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老師與黃得時先生第一次見面，是1982年10月16日，在自立晚報會議室。當時老師27歲，剛接編「自立副刊」不久，主辦「民俗文學座談會」，邀請民俗文學研究耆老與專家座談，得時先生是與談者之一( 其他與談人尚有朱介凡、林衡道、邱坤良等先生 )，那時他年已74歲，精神抖擻，不顯老態他以「六十年來的俗文學」為題，發表談話，指出台灣的俗文學有三個源頭，一是中國民間故事，二是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廈門的歌仔冊，三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故事和歌謠。我在場聆聽，猶如上了一堂台灣民間文學的課，獲益良多。

老師印象深刻的，是隔年2月自立副刊和台灣文藝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走向開闊的大道：台灣文學討論會」，由當時擔任台灣文藝雜誌社社長的陳永興和我共同主持，約請陳若曦女士、許達然先生、楊青矗先生主講，當時得時先生也專程與會，並在綜合討論時發言(其他發言者有楊逵、鍾肇政、趙天儀與陳少廷等先生)。他以國內大學研究台灣文學、撰寫碩博士論文的概況為例，鼓勵台灣文學界「要有相當的自信，相信只要努力不懈，台灣文學一定有希望、有前途」。在「台灣文學」正名過程中，這場「台灣文學討論會」以及得時先生的發言，於今看來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1984這一年，大概也是已經76歲高齡的得時先生創作力最旺盛的一年。印象中他投稿的刊物主要是中央副刊、聯合副刊、自立副刊與《文訊》。他在聯副發表〈台灣新文學播種者賴和〉、〈郁達夫來台灣〉；在《文訊》發表〈五四對台灣新文學之影響〉；在自立副刊發表〈始政乎？死政乎？──日本治台五十年血淚的回憶〉、〈川端康成遊日月潭〉等作品，都圍繞在台灣文學發展的議題上，足以看出他對台灣文學的高度關心，也透露出作為台灣文學史家的定見與敏銳。

 從日治時期就獻身於台灣文學，長時擔任副刊主編，力圖撰述《台灣文學史》而未能完成的得時先生，到了晚年仍然心心念念呼喊台灣文學「站起來」，這是何等動人的事。他鼓舞少他46歲的向陽用台語寫詩，他關心《台灣文藝》的持續，他為將誕生的台灣筆會喝采──在他的來信、來稿的每一個字跡當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台灣文學史家對台灣文學無悔的呵護、無私的關愛。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得時先生以享年九一之高齡離開至愛的台灣。臨終前他最掛心的，應該是他從1942年( 34歲 ) 開始撰寫而終究未能終篇的《台灣文學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