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陽老師和我主持的《寫作這條路》播出的最後一集，本節目從去年元旦開播以來，到今天整整兩年，每周播出1集，總共已經播出104集，每集由向陽老師介紹一位台灣作家，因此也就介紹了104位作家。這些作家有些是已經過世的日治時期作家，有些是目前創作力仍然很強的作家，向陽老師以他的學養，每周為央廣的聽眾們帶來一位作家的故事，串聯起來，也讓我們從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故事中了解了台灣文學的發展和面貌。

在屢次的要求向陽老師介紹他個人的作品，總是笑笑一語帶過，在《寫作這條路》第105集終於等到壓軸了，所以我們一起進入向陽老師的《寫作這條路》，老師從小學三年級後，大量閱讀店內販售的書籍，提早開啟了閱讀與接觸文學的視窗。13歲就決定了寫作這條路的，有趣的是，當時因為接觸屈原的《離騷》無法讀懂，在生氣之下，決定要當一個詩人，寫一本讓未來的孩子也讀不懂得詩集而開始的，就這樣發願要用一生成就詩人之夢。

向陽老師在大三那年(1975)，開始用較嚴肅的心情面對我的文學夢。主要是寫詩，同時也思考自己的創作特色，要定位在哪裡？要如何和當代的詩人做區別。最後決定了兩種主題。一是違逆當時現代主義反格律、反韻律主流的「十行詩」，另一則是違逆當時國語運動不准說、寫方言的「方言詩」(台語詩)書寫。老師的特色之一是「十行詩」來自少年時迷戀《離騷》的印記，從閱讀中國古典詩詞經驗中建立的素樸詩學，在當年現代主義的主流之外，實驗在形式上有所約束、在語言上錘鍊音韻的新的現代詩。老師的詩作，從1974年寫到1984年，前後十年，共得72首，最後統整為《十行集》，於1984年出版，標誌了老師與同年代詩人不一樣的特色。此書於2010年出版增訂新版，迄今仍販售中。

然而，向陽老師從1976年寫到1985年，合共36首，集為《土地的歌》出版，也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相異的詩風。《土地的歌》後來絕版，於2002年改版為《向陽台語詩選》，列入「台語文學大系」重出。老師也紛別談到在創作之路上分成三個階段，《四季》是老師的詩探索的第二個階段，在1986年，以《四季》為名的詩集在台灣出版。這本詩集後來被翻譯成英文(陶忘機譯，全書)、日文(三木直大譯，部分)、瑞典文(馬悅然譯，單篇)；2017年由有鹿文化公司重出新版，結合了老師的詩與台灣風土的嘗試是可行的。第三階段老師卸下報社職位，唸政大博士班之後成為大學教授，這樣的轉折使老師詩作銳減，直到2005年才出版了新的詩集《亂》，算是第三個階段的代表作。老師也在節目中朗誦知名的台語詩〈阿爹的飯包〉以及〈咬舌詩〉，向陽老師的確是為全方有才華的詩人，特別的是老師的詩常被作曲家譜成曲子，也因此得過幾次傳藝金曲獎最佳作詞獎，因為老師的詩，多半流動著語言的韻律，另外，音韻的錘鍊、調節與掌握，也是向陽老詩寫詩一貫的自我要求。

吳新榮（1907－1967），是日治時期台灣重要詩人，曾組織「佳里青風會」、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是日治時期台灣鹽分地帶文學的領航人，也是重要的台灣文化運動推手。戰後初期曾擔任台南縣參議員，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遭捕入獄，出獄後投身文獻和文史採集，曾任台南縣文獻委員會編纂組組長，並主編《南瀛文獻》。

吳新榮，字史民，號震瀛，晚年自號「琑琅山房主人」，他於1907年生於當時的鹽水港廳蕭壠支廳（今臺南市將軍區），父親吳萱草為傳統詩人，從小耳濡目染，就對文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八歲(1915)進入公學校就讀，畢業後考進台灣總督府商業專門學校預科(1922)，之後進入本科，在校期間受到當時教英文的老師林茂生影響，開始關心台灣的處境，常參加當時已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所辦的演講。

吳新榮開始新詩創作，大約是在1930年左右。1932年他從東京醫專畢業後，回台經營佳里醫院，同年11月與毛雪芬結婚。婚後夫妻恩愛，生活穩定，吳新榮以「醫學為本業，文學為情婦」的心情，一手拿聽診器，一手執筆，寫下不少文學作品，也認識了不少在地的文學同好。1933年他與郭水潭等在地青年發起「佳里青風會」，雖然為時不久就解散，卻為其後「鹽分地帶」文學社群的形成奠下基礎。

從1932-1942年十年間，可說是吳新榮一生文學創作最多、人生最為意氣風發的時期。1950年，吳新榮在佳里選區參選第一屆台南縣議員，結果以該選區最高票落選，從此對政治灰心，轉而投入文獻整理工作。1952年11月，台南縣文獻委員會成立，吳新榮擔任編纂組組長，主編《南瀛文獻》季刊。在他任內，總計編了12卷18冊（1952-1966），主修《台南縣志稿》13卷（1955-1965），晚年他將文獻會摁誌期間寫的文章集結，出版了至今仍受重視的《南台灣採風錄》、《震瀛採訪錄》、《震瀛隨想錄》，也可視為戰後初期台灣報導文學的重要里程碑。

王白淵（1902－1965），彰化二水人，日治時期作家，跨越美術、文學與政治運動，但一生坎坷，在他63年的人生歲月中，因為左翼思想和政治活動，先後被日本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達5次之多，晚年抑鬱而終，一如他於1931年出版的日文詩集《荊棘之道》（蕀の道）所示，他是在荊棘之路燦開薔薇的詩人。

1923年，他獲台灣總督府推薦赴日本，就讀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圖畫科。在東京，他接觸到當時的藝術和文學風潮，提升眼界，也吸收了創作的養分；此外，因為謝春木的影響，開始關心並參與左翼政治運動。1926年，他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到到位於盛岡市的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教書。教書期間，他熱衷寫作，在《台灣民報》、《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校友誌》以及《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發表不少詩作，其中包括他被傳頌至今的名詩〈詩人〉。

在這個階段，王白淵接觸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對他的文學及哲學思想產生興趣，也對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高度關注。他曾在1927年撰寫〈詩聖泰戈爾〉，1930年發表〈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將印度的文藝復興與獨立運動，視為亞洲從帝國主義解放的先聲。1931年6月，他將赴日期間寫的作品集為詩文集《荊棘之道》，在盛岡出版。這本詩集是繼陳奇雲的詩集《熱流》(1930)之後台灣新詩史上的第二本日文詩集。他在「革命」與「詩」之間擺盪，最後面對的是：因為革命，使得他的人生滿布荊棘；因為詩，則讓他的生命燦開薔薇。他的現實人生可能是失敗的，他的文學生命卻是長久的。 

藝術評論家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一書中說得好，他指出王白淵的人生階段有兩個生命的高潮，第一階段是1931年至1933年在東京從事「台灣人文化圈」(即「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及「台灣藝術研究會」的階段，充分展現「革命詩人王白淵」的形象；另一個階段是1944年出獄之後一直到1947年入獄之前的三年，他以「台灣文化協進會」幹部投身於文化重建與交流，成為「為改革社會而奮鬥的評論家」。遺憾的是，這兩個階段為時都短，總共才5年，終至使得王白淵的人生充滿荊棘，無法真正發揮他的才氣和能力，為台灣的文學、美術和文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呂赫若（1914－1951），是日治時期集文學、戲劇與音樂於一身的重要小說家，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本名呂石堆。從「石堆」改名為「赫若」，原因為何，說法不一。呂赫若的兒子呂芳雄，則說，「赫若」是呂赫若「希望做一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的意思。1922年進入潭子公學校（潭子國小），1928年考進台中師範學校，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在校期間，他開始閱讀世界文學全集，以及日本的雜誌《中央公論》、《改造》，吸收當時的世界思潮，眼界大開，也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因為對音樂的喜好，1940年他任職公學校義務教職六年期滿後，辭職前往東京，進入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師事女聲樂家長坂好子；同年也進入「株式會社東京寶塚劇場演劇部」工作。在這段期間中，他曾在東京日比谷音樂廳舉行過演唱會；也在日本劇場、江東劇場演出戲劇《鶯》、《富士山》、《大爆擊》、《奄美大島的新娘》；並參與第一回日劇藝能大會，在「第二次東寶舞蹈大會」中演出歌劇《卡門》。文學創作、聲樂、演劇，集於一身，他的才華洋溢，因此贏得了「台灣第一才子」的美譽。

從一個跨越文學、音樂和戲劇的台灣第一才子，到戰後成為在鹿窟武裝基地打游擊的革命家，呂赫若的人生起落和變化真大，在短暫的37年生命中，他一如一顆劃破夜空的彗星，以他的文學創作留給台灣文學史閃亮的一頁。他的小說後來由林至潔編譯為《呂赫若小說全集》出版。他的小說關注的是臺灣社會、經濟、女性、家庭與弱勢階級的問題，描寫日本統治下和國民黨來台後，台灣人民的共同苦悶和悲哀。

葉俊麟(1921-1998)是台灣流行歌壇創作力最豐盛的一代詞人，1921年9月22日出生於基隆，今年適逢他百歲冥誕，國立台灣文學館特別為他舉辦「歌唱台灣──葉俊麟百年冥誕特展」，紀念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葉俊麟於1961年執掌亞洲唱片文藝部，展現驚人的創作活力，也為戰後的台灣流行歌壇和社會寫出至今廣被傳唱的作品。2018年舉辦的「向台灣歌謠作詞家葉俊麟致敬」的音樂會，主題名為「思慕、寶島、情綿綿」，標示的正是他對台灣的深情與熱愛。

葉俊麟先生一生估計寫過8000多首歌詞，這紀錄空前絕後，但更重的是，以他的詞譜成的歌，首首動聽、感人，文情並茂，具有深厚的文學感染力，一經傳唱，立刻流行。除了「思慕、寶島、情綿綿」三首歌(〈思慕的人〉、〈寶島曼波〉、〈舊情綿綿〉)，他寫的〈淡水暮色〉、〈放浪人生〉、〈男兒哀歌〉、〈送君情淚〉、〈何時再相會〉、〈孤女的願望〉、〈水車姑娘〉、〈暗淡的月〉、〈安童哥買菜〉、〈慈母淚痕〉、〈黃昏橋上〉、〈快樂的牧場〉……等等，也都成為台灣人的琅琅上口的經典名歌。

葉俊麟的歌詞，量多質精，詞暢情深，從文學的角度看，洵為根植台灣民間的雋永歌詩。葉俊麟，本名葉鴻卿，六歲上漢塾學習漢文和書法，奠定了他後來創作歌詞的文學素養。十六歲時，參加舞台劇《蠢動的第五列》演出，也發表他的舞台劇處女作《潮流》。1939年，18歲的他進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工作，遇見曾在東京歌謠學校任教的淺口一夫，開始學習發聲法、樂理、作曲、編曲和作詞，也為他扎下了深厚的音樂基礎。

1950年前後，葉俊麟完成他的台語歌處女作〈秋風落葉〉詞曲，展現了他的歌詞創作潛力。作為一代詞人，葉俊麟用他的一生，全心經營台語流行歌詞的創作，他的成就和貢獻允為台灣社會所感念，總結他的詞作，可歸納出以下四個特色：(一)擅長使用鮮明意象彰顯詩的境界、(二)嫻熟台語聲韻變化增強歌的旋律、(三)深諳人性與男女情愛的幽微變化、(四)反映台灣土地社會與人民的生活。這四個特色相互影響，造就了葉俊麟所寫歌詞的豐富性、多元性和在地性，也為台灣台語歌謠創造了難以企及的高峰。

江文也(1910-1983)，是台灣第一位在國際樂壇揚名的作曲家，他在1936年日本統治下，以《台灣舞曲》代表日本獲得第11屆柏林奧運會國際藝術競賽作曲組的獎牌，成為台灣、亞洲第一位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作曲家。他從年輕時就才華洋溢，既是有名的作曲家，也是台灣新詩史上1940年代的重要詩人。遺憾的是，他的人生之路走來坎坷，在大動亂的年代中，他生於台灣，卻成為日本人，戰後到中國，又因為他的日本背景被視為「漢奸」，遭到批鬥，落寞以終；而在他的故鄉台灣，他的事蹟也要直到他去世後才被看到。

江文也本名江文彬，於1910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他的祖父江國英渡海來台，在三芝開墾，後來經商，子女有成，長子和三子考上舉人，四子長生則考上秀才，可說是書香之家。四子長生(江文也父親)後來遷居至大稻埕經商，生下江文也，排行次子。他從小就具有音樂天賦，也有父親的文人特質。

1935年他以管絃樂曲《盆踴主題交響曲》獲日本全國第三屆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三名；1936年更以《台灣舞曲》在德國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音樂類管弦樂作品組佳作獎；1937年以管絃樂曲《賦格序曲》獲日本全國第六屆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1938年《鋼琴斷章小品集》在威尼斯舉行的第四屆國際音樂節榮獲作曲獎。他的過人作曲才華已經享譽日本與國際。

江文也除了是天才型的音樂家之外，另一較不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1942年8月，他在東京先後出版兩本日文詩集《北京銘》和《大同石佛頌》，前者收102首詩，後書則為長篇敘事詩，詩評家葉笛譽之為「台灣四十年代卓越的詩人」；1944年他開始以漢文創作第三本詩集《賦天壇》，但未出版，僅留下手稿，直到1992年才由台北縣文化中心併同《北京銘》收於《江文也文字作品集》中。王德威教授認為「這三部作品都見證江文也為他的中國經驗，他的儒家美學冥思，所貫注的深情」，具有「一個殖民之子在異鄉呼喚原鄉」的共同特質。

以音樂家而寫詩，江文也應該是台灣第一人。儘管他寫了三本詩集，卻流露出他的文學底蘊和高度才華。江文也以音樂家的天賦，抓住聲韻之美，寫出極具音樂性的詩作，可稱為「樂詩」(音樂之詩)，在台灣新詩史上獨樹一幟。

作家向陽老師談張文環1909年生於嘉義縣梅山鄉，1921年就讀小梅公學校。1927年赴日本岡山中學就讀，後來進入東洋大學文學部就讀。1933年與王白淵、巫永福等人在東京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福爾摩沙》雜誌。1941年與王井泉、中山侑等人創辦《台灣文學》。1943年與王井泉、林博秋、呂赫若等人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推動台灣新劇運動。他是日治時期重要的小說家，也是日治末期台灣文壇重要的守門人。

1935年，張文環以短篇小說〈父親的臉〉入選日本《中央公論》小說徵文第四名，受到文壇矚目。這是繼楊逵〈送報伕〉之後第二位在日本得獎的臺灣作家，為他的寫作生涯打了一劑定心針。也在這一年，「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成立，張文環多次參與東京支部所舉辦的座談會，發表新作於《台灣文藝》，如〈自己的壞話〉、〈父親的要求〉、〈部落的元老〉、〈哭泣的女人〉等。

1940年，張文環長篇小說〈山茶花〉於《臺灣新民報》副刊連載，開啟了他的創作高峰。這篇小說被視為「張文環半生的自傳」，《臺灣新民報》學藝欄主編黃得時譽為報紙漢文欄廢除以來「臺灣新文學運動空白期」的結束，小說家呂赫若讚美這篇小說「完全是源自生活能力、浪漫、體內沸騰的血，是天才的所為」。

1943年，他以短篇小說〈夜猿〉與西川滿同獲得皇民奉公會第一回台灣文學賞，並與王井泉、林博秋、呂赫若、呂泉生、楊三郎等百餘人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在台北永樂座舉行「第一回研究發表會」，他的小說〈閹鷄〉也由林博秋改編為舞臺劇公演，在當時造成極大迴響，被視為日治時期台灣演劇界的最大盛事。呂泉生形容《閹雞》「演的是臺灣人的悲哀、臺灣人對生活的無奈」。

1970年，在黃得時、黃靈芝與當時來台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激勵下，張文環才拾起塵封已久的筆，而於1975年發表日文新作《滾地郎》，距離他上一篇在1944年發表的小說，已是31年之久，他也從意氣風發的壯年作家成為垂暮的老人。《滾地郎》出版後，獲得日本圖書出版協會推薦為優良圖書，算是他晚年最大的榮譽了。

作家向陽老師談張我軍（1902－1955），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本名張清榮。1902年生於板橋，少時家貧，1915年畢業於板橋公學校，年輕時當過鞋工、銀行工友、雇員，到1920年18歲才開始學漢詩。1921年，前往廈門鼓浪嶼新高銀行工作，接觸了當時正興起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大開眼界，這時他仍繼續學習舊詩，具有相當的古典文學素養，曾在《台灣》雜誌發表二首古典詩〈寄懷台灣議會請願諸公〉和〈詠時事〉。

也在1924年，他在《台灣民報》發表了兩篇震撼台灣文壇，改寫台灣新文學史的文章，讓他成為台灣新文學史具有影響力的作家。第一篇是他在1924年4月發表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第二篇是同年11月的〈糟糕的台灣文學界〉。這兩篇文章已中國五四文學運動為基調，嚴詞批評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種種陋習，引發了台灣文學史上的第一場論戰：「新舊文學論戰」。

張我軍的詩作，模仿中國五四運動初期的詩風，白描多於隱喻與暗示，詩作品質多屬「分行的散文」，想像力貧弱，但因為這些作品是新文學開創期的作品，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學史價值。

《亂都之戀》出版後，從1926至1928年，張我軍也寫了三篇以北平為背景的短篇小說，〈買彩票〉寫留學生的經濟困頓，應該是以他的遭遇為題材所寫；〈白太太的哀史〉寫舊社會女性婚姻的不幸、〈誘惑〉寫年輕人的心裡矛盾和貧富差距。三篇小說技巧平平，帶有受到中國新文學發展初期文風的影響。

可惜的是，張我軍的文學創作生命甚短，留下詩集《亂都之戀》和幾篇短篇小說後就算告終。此後的人生生涯也顯得相當坎坷不順。

張我軍的前半生為台灣新文學做出了貢獻，但後半生則因為他曾在中國淪陷區工作而蒙受「漢奸」質疑，也導致他的文學才賦無以發揮，抑鬱而終。所幸1997年，台北縣政府在他的母校板橋國小豎立張我軍石像，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才重獲故鄉表彰。

張我軍的評價，他的老友，也是台灣文學家張深切在他過世後的悼文說得最好：「吾友張我軍，在台灣文學界是最值得紀念的一位。他，雖然不能說是臺灣新文學的首創人，卻可以說是最有力的開拓者之一。他，雖然不能說是臺灣白話文的發起人，卻可以說是最有力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臺灣文學史上，應該占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中也肯定：「張我軍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在北平師範大學時代完成，並為台灣新文學的奠定與發展的重要基石。」

蔡秋桐，是日治時期以台灣農民小說聞名文壇的小說家，1900年出生，雲林元長鄉，7歲接受私塾教育，學習漢文，16歲才進入元長公學校就讀，學習日文，也開始嘗試日文寫作，投稿《子供世界》雜誌，發表了日文短篇小說，也從此展開他的創作之路。這本《子供世界》是當時暢銷台灣的兒童月刊，能被選用相當不易，也可見蔡秋桐的創作天分。

到了1930年，台灣文學界吹起台灣話文的寫作風氣，黃石輝、郭秋生提倡用台灣話寫作，以區別於日文創作和中文創作的白話文學，蔡秋桐也開始創作臺灣話文，他以筆名「秋洞」（愁洞）在《新高新報》發表他的第一篇台灣話小說〈帝君庄的秘史〉，以他擔任元長保正的所見所聞為題材，寫出日治下台灣農村社會的現象。除了〈帝君庄的秘史〉之外，其後蔡秋桐又陸續發表〈保正伯〉、〈放屎百姓〉、〈奪錦標〉、〈新興的悲哀〉等小說，大多在《臺灣新民報》、《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雜誌發表。

1937年臺灣總督府實施皇民化運動，廢止漢文，中文雜誌報刊被迫停刊，廢止私塾，蔡秋桐自此改寫漢詩，加入褒忠吟社。他的小說創作從此不再。1945年，二次戰後，蔡秋桐奉派擔任第一屆元長鄉的鄉長，後因農務繁忙自行辭職。隔年當選臺南縣參議員，成為地方活躍的政治人物。晚年的蔡秋桐可說不再過問世事，蟄居鄉間，潛心修佛，直到1984年逝世。

做為日治時期的台灣小說家，蔡秋桐的創作生涯甚短，留下的作品也不多，但是他創作的臺灣話文小說卻直到今天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堪為台語文學的經典作品；他的小說都以台灣農村為背景、以台灣農民為主角，寫出日本統治下台灣農村社會的真實景況，說他是「日治時期台灣農民小說家」也不為過。

楊華，日治時期台灣文壇一顆耀眼的新星，卻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出發階段劃過文學史的彗星。他於 1924年加入屏東漢詩社「礪社」，與提倡台灣話文寫作的黃石輝結成好友，並開始新文學寫作生涯。

1926年，楊華以〈小詩〉、〈燈光〉兩首詩參加新竹青年會在《台灣民報》舉辦的徵求白話詩競賽，分別獲得第二名和第七名。〈小詩〉後來在《台灣民報》141 號刊登，這是他正式登上台灣文壇的開始，也鼓舞了他創作的信心。

1927年2月5日，楊華因為當時的「治安維持法」事件受到日本政府監禁於台南刑務所。這個政治案件雖然讓楊華蹲了苦牢，卻也讓他在獄中有了對生命、自由和人權更深刻的思索，他的著名詩集《黑潮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的身體被禁錮，文學生命卻因此更加燦爛。這讓他成為殖民地台灣少數在作品中傳揚自由理念的詩人。《黑潮集》，共53首，多屬自勉自勵與抵抗日本殖民的詩作，可以看出楊華的窘迫、生涯的多舛，也反映了殖民地台灣社會共同的悲哀。

《黑潮集》之外，楊華還有《心絃》與《晨光集》兩首系列小詩，都展現了他敏感而豐富的想像，也讓我們看到他的詩藝和文學成就。2001年，我和馬悅然、奚密合編《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特別推薦楊華的小詩入選，馬悅然讀後對楊華讚不絕口，還因此寫過推薦楊華的文章。 

因為楊華的命運多舛，貧窮使他積勞成疾，30歲自殺過世，死後文壇便以他曾發表的短篇小說〈薄命〉為名，稱他為「薄命詩人」，但如果從他一生寫作不輟，詩和小說都成果豐碩來看，他其實是一位為理想奮鬥一生的「搏命詩人」。

楊華的文學成就甚高，尤其以詩為代表。他的作品具有時代性，能寫出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集體悲哀，以及對殖民者與資本主義的強烈批判。作為日治時期的左翼作家，他用小詩和台語詩，寫出貧困的工人、農人、女性的卑劣處境，為弱勢者發聲，通過文學，展現了台灣新文學發展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