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陽老師談1972年唐文標來台任台大數學系客座副教授，作為評論家，唐文標曾自稱他是「第一雜家」，他談詩、談電影、論戲劇，也評張愛玲、批金庸，的興趣廣泛，知識駁雜。但他的主張和觀點則是一致的，他是徹徹底底的左派，他反對「無味的藝術」，主張「努力參與社會工作，保持對人類的關注」，「戳穿現實的瘡疤，把陳年的惡毒揭露」，「走向永不妥協的改革」(〈路？哪個國度的路？〉)這使他的論述，成為1970年代的「異端」。(他在1973年提到的「狼來了」，弔詭地成為1977年余光中指控鄉土文學的名篇)。

唐文標對台灣詩壇的走向影響至大，他的文論，批判1950到60年代詩人所立基的理論是「腐爛的藝術至上理論」，也逐一點名這些詩人「逃避現實」，認為他們具有「個人的、非作用的、『思想』的、文字的、抒情的、集體的」六大集體逃避傾向，要求他們「站到旁邊去吧，不要再阻攔青年一代的山、水、陽光」。他的文論，不僅掀起詩壇風暴，也使得新一代詩人的詩觀產生變化。

檢視台灣新詩思潮史，可以看到唐文標的思想都落實在戰後代詩人及其詩刊的主張上。包括《龍族》、《大地》、《主流》、《草根》以至於1979年出發的《陽光小集》，因為他的啟發，接踵跨出了異於現代主義詩風的步伐─相對於「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而走向標舉「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這就是唐文標的思想對台灣新詩發展所起的關鍵性影響。

向陽老師與唐文標結識於1982年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之後，當時我也和詩友合辦《陽光小集》詩雜誌。這位引發現代詩論戰「唐文標事件」的大俠，對於當時還是青年詩刊的《陽光小集》寄予關心，並成為贊助同仁。向陽老師說:他所認識的大俠唐文標。他曾經期待台灣的現代詩放入生活、走向人間。在他引爆台灣現代詩的重重弊病之後，他以關愛之心，企盼新一代的年輕詩人自己站立起來，走自己的路，一步一步走向有光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