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陽老師說:子喬兄以詩和散文崛起於1970年代台灣文壇，早有文名，他的散文集《太陽手記》於1974年由水芙蓉出版，當時我才大二，捧讀他的散文，心嚮往之；也知道他是主流詩社的同仁，而主流是老師初習現代詩的必讀和投稿的詩刊。但等到與他認識時，老師已退伍來北，在海山卡片上班，也和一群詩友創辦了《陽光小集》，因為詩人黃進蓮的介紹，兩人這才相識，當時他已在遠景出版社擔任主編，影響台灣文學研究的關鍵選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十二冊，就是在他擔任主編時著手整編所成。當時的子喬兄，意氣風發，言談豪邁，他們也就因為詩和這套全集成了常相往來的朋友。

老師說:真正和子喬兄協力工作，無話不談，則是1982年秋天老師進入自立晚報編副刊之後，也已經過世的詩人杜文靖兄，和羊子喬此時正協力鹽分地帶文藝營營務，我因職務的關係，每年都要和他們兩人一起工作，討論邀請作家名單、排課表，聯絡作家，確定後再於自立副刊刊登預告，以及預編文藝營當天的副刊上的作家演講稿；再加上文藝營五天朝夕相處，晚上大夥聊天，有六年之久。子喬兄、進蓮兄和鹽分地帶的詩友們為了延續日治時期鹽分地帶文學的香火，可說用盡心力，讓老師相當感佩。

老師進入政新聞系博士班就讀，羊子喬則進入立委彭百顯辦公室擔任主任。印象最深刻的是，1995年5月30日，他協助台灣筆會與彭百顯辦公室在立法院舉辦了一場「大學文學院應設台灣文學系」的公聽會，由彭百顯和當時的台灣筆會會長李魁賢共同主持。這場公聽會正式向台灣政府及社會要求應在大學廣設台灣文學系，可說是點燃了第一把台灣文學設系的火炬，影響非常深遠。

1997年，彭百顯當選南投縣長，子喬兄也因此獲延聘進入縣府，擔任縣長機要秘書，這四年他為老師的故鄉南投規劃了「玉山文學獎」和「駐縣作家」這兩個重要的幾項，以玉山為南投縣文學獎之名，足見他作為詩人的命名巧思，駐縣作家前後舉辦兩屆，分別延聘陳若曦、吳晟到南投縣駐縣寫作。這個壯舉使得使南投縣的文學氛圍增強甚多。

他年輕時就揚名文壇，詩文雙擅，也曾任台灣最重要的文學出版社遠景的主編，是一個能寫能編能論的文壇英才，但他的中年人生，並不順利如意；他心心念念於台灣文學的重建，從日治文學的整編、台灣文學設系的推動，到以詩文為西拉雅文化發聲，則一路如一，從不動搖，也以他的生命為此付出。

向陽老師說:高信疆是1970年代戰後世代詩社《龍族》的主腦人物，老師在大學年代習作現代詩階段深受他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影響，對《龍族》回歸傳統、關懷現實、擁抱大地的主張相當認同；1979年，向陽老師與詩友合創《陽光小集》於高雄，這個詩社進入1980年代後主張、編輯取向，都受他和《龍族》的影響。在老師初入詩壇的階段，他是向陽老師敬佩和效法的典模人物。

1981年6月底，向陽老師因詩人商禽推薦，進入了高信疆曾經擔任總編輯的《時報周刊》當編輯，而與高信疆有了更多接觸，也因為如此，得以更加了解他主編副刊的胸襟、理念和高度。《人間》能在1970年代創造出新而壯闊的文化風潮，因為有他這樣具有包容力、親和力，又同時懷抱理念、瞻矚遠景、不憂不懼的主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前一年，他已遭受軍方的壓力而被迫去職，離台赴美遊學，直到1978年1月才重返編輯檯，老師在報社看到的他，依然風姿英發，以《人間》為平台，繼續在1980年代發光發熱，並與當時主編《聯副》的詩人瘂弦展開另一階段的文化領導權競爭。「副刊高」與「副刊王」之爭，成為當時文化界的佳話。

1980年2月，《人間》推出〈風雲十年：文化十事／文化十人〉特輯，列出「鄉土文學論戰」、「中國大陸抗議文學的勃興」、「保釣運動引起的文化迴響」、「雲門舞集的崛起」、「報紙副刊的突破」、「洪通畫展引起的震撼」、「報導文學蔚的風氣」、「學術重鎮多人逝世」、「校園歌曲邁向社會」、「漢聲雜誌的收穫」等文化十事，氣派閎闊，具體勾勒出1970年代的台灣文化圖像。向陽老師看到他約稿、用稿，展現了一個副刊主編的議題設定能力，他能讓純粹的文學創作，透過優質而具有高度的編輯手法，成為文壇和文化界最熱門的話題。

向陽老師說:作家林良年輕時就進入《國語日報》主編兒童版，並長期撰寫「看圖說話」的童詩；1966年，《國語日報》家庭版請他和洪炎秋、何凡三人開設「茶話」專欄，三人各有風格，相當叫座，他以「子敏」為筆名，用淺白的白話、幽默的筆調、溫煦的心境執筆，展現了相異於當代散文的獨特風格，從此在兒童文學創作之外，開闢出了一條特屬於他的散文大道，並因此收入1977年源成文化圖書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成為備受文壇肯定、也被讀者喜愛的散文大家。

林良先生一生創作不懈，他的散文名著如《小太陽》、《和諧人生》，都曾創下不斷再版、重刷的暢銷且長銷紀錄；他的兒童文學作品如《我是一隻狐狸狗》、《小紙船》、《一窩夜貓子》等，以及翻譯的世界兒童文學讀物如《聖誕禮物》、《烏鴉愛唱歌》、《流光似水》等，也普獲兒童讀者愛讀；他的論集《淺語的藝術》、《陌生的引力》和《純真的境界》則為臺灣兒童文學建立了一套理論。他一生出版過的書，保守估計應有兩百種左右吧。

此外，他推動兒童文學也不遺餘力。1984年他與兒童文學家、詩人林煥彰發起成立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並獲推為創會理事長，為臺灣兒童文學的播種奠定根基；他也促成《國語日報‧兒童文學週刊》的創刊，以及「兒童文學牧笛獎」的設立，栽培、奬掖後進無數，他是兒童文學的領航人，也被譽為「兒童文學的小太陽」。

向陽老師憶起和林良先生最常往來的時光是在1980年代。當時我退伍來北，先後在海山卡片公司、《時報周刊》、《自立晚報》工作，也將和友人創辦的《陽光小集》詩刊改版為詩雜誌。作為刊物編輯，聯繫文壇作家並約稿，是這樣的因緣，讓我得以和從國小時期就仰慕的林良先生碰了面。

他提到老師寫的台語詩，說他很喜歡，他生於廈門，祖籍福建同安，年輕時在廈門《青年日報》當過記者，也編過副刊；來台後，進入「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研究組，負責國語和閩南語對照的工作，也因此他也曾在電台主持節目，從事國台語的對照教學。他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的神情和語調，至今仍在眼前。

生於1948年的羅青，成名甚早，1972年出版處女詩集《吃西瓜的方法》，就被余光中譽為「新現代詩的起點」，1974年更以詩的成就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備受年輕寫作者的欽羨。此時我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寫詩者，仍在摸索自己的詩路，尋訪自己的詩風，在賃居的宿舍讀他的《吃西瓜的方法》，對於他以語言邏輯入詩，在語言的弔詭和機鋒之中翻轉自如，自成一家之詩，特別欣賞。出版《吃西瓜的方法》，驚羨詩壇之後，1975年5月，羅青與李男、詹澈、邱豐松、張香華在創辦了「草根」詩社，發行《草根詩刊》。1970年代初期戰後世代詩社《龍族》、《主流》、《大地》回歸傳統、反對西化的主張；其後出現，在1980年代發光的《陽光小集》。

老師與羅青初次見面，是渡也引介，在他敦化南路巷內的家中。1975年冬天，為華岡詩社舉辦「中國新詩系列講座」，我們前去拜候他，請求他的同意，他也爽快答應了。在邀請的六個演講詩人中，羅青是唯一的戰後世代詩人，頗受年齡差距大的大學詩人和同學喜愛，排在週六晚上的最後一場，聽眾居然爆滿，足見他作為當時新世代詩人領頭羊的魅力。1984年，他的詩風開始有了新的變化，林海音為他出版了《不明飛行物來了》（純文學，1984），這本詩畫集，封面是羅青的畫，以黑粗體的書名，非常醒目。

也就在出版《不明飛行物來了》之後，羅青開始認真思考繪畫美學和繪畫語言與詩語言之間的關係。這個思考，讓他發展出了獨樹一幟的「錄影詩學」，這是一個融詩與畫於一體，又將當時的科技產物「錄影帶」帶進詩的聲光和影像語言的大膽嘗試。1986年4月，我收到羅青寄來《自立副刊》給我的一首新作〈一封關於訣別的訣別書〉，這首詩，對羅青來說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這是他以鑲嵌和諧擬筆法嘲諷歷史的後現代詩的新的開始。

到了1988年，羅青終於推出《錄影詩學》(台北：書林)，他以〈「錄影詩學」之理論基礎〉一篇長文代替後記，在這篇文論中他討論了台灣社會進入資訊時代的背景，指出「電視、錄影為主的傳播方式」已建立了一套「機器語言」，所以應該參酌中國繪畫的「手卷思考」，融入現代鏡頭的語言寫詩，結合詩與錄影機，創發「錄影詩」。

以今天的角度來說，科技的進步太快，「錄影詩」已成明日黃花；然則在1980年代，羅青的這本詩集將詩作和理論結合，卻是前衛也具有前瞻性的作為。這就是向陽燒當年所認識的開闊的詩人羅青。

曾經擔任過《文訊》總編輯的李瑞騰兄的名字和臉容，以及他用力講話的手勢和豐富表情。1983年7月《文訊》的創刊，原為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事的刊物，負有執政黨文化工作的責任，由孫起明負責主編；1984年10月延請當時擔任《商工日報》副刊主編的學者李瑞騰擔任總編輯，他接編後大力改革，強化《文訊》作為文學傳播媒體的公共性，讓這份黨辦刊物的黨化色彩逐漸淡化，同時也以他自身橫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三個領域的學界、文化界人脈，以各種具有規劃的、深入的報導專輯，充實了《文訊》的內容，終於受到文壇和學界的重視；讓《文訊》跨越了黨派、地域和意識形型態的鴻溝，成為國內外學界了解台灣文學生態、趨勢的重要雜誌。

他可以說是早期《文訊》雜誌的靈魂人物。他是一個編輯高手，擅長設定議題，主動出擊。舉凡雜誌專題的規劃、專家學者的約稿、相關活動的舉辦，都具有呼風喚雨的氣勢。我印象深刻的幾個專題和活動，諸如「古典文學現代化」座談、「香港文學專輯」、「菲律賓華文文學特輯」、「當代文學問題研討會」、「當前大陸文學研討會」以及「報紙副刊特輯」等專題報導、論述，都頗具前瞻性，即使到今天也還是值得持續關注的議題。

回想大學年代的這段往事，在多風雨的華岡，瑞騰兄總是以兄長的寬容，指導並支持華岡詩社，那些畫面，即使時隔四十年，仍歷歷在我眼中。在文學的道路上，我們算是同時從華岡出發，至今也仍在同一條路上，這樣的情誼，涓細而綿長。

無論主編《年度詩選》、主持《文訊》八年多的編務，或者其後創辦《台灣文學觀察雜誌》擔任發行人兼總編輯、創辦《台灣詩學季刊》擔任社長，乃至2010年起擔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四年期間，他都是以熱愛文學的初心，結合他自大學時期以來累積的文學知識、學術訓練、編輯與出版經驗，還有他擅長的擘畫能力和識見，用心經營，努力做事，並且開創了不少台灣文學傳播與研究的新領地，說他是台灣文學傳播的開拓者。

向陽老師與黃得時先生第一次見面，是1982年10月16日，在自立晚報會議室。當時老師27歲，剛接編「自立副刊」不久，主辦「民俗文學座談會」，邀請民俗文學研究耆老與專家座談，得時先生是與談者之一( 其他與談人尚有朱介凡、林衡道、邱坤良等先生 )，那時他年已74歲，精神抖擻，不顯老態他以「六十年來的俗文學」為題，發表談話，指出台灣的俗文學有三個源頭，一是中國民間故事，二是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廈門的歌仔冊，三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故事和歌謠。我在場聆聽，猶如上了一堂台灣民間文學的課，獲益良多。

老師印象深刻的，是隔年2月自立副刊和台灣文藝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走向開闊的大道：台灣文學討論會」，由當時擔任台灣文藝雜誌社社長的陳永興和我共同主持，約請陳若曦女士、許達然先生、楊青矗先生主講，當時得時先生也專程與會，並在綜合討論時發言(其他發言者有楊逵、鍾肇政、趙天儀與陳少廷等先生)。他以國內大學研究台灣文學、撰寫碩博士論文的概況為例，鼓勵台灣文學界「要有相當的自信，相信只要努力不懈，台灣文學一定有希望、有前途」。在「台灣文學」正名過程中，這場「台灣文學討論會」以及得時先生的發言，於今看來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1984這一年，大概也是已經76歲高齡的得時先生創作力最旺盛的一年。印象中他投稿的刊物主要是中央副刊、聯合副刊、自立副刊與《文訊》。他在聯副發表〈台灣新文學播種者賴和〉、〈郁達夫來台灣〉；在《文訊》發表〈五四對台灣新文學之影響〉；在自立副刊發表〈始政乎？死政乎？──日本治台五十年血淚的回憶〉、〈川端康成遊日月潭〉等作品，都圍繞在台灣文學發展的議題上，足以看出他對台灣文學的高度關心，也透露出作為台灣文學史家的定見與敏銳。

 從日治時期就獻身於台灣文學，長時擔任副刊主編，力圖撰述《台灣文學史》而未能完成的得時先生，到了晚年仍然心心念念呼喊台灣文學「站起來」，這是何等動人的事。他鼓舞少他46歲的向陽用台語寫詩，他關心《台灣文藝》的持續，他為將誕生的台灣筆會喝采──在他的來信、來稿的每一個字跡當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台灣文學史家對台灣文學無悔的呵護、無私的關愛。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得時先生以享年九一之高齡離開至愛的台灣。臨終前他最掛心的，應該是他從1942年( 34歲 ) 開始撰寫而終究未能終篇的《台灣文學史》吧。

巫永福先生，1913年生於山明水秀的南投埔里，從日治時期出發，跨越兩個時代，先後使用日文和中文寫作，逝世於2008年9月10日，享壽九十六歲，出道既早，寫作生命也存續甚久，可說是台灣「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中的長青樹。

〈沉默〉這首詩詠讚中央山脈的巒峰，通過埔里的開發過程，寫出在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之下人與土地的關係： 這詩中「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 / 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巒峰，也是向陽老師童年時代每天面對的峰巒。巫永福先生筆下的中央山脈有如觀音橫臥，美麗而沉默，既是一首動人的地誌詩，同時也透過「長久歲月的愛憎悲歡/ 城鎮角落的生死離別/ 激烈無比的爭鬥變遷」表達出強烈的歷史感，指點出漢人來台拓植、日本殖民和戰後初期歷經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土地創傷。秋夜讀這首詩，追想前賢行誼，以及他堅毅而有威嚴感的臉容，這詩彷彿也是他生命的自述。

向陽老師與巫永福先生初識於1980年代。我於1976年開始在《笠》詩刊發表台語詩，與詩人趙天儀熟識，接著是陳千武，1981年老師進入自立晚報編輯副刊，與日治年代出發的台籍作家有了密切的來往，印象中與巫永福先生認識是在小說家王昶雄先生主催的「益壯會」聚會中；這個階段老師認識的巫永福先生是詩人。他的詩部分由千武先生自他日治時期的日文詩作譯為中文，部分則是他以自習的中文寫出。日文譯作有一首〈祖國〉，於1972年出版的《笠》第52期發表，這首詩控訴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呼喊「祖國喲 站起來」，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成為名作。

老師讀他的詩，可以深刻體會到他對土地的熱愛，也可以感覺到他在跨越日文和中文鴻溝之間的難以暢言。但這無損於作為詩人的他，在詩作當中潛藏的奮進、堅定和開朗的精神。

他二十歲時就考進東京明治大學文藝科(1932)，受教於菊池寬、橫光利一等大師，受到日本新感覺派作家的深厚影響；同時也和張文環、王白淵、曾石火、吳坤煌等人共組「台灣藝術研究會」，創刊了《フォルモサ》(福爾摩莎)雜誌(共三期)，陸續發表了小說〈首與體〉、〈黑龍〉等小說，受到矚目。

他的確是台灣文壇的長青樹，從日治年代走來，走過白色恐怖年代到台灣，走到可以隨心所欲的自由年代，一貫充滿鬥志，也充滿生氣！老師在秋夜懷念他，懷念「終於很美麗地沉默下來 / 以安逸的姿態橫臥下來」的他，這才知道他不只是文壇長青樹，還是護持台灣的巒峰。

 向陽老師與郭水潭前輩相識於1983年8月鹽分地帶文藝營，當時老師擔任《自立晚報‧自立副刊》主編，每年8月中的文藝營就是副刊的業務之一，這個文藝營最早由黃進蓮、羊子喬、林佛兒、蕭郎等鹽分地帶出身的作家發起、創辦，後來因詩人杜文靖的關係，加入自立晚報的協力，也因此參與了鹽分地帶文藝營的營務，而與日治年代的台灣作家認識、往來，郭水潭就是其中的一位。

 透過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閱讀，已經讀過郭水潭的詩〈廣闊的海〉、〈向棺木慟哭〉等詩作，深為他的詩才和詩情所動。這一年的鹽分地帶文藝營頒給他和王詩琅「台灣新文學特別獎」，在為期四天的活動中，他日日與會，與學員們一起上課，精神煥發。當時已經76歲高齡的他，已經回到故鄉佳里居住，雖然已少有作品，對於台灣文學仍充滿熱情，侃侃而談，不輸給我們這些年輕人。

 其後他偶來台北，也總會到自立晚報來，拜會他的老長官吳三連，順便見見羊子喬、杜文靖和向陽老師。遺憾的是，之後他的身體每下愈況，八十一歲之後進入療養院，便再也無緣得見了。在老師的印象中，他總是白髮蒼然，面帶微笑，就像是從日治年代走過來的紳士一般，亮眼而端正。

1935 年6月1日，郭水潭寫下了在台灣文學運動史上相當重要的〈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宣言〉，這篇宣言宣示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南部文學社團的不再缺席，同時也為鹽分地帶文學的主體精神做了鮮明的定位。

這篇宣言強調的「地方性的觀點」，正是其後鹽分地帶文學及其作家不斷開花結果的根基，也是綿延不斷的鹽分地帶文學的源頭，鮮明地強調了1930年代的台灣文學相對於日本殖民地文學的獨特性。當時的郭水潭，已經如此敏銳地指出了台灣文學的前路！

郭水潭以新詩聞名，但他的詩作多以日文書寫，集中於1929-1942年，目前蒐集到的計36首；中文新詩則自1971年在《笠》詩刊發表，迄1982年這篇未發表詩作，僅得6首。這樣稀少的創作量，與他必須跨越兩種語言有關，也與他歷經日治和戰後兩個階段的時代變化、政治局勢有關。他在戰前皇民化運動和戰後白色恐怖統治的雙重擠壓之下，和多數日治時期作家一樣，都成了喑啞的一代，空有創作才華卻失聲難言。

郭水潭以日文新詩揚名於1930年代的台灣文壇，代表作如〈巧妙的縮圖〉、〈徬徨於飢餓線上的人群〉、〈斑鳩與廟祝〉、〈廣闊的海──給出嫁的妹妹〉和〈向棺木慟哭──給建南的墓〉等，都展現了一個青年詩人的高妙才華，呂興昌曾以「冷靜的抒情」、「獨特的鄉土記事」和「左翼的詩思」等標誌他的詩作風格。

2011年向陽老師為台灣文學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選《楊熾昌卷》，面對這位在193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鼓吹並且領導超現實主義文學的詩人，以及鋪展在書桌上有關他的研究資料的貧乏與有限，內心不無感慨。

相關研究資料的貧乏，顯示了楊熾昌雖已獲文學史定位，但在研究領域中仍屬邊陲而受到忽視，原因當然與楊熾昌留下的詩作不多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在老師看來，應與楊熾昌的寫作與人生歷程遭受到雙重阻絕有關。第一重阻絕，是語言的阻絕，他與所有「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一樣，都面對語言的更易，必須重新學習而產生了語言處理上的阻絕；第二重阻絕，是認同的阻絕，戰前的皇民化運動與戰爭的經驗、戰後改朝換代的政治變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他因此被捕入獄半年的經驗，使他因此對政治產生排斥，也對代表中國的政權產生認同的阻絕。在這樣的雙重阻絕之下，他選擇了在創作最高峰階段封筆，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方才復出，但已無詩作發表。

楊熾昌文學生命的高峰期，不在戰後，而在戰前。做為台灣最早出發的超現實主義詩人，他在1930年赴日之後，開始了他的詩創作。根據呂興昌邊的年表，他在東京認識了新感覺派作家岩藤雪夫、龍膽寺雄，因而進入大東文化院攻讀日本文學，次年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熱帶魚》；1932年，他返台結婚，以筆名「水蔭萍人」在《台南新報》發表大量詩作，並出版第二本詩集《樹蘭》、第一本小說集《貿易風》，充分展現他的才華。

他是詩人，也是記者、主筆，遺憾的是他遭到錯謬的時代無情嘲弄。語言和認同的雙重阻絕，使他空有超越年代的前衛美學，卻無法盡情施展，終因戰爭來臨與政治變化而輟筆，否則他必能躍登國際詩壇，為台灣新詩發光；戰後台灣的長期戒嚴，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統治又逼使他不得不離開新聞界，讓他自日治時期即已累積的採訪、評論長才未能發揮，否則他也能獻身台灣媒體與政治改革行列，成為備受敬仰的報人──他是薔薇，曾經怒放，卻提早枯萎；他也是砲火，曾經諤諤，卻連遭阻絕。這是他的悲劇，或許也是與他一樣眾多曝曬過兩個年代太陽的台灣作家共同的命運！

作為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出現的小說，〈奔流〉敘述了當時台灣人面對國家與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苦悶。王昶雄通過一個受過日本完整教育的鄉下醫師「我」﹝洪醫師﹞與伊東春生、林柏年兩個台籍青年的來往，描繪了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本人」認同或「台灣人」認同之間猶豫與徬徨──是要以統治者日本人為認同對象、還是要以生為台灣人為榮的雙重苦惱──這是一篇凸顯殖民地人民國族認同課題的小說，複雜的殖民處境、弔詭的認同游移，形成深沉的悲哀，正是這篇小說動人之處。

王昶雄老前輩認識時，已是1980年代，當時我主編自立晚報副刊，因為約稿和報社特質的關係，和包括王昶雄在內的日治年代作家有了相當頻繁的接觸，當時經常提供稿件給自立副刊的老作家除了王昶雄之外，還有巫永福、郭水潭、龍瑛宗、楊逵、黃得時、劉捷、楊熾昌、林清文、林芳年等人，他們都是在日治年代開始文學書寫，戰後則因為語文的轉換和跨越，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先後復出文壇。對於這一群「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我總是在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感覺到一股無可如何的落寞。受過日本教育的他們，年青時嫻熟的是日文書寫，也以日文書寫成為受文壇矚目的新星；然而，戰爭和大時代的變化，卻迫使他們在中壯之年停筆，必須重新學習中文，而有一大段時間無法發聲，並且不為下一代所認識。這樣的落寞，伴隨的往往也是孤獨。

以小說〈奔流〉揚名日治年代的文壇，王昶雄先生其實也擅長散文和詩。特別是他開始中文創作之後，散文作品尤多。他的散文，寫得相當流暢，文筆秀美，字跡清麗，讀來有酣然暢快之感。這和他天生開朗樂觀的人格有關。對故鄉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想望，是對台灣戀慕的心窗，使得王昶雄先生寫出了〈奔流〉中台灣人認同的尷尬與矛盾，寫出了〈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的故鄉之愛和人生之美。他的心靈之門敞開著，他的心靈之窗敞開著，即使走過兩個時代，而多半的時候是在灰暗的巷弄踽行，他卻總是看到希望和光明，並且以他的人與文，向熱愛的台灣傳遞同樣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