需要媽媽陪著早療、上課、練習的孩子，如今可以自己搭火車、轉捷運、工作、演奏、教學生、學咖啡，甚至開始安排媽媽的行程。

袁秀玲說：「我後來才發現，好像不是我在帶他，是他在帶我。」

修楷也形容自己的成長：

「我不是用走的，也不是用跑的，我是連滾帶爬一路走過來。」

如今，他已經可以回頭，把一路上的跌跌撞撞說成故事，分享給同樣正在面對困難的人。

從早療、家庭陪伴、老師教導，到學校與社會資源，每一雙曾經伸出的手，都成為修楷成長的一部分。當他逐漸站穩，也開始把自己的經驗轉化成方法，分享給下一個需要的人。

袁秀玲也從接受協助的母親，走到服務其他視障家庭的位置。

母子兩人走的是不同的路，卻完成了同一件事：

把曾經收到的善意，繼續往下一個人傳遞。

因為一個友善的社會，就是當一個人需要幫助時，有人願意伸出手；當他有一天站穩了，也願意回過頭，再牽起另一雙手。

被接住的人，也可以成為接住別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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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醫診所，為什麼長期包場，邀請大家進電影院看生態紀錄片？

答案要從2015年的《老鷹想飛》說起。

康禾中醫創辦人蕭森華因朋友牽線，認識長期投入臺灣生態紀錄的梁皆得導演。看見導演花費多年追蹤猛禽、記錄環境變化，她與先生翁仁政醫師決定用實際行動支持。

「我心裡從來沒有『公益』兩個字，就是量力而為、隨緣而作。」

這份單純的起心動念，後來成為康禾延續超過十年的傳統。

把電影院搬進偏鄉

最早支持《老鷹想飛》時，康禾與友人合計包下20場，其中超過一半深入偏鄉。

為了讓沒有電影院的部落也能看見紀錄片，台灣猛禽研究會團隊準備大型行動銀幕，志工載著設備上山，一場場搭設，蕭森華幾乎場場參與。

有一次來到偏遠部落，居民拿著小板凳等待電影播放，像早年全村聚在一起看電視。一位媽媽告訴她：「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看過電影。」

孩子們坐在銀幕前目不轉睛的模樣，也讓蕭森華至今難忘，一場電影因此走得比戲院更遠。

從《老鷹想飛》、《沉睡的水下巨人》⋯⋯到《神木之島》，康禾持續支持臺灣生態紀錄片。早年有朋友聽見「紀錄片」就擔心無聊，如今熱門包場甚至出現二、三十人的候補名單。

電影成為觀眾的另一雙眼睛，因為多數人沒有機會深入森林、攀上巨木或潛入海底，紀錄片讓人看見平常抵達不了的地方，也看見臺灣山林、海洋與物種正在發生的改變。

生態保育，也是「治未病」

康禾執行長翁茂軒用中醫「治未病」的概念，解釋診所長期支持生態紀錄片的原因。

如果等到物種走向滅絕，再投入龐大資源復育，現實往往更加困難；人體也是如此，在疾病形成之前發現問題、調整生活，正是中醫長久以來重視的觀念。

「自然保育其實也是一種治未病。」

森林、水域、物種與人生活在同一套生態系統，中醫講究順應四季與節氣，而中草藥本身也來自土地。

蕭森華說：「我們提供給患者吃的中草藥，就是來自大自然。」

因此，支持生態保育也包含一份對土地的感恩。健康的土地孕育植物，完整的生態支持人的生活。康禾所理解的健康，也從一個人的身體逐漸延伸到整體環境。

走進診所，先讓心安定下來

這樣的健康觀，也藏在康禾的空間裡。

走進位於羅斯福路的診所，患者先換上室內鞋，再進入充滿原木、流水聲、音樂、書籍與植物的環境，「換鞋」是一個刻意留下的儀式。

翁茂軒說，亞洲人回家習慣換鞋，希望患者透過這個動作，感覺自己進入一個可以安心、自在的地方，這也是康禾「家的診所」理念。

蕭森華從小體弱多病，也曾害怕看醫生。後來參與診所設計，她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希望生病的人來到這裡，可以先減少一點焦慮，她甚至希望患者「敢照鏡子」。

因此，她把美感帶進醫療空間，也將陽光、空氣、水、陰陽五行，以及中文系背景所熟悉的東方美學融入其中。

診所使用大量再生木材，從早期民生社區搬遷到羅斯福路時，舊材料能繼續使用便留下來。目前空間裡有十多種木材，延續「再生」的概念。

陪伴康禾多年的大型魚缸，近年也改成生態缸，加入大量植栽。有些熟悉的患者看到枯葉，還會主動幫忙整理。

醫病關係在這些日常細節中，多了一層家的連結。有患者形容：「一走進來就放鬆，病好像先好了一半。」

從診間走向健康生態圈

康禾的健康理念也延伸到食療與日常生活，蕭森華認為，患者帶進診間的往往包含睡眠、飲食、情緒、壓力與生活習慣。康禾因此發展食補與日常調養，希望讓健康管理提前進入每一天。

這也讓電影包場、食療與中醫產生共同的脈絡，希望在問題變得嚴重以前，先看見、先理解、先行動。

從身體的「治未病」，走向環境的「治未病」，康禾逐漸形成自己的健康生態圈。

AI來了，康禾下一個40年怎麼走？

走過近40年，康禾也站在新的轉折點。

AI與數位科技快速進入醫療，翁茂軒坦言，中醫相對保守，面對時代變化，下一代的重要課題是延續珍貴傳統，同時找到新的方法，康禾也開始思考科技與AI能扮演的角色。

未來，AI可以協助整理資訊、改善流程、累積健康資料，甚至進一步支援長期健康管理；而康禾40年累積的臨床經驗與健康觀，也有機會透過科技被整理、保存與傳承。

曾有人問翁茂軒，既然電影包場需要經費，為什麼不把錢拿去做廣告，直接增加診所營收？

他的回答呈現了康禾的價值選擇：企業的每一個決策，都可以有不同於營收的衡量方式，這也成為康禾走向AI時代的重要提醒。

科技能提高效率，AI能分析更多資料，而醫療最終面對的，仍是一個有情緒、有故事、有恐懼，也期待被理解的人。

康禾下一個40年的挑戰，也許正是如何讓科技承接複雜的資訊，把更多時間留給醫師與患者。

從一間書房起步，到充滿木頭、植物與流水聲的「家的診所」；從一帖中藥走向食療，從照顧患者走進偏鄉播放紀錄片，如今再走向AI時代。

40年來，康禾不斷擴大「健康」的邊界。

一個人的身體、一棵神木、一片海洋、一隻猛禽，以及我們共同生活的土地，都存在同一個生命系統裡。

真正的「治未病」，是在失衡發生以前，能夠多看見一點、多理解一點，也早一點開始照顧。

而這，或許就是康禾下一個40年，最值得被科技延續的人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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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禾中醫診所

過去，一名工程師處理 Bug，可能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天查資料、追程式碼、反覆測試；現在，AI 能快速找出錯誤、提出修正方向，甚至直接產出程式碼。對企業而言，這場變化帶來的影響，已從效率提升走向工作方法的重組。

巷導科技創辦人 Andy 觀察，公司導入 AI 後，工程開發效率約提升五倍，部分工作甚至可達五到十倍。原本一週才能完成的進度，如今可能幾天內完成。產品推版頻率也大幅增加，團隊一天更新一到兩次，最高曾一天推版四次。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內容也開始重新分配。

巷導科技成立 AI Team，希望打造「AI 員工」，其中一項應用，就是讓 AI 協助處理耗時的 Debug 工作。目前 AI 工程師已實際投入工作，一個月內處理超過百件 Bug。

團隊也從實作中發現：AI 執行速度很快，成果品質高度取決於「問題是否說清楚」。

所以，如果 Bug 描述模糊，AI 很容易朝錯誤方向修正。於是團隊進一步設計 AI PM，先協助釐清問題，再把任務交給 AI 工程師。

AI PM 釐清問題、AI 工程師執行、人類 QA 驗證。這套流程呈現出 AI 時代的重要轉變：

如果「把事情做出來」愈來愈快，「知道該做什麼」就愈來愈重要。

這個概念也適用於一般工作者，寫簡報、整理會議紀錄、搜尋資料、製作表格，許多過去耗費大量時間的工作，都能透過 AI 加速。重複性工作逐漸交給機器，人可以把更多時間放在判斷、選擇、創意與理解問題。

指揮 AI，還是依賴 AI？

Andy 將 AI 使用者區分為兩種狀態：

第一種是「指揮 AI」。

自己理解問題、知道方向，也有能力判斷答案，AI 負責加速執行。就像一名經驗豐富的主管，把工作交給速度極快的助理。

第二種是「依賴 AI」。

遇到問題便請 AI 提供方向，再依照答案執行，自己的專業判斷逐漸減少。

所有人都能使用相同的 AI 工具，拉開差距的將是經驗、知識、提問能力與判斷力。

這也帶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AI 加快工作的同時，也縮短了學習發生的過程。

過去工程師花兩天解一個 Bug，過程中查資料、測試、失敗、重來，經驗因此累積。現在 AI 幾分鐘便能提出答案，人很快完成任務，也更需要主動理解背後原理。

因此，Andy 特別強調「刻意學習」。

未來，一名工作十年的資深員工與剛畢業的新人，都可能使用相同的 AI。資深者真正的優勢，來自十年間累積的專業深度，以及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判斷。

這種能力愈來愈接近「管理者能力」，而管理者的價值，在於設定方向、拆解問題、分配資源、判斷成果。未來，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某種形式的 AI Manager，身邊有 AI 幫忙寫文字、整理資料、分析資訊、寫程式，而人負責決定方向與確認品質。

AI 讓工作的瓶頸移動了

巷導科技導入 AI 後，出現一個有趣現象：工程師開始主動詢問主管，「接下來還有什麼可以做？」

原本規劃一季的工作提前完成，壓力開始轉移到產品規劃與管理端。開發速度提高後，決策、規劃與組織流程也必須同步加快。

工作的瓶頸因此移動了，過去可能卡在執行，未來更容易卡在決策；過去花時間搜尋資料，未來更需要判斷資料；過去工程師忙著寫程式，未來更重要的是理解使用者需要什麼，這也讓「理解人」成為科技公司愈來愈重要的能力。

Andy 對好產品有一個想像：使用者還沒開口，系統就已經理解他可能需要什麼。

例如，我們在街上打開房屋 App，很可能想知道附近房價與物件。巷導會依照所在地直接呈現周邊資訊，省去一連串搜尋與設定。

背後真正困難的，是判斷使用者此刻的意圖。他為什麼打開 App？想買房、租房，還是單純想了解附近行情？系統猜錯時，又該如何讓使用者快速找到真正需要的資訊？

AI 可以快速執行已經明確的需求，而產品團隊則把更多時間放在理解人的需求與情境。所以科技愈進步，理解人的能力愈珍貴。

從網路原生、手機原生，到 AI 原生

這場變化也正在進入家庭，身為三個孩子的父親，Andy 很早便讓孩子接觸手機與 AI，希望在孩子仍願意接受父母引導的階段，陪他們建立使用習慣與判斷能力。

從網路原生、手機原生到 AI 原生，每一代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科技環境。未來的 AI 助理，很可能像今天的手機一樣自然地存在於生活中。

孩子需要學習的，也將從「怎麼使用工具」進一步走向「怎麼與 AI 相處」：哪些事情可以交給 AI、哪些答案需要查證、哪些資料應該保護，以及哪些決定需要自己負責。

企業面對的課題其實相似，Andy 認為，目前正處於 AI 的「彎道超車期」。就像電腦、網路與智慧型手機剛普及時，率先掌握新工具的人曾取得一段時間的優勢；但是當工具全面普及，使用能力就會成為基本門檻。

所以能持續累積的，仍然是人的專業、經驗與判斷。

AI 替我們省下時間之後呢？

AI 帶來五倍、十倍的效率，也帶來另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省下來的時間，最後去了哪裡？

如果一天原本完成五件事，AI 讓我們可以完成二十五件事，人可能因此承擔更多工作。巷導科技的員工也出現另一種壓力：當工具變快，開始覺得自己應該「更快、更好、做更多」。

這正是 AI 時代新的生活課題，科技可以幫工程師減少 Debug 的時間，讓 PM 更專注理解使用者，讓工作者少做重複性的事。這些被釋放出來的時間，能否重新投入學習、創造、思考、陪伴與生活，決定了效率提升最終帶來的意義。

程式裡的 Bug，可以找到錯誤的那一行；人生的卡頓，往往需要重新檢視自己的選擇。

AI 說：

「怎麼做得更快？」

而我們更該思考：

「快下來之後，我們想把時間留給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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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導

每天醒來，我們滑開手機，看見別人的生活、成就與掌聲，也開始檢視自己的工作、家庭與人生。如果比較成為日常，自我懷疑便也悄悄累積。有人困在家庭關係裡，有人承受職場壓力，有人因社群媒體的數字，逐漸失去對自己的信心。

英國臨床心理學家茱莉．史密斯在《寫給生命困境的解答之書》中，整理多年臨床經驗，將人們最常遇見的心理困境，轉化成一套能立即運用的生活工具。這本書談的不只是心理健康，更是一種面對人生的方法。

全書圍繞三個主題：與他人的關係、與自己的衝突，以及情緒管理。從父母、伴侶、朋友、社群媒體，到自我懷疑、拖延、憤怒、悲傷與恐懼，每一個章節都回到同一個核心：當生命遇到困境時，我們如何照顧自己。

蔡士瑋老師分享母親曾對他說：「童年的一些問題或許來自父母，如今問題留在你的生命裡，仍需要由你自己面對。」這句話點出心理成長的重要關鍵。理解傷害的來源固然重要，但能改變人生的力量，來自願意開始照顧自己。

因此，作者討論家庭、職場或人際關係時，焦點始終放在閱讀者身上。當父母否定你，如何安頓自己的情緒；當主管提出不合理要求，如何建立健康界線；當社群媒體帶來焦慮，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價值。

書中最實用的設計，是每一章都有「困境中的即時工具箱」，提供可以立刻實踐的方法。當人生失去方向，可以先完成一件小事；當情緒低落，可以透過運動、整理環境或幫助他人，重新建立行動感；當陷入自我否定，也能重新整理照片、作品與人生歷程，看見一路走來累積的努力與成長。

這些方法看似簡單，卻符合心理學的重要原理：恢復行動，才能逐步恢復信心。

蔡士瑋老師提到，這本書讓他想到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理解一個道理只是開始，真正的改變來自每天願意去做。學會建立界線、減少比較、適時求助，都是需要反覆練習的生活能力。

《寫給生命困境的解答之書》並未替讀者解決人生所有問題，而是陪伴讀者找到重新站起來的方法。父母、朋友、心理師都能陪伴我們走過一段路，而真正能陪伴自己一生的人，始終是自己。

當我們願意理解情緒、照顧自己、採取行動，每一次微小的改變，都會累積成面對人生的力量。

心理韌性不是永遠不受傷，而是在每一次跌倒之後，都知道如何把自己慢慢扶起來。

喜歡蔡老師的哲學課嗎？歡迎加入「延異工作坊」！ : （第一則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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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許多年輕人剛離開校園，摸索第一份工作，也開始思考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蔡東霖的23歲，有幾個彼此交會的身分：視障者、廣播主持人、傳播人，以及剛踏入職場的社工。這些經歷最後都走向理解人，也讓更多人的故事被理解。

視障第三代，這就是他的日常

蔡東霖是先天遺傳性視障者，父母與外祖父母都是視障者，他笑稱自己是家中的「視障第三代」。

目前他的右眼僅剩光覺，左眼視力約0.02。他形容自己的視界，像高度近視的人摘下眼鏡，也像沒有對焦的相機，看得見較大的物體，細節則是一片模糊。

從小在視障家庭與生活圈中成長，他很自然地學習如何與障礙共處。這段成長經驗，也讓他很早開始思考：

「障礙者真的只能是受助者嗎？」

國中開始，他接觸社福單位並投入志工服務。聚餐時協助全盲長輩夾菜，活動中主動幫忙，生活裡一件件微小的行動，讓他逐漸發現自己也擁有給予的能力。

「我喜歡助人，也發現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

這份體會，慢慢把他帶向社會工作。

傳播與社工，兩條路走成一條路

蔡東霖原本希望就讀社工系，最後進入慈濟大學傳播系。他決定保留對社工的熱情，以雙主修方式同時完成兩個專業。

課程量、報告與時間安排帶來很大壓力，視覺限制也增加教材閱讀與學習的難度。他仍選擇走下去，因為他發現，傳播與社工其實可以互相支援。

社工讓他接觸人的故事、社會議題與制度現場，傳播讓這些故事有機會進入公共空間。

他將社工視為未來主要的專業方向，傳播則是一種媒介，把需要被理解的人與議題送到更多人面前。

這個原本沒有預期的人生安排，後來也成為他進入職場的重要能力。

用廣播，讓障礙議題進入日常

大學期間，蔡東霖進入校園實習電台，提出製作視障相關節目的想法，後來獲得教育廣播電台共播，一做就是三年。

節目最初聚焦視覺障礙，逐漸擴展到整個身心障礙領域，談生命故事，也談福利政策、公約、去機構化與社會參與。

他想處理的是一個生活中很常見的距離：我們可能在捷運站遇見拿著白手杖的人，也可能在工作與社區裡遇見不同障礙者，彼此之間仍缺少真正的理解。

廣播成為縮短距離的方法。

蔡東霖也常以幽默談自己的視障，朋友騎車累了，他會開玩笑說：「下來，換我騎。」有人問視障生活，他也樂於用輕鬆的方式回應。

幽默讓障礙議題回到日常，也讓人更願意靠近、提問與理解。

「我希望你自己找到答案」

蔡東霖主持節目時，喜歡提出問題。

「照顧者難道就不需要被照顧嗎？」

「障礙者只能是接受幫助的人嗎？」

他會接著放入故事、案例與政策背景，留下思考空間。他認為，接收到的內容是資訊，經過自己的思考與理解，才可能轉化成知識。

三年的廣播訓練，也意外成為他現在的社工能力。

主持需要提問、聆聽、整理脈絡；社工會談同樣需要從一個人的敘述中，理解真正的需求。

蔡東霖說：

「要先懂得問問題，你才知道你要聽什麼。」

從麥克風前到社工會談室，看似不同的兩種工作，其實都從好好聽一個人說話開始。

當視障者成為視障者的社工

畢業後，蔡東霖進入伊甸基金會新北市視障服務單位，正式成為社工。

面對視障服務對象，他多了一層來自生命經驗的理解。

當有人面臨外出與定向行動的困難，他會問：「你會不會好奇，我每天怎麼來辦公室？以前又怎麼去大學上課？」

再從自己的經驗，慢慢帶入定向行動訓練與相關資源。

有些中途失明者因為生活巨變，長時間沒有走出家門。這時候，一名同樣視障、能夠工作、主持節目、搭車上班並服務別人的年輕人站在眼前，本身就是一種可能性的呈現。

東霖形容：

「用生命影響生命，用故事影響故事，用人影響人。」

對他而言，助人可以從很小的地方開始。一句話、一段故事、一次陪伴，只要讓另一個生命產生改變，就具有意義。

好好寫下人生每一段故事

23歲的蔡東霖，仍在摸索社工與傳播可以如何繼續交會。

他相信，媒體會改變，人的生活方式也會改變。傳播人需要理解新的媒介，社工則需要理解不同時代裡的人。

他把人生比喻成一套逐漸展開的劇本，當初沒有走進原本最想讀的社工系，意外進入傳播領域；幾年之後，廣播主持累積的提問、聆聽與說故事能力，又回到他的社工工作裡。

對未來，他給自己一個很簡單的目標：

「好好寫好人生當中每一個環節的故事。」

從接受幫助，到發現自己也能幫助別人；從聽見自己的聲音，到讓更多人的故事被聽見。

東霖正在用23歲的人生，回答曾經問過自己的那個問題：

障礙者能夠成為給予的人，也能以自己的專業與生命經驗，陪另一個人找到走出去的力量。

蔡東霖

是一位視障者，也是一名廣播主持人，目前是職場新鮮人，在伊甸基金會新北市的視障服務單位擔任社工。

畢業於慈濟大學，主修傳播，同時雙主修社會工作。從傳播、廣播到社工，他一路累積不同領域的學習與實務經驗，也讓「聲音、溝通與助人」成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幾個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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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快速改變工作方式，企業開始導入AI代理人、自動化流程與智慧決策，許多原本需要數小時完成的工作，如今只要幾分鐘便能處理。科技帶來的不只是效率，更重新定義了人們對財富與幸福的想像。

《有錢人的幸福和你想的不一樣》正好回應了這個時代的重要課題。作者長期與美國頂尖企業家、投資人及高資產人士共事，透過三十年的近身觀察，整理出成功人士共同的人生智慧。作者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金錢的價值，在於幫助人活出想要的人生。

書中談的是財富，更談選擇；談的是成功，更關心幸福。

節目中，也從這本書延伸出一個重要觀察：富有是資產，富足是一種生活狀態。

Zoy分享，英文中的 abundance 更貼近「富足」的意涵。除了收入與資產，我們是否擁有時間、自主權、健康、人際關係與內心平靜，同樣是構成幸福的重要元素。

金錢能解決生活中的許多問題，也能降低焦慮，但改變生活品質的，是如何運用金錢。

Zoy舉例，將居家清潔交給專業人員，換回的是數小時能陪伴家人、閱讀、休息或享受午後時光的自由。花出去的是費用，得到的是無法複製的時間。

這也是本書反覆提醒讀者的核心觀念：把金錢轉換成自己真正重視的人生。

節目中也談到，多數頂尖企業家即使累積可觀財富，依然每天投入工作。他們工作的動力，來自創造價值、實踐理念與解決問題。金錢成為完成目標的工具，也成為擴大影響力的資源。

工作承載的是使命感，成就感便來自改變，而非數字。

Zoy也分享自己的職涯轉變，初入職場時，希望快速成長、證明能力；成為管理者後，開始思考如何帶領團隊、培養人才，以及做出對企業長遠發展有利的決策。

每一項決策，都牽動員工與家庭的未來。因此，管理者最大的壓力來自責任，最大的滿足則來自團隊共同成長？這份成就感，早已超越薪資本身。

AI的普及，讓這本書有了新的時代意義。AI能整理資料、分析資訊、完成行政流程，人類便能獲得更多可自由運用的時間。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如何使用這些時間。

有人投入學習，有人陪伴家人，有人創作、旅行、運動，也有人投入公益與社會服務。科技創造效率，幸福則來自選擇。

未來的競爭，不是誰的工作時數能更久，而是誰更懂得善用科技、管理時間，並把有限的人生投入重要的事情。

《有錢人的幸福和你想的不一樣》沒有提供快速致富的方法，而是邀請讀者思考，努力工作的目的，是讓人生擁有更多可能。

AI正在改變工作的方式，財富也正在改變定義。真正的富有，是擁有安排人生的能力；真正的幸福，是把時間留給值得珍惜的人事物，把資源化為價值，把成就轉化為影響力。

金錢成為工具、科技成為助力，人便能把更多心力放在陪伴、創造、學習與貢獻。這份富足，不只改變自己，也能為家庭、企業與社會帶來更長遠的正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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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什麼聲音，可以代表臺灣？」

跨域長笛家蔡佳芬花了二十多年，從紐約一路走回坪林、石碇的茶山，尋找自己的答案。

蔡佳芬曾在耶魯大學接受西方古典音樂訓練，之後赴紐約市立大學攻讀博士。2001年抵達紐約不久，便遇上911事件。身在異鄉，讓她更強烈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身分。當不同國家的同學談起家鄉音樂時，有人問她：「臺灣的音樂是什麼？」

她曾拿張惠妹、孫燕姿的作品與同學分享，對方卻問：「除了唱中文之外，臺灣音樂本身有什麼特色？」

這個問題留在她心中，也成為日後尋找「臺灣音樂DNA」的起點。

從世界音樂，重新認識自己的土地

蔡佳芬發現，西方古典音樂本就與地方文化緊密相連。巴哈運用各地舞曲形式，民族樂派作曲家將土地與國族情感寫進作品；德布西受到印尼甘美朗音樂啟發，也開展出新的音樂語言。

她開始思考：臺灣自己的音樂密碼在哪裡？

回臺後，她參與音樂數位典藏工作，整理許常惠等前輩早年採集的原住民族音樂，也曾赴帛琉進行田野調查。

有一次，她聽見一首長達數分鐘的古謠，耆老告訴她：「這是我們家的族譜。」

另一首歌曲則是父親傳給準備出海的兒子，這首歌的節奏必須精準記住，因為當海浪律動與歌曲速度相符，漁民就能依照歌詞判斷航行方向。音樂在當地人的生活裡，同時承擔歷史、導航、教育與記憶。

這段經驗讓蔡佳芬理解，音樂可以直接長在生活裡。

三十秒的歌，打開十多年的田野路

多年後，一次坪林採茶與社區交流，讓她遇見了相褒歌。

當地希望她協助發展「屬於坪林自己的音樂」，她便帶著學生進行田野調查。學生最初找不到代表性的地方音樂，直到一位阿姨吃飯時隨口唱了幾句，另一位阿嬤拿出地方歌謠採集資料。

蔡佳芬順著線索追查，接觸長期在北臺灣茶區採集相褒歌的林金城，也逐漸意識到：這或許就是她尋找多年的臺灣音樂DNA。

相褒歌常見七字一句、四句成篇，講究押韻與即興。一個人唱完，另一個人必須接唱。採茶、戀愛、玩笑、生活事件與心情，都能成為歌詞。

蔡佳芬形容，相褒歌像過去人的「Facebook」；學生則說它很像Rap，因為同樣需要即興、押韻與接招。

它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回應」。

唱歌的人必須先理解對方，才能將情緒、意思與自己的生活經驗唱回去。歌聲因此成為茶山裡的人際交流，也保存了地方語言與生活記憶。

如果一百多個孩子，只有兩人聽過？

文化傳承的急迫感，出現在蔡佳芬走進坪林校園之後。

她曾問一百多位學生：「有沒有聽過相褒歌？」

只有兩個孩子舉手。

會唱相褒歌的耆老多已高齡，文化仍留在土地上，年輕世代卻逐漸失去接觸的機會。

蔡佳芬與學校合作，把文化傳承變成一份暑假作業。請孩子回家問阿公阿嬤，有沒有聽過相褒歌，有機會就用手機錄下來。

孩子開始向長輩提問，地方記憶也重新進入家庭對話。

十多年後，當她再走進坪林，許多居民已經會主動說：「相褒歌是我們的國寶。」

讓文化從記憶走進制度

推廣過程中，蔡佳芬逐漸發現文化要延續，需要教育、制度與長期資源支持。

2017年，她向新北市政府提報相褒歌及重要耆老。之後她曾擔任新北市文化局長，也因此更深入理解文化治理、政策與資源配置的運作。

2023年，相褒歌正式登錄為口述傳統文化資產，陳好夫、高羅珠被認定為保存者。

時間仍持續前進，高羅珠於2025年底辭世，此後她的歌聲只能透過既有影音保存。

一位耆老離開，帶走的可能包括腔調、生活經驗、地方知識，以及一整個世代理解世界的方法。

文化保存，也因此成為與時間並行的工作。

《歌語山間》：讓下一代有方法學會

2025年，蔡佳芬將長年採集與分析成果整理成《歌語山間》，內容包括五線譜、簡譜、臺語漢字、臺羅拼音、注釋與耆老錄音。

她從大量曲目中整理出相褒歌的音樂邏輯，包括七字一句、四句成篇、三音音階，以及臺語聲調與旋律之間的關係。

樂譜讓相褒歌有了更多傳播入口，音樂老師可以教，學生可以學，作曲家可以重新創作，國際音樂家也能藉由共同的譜記系統理解這項臺灣文化。

2026年的教師工作坊中，臺語與音樂教師經過培訓後，開始具備教學能力。當老師能把相褒歌帶進數個班級，文化傳承便從少數耆老與研究者，逐漸擴散到成千上萬名學生。

傳統再次進入當代

如今，相褒歌的元素已經進入Hip-hop、Rap、電子音樂、流行音樂與古典創作。

曾有外國電子音樂人來臺尋找具地方特色的聲音，蔡佳芬便帶他到坪林採錄阿嬤的歌聲，再轉化進新的作品。

這與她多年來推動流行音樂、唱片產業與電子音樂進入大學教育的理念一致：文化要延續，需要持續被使用、被理解，也被新的世代重新創作。

她曾在坪林一位近百歲長者家中，看見早年的相褒歌唱片，而且還曾再版。這意味著今天被視為傳統的歌聲，在某個年代，也曾經走進唱片市場與大眾生活。

蔡佳芬說：「現在的流行，就是未來的經典。」

二十多年前，她在紐約被問：「臺灣的音樂是什麼？」

如今，她已經從國際舞台、數位典藏、音樂教育、文化行政一路走進茶山。

她找到的答案，存在相褒歌的節奏、語言、茶香與人情裡，也存在我們唱出一句之後，另一個人願意回應的關係裡。

臺灣音樂的DNA，就藏在這些生活曾經發出的聲音中；而文化真正的延續，是下一個世代仍願意把它唱下去。

蔡佳芬

跨域長笛家，耶魯大學長笛演奏碩士，紐約市立大學音樂藝術博士，現為臺大創新設計學院與真理大學應用音樂學系兼任副教授，同時為臺灣相褒歌學會理事長、嶼光三重奏團長，及台灣耶魯室內樂團藝術總監，並經常獲邀擔任公私部門評委與講師。曾獲多項長笛競賽第一，於台日美主要音樂廳演出，出版樂譜專輯《就愛吹長笛》、《東西謠想新臺風》等。致力「臺灣音樂DNA」-相褒歌的傳承與創新，編著世界第一本相褒歌樂譜集《歌語山間》，《褒種茶》入圍2018年傳藝類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常為國內外作曲家發表新作首演，受邀講座、評審及發表論文，為臺灣首位將流行音樂電音專題課程帶入大學校園者。擔任《新北市相褒歌保存暨維護》與《臺灣相褒歌採集出版》計畫主持人，永齡基金會《女力計畫》顧問，響應社會公益推動。參與或主持的計畫有《原音之美》、《南島語族音樂數位博物館》、《音樂產業人才培育計畫》、《食養農創》、《大學Plus》計畫。曾任新北市文化局長，以「建構新北學」的願景發展大河、茶業與礦業三大文化，推動「大博物館時代」與「新北博」品牌，促進公私館舍協力並啟動修復多所歷史建築與文化路徑、規劃「礦山藝術節」及改版「新北文化季刊」等，榮獲多項公共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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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台南一名男子涉嫌虐待家中貓咪，甚至將相關影片放上網路。動保單位接獲通報後，會同警方前往處理，將屋內犬貓扣留安置。事件曝光後，再一次引起社會對動物虐待的討論。

同樣是一隻貓，有人把痛苦加在牠身上；有人看見了，卻決定多做一點事情協助牠。

新出版的繪本《貓什麼都知道》，說的也是一隻曾經遭到人類傷害，最後卻又被一群人接住的貓。

牠叫勘吉

而牠的一生，也許比我們想像中更懂得「人」。

一隻貓，是怎麼被一群陌生人救下來的？

勘吉原本是一隻生活在臺中大甲街頭的流浪貓，被發現時，牠的背部有大面積燙傷，傷勢嚴重到穿孔見骨，皮膚與肌肉受到嚴重破壞。

最早發現牠的是一名放學的學生，那個孩子不知道怎麼救一隻傷成這樣的貓，唯一想到的方法，是把訊息放上網路求救。

文章被臺北一名關心貓咪救援的人看到，再轉給臺中的斗篷貓救援協會。協會的人帶著誘捕籠前往現場，卻怎麼也找不到勘吉。

途中，他們遇見一位長期餵養當地浪貓的阿伯，於是協會把誘捕籠留下來。

幾天後，阿伯傳來消息：

找到了。

協會接手、獸醫治療、一次又一次清創與植皮，最後，又有人願意支付醫療費，把牠接回家。

回頭看這段故事，很難說究竟是誰救了勘吉。

因為答案是每一個人，少了發文的學生，訊息不會出去；少了看到文章的人，訊息不會被轉到臺中；少了協會、餵貓的阿伯、獸醫、捐款者與後來的領養者Jennifer，其中任何一環斷掉，今天我們可能都不會知道有一隻叫做勘吉的貓。

這也是《貓什麼都知道》最讓我感動的地方，它談的其實是非常強大的社會力量。

你不必成為英雄，才能救一條生命。只要，你願意成為某中一環。

勘吉接受第一次傷口清創時，痛得全身不斷發抖。

但牠沒有攻擊醫療人員，沒有咬，也沒有抓。

吉貓寓所的Jennifer形容，勘吉似乎一直都知道。

牠知道有人曾經傷害牠，也知道眼前這些人正在幫助牠。

我們總習慣以人的角度想：

「牠懂嗎？」

「牠知道我們愛牠嗎？」

「動物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可是讀完勘吉的故事，問題也許應該反過來。

我們真的知道牠們知道什麼嗎？

勘吉後來被接到臺北，一開始依然會哈氣、躲藏。

Jennifer沒有急著抱牠，也沒有因為「我是救你的人」就要求牠親近自己。

大家讓牠自己決定距離，想靠近就靠近，想躲起來就躲起來。

慢慢地，勘吉開始磨蹭、撒嬌、等門，也會跳上同事的辦公桌。

有一次，同事正在電腦上做測驗，題目才寫到四分之三，勘吉走過鍵盤，直接踩下 Enter。

牠還會喝魚缸裡的水，咬辦公室植物，偷喝同事馬克杯裡的水。

這些聽起來有點好笑的日常，其實才是整個故事最動人的部分。

因為牠不只是「被救過的動物」，而是有一天，牠終於可以重新只當一隻普通的貓。

2026年，行政院通過《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包括提高棄養相關罰鍰，並加重虐待動物的刑責；修法同時也強調飼主責任、收容管理及寵物產業管理。

法律當然重要，因為社會需要為傷害生命畫出清楚界線。

領養是一份可能長達十幾年的承諾，所以想領養一隻貓以前，最好先認識牠。

每隻流浪動物都有不同的歷史，有些貓很快就能進入家庭，有些可能一輩子都保持距離。

Jennifer甚至聽過一位領養者，從把貓帶回家一直到牠離開，幾乎都沒有真正摸到牠。

這隻貓只會在吃飯時出現，吃完又躲起來，但這位領養者仍然照顧牠到最後。

這大概就是領養最成熟的樣子，愛一個生命，並不是：

「我對你這麼好，你為什麼不親近我？」

而是：

「即使你永遠沒有辦法用我期待的方式愛我，我還是願意讓你平安地過完一生。」

《貓什麼都知道》雖然以繪本形式出版，製作團隊卻刻意沒有加上注音。

因為他們心裡知道，這本書，其實也是寫給大人的。

孩子看到的，也許是一隻橘白色的貓。

大人看到的，可能是傷害、信任、陪伴、老去與告別。

親子共讀，也許就成了一堂「正確理解生命」的課。

所以如果有一天，孩子在街角看到一隻受傷的貓，他也許會想起勘吉。

他未必知道怎麼抓貓，不一定有能力支付醫療費，也不一定能把牠帶回家。

可是孩子可告訴另一個人，打電話、上網求助、把訊息傳出去，就像當年那一名看到勘吉的學生。

那一刻，他已經成為善的循環裡的一環。

貓什麼都知道，而我們呢？

Jennifer說：

「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正確地理解，跟善良地對待。」

我很喜歡「正確理解」這四個字，因為真正的善良，需要理解作為前提。

理解一隻貓為什麼躲起來，理解一隻狗為什麼害怕，理解年老動物為什麼開始走得慢，理解一個受過傷的生命，需要比別人更長的時間重新相信世界。

這本書最後留下來的，也許不只是勘吉的故事。

它留下一個問題給我們：

當下一個生命出現在我們面前時，

我們會走過去？

還是願意停一下？

或許，我們沒有能力完成整場救援。

可是只要願意多看一眼、多傳一個訊息、多伸一次手，

就有可能成為某個生命故事裡，

那個不能少掉的一環。

勘吉曾經被人類傷害。

最後，牠還是重新走向人。

《貓什麼都知道》，一隻受過傷的貓，仍然願意再相信我們一次。而我們要做的，是讓這份相信更值得。

勘吉的新聞，請搜尋「大甲、受虐貓、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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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每個星期準時到據點上「生命故事書」的課程。他回想童年、父母、戰爭年代、從大陸來臺的經歷，以及如何建立家庭、陪伴孩子長大。他一邊說、一邊把散落在記憶裡的人生，慢慢放進自己的生命故事書𥚃。

胡翠蓮老師常坐在他身旁說：「爺爺，你慢慢說，我幫你寫起來。」

到了課程接近尾聲，老先生卻沒有再出現在教室。他的女兒帶來消息：「蓮子老師，我爸爸往生了。」

老先生最後關於「夢想」的一頁雖然還未完成，但翠蓮老師依照前幾週聽見的故事，替他整理成冊。女兒抱著這本父親的生命故事書，一頁一頁翻著，眼淚也跟著落下。

她告訴老師，爸爸參加課程後，每天都期待著寫故事、準備作品、回想過去，原本平靜的晚年生活，忽然有了新的目標與期待。而這份期待，也成為家人記憶的光。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值得說的故事

胡翠蓮人稱「蓮子老師」，曾長期投入幼兒教育，也是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培訓帶領人。約八年前，她開始接觸生命故事書，從志工、陪伴者一路接受培訓，成為生命繪本種子老師。

許多長者第一次來，總會說：「我這一生很普通啦，有什麼好寫的？」

蓮子老師便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

「你的名字是誰取的？」

有人想起父親取名的故事，有人說起乳名，有人想到小時候被同學取的綽號。一個名字，就可能打開幾十年前的家庭記憶。

接著談家鄉、家庭、童年、求學、愛情、工作，最後來到夢想。一段段往事重新被說起，人生的輪廓也慢慢清晰。

用雙手，把記憶重新找回來

生命故事書結合許多藝術創作，談家庭，長者用手印做成家族樹；談童年，用彩繪畫出冰棒、跳房子與兒時玩伴；談求學，用雜誌拼貼青春記憶；談工作，以刮畫呈現自己的職涯。

有位奶奶手作到「工作」這一頁時，有些為難地說：「我沒有出去工作過，不知道要畫什麼。」

蓮子老師問她：「妳每天幫家人煮飯嗎？家裡是不是都由妳照顧？」

奶奶點點頭，於是，她畫了一間廚房、一條象徵年年有餘的魚，還有一盤荷包蛋。原本不知道怎麼下筆的一頁，慢慢豐富了起來。奶奶也重新看見，自己照顧家庭的歲月，同樣值得被記住。

有些記憶，等了幾十年才被聽見

生命故事裡，也藏著眼淚。一位八十歲左右的奶奶談起童年，想起戰爭年代的轟炸。飛機飛過天空，大人帶著孩子奔向防空洞，那些畫面隔了幾十年依然清晰。

創作時，她做了一個防空洞，又請老師幫忙畫一架飛機。畫著畫著，奶奶哭了。蓮子老師坐在身旁，陪她慢慢哭，也陪她慢慢說。

生命故事的陪伴，需要傾聽、同理與耐心。有人願意坐在身旁，一段收藏多年的往事終於有機會完整說完，曾經的悲傷也多了一個安放的位置。

孫女開始認識「成為奶奶以前的奶奶」

曾有一位大學生陪奶奶來上課，剛開始，女孩只是坐在一旁陪同。隨著一週週聽奶奶談童年、家庭、愛情與人生，她開始主動幫忙記錄，也開始問更多問題。

課程結束後，奶奶開心地告訴翠蓮老師：「我現在跟孫女很好，我們會一起喝咖啡、一起逛街，她還會問我好多事情。」

我們熟悉爸爸媽媽成為父母後的樣子，也熟悉阿公阿嬤白髮蒼蒼的模樣。但透過生命故事，另一個年輕的他們也慢慢出現在眼前。

原來奶奶也曾有喜歡的人，爺爺也曾對未來徬徨，媽媽也曾是懷抱夢想的少女。故事被說出來，世代之間便多了一座理解彼此的橋樑。

趁父母還能回答，多問一些問題

節目談到父親時，主持人心怡想起已離世的爸爸。有些父親曾經說過的話，如今只剩模糊片段；一些家庭往事，也很難再拼湊完整。

如果當時留下了一本生命故事書，想念爸爸時，或許就能翻開它，看看父親童年的模樣、年輕時的夢，以及成為「爸爸」以前，他曾經走過怎樣的人生。

其實，家庭的生命故事可以從一張照片開始。

「這張照片在哪裡拍的？」

「旁邊的人是誰？」

「你那時候幾歲？」

「你跟媽媽是怎麼認識的？」

「這輩子最開心的一件事是什麼？」

一張老照片，可能換來一整個下午的故事。

人生最後一章，寫的是夢想

生命故事書最後一個主題叫「夢想」，有人想再旅行一次，有人想學一件新事物，有人希望與家人留下更多回憶。七十歲、八十歲，依然可以問自己：「接下來，我還想完成什麼？」

回頭看見自己一路走來的足跡，再抬頭看看前方還有哪些風景，這也是生命故事書最溫暖的地方。

翠蓮老師說，每個人都像不同的花，有自己的季節，也有自己的生命故事。

或許這個週末，找出家裡那本很久沒翻開的相簿，坐到爸爸媽媽、阿公阿嬤身旁，選一張照片，輕輕問一句：

「這一天，發生了什麼故事？」

然後，留一點時間，好好聽他說。

那些被記住的童年、愛情、辛苦、夢想與笑聲，終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家庭最溫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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