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向陽老師為台灣文學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選《楊熾昌卷》，面對這位在193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鼓吹並且領導超現實主義文學的詩人，以及鋪展在書桌上有關他的研究資料的貧乏與有限，內心不無感慨。

相關研究資料的貧乏，顯示了楊熾昌雖已獲文學史定位，但在研究領域中仍屬邊陲而受到忽視，原因當然與楊熾昌留下的詩作不多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在老師看來，應與楊熾昌的寫作與人生歷程遭受到雙重阻絕有關。第一重阻絕，是語言的阻絕，他與所有「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一樣，都面對語言的更易，必須重新學習而產生了語言處理上的阻絕；第二重阻絕，是認同的阻絕，戰前的皇民化運動與戰爭的經驗、戰後改朝換代的政治變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他因此被捕入獄半年的經驗，使他因此對政治產生排斥，也對代表中國的政權產生認同的阻絕。在這樣的雙重阻絕之下，他選擇了在創作最高峰階段封筆，直到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方才復出，但已無詩作發表。

楊熾昌文學生命的高峰期，不在戰後，而在戰前。做為台灣最早出發的超現實主義詩人，他在1930年赴日之後，開始了他的詩創作。根據呂興昌邊的年表，他在東京認識了新感覺派作家岩藤雪夫、龍膽寺雄，因而進入大東文化院攻讀日本文學，次年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熱帶魚》；1932年，他返台結婚，以筆名「水蔭萍人」在《台南新報》發表大量詩作，並出版第二本詩集《樹蘭》、第一本小說集《貿易風》，充分展現他的才華。

他是詩人，也是記者、主筆，遺憾的是他遭到錯謬的時代無情嘲弄。語言和認同的雙重阻絕，使他空有超越年代的前衛美學，卻無法盡情施展，終因戰爭來臨與政治變化而輟筆，否則他必能躍登國際詩壇，為台灣新詩發光；戰後台灣的長期戒嚴，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統治又逼使他不得不離開新聞界，讓他自日治時期即已累積的採訪、評論長才未能發揮，否則他也能獻身台灣媒體與政治改革行列，成為備受敬仰的報人──他是薔薇，曾經怒放，卻提早枯萎；他也是砲火，曾經諤諤，卻連遭阻絕。這是他的悲劇，或許也是與他一樣眾多曝曬過兩個年代太陽的台灣作家共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