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出現的小說，〈奔流〉敘述了當時台灣人面對國家與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苦悶。王昶雄通過一個受過日本完整教育的鄉下醫師「我」﹝洪醫師﹞與伊東春生、林柏年兩個台籍青年的來往，描繪了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本人」認同或「台灣人」認同之間猶豫與徬徨──是要以統治者日本人為認同對象、還是要以生為台灣人為榮的雙重苦惱──這是一篇凸顯殖民地人民國族認同課題的小說，複雜的殖民處境、弔詭的認同游移，形成深沉的悲哀，正是這篇小說動人之處。

王昶雄老前輩認識時，已是1980年代，當時我主編自立晚報副刊，因為約稿和報社特質的關係，和包括王昶雄在內的日治年代作家有了相當頻繁的接觸，當時經常提供稿件給自立副刊的老作家除了王昶雄之外，還有巫永福、郭水潭、龍瑛宗、楊逵、黃得時、劉捷、楊熾昌、林清文、林芳年等人，他們都是在日治年代開始文學書寫，戰後則因為語文的轉換和跨越，到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才先後復出文壇。對於這一群「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我總是在與他們接觸的過程中，感覺到一股無可如何的落寞。受過日本教育的他們，年青時嫻熟的是日文書寫，也以日文書寫成為受文壇矚目的新星；然而，戰爭和大時代的變化，卻迫使他們在中壯之年停筆，必須重新學習中文，而有一大段時間無法發聲，並且不為下一代所認識。這樣的落寞，伴隨的往往也是孤獨。

以小說〈奔流〉揚名日治年代的文壇，王昶雄先生其實也擅長散文和詩。特別是他開始中文創作之後，散文作品尤多。他的散文，寫得相當流暢，文筆秀美，字跡清麗，讀來有酣然暢快之感。這和他天生開朗樂觀的人格有關。對故鄉和一切美好事物的想望，是對台灣戀慕的心窗，使得王昶雄先生寫出了〈奔流〉中台灣人認同的尷尬與矛盾，寫出了〈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的故鄉之愛和人生之美。他的心靈之門敞開著，他的心靈之窗敞開著，即使走過兩個時代，而多半的時候是在灰暗的巷弄踽行，他卻總是看到希望和光明，並且以他的人與文，向熱愛的台灣傳遞同樣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