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老師印象中的龍瑛宗先生，一直存活在1980年代；對他的印象，是身影瘦弱、個性內向、不善應酬、木訥謙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非常內向又患口吃的人，在人的面前，訥訥說不出話來」。老師最早見到龍瑛宗先生，是在鹽分地帶文藝營，1980年暑假，當時老師還在時報周刊上班，因此與他只是初識點頭；1982年向陽老師到自立晚報編副刊，年年必須參與鹽分地帶文藝營籌備與駐營工作，才和當時多仍健在的日治時期老作家有了接觸。在1983年當天與會的，記憶所及，除了主邀的王昶雄先生之外，到會者有劉捷、吳坤煌、鄭世璠、塚本照和等先生，以及杜文靖、黃武忠和向陽老師三位年輕人。

相較於王昶雄先生的豪邁、劉捷先生的篤定，龍瑛宗先生感覺上是害羞、落寞而拘謹的。他在眾人之前，話很少，只靜靜聽著其他老友的笑談，有時跟著微笑，但隨即又恢復原來的表情。他是北埔客家人，日語和客語是他最流利的語言，因此和我的老師塚本聊得較多。龍瑛宗先生日治時期即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日本《改造》雜誌小說徵文佳作推薦( 1937年)，崛起於日本文壇，當時他27歲；在日治時期，他以日文書寫，是活躍文壇的重要作家；戰後曾短暫擔任過《中華日報》日文編輯、日文組主任(1946年)。他的日文，優雅流麗，卻因戰後廢除日文版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因素封筆30年，所以他的中文是依賴閱讀自習而來。

74歲的他，對於1946年政府全面廢除日文，導致他的文學生命中輟，對於與他一樣，曾經活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壇，卻都停筆於戰後的張我軍，也抱有深沉的懷念。那是能言鳥一夕喑啞的悲哀，即使到了晚年仍刺痛著他的心。戰後，他短暫主編《中華日報》日文版，卻在「日文禁止」之下停筆近30年。在這兩個殖民年代的交替中，陰鬱和明亮，如影隨形，起落於他的文學書寫和文本上。

向陽老師談到詩人作家楊逵，題曰〈即興〉。這首詩寫在楊逵先生專用的「資生百花園」稿紙上，以前一日在台南南鯤鯓廟舉辦的第四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座談會為內容，寫他對詩的喜愛，兼及對於《陽光小集》詩雜誌和老師期許。這首即席詩作，雖然匆促完成，卻充分顯現了楊逵先生的詩才，對向陽老師來說，更重要的是，這首詩出自老師所尊敬的楊逵先生手中，流露出一個台灣文學老園丁對後進晚輩的高度關愛。老師特別在原稿後如此註記：「71.8.23.在南鯤鯓「鹽分地帶文藝營」詩座談會上，楊逵即席作品、手跡」。

其中他最在意的是東海花園土地問題和出版全集之事；1983年11月，他榮獲第六屆吳三連文藝獎；1984年8月又獲第六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台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當時向陽老師因身為副刊主編，多少也分享了屬於他的榮耀。1985年3月12日楊逵先生辭世，老師在得知噩耗之後，打起精神開始翻譯老師的日籍老師塚本照和先生的學術論文〈楊逵作品「新聞配達夫」（送報伕 ）的版本之謎〉，後發表於同年5月出版的《臺灣文藝》第94期，聊表一個後生晚輩對於他的追思。

老師在編輯《自立副刊》階段最後一次為楊逵先生做的是刊出他寫於1957年至1960年之間的《綠島家書》。這些家書是在他辭世後一年回到家人手中，並由他的哲嗣楊建先生整理，於1986年10月18日在《自立副刊》推出連載。畢竟這是楊逵先生繫獄期間寫給家人、而又絕大部份未能寄出的信稿；子孫拿到時，楊逵先生已辭世。信中一個政治犯父親對子女的關愛，居然要等到他離開人世後才被讀到，這能不說是人間憾事嗎？老師一頁一頁影印，一張一張閱讀，更加體會楊逵先生在綠島受刑期間的思想、憂煩，及其充滿陽光的胸襟與溫熱的愛。以「園丁」自許的楊逵先生，在日治時期，擔任編輯參與文化傳播，做的也是園丁的工作，所以向陽老師的題標為「台灣文壇的老園丁--楊逵」。

作家周策縱是位漢學大師、史學家及紅學大師，向陽老師在1985年到威斯康辛棄園之前，已拜讀過周策縱先生寫的《五四運動史》當時老師在《時報周刊》當編輯，工作之便獲得此書，讀後對於他剖析五四運動的史家之筆格外敬佩，雖然時報版譯本並不齊備，多少仍讓老師對五四運動的複雜背景有了深入了解；這又發現向陽老師早在高中時就讀過的泰戈爾詩集譯本《螢》、《失群的鳥》1984年7月，我以十行詩體試驗新格律的詩集《十行集》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在寄贈名單中，我忽然想到周策縱先生，譯過泰戈爾詩的他應該也會是新詩的喜好者吧？我從人間副刊拿到他的地址，以粉絲一般崇敬的心情，把自己的試驗作品寄到威斯康辛，寄給一個國際漢學大師，不敢想像他會有空閱讀，更不敢想像他會不會回信給才剛出版第三本詩集的年輕的冒失鬼。

 1984年7月，老師以十行詩體試驗新格律的詩集《十行集》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在寄贈名單中，老師忽然想到周策縱先生，譯過泰戈爾詩的他應該也會是新詩的喜好者吧？我從人間副刊拿到他的地址，以粉絲一般崇敬的心情，把自己的試驗作品寄到威斯康辛，寄給一個國際漢學大師，不敢想像他會有空閱讀，更不敢想像他會不會回信給才剛出版第三本詩集的年輕的冒失鬼。想不到，策縱先生居然回了一封長信給老師。這年12月，收到了他從威斯康辛寄來的信，寫滿兩頁，工整的筆跡，顯示他撰寫這封信之際的用心。在這封信開頭，他先給了《十行集》相當大的鼓勵之辭：同時對於老師的「新格律詩」，他以「定型新詩體」提出了殷切的期盼。在《五四運動史》史家、泰戈爾詩譯者之外，我發現了詩人的周策縱的存在。1985年秋天，我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因為同時獲邀的詩人王潤華、淡瑩賢伉儷的關係，而有了拜訪策縱先生的機會，這一趟老師滿載豐收，更親炙了策縱先生的詩人風采。

辛鬱，被詩壇稱為「冷公」，本名宓世森，1933年生於浙江杭州，就讀初中一年級時，因戰亂輟學；1948年逃家途中意外從軍，其後隨國民黨軍隊來台，1969年退伍，總計服役近二十一年，是一位典型的「軍中詩人」，他的文學生命在軍中展開，他人生的黃金時光也在軍中渡過；他曾參與金門八二三炮戰，見證了戰爭的冷酷與無情；他的第一本詩集名為《軍曹手記》(台北：藍星詩社，1960)，付印之處是軍方印刷廠；出書之後，1961年他加入以軍中詩人為主的創世紀詩社，擔任過《創世紀》詩刊的總編輯、社長、社務委員、顧問，是該刊的主將之一。

辛鬱之所以被稱為「冷公」，固然源自詩壇中人自我嘲謔之語(商禽以嘴角歪斜稱「歪公」、楚戈以溫吞親和稱「溫公」、辛鬱以冷肅少言稱「冷公」)，但也深刻地傳達了「冷公」此一謔稱之後的辛鬱的人格與文學特質。辛鬱為人不苟言笑，有板有眼，儼然鐵漢，看似難以親近；他的詩作亦然，在以超現實主義書寫為宗的創世紀詩人群中，他的詩既不詭麗，也不炫奇；他的題材，多來自現實底層和人間萬象；詩作語言，也不做興驚人之語，不強調繁複意象。他的詩總是冷冷地對應著人間群像、世間雜細，以抽離物外的冷冽觀察。

辛鬱的名作〈順興茶館所見〉這首詩寫於1977年，以台北市中華路順興茶館所見景象為題材，以素樸乾淨的語言，刻繪寫茶館中獨坐的老人(老兵)的寂寞和晚景淒涼，這首詩之冷，真是冷到極點。「冷公」之稱，也就不再只是戲謔之語了。向陽老師初識辛鬱之際，就在他發表〈順興茶館所見〉之前一年，地點在中華商場對面的「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的茶館。辛鬱給向陽老師的第一個印象算是和藹可親的。他並不多話，羊令野與我談話時，他一旁傾聽，也不插話，但眼光炯炯有神，自有一種橫眉為劍的威嚴。或許因為羊令野的關係，他開口問我的第一句話是「寫詩多久了啊？」這句帶有暖意的關心之語，對一個後輩來說，就算是一種鼓勵了。

他是推動台灣學術與科學普及發展的推手之一，他是橫跨文學界和學術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詩人，而他當年並不誇談他和《人與社會》、《科學月刊》的關係。辛鬱出版第一本詩集的秘辛，也交代了他的詩風之所以「冷澀」的緣由，對於了解辛鬱的書寫與詩風之形成，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以辛鬱另一首名作〈豹〉，這首詩寫於1972年，是一首有自況意味的詠物詩。如今他已從詩的曠野盡頭離去，曾經走過動亂年代，以詩的豹眼凝視社會底層的他，終於脫卸冷澀，重返充滿花樹的香綠和天地的寬廣，他生命中曾經的孤獨和蒼茫，也都還給天地，不再遺憾了。

作家向陽老師談1972年唐文標來台任台大數學系客座副教授，作為評論家，唐文標曾自稱他是「第一雜家」，他談詩、談電影、論戲劇，也評張愛玲、批金庸，的興趣廣泛，知識駁雜。但他的主張和觀點則是一致的，他是徹徹底底的左派，他反對「無味的藝術」，主張「努力參與社會工作，保持對人類的關注」，「戳穿現實的瘡疤，把陳年的惡毒揭露」，「走向永不妥協的改革」(〈路？哪個國度的路？〉)這使他的論述，成為1970年代的「異端」。(他在1973年提到的「狼來了」，弔詭地成為1977年余光中指控鄉土文學的名篇)。

唐文標對台灣詩壇的走向影響至大，他的文論，批判1950到60年代詩人所立基的理論是「腐爛的藝術至上理論」，也逐一點名這些詩人「逃避現實」，認為他們具有「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集體的」六大集體逃避傾向，要求他們「站到旁邊去吧，不要再阻攔青年一代的山、水、陽光」。他的文論，不僅掀起詩壇風暴，也使得新一代詩人的詩觀產生變化。

檢視台灣新詩思潮史，可以看到唐文標的思想都落實在戰後代詩人及其詩刊的主張上。包括《龍族》、《大地》、《主流》、《草根》以至於1979年出發的《陽光小集》，因為他的啟發，接踵跨出了異於現代主義詩風的步伐─相對於「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而走向標舉「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這就是唐文標的思想對台灣新詩發展所起的關鍵性影響。

向陽老師與唐文標結識於1982年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之後，當時我也和詩友合辦《陽光小集》詩雜誌。這位引發現代詩論戰「唐文標事件」的大俠，對於當時還是青年詩刊的《陽光小集》寄予關心，並成為贊助同仁。向陽老師說:他所認識的大俠唐文標。他曾經期待台灣的現代詩放入生活、走向人間。在他引爆台灣現代詩的重重弊病之後，他以關愛之心，企盼新一代的年輕詩人自己站立起來，走自己的路，一步一步走向有光的所在。

作家王默人他是1950年代崛起文壇的傑出小說家，第一本小說集《孤雛淚》一出版就獲得梁實秋先生的肯定；我讀過他的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地層下》、《周金木的喜劇》，以及評論家何欣先生視他為「來台的中下階層小人物的代言人」的評價；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資深記者，曾在《中華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服務過，當時任《聯合報》記者。王默人先生和他的中篇〈阿蓮回到峽谷溪〉的取得，就是我剛接編自立副刊之際取得的名家作品之一。〈阿蓮回到峽谷溪〉，這篇小說的題材相當寫實，以出身礦工家庭的第二代阿蓮為主角，寫她為了生活離開礦村，進入都市，為求養家，忍痛犧牲色相，最後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回到礦村，重獲幸福的故事。小說除了對於礦工的女兒阿蓮寄予同情之外，也深刻地描繪了當年台灣礦工的生活處境和心境，動人十分。向陽老師把這篇中篇一口氣讀完，深受他的情節鋪排、人物塑造和作品中流露的人性關懷、人道精神所感動。他長期擔任記者，對社會與人性知之甚詳，文筆流暢，兼以對礦村的了解又遠多於年輕小說家，因此觀察入裡、刻繪細膩，遠非書房中的想像所能企及。

在1977年發生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進入1980年代的台灣，本土寫實文學逐漸受到肯定，以本土素材寫出的文學作品也逐漸形成主流，當時的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脫穎而出的作品即可印證，得獎者多為年輕而具本土經驗的小說家(如李昂、廖輝英、黃凡、宋澤萊等)。1935年出生來自中國大陸的王默人先生和他們顯有差異；他也和當時已經赫赫有名同年代作家處境不同，與他同輩的黃春明、白先勇、陳映真、王禎和都已擁有廣大讀者群，但他並不顯著。以一個外省來台作家而寫本土題材，他幾乎就是一個「異數」。

1984年台灣的礦業從此全面停採停礦，王默人先生也成為台灣最後一位礦工小說書寫者。1985年元月，王默人先生離開台灣，遠赴美國，至今老師還是會想起他，一個曾為台灣礦工血淚書寫的來台作家，一個為低下、弱勢階級發聲的小說家，在台灣的主流文壇中某種程度也像是他筆下的「地層下的採礦人」，下入坑裡，渾身煤灰，儘管賣力掘礦，仍難免被坑外的慶典與喝采所遺忘！

溫瑞安是馬華作家，來自馬來西亞，在馬時期加入「天狼星詩社」，1973年以僑生身分來台，就讀於台大；1980年9月25日，和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女詩人方娥真遭警總逮捕入獄，次年1月遭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罪名判感化三年，實際約羈押三個月後遣送出境回馬來西亞。溫瑞安在台求學、活動約七年，其間創辦了「神州詩社」，除了詩刊之外，也創刊《青年中國》雜誌、發行《神州文集》，在1970年代的台灣詩壇，捲起過一陣風雲，成為戰後台灣新詩發展過程的一則傳說。

神州詩社是馬華文學介入台灣文學、社會與政治最深的社團，它崛起得快，發展得猛，也墜落得相當迅疾；它以詩結盟，卻有類似幫會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僅止於來台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同時還吸收了台灣的文藝青年，成為馬、台文青的大本營，全盛期加入社員多達近兩百人；它的活動方式，除了出版詩刊、文集之外，也大異於當時的台灣青年詩社，在溫瑞安領導下，以「試劍山莊」為基地，聚會讀書、辯難、歌唱、練武，並動員全社社員到各大專院校推廣詩作，儼然是有著鐵的紀律的隊伍。不過幾年之間，神州詩社便成為1970年代後半期最受矚目，但同時也受到「側目」的詩社。

作為神州詩社的核心人物，溫瑞安的詩一如他的人，狂放矯健，浪漫與激情兼而有之，他以武俠入詩，動輒寫出兩三百行的長詩，與當時的台灣年詩人相較，自成一格，因而突出了他在台灣詩壇的位置；與他一樣遭到警總逮捕的詩人方娥真，晚他一年來台，詩作風格婉約、典麗自然，一如其人。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校園詩壇還真熱鬧，除了溫瑞安帶領的天狼星詩社跨校際之外，台大有「現代詩社」(楊澤、羅智成、詹宏志、廖咸浩等)、政大有「長廊詩社」(陳家帶、游喚等)、師大有「噴泉詩社」(陳黎等)、台北醫學院有「北極星詩社」(林野、舒笛等)、高師大有「風燈詩社」(楊子澗、寒林、歐團圓等)、高醫有「阿米巴詩社」(陳豐偉等)……，年輕的校園詩人互相往來，以詩會友，相當熱鬧

向陽老師再度與溫瑞安聯繫上，已是1983年。當時溫瑞安和方娥真已被遣返離境近三年，溫瑞安在香港受金庸賞識，他的武俠小說在《明報》連載，叫好又叫座，很快打開了知名度；他也因此受到香港「亞洲電視」的倚重，為該台撰寫劇本。

向陽老師記憶中的溫瑞安還是二十來歲的那副模樣，矯健、狂放，帶有任俠之風，重義氣與然諾，帶著神州社的一票朋友，從山下趕來陽明山我租賃之屋，以雙手抱拳做招呼，果然一副掌門人架式，讓滿天的星斗都不得不隨之閃爍。那時的溫瑞安寫很長的詩，懷想很舊的中國，想走很長的文學路，我們談詩論文，也談文壇瑣事和未來計畫，狂歌於山巔，縱目山下的燦熠燈海。

王灝，本名王萬富，1946年生於埔里茄苳腳，2016年3月5日去世。1969年他從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回到埔里擔任大成國中國文教師，直到去世，都未離開故鄉埔里。他是詩人，畫家、書法家，也是地方文史工作者，1991年他發起成立「大埔城藝文工作室」，1995年推動「茄苳腳小型文化實驗節」，發行「茄苳腳文化小報」、編印「大埔城鄉土冊本」，對於埔里文史的重建、藝文風氣與產業發展都有重大的貢獻。

遺憾的是，返鄉之後，終其一生，卻只出版了詩集《市井圖》、《詩情王灝》兩部，文學評論集《探索集》一部，散文集《鄉情篇》、《一葉心情》、《大埔城記事》三部；此外則是民俗著述《成長的喜悅》、《婚嫁的故事》、《台灣早期童玩野趣》三部。文學創作的銳減，該也是王灝生前心中最大的憾事吧。

向陽老師與王灝都出身南投山城，大學也都就讀文化學院，都參加華岡詩社，只不過他1969年畢業，向陽老師1973年入學，錯身四年，無從得識。不過，老師大三那年接任華岡詩社社長時，整理社史，就知道他的名字了；而因投稿《大地》詩刊，也拜讀他刊登於《大地》詩刊的詩作。他的詩樸拙無華，有著濃厚的草根性，展現的是1970年代戰後詩人群回頭關懷腳下的土地的精神。岩上曾如此評論他：「王灝的作品，從樸拙鄉土事物挖掘及物性的詩情，藉以呈露對鄉土文物的感懷。」

1992年，他應時任台原出版社總編輯劉還月之約，寫了《台灣人的生命之禮‧成長的喜悅》、《台灣人的生命之禮‧婚嫁的故事》兩本書，寫出台灣的生命禮俗和婚嫁禮俗；1998年他又為劉還月創立的常民文化寫了《台灣早期童玩野趣》一書，不僅再現了王灝自己的童年，也留存了1950-60年代台灣兒童的生活圖像。出書後即獲行政院新聞局圖書出版金鼎獎。他的第一本詩集《市井圖》也在這個階段由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出版。2000年，他寫了兒童鄉土劇《番婆鬼來了》，在埔里、台中演出。

他還是很努力地寫著，只是換了筆尖。他熱愛繪畫，1991年由民間美術社為他出版《童戲水墨年曆‧變天》，也幫各出版社出的書繪製禪畫或插圖；他開了幾場水墨畫展和禪畫展。他的書法也是廣受歡迎，今天的埔里，餐廳的牆上、店家的招牌、廣興紙寮和圖書館，都可看到他的字與畫……。他熱愛的「大埔城」埔里，成為台灣地方文化和產業結合得最自然、最和諧、最美麗的所在。可以說，他的生命和埔里已合為一體。說到埔里，不能不提到王灝；提到王灝，自然就想到埔里。他是名副其實的「大埔城文化推手」。

年輕時的渡也已是知名詩人，以小詩〈雨中的電話亭〉、散文詩〈蘼蕪〉等名作崛起於詩壇，受到詩人張默的賞識；而我還在詩的道路上摸索，尋找自己的風格。渡也下課後回租屋，總會繞來向陽老師住處，談詩、說文，在小小的宿舍內，往往一兩個小時過去仍意猶未盡。

 渡也當時被詩人張默譽為「一記拔尖的高音」，響在詩的原野，是有道理的。這首短詩，以雨中的電話亭(紅色)為書寫對象，但不直寫，而以「鮮血淋漓的玫瑰啊」象之，意象之鮮明，想像之奇突，都非泛泛；而飾之以「以思想擊響閃電的」前一句，既表現了雷雨交加的表面景象，同時又以「思想」強化了電話亭的本質(思與想)的內在思維；首行「突然」與末行「凋萎」，則巧用斷句、跳行技法，營造無奈(閃電而接近不了玫瑰)與心碎(鮮血淋漓的玫瑰)，在句式的斷裂之中呈現出令人震撼的決絕語境。1970年代的文青，寫詩者不少，但像渡也這樣十六歲開始創作，並和詩友創辦《拜燈》詩刊，發表詩作者則不多。

大三時，向陽老師被寫詩的朋友推為華岡詩社社長，這個大學詩社具有相當輝煌的歷史，擔任詩社社長而不寫詩，說不過去，於是向陽老師開始有計畫地以自製的十行詩和當時稱為「方言詩」的台語詩創作，向各報副刊、各詩刊投稿。另一半的壓力，則是要辦活動、要編詩刊，來鼓舞華岡詩社的詩風。這個部分，已經進入詩壇，受到前輩詩人肯定的渡也，就幫了向陽老師絕大的忙。

1980年向陽老師被推《陽光詩社為社長，決定將同仁詩集的型態改為開放型的詩刊，我請渡也供稿，他寄來四首詩作〈處女膜整型〉、〈隆乳〉、〈命案〉和〈三閭大夫說〉，一改早年現代主義詩風，直接切入社會議題，以寫實但又出以諧謔的筆法交互轉喻，且特意出以情色想像，其後這些詩作集為《手套與愛》於同年由故鄉出版社出版，這是渡也詩風的轉捩點，他以「渡也情詩集」標註這本語言大膽的詩集，風格丕變，但儘管寫的是社會議題，用的是「情色」題材，他的詩仍擁有他人學不來的轉喻與諷諭語法，使得這些深深逼進現實的詩，仍維持藝術的高度。向陽老師進入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約他稿子，總是即時就到，這個階段也是黨外運動全盛時期，有一天老師接到他寄來詩作，署名「江山之助」，寫的是政治詩，他又轉變了詩風，對於台威權體制提出批判。這個階段的他，除了學院論文之外，寫作題材寬廣。時光流逝，隨著向陽老師後來離開報社，進入學院，老師與渡也再度相逢時，渡也還是老師所認識的渡也，沒有改變；熱誠，沒有改變；就是耿直的個性，也沒有改變。

這幾年來，他大量書寫故鄉與土地，堪稱為台灣地誌詩創作的旗手。他先後出版了《我策馬奔進歷史》(1995)，寫出生地嘉義、《攻玉山》(2006)、《澎湖的夢都張開翅膀》(2009)等詩集，迄今仍不斷創作中。從他的這些地誌詩中，看到的不只是他詩作風格的轉變，更看到他融鑄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於一爐，貼近土地，建構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地誌詩美學。

向陽老師認識佛兒兄四十年了。老師回想與他長久的交往，仍如昨日。幾個關鍵詞牽繫了他與我之間的友誼：林白出版社、鹽分地帶文藝營、自立副刊「大眾小說版」、《台灣詩季刊》、《推理》雜誌，以及他到去世前仍主持的《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把這幾個關鍵詞連結起來，我所認識的林佛兒，幾乎也就勾勒出了他生前對台灣文學所做的主要貢獻。這些貢獻，讓佛兒兄費盡心力，卻也不枉此生。在他曾走過的路上，作為一位深愛台灣的詩人，除了詩之外，他在出版、雜誌、文學運動，乃至於台灣推理小說的都曾無悔無怨，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在關鍵時刻領軍出發，發揮了莫大的影響力。

林佛兒是林白出版社的創辦人，經營匪易，一般人對林白的印象多半停留在該社的言情、暢銷小說上，特別是1980年代之後走的「羅曼史」路線上。身為詩人的佛兒兄因此常常面對文學同儕的質疑。我進入自立晚報編副刊之際，他常來報社找我，有時也會大發牢騷，說文壇中人不了解他，他說他怎麼可能背棄文學呢？龍族評論專號之外，他早在1970年就出版了「鐵血詩人」吳濁流的《無花果》，為此還因而遭到警總查扣該書，並加以恐嚇，要他此後不得出版吳濁流的作品。

1983年《台灣詩季刊》正式創刊，從《龍族評論專號》到《台灣詩季刊》，佛兒兄的1980年代出版生涯方才有了值得他自豪的亮點。佛兒兄辭世後，媒體使用最多的封號，都說他是「台灣推理小說第一人」，這封號有點過譽，因為推理(或偵探)小說，早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就已出現，並非起於戰後。但如果從推動推理小說的本土化角度來看，第一人則非林佛兒莫屬。

他的兩本推理名著《島嶼謀殺案》與《美人捲珠簾》都備受肯定，《美人捲珠簾》曾獲中國第二屆最佳偵探長篇小說獎(2001)。老師說:人生實短，人生也實難。在文學的路途上，有一個朋友能持續四十餘年而還能以同樣的志趣相交，更屬不易。他將被記得，曾為台灣現代詩、推理小說和重振鹽分地帶文風所做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