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寒袖，本名王志誠，曾任職報紙媒體二十年、大學兼任教授、文建會雜誌《文化視窗》月刊與《鹽分地帶文學》雜誌之總編輯、高雄市與台中市文化局長。1991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早，寒》，之後陸續有《夢的攝影機》、《春天个花蕊》（台語）、《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有夢最美：臺語詩集》等詩集問世。此外他也擅長攝影，出版過5本攝影詩文集。

他最受矚目的是將詩與歌做了最妥善的結合，因而開創出一條屬於「台灣雅歌」的創作新路。他的詩作被譜成流行歌、選舉歌、社會運動歌、廣告歌等各類歌曲已經超過百首，同時也跨界參與西洋歌劇、台語國樂歌劇、歌舞劇演出，並被運用於流行飲品之包裝，兩個月熱銷一千兩百萬罐。新世紀之後出版詩集《路寒袖台語詩選》、《忘了，曾經去流浪》、《何時，愛戀到天涯》、《陪我，走過波麗路》、《走在，台灣的路上》、《看見，靈魂的城市》、《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等，是一位至今創作力不屑的仍然相當旺盛的全能詩人。

進入東吳大學中文系後，大四那年他跨校創辦《漢廣詩社》，發行《漢廣詩刊》，引起詩壇矚目。退伍後，他先進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後進入《台灣日報》副刊掌理編務；其後又被延攬擔任高雄市文化局長、台中市文化局長，展現行政長才，2018年自公職退休，專事寫作。

路寒袖開始台語歌詩的創作，是1992年為潘麗麗專輯《春雨》而起，最出名也最受矚目的則是兩年後(1994)同為潘麗麗專輯《畫眉》所寫的十首歌曲。〈春天的花蕊〉當年曾在台北市傳唱大街小巷，他也因此榮獲多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金鼎獎最佳作詞獎以及傳藝金曲獎最佳作詞獎。路寒袖也這樣說：

我始終堅信，雅與俗之間不是涇渭分明的，總能找到一個兼顧的平衡點，也因為這樣，所以多年以來我一直提倡「台灣雅歌」，並自己恪守這信念、持續創作著。正是這樣的信念，讓詩人路寒袖在雅俗之間，在詩與歌詞之間，開創了他心瑣繫之的台灣雅歌，為台語流行歌的提升和雅正找到了一條新路。

詩人許悔之，本名許有吉，除了詩人的身分之外，也是手墨藝術家。他15歲接觸《金剛經》，種下其後以佛經和禪學入詩的因緣，18歲與詩友共組「地平線詩社」，19歲時發表〈有人在風中〉等八首詩作，或刊登於《創世紀》詩刊，受到詩壇矚目，從此創作不斷，也獲得不少獎項。

從2017年起，他以獨特的書法抄經，並開始手墨創作，多次獲邀參加國內外藝術博覽會，並舉辦個展，可說是一位才氣洋溢的跨領域作家。

評論家林燿德在〈小論許悔之〉一文中曾指出「許悔之迅速崛起，活躍於瀕臨九Ｏ年代的詩壇，可說是六Ｏ年代後期出生的詩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從年輕時開始，他的詩創作便備受詩壇高度評價，早期的詩集如《家族》、《肉身》、《我佛莫要，為我流淚》、《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有鹿哀愁》等五部詩集，完熟地呈現了他鑽研佛理、指涉人間，既熱切又冷靜的獨特詩風，詩人白靈在《新詩二十家》中曾讚譽「許悔之的詩有一種莊嚴的高度」，指出他的詩「從早期的黑色孤寂的悲苦到如今紫色蓮展的悲憫，他的語言色彩越見豐富，情境塑造逐漸寬廣。」

進入21世紀之後，許悔之詩作稍減。2004年出版的《亮的天》，以慈悲之心凝視苦難人間和社會眾生相，寄予期許，也以詩究詰不義，情動於中，氣勢磅礡；2017年推出的《我的強迫症》，則以肉身過篩憂鬱，呈現了對生命道悟和人間美學的高拔境界，寫出了在憂傷與美麗之間、在人間與佛法之前的生命印記。

除了寫詩之外，許悔之也是重要的編輯人和出版人，他曾是國內三大報副刊主編、重要文學雜誌《聯合文學》總編輯，對台灣文學傳播著有影響，栽培甚多文壇新秀，也引導文學風潮；2009年他卸下《聯合文學》總編輯後，與友人合辦有鹿文化事業公司，取名自〈詩經．鹿鳴篇〉，也與他的詩集《有鹿哀愁》相互呼應，十多年經營下來，成績斐然。

許悔之的確是一個為「生」和「美」答辯的詩人，他以雋永的詩寫出人生的悲喜，佛理和哲思，撫平亂世人心，呈現了獨特的美學；近年來又以筆墨創作，結合他的詩、文、佛典，展現了既內斂而又奔放的藝術境界，受到藝術界的肯定。他橫跨文學、藝術、編輯和出版領域，又都能發光發熱，有所建樹，相當不易。

夏曼‧藍波安，1957年生於蘭嶼，達悟族人。提到他的名字「夏曼‧藍波安」，很自然就會想到幾個關鍵詞：蘭嶼、達悟族、冷海情深、太平洋、海洋文學。

夏曼‧藍波安於199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冷海情深》，寫他從台灣本島返回蘭嶼之後的海洋生活及達悟族文化，試圖通過書寫重建特屬於達悟這個海洋民族的主體性。在這之前，他使用漢名「施努來」寫詩，在台灣本島求學、工作，參與1980年代興起的原住民族運動。

《冷海情深》既寫達悟族的捕魚文化，也寫夏曼‧藍波安的家族故事與達悟習俗、傳統。夏曼透過他和他的父親和伯父的海上漁獵，寫出一段段生動活潑的故事，讓讀者透過他的筆了解達悟族的海洋波紋、生活哲學和習俗信仰。其實早在1992年，夏曼‧藍波安就曾以達悟族的神話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來自飛魚故鄉的神話故事》一書，全書分兩卷，卷一寫達悟族口傳的神話，卷二寫達悟族人和海洋、飛魚的密切關聯，以及達悟的社會與文化處境。此書可以視為夏曼其後小說與散文創作的基礎。

夏曼‧藍波安曾說：「書寫海洋文學，唯一的途徑就是把身體心魂帶進海裡；書寫民族文學，唯一的途徑就是成為民族的生活者。」這應該是他最重要的創作觀吧。他的每一本書，寫的都是他的親身經歷、感受和體悟，也都是作為達悟族的他對於自身民族的反顧、省察和期許。在最新的著作《大海之眼：Mata nu Wawa》一書中，他以自身的生命史為本，訴說深埋深埋內心的生命創傷，一個童年時曾被「魔鬼」抓走兩次的達悟族男孩的成長故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夏曼‧藍波安的文體風格也相當獨特，他兼融達悟族語和漢語於筆下，展現了和漢人作家不一樣的文字魅力。他以達悟族語作為思考邏輯，筆下的漢文大約都根據這個邏輯來運作夏曼‧藍波安在《大海之眼》自序中強調「我是世界島嶼作家，海洋民族的海洋文學家。」這是他的自我期許，他想跳脫「台灣作家」之名，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以達悟族和太平洋南島語系的原住民族文學為目標前進。這與他在2004年曾遠航到南太平洋的東加、庫克群島與斐濟島，以及2005年曾經與日本、印尼的航海專家以傳統的獨木舟環行太平洋有關。海洋無限大，夏曼還有不少有關達悟、有關太平洋的題材可寫，期待他寫出更大作品。

廖鴻基，1957年出生於台灣擁有最壯闊的海、最雄偉的山的花蓮。海與山是他從童年時期再熟悉也不過的圖像：蔚藍的太平洋和偉岸的中央山脈，應該是他生命記憶中最難以抹滅的印記，讀廖鴻基主要以海洋經驗寫出的散文，不能只看到他筆下的種種海洋印象，還得注意在這些泛著藍色波紋的海洋書寫底下，有著綠色高山的沉穩與傲岸的性靈。

童年時，廖鴻基就對海洋抱持著想要一探究竟的想像，看海成了他工作之餘的享受。為了逃開工作上的紛擾，他申請漁民證，跟著漁船出海。到了35歲那年，正式「下海」，成為職業討海人。他為了記錄討海過程的見聞，總會帶著小紙條，寫下討海生活的點滴，並且嘗試投稿，並於1993、1995兩度榮獲時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受到文壇矚目。這些作品於1996年集結成為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討海人》，緊接著次年又出版第二本散文集《鯨生鯨世》，奠定了他作為海洋作家的文壇地位。這時他已在海上討海五年，進入四十歲。

廖鴻基剛開始成為討海人時，大概沒有想到有一天廣闊的海會以波湧起伏的浪改變他的人生，讓他從一個海上討魚的漁夫，從一個和大海拼鬥的船員，逐步成為一個書寫海洋的作家。從1996年出版《討海人》迄今，廖鴻基總共寫了23本圍繞海洋主題的散文集，其中，最早的四本《討海人》、《鯨生鯨世》、《漂流監獄》、《來自深海》被稱為「海洋四部曲」，深刻標誌了他以討海經驗為本所開拓出的海洋文學里程碑；2018年出版的第20本散文集《黑潮漂流》也曾入選法蘭克福書展臺灣館主題書區書單。

從1993年剛出道時得到時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迄今，他已榮獲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第一屆台北市文學獎文學年金獎、賴和文學獎、巫永福文學獎、九歌年度散文獎、當代臺灣十大散文家以及吳三連文學獎等全國性重要大獎。他的作品涵蓋的範疇，從花蓮海域寫起、從漁人討海經驗寫起，逐步擴大、深化，最後回返台灣的陸地，試圖搭建台灣島嶼與海洋的橋樑，建構台灣探向海洋的新思維。這樣的努力，也是當代台灣作家中少數能夠有系統地以海洋書寫表現創作理念的作家。

對四面環海的台灣來說，廖鴻基的海洋書寫，不僅是他延續《討海人》寫作基調的海洋生活紀錄和文學成就，還充滿了他筆下傳出的圍繞著台灣的「大海的聲音」。愛台灣，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廖鴻基用生命疼惜海洋(海、魚、生態、文化)，通過海洋書寫試圖鞏固台灣這座從海洋中上升的高山的愛，其實關係到台灣的明天，也關係到下一代的未來，應該被在這塊島嶼上生存的人所聽見、所重視。

詩人林彧，1957年生於南投鹿谷，崛起於1970年代，受到文壇矚目則在1980年代。他的崛起甚為傳奇。1982年，時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高信疆以逐日刊登的連載方式，推出林彧所寫一系列都市詩，高信疆以打破副刊登載詩作潛規則的大氣魄刊登新人林彧詩作，在台灣副刊史上是首見的優遇，也可說是可空前絕後的壯舉。當時的林彧才25歲，因而成為現代詩壇矚目的新星。

1984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為林彧出版第一本詩集《夢要去旅行》。詩人余光中為此書作序。1986年3月，林彧又挾其旺盛的創作力，由希代出版社推出第二本詩集《單身日記》，收入他進入媒體(從《聯合報》記者到《時報周刊》主編)之後寫的詩，以都會上班族為素描對象。書後收入同代青年詩人林燿德所撰長論〈組織人的病歷表──論林彧有關白領階級生存情境的探索〉，讚譽林彧是繼羅門之後，「少數以都市精神入詩，並且獲得成就與肯定的第二代都市詩人」。

令人亮眼的詩集之後，有將近三十年時間，林彧未再推出新詩集。曾是1980年代備受推崇的青年詩人，1983年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新詩推薦獎、1984年獲創世紀三十周年新詩創作獎、1985年又以詩集《單身日記》獲金鼎獎的他，此後未再發表詩作；1990年曾被簡政珍、林燿德選入《新世代詩人大系》(台北：書林)二十四家之一的他，此後一如神鳥，隱身於詩界之外，他年輕階段寫的詩作成為傳說，讓喜愛他的讀者不解。

直到2017年，林彧出版第五本詩集《嬰兒翻》，才終於重出詩壇，再度受到注目。這時他已60歲，年輕時的銳氣不再，居所也從繁華的台北回返充滿森林氣息的故鄉溪頭；在這本詩集〈後記〉中他說道出書前十年的人生轉折。

2020年，林彧獲得南投縣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南投縣文化化局特別為他舉辦「林彧文學展」，從故鄉出發，在都市台北奮鬥多年後重返故鄉的詩人，終於在自己的故鄉獲得肯定。從年輕時的都市詩人，到入老蟄居山林，寫詩不懈，林彧用詩句擦亮了一整座星空。

廖玉蕙，她是當代散文名家，年輕時擔任過《幼獅文藝》月刊的編輯，後任教國內多所大學。她曾獲吳三連文學獎、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等重要獎項，也有不少作品被選入高中、國中課本及各種文學選集。她的散文著作計有《不信溫柔喚不回》、《嫵媚》、《像太陽一樣的笑容》、《五十歲的公主》、《像我這樣的老師》、《大食人間煙火》、《阿嬤抱抱》、《彼年春天》等近五十種，是一位創作力旺盛、作品質地精良的作家。

廖玉蕙的散文特色，在於對日常生活百態特具細膩觀察，擅長將各色人物描繪為個性鮮活的角色，詩人陳義芝說她的散文「描寫人生世相，詮釋人間風景，於家庭、學校、鄰里親戚、大大小小平凡事件中，探求真情真相，親切、流利、幽默、慧黠」，又說「廖玉蕙正是一位隨時給人閱讀驚喜的散文家；她有說不完的故事，最可貴的是敘說的聲音，不疾不徐，憨直率真，解套般的結構，十分迷人」，「廖玉蕙圓融輕快、歡喜自在的文風，獨樹一幟」。這些評語，都相當切中廖玉蕙的散文風格。

廖玉蕙有「最擅長說故事的散文家」的封號。更重要的是，她天生具有大器與幽默的人格特質，遇事大而化之，處世則寬厚不拘小節。她的文章每多幽默、開闊，對苦澀人生抱持「對荒謬微笑，和遺憾握手」的態度，在她筆下，湧現的是生活的趣味、生命的幸福。

台灣散文作家眾多，寫作題材多樣，技巧多變，但基本上仍以作家的生命經驗和生活省思為內容，表現作家人格、思想、感情與文字風格，形成了多采多姿，千巖競秀的勝景。

顏崑陽，在眾多現代散文家之中，屬於可以融通古今、鍛鍊詞藻，體要該備，情信辭巧的作家。他的散文，每能於細微瑣碎日常經驗中剔點莊重深刻的生命意義；也能在擾攘困頓的社會現實中抓攫冷峻撼人的生活真相；加上他對莊子哲學的精研，思想體系的認識，更使他的散文世界散發著天道與人世相諧的思想，而能超越現代散文的纖柔萎靡，展現寬閎博大的景觀。放諸當代散文名家，顏崑陽在散文的體要建構和微辭技巧的運用上，都屬佼佼者。

一九七五年，二十七歲的顏崑陽以論文《莊子自然主義研究》取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學位，同年入伍，次年由香草山出版社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秋風之外》，正如他自編的〈寫作年表〉所說，「這些作品都是在自我追尋中，以詩的韻律，醇厚的感情，與哲理性的思辯鋪成一條深邃的心路歷程。」

一九八三年，三十五歲的顏崑陽，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傳燈者》，距離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已有七年。這七年正是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由於學業、生活和工作，積勞而罹病。這段歷程，形成第二階顏崑陽散文漸趨沉鬱的風格。

《傳燈者》之後，從一九八九年至二○○○年，顏崑陽共出了《想醉》、《手拿奶瓶的男人》、《智慧就是太陽》、《人生因夢而真實》、《聖誕老人與虎姑婆》及《上帝也得打卡》等六本散文集，2003年由九歌出版《顏崑陽精選集》，則是六本散文集的精華。這六本散文集有延續思舊懷鄉題材者，有針砭人性諷刺社會者，也有以寓言與思想為基柢展現湛然風格者。以寓言體制表現言說與思想是莊子所長，〈秋水〉篇中有名的莊子與惠施濠上之辯就是顯例。

顏崑陽是一個精研古典文學，兼具現代文學創作經驗與理論涵養的作家，他的散文世界表現了博古通今的豐富知識，能在抒情傳統之外別開知性與諷喻論理的生面。顏崑陽的散文或抒情、或曲喻、或議論、或反諷，總能抓住這塊土地最素樸的認同，不為流俗所惑，顯現剛強的生命力量。此外，作為一個沉潛於莊子之道，而又對都市文明和現代人性瞭若指掌的學者，他的散文也展現了莊子思想的洞見與宏觀，兼以寓言體式的靈活運用，使他的散文世界結構森然、文氣沉鬱厚重。這都是顏崑陽散文的特質和可貴之處。

向陽老師談在1993年當年29歲的年輕詩人鴻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黑暗中的音樂》（台北：現代詩季刊社），瘂弦為他作序〈詩是一種生活方式〉，一起筆就說：「我在鴻鴻的作品裡，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當年瘂弦眼中「快樂而自由的鴻鴻」是這樣的：「是詩人，也是歌者、電影工作者、畫畫的、演戲的，更重要的：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的人」。

鴻鴻出道甚早，1979年才15歲就開始寫詩並發表詩作，第一本詩集《黑暗中的音樂》收集的就是他從15到25歲寫的詩，除了受到瘂弦賞識之外，這時他已擔任復刊後的《現代詩》季刊主編，為詩壇所矚目。往前推一年（1992），他和楊德昌合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本獲得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成為跨越文學與電影的閃亮新星，從此展開至今身兼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策展人多重身分的創作生涯。

向陽老師與鴻鴻相識甚早，但已忘了確切的時間點，只記得約略是在《陽光小集》詩雜誌的階段，應該是1980年代中期。當時的鴻鴻受到現代主義影響較多，語言已臻成熟，也得過中央日報文學獎，被視為現代詩壇新銳。1993年，他以〈一滴果汁滴落〉參加當年時報文學獎新詩獎獲得首獎，我擔任五位決審之一，甚為喜愛，這首詩有楊牧的味道，但鮮明純淨則又自成風格；更重要的是，這首詩通過讀「一位遠方詩人新成的詩作」，描述「他曾在無知的年少下放/ 到更遠的遠方做鍋爐工、煤爐工、車間操作/ 在那兒認識了漂鳥草葉和只存在夢裏的姑娘/ 入獄，平反，突然又被派去管理倉庫，投閒置散」的詩句，透露了對於遭受政治迫害的詩人及其詩作的關懷，令向陽老師相當感動。

鴻鴻詩風更大幅的轉變，則是2006年推出的第四本詩集《土製炸彈》，在這本詩集中他以詩作為「對抗生活」的武器的書寫；2009年出版的《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題材擴及西藏抗暴、北京奧運、捍衛樂生、野草莓學運……等等重大事件，以詩對亂世進行革命。2015年他推出第七本詩集《暴民之歌》，同樣聚焦於台灣社會重大事件，他的詩和台灣進入21世紀的亂世已經結為一體，因而就不再只是「政治的」詩，同時也是「社會的」詩、「歷史的」詩，這是鴻鴻在戰後台灣眾多詩人之中最為醒目之處。2019年，鴻鴻第八部詩集《樂天島》出版，更是鮮明地突出了他作為新寫實主義詩人的作家形象。以詩作為武器，要刺向社會的主張和實踐，就足以理解，並且具有充足的理由，稱他為台灣新現實主義詩路的墾拓者，亦不為過。

在台灣的原住民詩人之中，出身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是創作量最豐富，越界書寫最多的一位，整個九○年代，他在各項重要文學獎中大有斬獲，頻頻得獎，光是現代詩，就連獲時報文學獎三次，小說也曾勇奪聯合文學獎和聯合報文學獎，而他又兼善散文書寫，及於文化評論與報導文學，可以說是一位多方位的詩人作家，這使他不僅在原住民詩人中頭角崢嶸，在同代的台灣作家之中也一樣燦燿奪目。

瓦歷斯．諾幹（1961-），泰雅族北勢群人，生於臺中和平鄉雙崎部落。1985年開始發表原住民族議題相關之散文與論述，1994年返回雙崎部落定居，著力書寫原住民族在近代臺灣歷史的記憶與傷痕。著有散文集《永遠的部落》、《番刀出鞘》、《想念族人》、《迷霧之旅：紀錄部落故事的泰雅田野書》；詩集《泰雅孩子．臺灣心》、《山是一座學校》、《伊能再踏查：記憶部落族群的泰雅詩篇》、《當世界留下二行詩》；短篇小說《城市殘酷》、《戰爭殘酷》、《瓦歷斯微小說》等，並出版有國語文專書《字字珠璣》、《字頭子》。199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泰雅‧孩子‧臺灣心》，使他在台灣現代詩壇作為原住民族詩人的形象更加鮮明。

從1990年代至今三十年，瓦歷斯‧諾幹以詩、散文、報導文學、小說和論述，為泰雅部落和臺灣原住民族發聲，也累積了豐碩的成果。他是泰雅族詩人，也是臺灣中堅世代的代表性詩人。白靈在《新詩20家》中指出，瓦歷斯‧諾幹的詩「毫無受欺族群自哀自憐的無奈感，反而能從久遠的神話和傳說中，去體認做為大霸尖山子民的壯偉和驕傲，他的語言自然親切，毫不生澀，表現手法多元，兼得現代主義和抒情傳統之技巧與美感，意象清晰準確悠美，讀來予人一種深刻的感動，極為難得。」這段話允當地對瓦歷斯‧諾幹的作品做了定位。

瓦歷斯‧諾幹近二十年來也關注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議題，並提倡「二行詩」。他的詩在表現臺灣原住民特有的文化、原住民族集體記憶的深層結構之外，也具有後殖民文學的抵抗精神；他擅長使用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經營魔幻想像，又能善用原住民歌謠的重沓唱腔，轉為詩節，使他的詩既具奇詭意象，又兼獨特的聲韻。

瓦歷斯‧諾幹不僅為原住民文學創造了詩與想像的空間，也為臺灣現代詩的輿圖標誌出了獨特且不可或缺的經緯線。首先，瓦歷斯‧諾幹的書寫，一如詩人吳晟所說，多取材自部落的生活所見、所思、所感，「因而多數意象十分真實而鮮活」。其次是瓦歷斯‧諾幹的書寫，隱然有著為台灣原住族群撰寫史詩的企圖。第三，瓦歷斯‧諾幹擅長使用原住民的神話、傳說，經營漢人詩人所欠缺的魔幻想像，又能善用原住民歌謠的重沓悠遠唱腔，轉為詩作中的韻律處理。

瓦歷斯‧諾幹開始現代詩創作甚早，一九八三年他開始以「柳翱」筆名發表詩作，迄回復族名之後，掙脫漢人文化的束縛，方才真正找到他作為代表性詩人的位置。《伊能再探查》全面表現了他的詩風，以及他站在部落發聲的座標。台灣的文學，要到像瓦歷斯‧諾幹這樣的原住民詩人及其作品出現後，才算初步有了完整的圖式。我曾多次向瓦歷斯‧諾幹建議，無妨使用母語泰雅語書寫詩作，用詩來傳揚部落的呼喚，通過泰雅語言的直接吟誦，台灣的聲音、原住民族的心靈，或許可以更直接、更深刻地具現出來，我如此期待於瓦歷斯‧諾幹。

瑞典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他以精湛的漢學研究崛起於西方學界，譯介了包括《詩經》、《道德經》在內的中國經典；又以高度的文學涵養，以及自1985年起擔任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的慧眼，促成高行健、莫言兩人得獎；他也長期推動台灣文學譯介，親力親為，翻譯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以及商禽、楊牧等現代詩人的詩作，主持《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的選編和英譯。他無疑是一座指向東方的燈塔，讓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光芒被西方看到。

1998年5月初，我受邀前往美國，參加台灣比較文學學會和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文學台灣五十年」研討會，宣讀論文。我的受邀與會，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研討會後要與馬悅然院士、奚密教授討論英譯本《台灣現代詩選》編選事宜，並和哥倫比亞大學談出版細節。英譯本《台灣現代詩選》(台灣中文版《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編選工作，來自馬悅然院士的指定，在先前往來的email中，他希望我參與，並以我對台灣詩壇的了解，提供預選名單、作品，作為三人討論的基礎。

他年輕時到中國四川調查方言，1949年在峨嵋山報國寺和一個老和尚住了八個月；老和尚為當時二十多歲的他講《四書》、唐詩、樂府……，他的中國文學知識，從這裡開始。峨嵋山、報國寺、老和尚，這三個關鍵詞等如他的青春。

為了報導每年揭曉的諾貝爾文學獎，我兩次驚動遠在瑞典的他。第一次，是從紐約回台後不久，1998年9月底，當時擔任《自由時報‧自由副刊》主編的詩人許悔之，希望我訪問馬院士談諾貝爾文學獎，這應該是華文報業最早直接敲叩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大膽構想，困難度極高。以《文學、翻譯和台灣》為題在《自由副刊》登出，受到了極大的注目。第二次打擾他，是在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公布後，當年的得主是苦等三十年才得獎的德國小說家葛拉斯。我從格拉斯何以苦等三十年問起，然後切入諾獎是否存有「歐美中心偏見」，最後問他對於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學走向的看法。總共問了五個問題，他一樣不厭其煩，逐一且詳盡回覆，這篇訪問稿以〈全球化趨勢中的世界文學走向〉為題，發表於當年10月30日的《自由副刊》。

2002年12月，聯合文學為他出版散文集《另一種鄉愁》、詩集《俳句一百首》，出版社要老師主持新書發表會，我們在會場上高興重逢。2015年5月4日，來台擔任台師大講座教授的馬悅然教授，在校方支持下，為他的老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托馬斯(3月26日逝世)舉辦紀念會，陳文芬提到托馬斯晚年中風，不能言語，馬院士每去看他，都帶著為托馬斯翻譯的中文譯本，逗他開懷的情景，教人動容；馬院士以瑞典語、華語逐一朗讀托馬斯的俳句，已經九十一歲的他，神情、語韻都一如當日春雨，敲擊無聲之詩。在老師眼中，他就是一株仰向東方的蒼勁銀杏，他用他的一生開出金黃之葉，每一片葉子都燦熠著他對東方文化的感情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