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老師應詩人方耀乾的邀請，到台南田寮「台灣詩路」參加他策畫的「台灣詩歌吟唱會」，這是台灣詩壇一年一度的盛會，在木棉花開時節舉辦，主辦單位是鹽水田寮社區發展協會和台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作為台灣南方的文學盛會，在別具特色的「台灣詩路」舉辦，詩與歌繚繞於美麗的田園之間，更添春風和暖。台灣的文化，是這樣由民間、由土地中蘊蔚出來、生湠出來的。見到文化大學的學長黃勁連，他為台語文學奮鬥不懈並在台北創辦大漢出版社，生龍活虎地為台北出版業帶來相當大的新氣象。

向陽老師感念他一路上對老師的照顧與提攜，戰後第一本台語詩刊《蕃薯》(1991年創刊)。這本詩刊是1990年代台語文運動的重要刊物，這個時候的詩人黃勁連已出版他的第一本台語詩集《雉雞若啼》了。雖然他在台語詩的書寫上起步較晚，但是「即知即行」的態度讓他做起事來往往一往直前，行動力十足。《蕃薯》詩刊在推動台語文的運動上宛若號角，對於推動台語文書寫、栽培台語文作家的貢獻，有目共睹，靠的就是黃勁連督促詩人寫作，努力催稿的編輯心態和勤快俐落。

他當年以華文寫作的重要詩作、評論，也都擲地有聲，後於1971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蓮花落》，並接編《主流詩刊》，推動現實主義詩學。他的勤於約稿，來自他的編輯長才早有開發。

1975年大漢出版社的創辦，使他在編輯事務上更加地精進。那時他剛退伍，就和好友張芳正、曹明兩位朋友合資創社，並兼總編輯，在商業和市場壓力下，專出文學書籍，他以《當代中國散文大展》三冊為初創業的大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上市一個月，隨即再版，其後成為暢銷書，這就可見作為編輯的他，識見、能力的不凡。《蕃薯》在他的編輯長才下當然更見不俗。不只如此，其後他主編《蕃薯詩刊》、《菅芒花詩刊》，以迄至今仍主其事的《海翁台語文學雜誌》，都十足印證了他的編輯長才，和對台語文學的致志專情。

這套《台語文學大系》是在2001年推出，可說總結了二十世紀台語文學的總體成績，為台語文學的開花散葉做出了最基礎的奠磚，也給出了最鮮明的成績。他畢竟是詩人，從年輕時代參加華岡詩社、創辦《主流詩刊》乃至如今仍繼續愛詩寫詩，為台灣文壇奉獻，詩，特別是他曾強調並成為他主要特色的「台語歌詩」應該才是他的最愛，詩人與作家的黃勁連是台語歌詩的火車頭。

作家向陽老師讓我們認識作家洪醒夫的作品，1949年生於彰化二林農村的洪醒夫，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留下了不少見證台灣農村變遷的佳作，如為讀者熟知的〈黑面慶仔〉、〈散戲〉、〈吾土〉等。他的小說取材自生身的農村，關注的是土地與人民的議題；他以1970年代的農村社會為背景，點描農民與市井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刻繪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商社會階段的台灣農村圖式，既承襲也開創了台灣寫實主義文學的新格局。洪醒夫早於1967年18歲時就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逆流〉，這時他還是台中師專五年制的一年級生，可見他的早發。1970年他與蘇紹連等創辦後浪詩社，其後發行《後浪詩刊》，在這個階段他寫小說，也寫詩、散文、評論，《台灣文藝》、《書評書目》以及報紙副刊是他發表作品的主要媒體。

然而要到1978年他以〈散戲〉和〈吾土〉分獲當年聯合報小說獎和時報文學獎之際，他的小說才真正受到鄉土文學論戰後的文壇矚目，這時他已經寫作11年了。知道的洪醒夫，是「詩人司徒門」，而不是「小說家洪醒夫」，透過《後浪詩刊》以及後來更名的《詩人季刊》，拜讀司徒門詩作時，向陽老師還是文化學院的學生，愛詩讀詩，但仍未展開創作與發表。

特別是〈紙船印象〉一文，作家洪醒夫寫童年放紙船的舊事，兼及母親為孩子折紙船的感情，由紙船記憶寫到親子之情，由小處切入，擴其情於大，知感交融，確屬精品。如今已被收入國中國文課本的〈紙船印象〉，襯映母親為孩子折紙船的溫柔感情，更是動人心弦。但向陽老師憶起洪醒夫是台灣鄉里人物的刻繪者，他為台灣田莊、市井所留下的小說，已在文學史和讀者心中留存鮮明刻痕。至少對我來說，與他在生時的交往短暫，情誼也其淡如水，許多細碎瑣事，「不去想，什麼都沒有，一旦思想起，便歷歷如繪」。

作家向陽老師在書房中翻閱舊時資料，在眾多信函、手稿中，看到一張攝於1988年的舊照，照片中，站在中間的是小說家黃凡，左邊是已逝的詩人、畫家楚戈。我們三人站在一起合影，是因為當時曾經到過愛荷華大學的台灣作家合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台灣分會」，在會場上相談，被媒體記者拍下。向陽老師最後一次與黃凡見面，是在2003年8月聯合文學舉辦的全國巡迴文藝營，當時他剛出版停筆十年後復出的小說《躁鬱的國家》，來文藝營演講，老師擔任新聞組駐營導師，只要沒上課的時間，作家們都在休息室，黃凡總是找東年、吳鳴和老師天南地北地聊。他們算是同一個時期出發的戰後代作家，擁有共同的時代背景和記憶，也都是在1980年代初期參加文學獎浮出檯面，話題自然不少。

向陽老師與黃凡認識，是在1979年，因緣舉辦的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當時他以短篇小說〈賴索〉勇奪小說甄選獎首獎，向陽老師以敘事詩〈霧社〉得到敘事詩甄選獎優等獎，在頒獎典禮會場中互相認識，從此成為朋友。

黃凡以〈賴索〉得獎，備受當年文壇矚目。這是一篇精彩的小說，寫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兩年，顯現了黃凡想要突破政治禁忌，以政治題材入小說的雄心，也突破了當年禁忌，在眾所矚目的大獎中脫穎而出，受到當年評審之一的白先勇激賞，說這篇小說「觸及台灣現實的核心，而小說表現的技巧，亦與眾不同，頗富獨創性」，此後並被視為台灣政治小說的經典之作。

從此之後，黃凡屢獲大獎，1980年他以〈歸鄉〉獲得第三屆時報文學獎小說佳作、以〈雨夜〉獲第五屆聯合報小說獎(不分名次)；1981年更以〈國際機場〉獲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推薦獎、以〈零〉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一時之間，他成為我們同一時期青年寫作者最羨慕、也最欽佩的作家之一，朋友相聚，總是消遣他是「得獎專家」，每一出手，就有好作品。當時年輕的黃凡，稍顯羞澀，內向而不多話，友朋笑談，他多半只是傾聽，微帶笑容，少見大聲談笑。這與他的小說中詼諧、幽默的筆法相差甚大。他在小說創作上成就和他對於社會，特別是都市生活、政治事務，持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力和想像力有關。他對小說作為一種志業，在言談中也經常很自然地流露出來，他是生來寫小說的作家，年輕時我就這麼認為。

黃凡在意的版本問題、「打字排版」問題、美工編輯和校對問題，就從出版《反對者》開始，改採鉛字排版(凸板)印刷，封面延聘美術編輯設計，1984年9月，黃凡的《反對者》和呂則之的《荒地》同時由自立晚報出版，同時也開啟了自立出版的新的風貌。果然，黃凡的《反對者》出版後，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藝術性和議題性，一方面也因為新版本的品質，在書市中暢銷，不斷再版。

從以〈賴索〉崛起文壇，到《傷心城》、《反對者》的先後出版，前後不過五年，黃凡在1980年代颳起的旋風一逕強悍而獨樹一幟。在小說創作上，他量多而質精，尤其長於處理政治題材和都市文學。他以政治小說步入文壇，受到矚目，帶領了1980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書寫風潮，儘管政治小說在當時具有高度的禁忌性，也被視為寫實主義的標竿，但是黃凡筆下的政治小說則以後設手法為之，帶有虛無的、嘲諷的後現代解構意圖，他的政治小說不循傳統的批判路徑，而以諧謔、揶揄的角度切入，顛覆了傳統政治小說的理路，說他是政治小說的解構者，或者稱他為解構政治的小說家，都說得通。這個特質一直到21世紀復出後寫的《躁鬱的國家》依然留存。

香港電台「華人作家」節目為錄製劉克襄紀錄片，來北教大訪問向陽老師，希望談談老師所認識的劉克襄。他們事先洋洋灑灑列了八個提問，其中第一題問讀文化學院時擔任「華岡詩社」社長時，「如何認識學弟劉克襄？對當時的他有何印象？」1976年冬天，向陽老師策畫出版報紙型的《華岡冬季抒情詩展》，劉克襄交出了他的第一首詩〈髮散〉，他以散文詩的形式寫出，讓老師刮目相看。

這首詩作讓老師發現劉克襄是天生的詩人。《詩展》出刊後，鼓勵他投給當時年輕詩人競技的《聯合副刊》，次年年初即獲刊登。習詩不久的劉克襄，第一首詩就能見於當時的聯副，在華岡詩人群中這可是大事，當然引發一陣騷動。

1978年5月，老師已畢業去當兵了，大三的他以「劉資愧」為筆名，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河下游》。

劉克襄的第一本詩集，《河下游》中的詩作，儘管部分仍有初習現代詩的痕跡，多數作品則已嶄露他的詩才和語言駕馭功力。詩集分三輯，「髮散」、「無題」和「晚宴」，輯一收他大二開始現代詩創作階段的作品，後兩輯則是大三一整年之作。整個來說，克襄這個階段的創作，已為他此後的文學長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河下游》中的詩作，書寫青年劉克襄對愛情、友情的渴盼之外，更多的是他對大自然的敏銳感應。華岡介於七星山和大屯山之間，觸目即見青山，入耳盡是鳥鳴，這對他日後的鳥類生態觀察、自然書寫與旅行書寫都具有關鍵性影響，《河下游》的諸多作品，光是題目，如〈山色〉、〈山行〉、〈畫山與候鳥〉、〈旅程手記〉、〈河下游〉、〈露營記事〉等，已足以為證。

〈大北方〉寫老兵想家的心情、〈新公寓〉寫失業的工人的悲酸。這些創作初期的作品，都說明劉克襄早在起步階段就已蓄積了他關注現實的能量。劉克襄是因為加入華岡詩社而展開他的創作，當時華岡詩社的眾多年輕詩人中，他是最寡言的一位，朋友們高談闊論之際，他很少插嘴，總是若有所思，偶會搖頭嘆息，神情憂鬱地站起、坐下，站起、踱步，初始大夥還會問他何事，久之習慣了，也就隨他了。也因為這種憂鬱氣質，被大夥稱為「鳥仔」，以「鳥仔」之名被稱呼的他，後來真的成為愛鳥的詩人、散文家和生態觀測者，且進一步升級為「鳥人」，在台灣文壇擁有一席之地，並以他的眾多作品具有影響力。

除了詩作之外，劉克襄與向陽老師之間多有重疊。他們在華岡詩社認識，其後也隨老師參加了岩上主持的《詩脈》，以及老師與南部詩友創辦的《陽光小集》。在詩社中，他一向寡言、孤獨，這是他的個性，同仁都能理解。他適合孤獨，這讓他的創作更能純淨。另一個重疊之處，則是編輯。人生機緣，如是奇妙。從同學、同仁到同事，曾經「同編」，如今還是文學路上的同道。

作家向陽老師讓我們認識浪漫寫實散文家林文義，林文義也由光啟出版社推出散文集《歌是仲夏的翅膀》，林文義則專注於散文研磨，創作不歇，而於2014年以散文成就榮獲吳三連獎、2018年又獲《鹽分地帶文學》舉辦的「當代台灣十大散文家」榮銜，在文學這條路上走出一片天。

時間回到1980年代末期，在以政治新聞敢於突破執政者禁忌，副刊則強調本土、批判特色的自立晚報社。1988年報禁解除，自立晚報社新創《自立早報》出刊，向陽老師由副刊主編被調任為晚報總編輯，早報總編輯則由陳國祥首任。此時的早、晚報朝氣蓬勃，來自各方的年輕記者、編輯群聚，甚是熱鬧，林文義就在早報創刊後的次月，進入報社政治經濟研究室擔任研究員。

林文義之所以進入報社，並非以散文而是以漫畫專長受聘，當時與政治漫畫家漁夫、L.C.C.(羅慶忠)同室，工作就是供稿給早晚兩報使用，他們的政治漫畫備受讀者和政壇人物激賞，也為早晚兩報增加不少報份。越兩年後(1990年)10月，因為沈花末離職，他終於以文學家的身分出任晚報副刊主編，圓了他編副刊的夢，也為進入90年代的台灣本土文學傳播盡心付出不少。

林文義接編副刊，除了作家身分，事實上也緣於他早在1985年主編過《文學家》月刊，雖然這份刊物壽命不長（1985年10月創刊，次年5月停刊），他卻卯盡全力，用心編輯，開創了以文學家為主題的的雜誌新風。但漫畫創作和編輯工作畢竟不是林文義的最愛，散文才是他唯一的忠誠。林文義的散文生命如細水，卻長流。在《遺事八帖》中他有諸多片段敘說了他寫作以來的各階段心境。其中有無業或失業的傷痛，也有因為自立關門後鍵入政界、參加電視台叩應節目的憤怒與無奈───千折萬轉，最後還是回到他最專注的文學志業。自立那幾年中大概是他最快樂也最安定的日子，而專事寫作後近二十年則是他的散文進入巔峰的時期。

以《歌是仲夏的翅膀》崛起的青年林文義，一如他自己所說，第一階段的散文「大多是吟風弄月而少社會關懷」；1980年他以〈千手觀音〉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漸趨成熟，通過旅行和參與民主運動，觸探台灣社會與土地，散文集如《千手觀音》、《寂靜的航道》、《撫琴人》、《島嶼之夢》、《銀色鐵蒺藜》等。向陽老師讀他的散文，從年輕到年老，發現浪漫、傷感、憐艾，一直貫串於他的不同時期作品中，儼然主調，在他獲得高度評價的《遺事八帖》之中，這個特質依然頑強地抓攫著字裡行間的骨架，一如日常中我所熟悉的老友本人，他真是個徹徹底底的浪漫主義者。

從1980年代之後，他的散文就開始填注有血有肉的內涵，浪漫的、某種程度節制的哀愁，讓這類堅實的寫實作品爆發新生命，並形成獨特的、迷人的語風，在他的散文中發亮發光，而這正是出版於2011年的《遺事八帖》最最動人之處。用白話來說，他是一個浪漫的寫實散文家。

秋雨的夜晚，想到年輕時在華岡讀書的一些畫面。華岡每到入秋之後，總是風淒雨苦，對1970年代出發的文藝青年如我者來說，追風愛雨，反倒成了寫作的動力。其中有一個畫面是我與當時已有盛名的小說家李昂的初識。李昂是文化學院哲學系畢業的學姊，她於1974年畢業，當時向陽老師讀日文組一年級，雖然考上文化後就已知道她早在就讀彰化女中高二時就以〈花季〉登上《中國時報》副刊，富有才氣，也讀過她在《中外文學》發表的小說〈人間世〉，但無緣得識；1975年老師擔任華岡詩社社長，整理華岡詩社資料時，赫然發現李昂也是詩社前期社員，此時她已在美國就讀奧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系，同時並由中華文藝月刊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說集《混聲合唱》，可說是我們一批華岡文青的榜樣人物。

當時的李昂以「人間世」系列小說，書寫年輕女性對愛與性的迷惘與探索，雖然談不上驚世駭俗，卻已讓文壇議論不已，讚許有之、側目也有之。如此大膽、開放，且無懼於保守社會議論的小說家，在當年也跟她年歲差不多的寫詩的向陽老師來看，已經不只是一位學長，毋寧更像是一位進步的女性主義者。

1983年8月，聯合報中篇小說獎揭曉，李昂以她勇奪首獎的〈殺夫〉。〈殺夫〉以鹿港為背景，寫婦人林市嫁給殺豬的陳江水，因不斷受到陳江水家暴和性虐待，最後在精神恍惚下，以殺豬手法殺死丈夫。這樣驚世駭俗的故事，立即引發社會各界爭議，這樣既鄉土又寫實的小說，表面上描寫的是一樁社會事件，實際上探討的人性深層的陰暗面，在殺豬刀的兩端，林市身為弱勢女性的長期隱忍和一夕爆發、陳江水作為強勢男性的長期施虐和視妻如豬，凸顯了弱勢女性在父權社會和文化的雙重被壓迫處境，「殺豬」刀的回擊，暗喻的實則是女性最終的抵抗。

〈殺夫〉作為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的一道里程碑，如今幾乎已成文學史的定論。但〈殺夫〉真的是發生於鹿港小鎮的「鹿城故事」嗎？李昂後來在回憶她的寫作歷程時，曾提及這篇中篇的寫作靈感，來自1977年她從奧勒岡州立大學取得戲劇碩士學位後，在白先勇位於聖塔芭芭拉的住處讀到陳定山所著《春申舊聞》，其中有一篇〈詹罔氏殺夫〉的社會新聞，引發她改寫小說的構想，因而有了〈殺夫〉。李昂是以她作為小說家的想像力和虛構手法寫出了這篇經典之著。

2012年11月，李昂以她的小說成就榮獲第35屆吳三連獎，身為吳三連獎基金會秘書長的我，在頒獎典禮上宣讀評審委員會所撰的〈得獎評定書〉，讀到以下這段對李昂創作的譽辭，真是再同意也不過了：

以批判性視角介入臺灣歷史、社會、政治、階級、性別、認同，透過身體情慾、國族寓言、空間地景、鬼魅／權力、美食／宰制種種書寫，解構台灣舊社會、反撥父權文化，激昂女性自主意識，如實反映了臺灣現代化過程中的難題及社會面相。

向陽老師憶起林燿德(1962-1996)，這位早逝的文壇彗星，1980年代推動台灣「新世代」與都市文學的詩人旗手。認識他時，還是輔大法律系學生的靦腆笑容；以及論述文壇作家與文學風潮時，作為新世代作家的發亮眼睛，留在老師心上的圖像卻是永遠的「新世代」，年輕、慧黠、自信，並且稍帶點睥睨一切的狂傲。1980年代台灣文壇最為亮眼的一顆新星。他的文學書寫，始於鄉土文學論戰爆發的1977年，當時他才十五歲，剛進入師大附中就讀，就已展露了才華。高中階段，他先後加入《三三集刊》、《神州詩刊》，也在其上發表作品。他可能是這兩個刊物中最年輕的成員。

林燿德的閃亮，是跨越領域的，最少在1980年代的台灣文壇的場域中。他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厚重的文學評論(進入90年代之後還寫電影劇本)，每種文類寫來都駕輕就熟，量多質精；他參加各種文學獎(當時的文學獎都是全國性的)，幾乎囊括了各種獎項、並涵蓋各不同文類(包括科幻小說)；他長於企畫編輯，除了1985年與林婷、郭玉文、柯順隆等創辦《四度空間》詩刊外，他先後主編過《草根》詩刊、《台北評論》、《台灣春秋》，乃至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活水文化》雙周報等，都弄得有聲有色；但更令人稱奇的則是他除了出版詩、散文、小說、評論三十餘種之外，還編選了十多套文學選集，其中重要的如與黃凡合編的《新世代小說大系》十二冊、與簡政珍合編的《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二冊、與孟樊合編的《世紀末偏航——八○年代台灣文學論》、與孟樊合編的《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主編的《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與林水福合編的《蕾絲與鞭子的交歡——當代台灣情色文學論》等，迄今都甚具學術參考價值。

林燿德一生短暫，但文學生命則是長遠的。有三個關鍵詞似乎可以總綰他的文學生涯：「新世代」、「都市文學」和「後現代」。這些主要表現在他的跨文類作品和細膩且綿密的論述中。向陽老師曾經為他收於《日出金色——四度空間五人集》(1986)中的作品輯《人類家族遊戲》寫過序文〈戰爭˙和平˙蝕〉，指出燿德的這輯「從世界觀出發，觸及人類前途」，以後現代主義」技法表現的詩作，為詩壇「罕見的格局」，並稱揚他的作品「異於五、六年代及七、八年代各偏所是之詩風，展露了「後現代主義的曙光」；然而，當年老師也提醒他，期待他「以此為出發點，更寬闊地開拓人類複雜面的精純」，「更深入地挖掘人性深處的微光」，而非僅止於秩序的倒錯、意義的空白。

1996年元月，他在自身也猝不及防的狀況下突然病逝，得年才三十四歲，他的早逝，令人神傷，向陽老師更覺難過。不只是因為從他出道之後，老師與他相惜之情，也因為就在他離開人世之前，他們倆位曾為著作權遭侵犯的事情並肩作戰過。以一整年的時間，老師與燿德一起上法庭，與侵權者委託的律師論辯，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但最後還是敗陣。向陽老師說:「這一年，學法律出身的燿德和不完全瞭解法律的我，形同戰友，過去我們以詩相交，最後卻結伴於捍衛著作權的路上。」

林燿德逝世後，詩人楊宗翰和散文家鄭明俐蒐集他諸多散佚的作品，集為《林燿德佚文選》四卷五冊，於2001年出版。五卷分別收錄了他的評論《新世代星空》、創作《邊界旅店》和《黑鍵與白鍵》、短論《將軍的版圖》以及譯介《地獄的佈道者》，總字數有五十萬餘字，這才讓人充分了解林燿德在短暫的書寫生涯中，以青春和生命燃燒出的文學光燦。在《林燿德佚文選》出版前夕，鄭明娳教授囑我為其中的《黑鍵與白鍵》寫序，我在暖暖鄉居，夜讀燿德生前佚文，更添對他的懷念。

向陽老師與阿盛認識甚早，兩人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庄腳囝仔」，老師說:「原因之一；在寫作經歷上，大約同時起步，是原因之二；曾經在中國時報有過同事之緣，事原因之三--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對台灣這塊土地都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們的寫作不是沒來由的，赤腳走過泥土，我們都為腳下的母土而寫。做家阿盛崛起文壇，源於1978年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廁所的故事〉，獲得詩人楊牧的讚賞，使他受到文壇的矚目。事實上，阿盛早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開始寫作，編輯學生刊物，考上東吳大學中文系之後，卻忽然停了筆，大學四年間一無作品。直到畢業後，才開始重拾筆桿，第一篇作品〈同學們〉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這篇佳作，讓副刊編輯部驚豔，當時負責督導副刊的楊乃藩召見了他，並要他到報社上班。就這樣，阿盛以一篇散文進入了當時同輩作家稱羨的中國時報，擔任副刊編輯，也開始了他此後寫與編的人生旅程。

1981年9月，作家阿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唱起唐山謠》，這對一個青年作家來說，比結婚還重要，出版後，阿盛送老師一本，希望老師這個「老兄弟」寫篇評論向讀者推薦，老師當然義不容辭。從此之後數年，作家阿盛每有新書出版，向陽老師多半成為第一位，為他的書寫序，向讀者推薦他的具有濃厚台灣味的散文，沒記錯的話，老師前後為阿盛的書寫了6篇序文，2篇書評，可說是「阿盛讀書會代言人」了。1984年阿盛將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一拆為二，加入新作，分別出版了《兩面鼓》（批判散文）與《行過急水溪》（抒情散文）兩本集子，確定了他完整的散文風貌。

向陽老師說，作家阿盛很有個性地表現了他自己不同於流俗、不喜於呢喃夢囈、風花雪月的創作觀：人、社會和土地，才是他關注的對象。這就是阿盛的本質，散文阿盛獨樹一格的文風就由這樣的本質發散開來，如台灣野地的百合。

1985年他推出散文集《綠袖紅塵》、1986年出版《春秋麻黃》，更加鞏固了他特有的文風，同時也顯現了他由鄉村事物寫到都市風情的傑出筆力。屬於散文阿盛的年代由此展開，到2007年出版《夜燕相思燈》為止，他總計出版了27本文集，包含詩集《台灣國風》和兩部長篇小說。阿盛創作量之豐、質之佳，已經可以由這些作品來說話了。

2010年11月，作家阿盛以他散文書寫的成就榮獲吳三連獎，向陽老師以基金會副秘書長身分主持頒獎典禮現今老師已是秘書長了，用台語朗讀評審委員會評定書。兩位作家交往30多年的「老兄弟」，當年初識時豈知會有今日這一幕？作家阿盛上台領獎後，發表得獎感言的一段話，令老師動容。就以作家阿盛當天說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我執筆像是拿鋤頭，在文學土地上耕作。三十多年來我很感念我母親，她從不干涉我要走哪條路，有一次她上台北找我，看我半夜趕稿，問我寫作這麼久，是一直無法合格嗎？我說寫作可以賺錢。快截稿時，她問我說，怎麼不多寫一點？…我常在想：寫作真的是給大家看爽就好嗎？我不認為如此。寫作像是耕種一樣，根植於這片土地，發芽、開花、結果，永遠有著最深的感情。這塊母土雖小，但沒有第二塊，不可能再多或再少，我的寫作就是為了這塊母土。"

從1976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流水印象》(彰化：大昇)，迄今四十三年，平均算來，他幾乎以一年至少三本著作的速度在寫作之海中泅泳，而且彌廣彌堅，從詩、散文、評論、賞析、導讀到學術論述，無一不與；外加編輯各種選集、詩人作品學術評論集等，更是難計其數，已成為著與述、寫與論、選與編都等身的大家。出身彰化朝興村農村家庭的他，簡直是以農夫的精神全力筆耕文學的田畝，從春華到秋實，未嘗一日懈怠，方才有這樣驚人的著述成果。

蕭蕭早從十六歲(1963年)就開始現代詩的創作與發表，當時他還就讀高二，可說是早熟的詩人，他對文學的熱愛，也在高中階段就已形成，根據他自編的〈蕭蕭寫作年表〉，高三時他和同學黃榮村(後曾任教育部長)就加入《新象》詩刊，也參與編輯；進入輔大中文系後，開始瘋狂閱讀並背誦現代詩，擔任過輔大「文哲學會」會長、《輔大新聞》社長、輔大校刊《新境界》社長，參與兩刊物編務，並協助當時也在輔大就讀的陳芳明創辦「水晶詩社」。

但他真正受到文壇矚目，並不是詩，也非散文，而是詩論。早在1970年，服役於軍中的他就撰寫長達三萬字的論文，評析洛夫名詩〈無岸之河〉，顯現了他評析詩作、論述詩學的精悍實力；1974年，他與張漢良同獲《創世紀》詩社創立二十週年詩評論獎，並因此獲得瘂弦推介，於1977年4月由幼獅文化出版他的第一本現代詩評論集《鏡中鏡》，成為眾所矚目的青年詩評家。

寫詩評、寫導讀，編詩選、編教材，從年輕到今天，在蕭蕭的寫作生涯中一直持續著，這可看出他樂於「為人作嫁」而不疲，為傳揚詩教而奉獻的無私。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犧牲。向陽老師與蕭蕭兄熟識後，特別是1987年他推出詩學論述《現代詩學》(台北：東大)，就不時建議他為台灣新詩寫史，以他從年輕時就對現代詩瞭若指掌的深厚涵養、以他從評論出發到編選詩選的廣泛閱讀和深刻評析，也以他為人處事的正直、中和和寬闊胸襟。史識、史觀、史德，三者兼備的他，當然是撰寫台灣新詩史的不二人選。

蕭蕭以評論起家，以學術論述而成一家之言，顯然掩蓋了他的詩和散文的成就，從1982年出版詩集《悲涼》(台北：爾雅)，這本詩集《撫觸靈魂 風的風衣》，他先後已出的詩集估計應已有二十冊之多，晚近幾年更是多產。他擅寫十行以內的小詩，主題則以禪詩、茶詩為多，充滿逸趣、語言活潑而帶有哲理；蕭蕭與向陽老師在暖暖是鄰居，寫出《暖暖壺穴詩》(台北：紅樹林，2003)這本在他的眾多著作中最為奇特的旅行之書。他以雙腳行踏，以詩心詩眼觀照，細膩描繪暖暖的自然景觀、人文風貌、歷史古蹟和產業。每一個篇章都嵌之以「詩」，如〈壺穴，時間在岩石上鐫刻的詩〉、〈看暖暖人留在石碑的詩〉、〈聽暖暖人留在唇齒間的詩〉、〈水自己寫的詩〉、〈黑色的詩〉……等，他用「詩」凸顯暖暖之美，成功地一改旅遊書的單調刻板。

作家向陽老師談到宋澤萊結合弗萊( Northrop Frye )和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的理論，鎔鑄成他自建的「文學四季變遷理論」，藉以探究台灣三百年文學發展的論述，提出了一些看法。文學史論並不容易為之，文學史不是史料的剪輯或堆積，而是史家掌握他的史觀，據以評價作家作品，何定位不同時期文學家的成就與貢獻、特色和優劣的總體論述。宋澤萊年輕時以小說崛起文壇，兼擅台語歌詩創作，又受過史學和文學訓練，讓他得以免除既有的史論框架，自有創見，而能與歷來的台灣文學史著有所區分，寫出新的論點，提供給讀者更多的視角，在老師來看，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從年輕時以小說名家，到近幾年連著推出《台灣文學三百年》初續集，成為台灣文學史家，宋澤萊在文學的道路上不只不歇不息，還一路向前衝刺，在台灣戰後世代作家中，老師他大概是不斷跨越文類、不拘一格且成績斐然的一位了。

想楊老師談到，鍾肇政先生主編的《臺灣文藝》革新號第五期刊出了宋澤萊的小說〈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這篇小說讓剛從前一年鄉土文學論戰後喘過氣來的文壇驚艷，當時陳映真曾讚譽他「把爭論紛云的鄉土文學推向一個新的水平」；1978年，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公布，〈打牛湳村〉更勇奪小說推薦獎。同屬中部農村出身的我更是折服於他對台灣農業問題、台灣農民性格的深刻描寫，以及他高度的諷喻技巧；也在同一個月，人在軍中服役的我接到鍾肇政先生寄來一紙通知，告知我以台語詩〈鄉里記事〉系列獲得吳濁流新詩獎，通知上隔一行則是宋澤萊以詩作〈鄉景〉獲得佳作。這樣同榜的機緣，更讓我對宋澤萊既是傑出小說家也是優秀詩人抱有極高的好感。

進入1980年之後的宋澤萊，在台灣文壇已經是閃亮的新星，除了三民書局之外，遠景出版社陸續出版他的長篇小說《惡靈》（《廢園》重版）、《糶穀日記》、《變遷的牛眺灣》和《骨城素描》、《蓬萊誌異》，聯經則出版他的小說集《紅樓舊事》。就在如此受到文學出版界重視的情況下，他卻減緩了小說創作，轉向評論和禪學研究。評論的部分他寫出〈文學十日談〉，這大概是他此後朝向文學、文化與宗教評論的開始；禪學的部分，他於1983年由前衛出版社出版了《禪與文學體驗》，展現了他的參禪體悟。

回到1980年代，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對包括宋澤萊在內的諸多戰後世代作家都產生巨大的思想衝擊。美麗島事件是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後影響台灣文學走向的政治事件，宋澤萊曾經自述，美麗島事件是他創作生涯的一個分水嶺。宋澤萊在這個主軸中，扮演的是論述和創作、鼓吹和實踐並行的重要角色。整個1980年代，宋澤萊的主要創作，最為人稱道的，大概是1985年由前衛出版的長篇小說《廢墟臺灣》，這部小說以寓言體的寫法，描述(或預測) 台灣人因為漠視公害和使用核能發電，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導致核電廠爆炸而變成廢墟。既是環境與生態文學，也是一部具有想像力的超現實的政治 / 科幻小說，展現了他跨越現代與寫實的卓越書寫能力和思想內涵。

1987年發表〈抗暴的打貓市〉更有華文與台文〈抗暴个打貓市〉兩個版本，結構雖然簡單，但極具諷喻和想像之能事。以台語寫出的〈抗暴个打貓市〉，在老師來看，堪稱為戰後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純粹使用台語思考、寫作的短篇小說，這也使得台語文學由新詩延伸到小說創作的領域，是台灣小說一到重要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