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陽老師初聞王拓之名，最初來自政論雜誌。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創刊號刊出他的〈論水滸的「官逼民反」並評宋江的領導路線〉。那是一九七年代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開端，王拓的這篇評論擲地有聲，論述邏輯清楚，儼然為當年的黨外運動提供了反對有理的正當性。次年八月，他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時，老師在香草山書店購得此書，他以漁村八斗子為背景寫的短篇，對於小說中表現的台灣鄉土事物，特別感到親切，也才真正感受到他作為小說家的細膩筆調和人道關懷。當時老師還是大三學生，對於王拓的能論又能寫，自是相當欽佩。

回頭重讀王拓當年的讜論，已可了解他的文學觀具有濃厚的左派觀點。他肯定鄉土文學，但也指出鄉土文學不應侷限於農村，還應包括描繪都市生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應以「現實主義文學」取代「鄉土文學」之名。從七零年代的「鄉土文學」到八零年代中期底定的「台灣文學」正名，可看出王拓的先見。接著，他又以「李拙」為筆名，在《中國論壇》(四卷三期)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進一步指出，現實主義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應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方能成為時代與社會真摯的代言人，而為廣大的民眾所愛好和喜愛」、「文學的發展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學方能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這也說明了他的文學觀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靠近。這樣的論點，在威權年代之不容於國民黨當局，自可想見。第二次見到王拓，已經是他出獄之後，當時我在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王拓、楊青矗是高雄事件被捕的作家，當然是自立副刊最關切的作家，無論約稿或聊天見面，也很自然。遺憾的是，楊青矗出獄後仍持續寫作，他的長篇《連雲夢》就在自立副刊連載；王拓出獄之後的兩部長篇小說則是自費再版，既已出書，就無法連載，我請他能為自立副刊寫稿，他總說「好好，有稿子就給」，但也總是黃牛了，入獄之前小說創作和文化、政治評論齊發的作家王拓，這時已經是政治運動者王拓了，他的創作和評論此時幾乎接近停頓。如今王拓走了，遺憾也跟著拋給天地了。在向陽老師的記憶中，只有三次談的是文學，而且都與鄉土文學論戰有關。

《仙人掌雜誌》係由出版人林秉欽主持的故鄉出版社所出，當時向陽老師出版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為出版事宜常跑故鄉出版社，在林秉欽介紹下，老師與王拓初見面，記得他當時滿臉笑容，說他知道老師用台語寫詩，很不容易，要持續努力等等。他的笑容，迄今依然留存向陽老師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