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李敏勇，正值中壯之年，這時他已經開始參與《笠》詩刊的編務和社務，同時也在廣告公司擔任經理，這兩種看似相互扞格的工作，使他同時具備詩人的敏感和經理人的理性。在他的策畫和編輯下，《笠》詩刊開始有了較強烈的社會介入和運動性格，真正成為足以和當時《創世紀》、《藍星》鼎足相抗的詩刊。我還深刻記得，1983年春天，我和李敏勇聯繫，相約《笠》詩刊和《創世紀》、《藍星》的詩人來一場會談，最後兩人商定以「藍星、創世紀、笠三角討論會」為題，由副刊和《笠》詩社合辦，邀集各詩社詩人，於當年5月1日召開。這場討論會，其後同時刊登於副刊和《笠》。這應該是《笠》和《創世紀》、《藍星》平起平坐，被視為鼎足而三的詩社的開始。

李敏勇的經營能力好，《笠》詩刊如此，後來他參與《台灣文藝》、接任「台灣筆會」會長、擔任「台灣和平基金會」、「鄭南榕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等財團法人機構董事長時，也都如是。這和他在職場工作訓練出來的能力有關，他具有理念，又以實踐感動別人，因此能受到信任，在1980年代之後，成為參與台灣文化與社會運動最積極的詩人。

向陽老師還記得，在1985年與小說家楊青矗赴美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在美國時商議台灣作家應該有一個類似19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來團結台灣作家，推動文化重建。老師回國後，楊青矗立刻推動，後來決定採用「台灣筆會」為名，並於1987年2月15日正式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召開成立大會，楊青矗獲選為創會會長，李魁賢為副會長，李敏勇擔任祕書長，〈台灣筆會成立宣言〉就是由他執筆，刊登於同日出報的《自立副刊》。

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就說：「作家應當是一個精神的政府。作家應當是社會的良心、時代的證人；也應當視心靈的守護神、希望的領航員。」接著強調文化運動的必要性：「文化運動是一切改革的根源，唯有全面性的社會改革，才能改善社會體質。」字字鏗鏘有力，直指當時台灣社會的病灶。

回到詩人的角色，李敏勇也是台灣戰後世代詩人中的佼佼者之一。生於1947 年的他，讀高雄中學階段開始接觸文學與政論雜誌，前者如《創世紀》、《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後者如《自由中國》、《文星》。990年，他居然一口氣就出版了《鎮魂歌》、《野生思考》和《戒嚴風景》等三本詩集，這個階段，他的創作力豐盛，水準齊一，以詩和政治對話，更是動人。這三本詩集連同1993年出版的詩集《傾斜的島》、1999年的《心的奏鳴曲》、應該可視為他在1980到90年代詩創作的總成績。

1953年生於高雄旗山的林清玄與向陽老師，都在台北讀大學、寫作、進入媒體，交會於1980年代。作為台灣戰後代作家，他才氣縱橫，文筆清暢，對於寫作有一股堅持，他從高中階段就開始散文創作，就讀世新時成為名家，作品常見於各報副刊。老師說因為當時弟林彧也就讀於世新，得緣與他初識。當時的他意氣風發，為人豪邁，參與校內刊物《奔流》雜誌的編務，已有大將之風，這是老師與他結緣的開始。那時的世新，年輕作家甚多，張毅、陳銘磻、張典婉、林彧都已開始發表作品，《奔流》之外，還有「長城詩社」，各大學之間，校園作家常相往來，互為砥礪，煞是熱鬧。

1980年6月，向陽老師因蒙時任《時報周刊》主編的詩人商禽推介，進入《時報周刊》擔任編輯，在大理街的中國時報大樓二樓，辦公室和《時報雜誌》共用，這使得老師和林清玄有了兩年共事的情誼。他除了為主責的雜誌寫稿，也常為周刊撰寫藝文報導，稿子都會經過商禽和老師的手，既是舊識，又是同事，這是老師與他第三次結緣。

雜誌和周刊都是每周發刊，截稿時間不同，印象中，雜誌周一出版，周刊則是周三，雜誌以政經文化為內容，較無截稿壓力，而當時的《時報周刊》已是全國最暢銷的雜誌，主打社會新聞、影劇明星，往往會因突發新聞而熬夜加班，身為編輯，商禽和我最怕稿子寫得慢、字寫得草，文句有時又冗長欠通的記者，往往一等再等，已近截稿時間方才匆匆丟來一疊稿紙，讓我們得修得潤，在極短時間發排。

但林清玄不是這樣。他寫稿速度甚快，告訴他甚麼時候交稿？需要多少字？他應一聲「好」，稿子交出，總是提早，字數更是完全符合所需，老師跟他說，「給個2000字」，交到手中的就是2000字，不多不少；他寫字速度快，字跡卻有力而端正，飛舞之中眉目清新。這樣又快又準的寫作能力，總讓編輯的向陽老師為之折服；更重要的是，他寫的稿子不僅讀來順眼，匆迫趕出的文稿依然清暢而嚴謹，找不出任何錯字。拿到稿子，看過一遍，幾乎不用修改，就可發稿。他是當年商禽和老師最最「歡迎」的寫手。

1982年林清玄以散文成就榮獲第5屆吳三連文藝獎，成為最年輕的得獎人(前四屆是陳若曦、鍾肇政、田原、黃春明、李喬)，這時他才29歲。林清玄連連得獎，成為1980年代獲獎最多的作家。吳三連獎之後，他先後勇奪中山文藝獎(1983)、吳魯芹散文獎(1985)以及國家文藝獎(1985)等大獎，各報文學獎也幾乎被他囊括，時報文學獎之外、中央日報文學獎、中華日報文學，他都以首獎勝出。這是何等的爆發力，讓他在年輕的金黃歲月中，以散文成就了他的文學生命！

林清玄早期在九歌出過了《溫一壺月光下酒》、《傳燈》、《鴛鴦香爐》等，1985年出了《白雪少年》，算是他第一個階段的散文成果，但銷路平平。直到1986年7月，《紫色菩提》推出，以習佛參禪所讀，融匯於明朗文體之中，立刻席捲讀書市場。此後，他陸續推出《鳳眼菩提》、《星月菩提》以迄《有情菩提》共十本「菩提」系列散文集，本本都暢銷書市；再加上以菩提系列為基礎的有聲書以及相關錄音CD產品的推出，更使他成為眾多讀者的人生明燈，入世之佛。他的書暢銷之廣，他的禪理影響之大，跨越1980~90年代，已無人能出其右。

林清玄在出版《紫色菩提》之後的次年(1987)就辭掉時報的工作，成為專業作家，專心撰寫「菩提」之書。1994年他又創造了迄今也無人可以打破的紀錄，由圓神出版社推出的《打開心內的門窗》有聲書一路狂賣，據說短時間內就突破十六萬套，這是他以一年時間，親自撰文、錄音的有聲作品，總共收錄了250則故事，強調的是人間修行的智慧。向陽老師熟識的是「白雪少年」階段的他，一如他在《白雪少年》〈自序〉中寫的這段話：「我們小的時候，甚麼都沒有，有的是時間，就像一片白雪，乍看甚麼都沒有，可是卻有無限的生機在其中蘊藏和萌動，等待著春天。」

作家向陽老師讓我們認識文學史家陳芳明，他寫了12年的《台灣新文學史》，這本厚達831頁的文學史著，在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之後誕生，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異於1987年葉石濤先生的《台灣文學史綱》，陳著展現了台灣戰後代文學史家全新的理論格局，在掌握更多出土史料、研究文獻的優勢下，以著流利暢順的文筆，建構了一部立基於後殖民史觀的文學史著。陳芳明以一人之力，12年光陰，皓首窮經於史著，不眠不休，其精神、毅力，以及認真梳理複雜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努力，允應受到肯定。

 陳芳明見識過台灣民主運動中最詭譎的波濤，曾投身到海外台灣人運動的洪流之中，美麗島事件後，他任美國《美麗島週報》總編、《台灣文化》總編，並以其健筆，使用不同筆名( 施敏輝、宋冬陽、陳嘉農)，在海外刊物、黨外刊物以及《自立晚報》等台灣民營報副刊發表作品。1980年代的他，寫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治評論、台灣文化論評，也發表散文和詩，並從事其後出版的《謝雪紅評傳》的學術研究，受到當時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知識青年所景慕。但也因此使他成為「黑名單」，也延誤了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課程。他出入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路口，內心的孤獨、苦痛和折磨，都可以在他的文學書寫中得見。向陽老師與他的初識，就在他的這段金黃而又苦澀的時期。

 書桌上，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嶄然新出、巍然直立；陳嘉農的信箋、詩稿則紙痕泛黃、墨漬漸褪。在文學、歷史與政治的交叉口，我重讀陳芳明的「陳嘉農」年代，寫下這些，用記歷史長廊中至今仍難忘卻的美麗時光。

1979年的詩人林梵，29歲，正值雄姿英發的青年時期，以少尉軍官的軍階服役於軍中。在這之前，他已經於197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失落的海》(台北：環宇)，是一位受到矚目的年輕詩人；於1977年從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士學位，剛跨出他的學術研究之路；於1978年出版《楊逵畫像》(台北：筆架山)，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該書出版之後，受到鐵英(張良澤)和鍾肇政的高度肯定，因此認識了宋澤萊、李昂，並有密切的往來。

出版社推出了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一套8卷，這套書一出版立刻受到像我這樣飢渴於台灣文學的文青的喜愛，通過這套書，日治時期的臺灣作家、作品，才比較全面地展現在無知於台灣文學過往發展的我的眼前。翻開套書的〈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這才知道這套書還有三位實際工作的執行編輯：張恆豪、林梵、羊子喬，而第8卷《閹雞》書後所附〈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則由林梵編纂，綱舉目張、簡明翔實地勾勒了台灣日治時期的文學地圖，足以溯本追源，通盤掌握台灣新文學的流脈。

同年9月，林梵進入成大歷史系擔任兼任講師(次年專任)，從此開始了他在學院研究台灣文學、推動台灣文學教學與研究之路，成為台灣文學在學院中朝向體制化的重要推手。

1983年他以〈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研究計畫，為他此後的學術研究奠下了堅實的基礎；1985年他將研究成果寫成論文，刊登於《成大歷史學報》(12期)，他的台灣文學學術研究才受到學界的認可；此後他專注於賴和研究，到1993年由允晨文化為他出版《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十年磨一劍，終於獲得學院與社會的肯定，這本賴和研究專書可說是台灣文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出版後不僅獲得當年度「十大本土好書」佳評，同時獲得金鼎獎的肯定；1996年允晨又為他出版《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兩本論集，也同樣受到學界重視，後書再獲當年度「十二大本土好書」之佳譽。

這樣的苦鬥，彷如在荒煙漫草中披荊斬棘，也彷如在暗夜裡點燈，從詩人林梵到學者林瑞明，從成大歷史系教授到1998年推動成大台文所之設立(2000年正式設立，首任所長陳萬益)，從台灣文學學者到2003年出任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主任(首任館長)──這長路，他一路走來，想必也備感艱辛但又甘之如飴吧。

作家向陽老師初聞王拓之名，最初來自政論雜誌。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創刊號刊出他的〈論水滸的「官逼民反」並評宋江的領導路線〉。那是一九七年代黨外雜誌風起雲湧的開端，王拓的這篇評論擲地有聲，論述邏輯清楚，儼然為當年的黨外運動提供了反對有理的正當性。次年八月，他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金水嬸》時，老師在香草山書店購得此書，他以漁村八斗子為背景寫的短篇，對於小說中表現的台灣鄉土事物，特別感到親切，也才真正感受到他作為小說家的細膩筆調和人道關懷。當時老師還是大三學生，對於王拓的能論又能寫，自是相當欽佩。

回頭重讀王拓當年的讜論，已可了解他的文學觀具有濃厚的左派觀點。他肯定鄉土文學，但也指出鄉土文學不應侷限於農村，還應包括描繪都市生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應以「現實主義文學」取代「鄉土文學」之名。從七零年代的「鄉土文學」到八零年代中期底定的「台灣文學」正名，可看出王拓的先見。接著，他又以「李拙」為筆名，在《中國論壇》(四卷三期)發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進一步指出，現實主義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應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方能成為時代與社會真摯的代言人，而為廣大的民眾所愛好和喜愛」、「文學的發展必須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學方能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這也說明了他的文學觀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靠近。這樣的論點，在威權年代之不容於國民黨當局，自可想見。第二次見到王拓，已經是他出獄之後，當時我在自立晚報擔任副刊主編，王拓、楊青矗是高雄事件被捕的作家，當然是自立副刊最關切的作家，無論約稿或聊天見面，也很自然。遺憾的是，楊青矗出獄後仍持續寫作，他的長篇《連雲夢》就在自立副刊連載；王拓出獄之後的兩部長篇小說則是自費再版，既已出書，就無法連載，我請他能為自立副刊寫稿，他總說「好好，有稿子就給」，但也總是黃牛了，入獄之前小說創作和文化、政治評論齊發的作家王拓，這時已經是政治運動者王拓了，他的創作和評論此時幾乎接近停頓。如今王拓走了，遺憾也跟著拋給天地了。在向陽老師的記憶中，只有三次談的是文學，而且都與鄉土文學論戰有關。

《仙人掌雜誌》係由出版人林秉欽主持的故鄉出版社所出，當時向陽老師出版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為出版事宜常跑故鄉出版社，在林秉欽介紹下，老師與王拓初見面，記得他當時滿臉笑容，說他知道老師用台語寫詩，很不容易，要持續努力等等。他的笑容，迄今依然留存向陽老師的腦海中。

作家向陽老師與張香華認識時，還是大三的學生，當時她在建中教書，寫詩並執編《草根》詩刊。老師是先認識她先前在北一女教過的得意門生夏宇、陳玉慧，才與她有緣，並因為投稿《草根》的關係，和她有了來往；後來又因為她與剛從綠島出獄的柏楊結婚，也和入獄前曾擔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的柏楊結緣。

向陽老師說:「我們一群人在她的客廳中度過了非常溫暖的下午。與她閒聊，談相互認識的舊日時光，而不覺日影的挪移。香華姊特別提起我寫的台語詩〈阿爹的飯包〉，說有機會她希望能用台語唸我寫的這首詩，讓我聽聽她的聲音詮解和心境。我寫〈阿爹的飯包〉這首詩，是在1976年，正是我初識她的那一年，她還惦記著這首詩，對我來說，這就是這一天最感動的事了。

向陽老師說，張香華是早慧的詩人，她19歲時就已在《文星》發表詩作〈門〉與〈夢〉，其中〈夢〉這首詩顯然是她的生日之作。她的第一本詩集《不眠的青青草》卻遲到1978年方才出版，這時她已39歲，距離她在《文星》發表詩作，已經二十年過去。這時的她剛卸下《草根》執行編輯職務不久，也與從綠島回來的柏楊結了婚，因此詩集的〈序〉就是柏楊以「郭衣洞」之名所寫。在這一篇書序中，柏楊說，他入獄前不喜歡新詩，曾寫過一篇嘲諷新詩人的小說〈打翻了鉛字架〉，卻因為在綠島繫獄時，讀過張香華發表的〈水銀〉等三首詩而愛上了新詩；又因出獄後，在一個聚餐的機會中遇到了張香華，而後兩人熱戀成婚。

在柏楊的眼中，張香華的詩「率真而細膩」，「只有純情的詩人才能聽到青草抽芽的聲音」(出自張香華詩作〈不眠的青青草〉末句)。柏楊的確懂詩，他從詩中看到了張香華天生的浪漫而純真的特質。這段在柏楊坎坷人生中奇蹟似締結的婚姻，來自詩，也因為詩，而讓柏楊後半段的人生發光發亮，並且幸福地走過。

張香華認為柏楊「這個人勇敢、正直、真摯、熱心」，「心一橫，就決心嫁給他了」。溫和、明朗、光明，這不就是香華姊的詩風和人格特質嗎？在她的眾多詩篇之中，在她與柏楊長久相處的婚姻之中，也在她待人處事的細節中，即使到了如今滿頭銀髮，為眼疾所困，她仍輕聲細語，面帶笑容，樂觀以對眼疾，持續創作。

她與柏楊結婚後，常遭政治干擾，於是毅然辭去建中的教職，為柏楊的創作事務打理一切，她自稱是「柏楊助理」，為柏楊處理一切非寫作的雜務，讓柏楊能專心著述，完成十年《通鑑》白話本的浩繁工程。為了推動人權工作，她和柏楊一起投入國際特赦組織(AI)的人權救援行動，又於1994年成立了「AI中華民國總會」，在國內宣導人權理念，舉辦書展、演講、座談、街頭簽名，還辦了月刊……，這一切事務，當然都是在她的手中來完成。她還將台灣詩人的作品推廣到塞爾維亞，出版了塞爾維亞譯本的《中國現代詩選》。她的聲音優雅，且帶有感情，擅長朗讀，因而曾主持警廣「詩的小語」節目長達十年之久，她為聽眾介紹台灣詩人詩作，無論詮釋或朗讀，都深受聽眾喜愛……。

這樣忙碌，卻又能把柏楊的事、她的詩創作和各種文學推廣事務處理得有條不紊，她簡直就是台灣文壇的千手觀音，無私無我付出，以她對詩的初心和對一切承擔的全力以赴。向陽老師將當年作家張香華寫給他的信始終保存著，當老師重看信件時，往昔時光，歷歷在心，老師祈願在他書寫人生中曾經拔擢與鼓勵他的香華老師，在竹北的生活恬靜愉悅。

作家向陽老師肯定文藝資料資中心「一個作家，一個文庫」的經營理念和做法，為台灣作家建立系統典藏，從著作、手稿、照片、書信到相關評論，累積文學史料，儼然就是一座台灣文學「野史館」(非官方史料館)，向陽老師也呼籲作家以及家屬，共同來支持文藝資料中心，捐獻作家史料，讓文藝資料中心更加壯大，一年、五年、十年地經營下去，蔚成台灣文學的文獻中心。

向陽老師感謝作家麥穗他能影印手邊珍藏的《新詩》週刊部分版面，供發表時配合使用，麥穗先生依約前來，手上帶了厚厚一疊《新詩》週刊的剪報，一如他信上說的「有七十多期」的報紙張數，甚是可觀。這些報紙因為時隔久遠，多已泛黃，加上紙紙粗劣，偶有破損，多虧麥穗先生的細心保存，老師從他的手上看到這一批珍貴的史料。彷彿走入歷史長廊一般，於是將《新詩》週刊逐一攤開在桌上，麥穗先生保存的最早一期是從第六期開始，時間是1951年12月10日。

作為一個重視史料的保存者，麥穗先生的不放過細節，他特別注意到本省詩人的表現，他指出，當時在《新詩》週刊脫穎而出的有陳保郁、騰輝、秋瑩星、林亨泰，「他們都有日文創作詩的基礎，所以創作和譯作一起來，而且作品非常豐富。」他也盛讚覃子豪「提掖後進不遺餘力」。最後他強調，《新詩》週刊「是自由中國詩的薪傳者和詩刊的開山者」，其「傳薪火，開山頭」的功績長期以來被忽視、被掩蓋了。

〈現代詩的傳薪者新詩週刊〉刊出後，反應甚佳，麥穗先生顯然受到鼓舞，次年(1983年)10月分別在《藍星》詩刊發表〈覃子豪與新詩週刊〉、在《創世紀》詩刊發表〈「新詩週刊」目錄初編〉(上)(其後兩期另刊中篇與下篇)。這樣綿密而嚴謹的求真精神，也顯示了他的治學態度。這兩篇刊出後，作家麥穗都曾打電話告知向陽老師，語氣相當興奮。

令人尊敬的前輩，從年輕時愛上詩，自1953年參加覃子豪擔任詩歌班導師的「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之後，就把詩當成生命的麥穗先生，一生寫詩，有「森林詩人」的雅號，早年曾與詩人秦松、季予、吳望堯、丁潁、寒星等人組織「明天藝文社」，以鋼版油印《明天詩訊》月刊，也曾加盟紀弦發起的「現代派」，見證了戰後台灣現代詩的運動和發展，但直到1978年才出版他的第一本屬詩集《森林》，將他長年在林務局工作，深入台灣各地山林的所見所思化為詩篇，寫出台灣山林的美。

他對現代詩史料的保存上發揮到極致，1998年，他出版《詩空的雲煙》一書，細數《新詩》週刊以及相關的台灣新詩史料(含完整版的〈《新詩》週刊目錄續編完結篇〉)，都不能不讓人佩服他對現代詩發展的博徵詳引，無怪乎和他一樣為新詩史料貢獻甚大的詩人張默讚譽他是「早期新詩史料的撞鐘人」，瘂弦也稱美他為「新詩歷史館館長」了。

向陽老師與詩人管管初識，是在大二那年暑假。當時老師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在詩人渡也引介下，前往大直拜訪管管，當時他與詩人朱陵(袁瓊瓊)新婚不久，英氣挺拔，以一口豪邁的山東腔與我們交談，熱情接待我們。他的肢體語言和表情都非常生動，兼且幽默風趣，讓初入詩壇的向陽老師感到自在，也留存了美好的記憶。所認識的詩人前輩管管，行事瀟灑，慣常以收放自如的嘻笑怒罵，對應無可如何的人生。1975年冬天，老師策畫華岡詩社的「中國新詩系列講座」，從週一到週六，一連舉辦六天，分別邀請紀弦、瘂弦、管管、張默、洛夫和羅青來校演講。除了紀弦因逢母喪未能前來，其他五位詩人都如約前來，且在校園內捲起聽講熱潮，每晚均有百來位聽眾入場，溫瑞安還帶領天狼星詩社成員聯袂上山參與。管管來時以〈詩與禪〉為講題，詳細內容都已忘了，鮮明記得的則是他以獨特的山東腔和肢體語言朗誦詩作，獲得全場哄然笑聲和掌聲。讓冬夜的華岡霎時滿溢暖意。

他為人豪放而不拘小節，粗獷而又帶有一絲細膩。就算寫篇自我簡介，也率情任意，讓讀者為之噴飯。管管的字歪歪斜斜，與他壯碩高大的體型不似。他的字彷彿是被風吹斜的，望右傾，這可能和他拿筆的手勢習慣往左揮毫有關，但也可能和他處於戰亂年代，年輕時就從軍，長時漂泊的人生際遇有關，他在名作〈邋遢自述〉中寫道自己從小班到博士(正規教育)「俺統統都沒念完」，「當兵幾年，吃糧幾年，就是沒有作戰」，「在人生的戰場上，曾經小勝數次，免戰牌也掛了若干」，「幾場虛驚，幾場變故，小病數場挨過去」。

他被詩壇稱為「頑童」，老來多一字曰「老頑童」不是沒有理由的。他喜歡和高貴的、正規的、體制的、雅正的社會「唱反調」，通過自嘲和戲謔，揶揄上層社會的虛偽面。詩人管管，奇絕、豪放、飛逸，大膽潑辣，不被世俗常態所羈，不為常規常矩所縛的詩壇頑童。

作家向陽老師說:生於1938年的詩人岩上律己甚嚴，他對現代詩的藝術性具有高度自許與自我要求，他把詩當成至高的藝術，一如他在2000年出版第六本詩集《更換的年代》時，談到他在以詩處理現實社會的善與惡、黑與白、有與無、實與虛的對峙抗衡和衝突時，總是「希望詩還是詩，而不是非詩的嗟嘆贅語或膚淺強辯的口水」，他下筆謹慎，從1972年出版詩集《激流》迄今，岩上陸續推出的詩集有《冬盡》 、《台灣瓦》 、《愛染篇》 、《岩上八行詩》 、《更換的年代》、《針孔世界》、《漂流木》、《另一面》及《變體螢火蟲》等十冊。相對於詩齡，創作量並不為多，可見其自持。

老師憶起，感慨時光流轉，也讓老師重新回想起年輕時期認識岩上前輩的舊日影像，他是提拔老師的前輩，仍以「您」來稱呼我，讓老師愧不敢當；提到四十年來談話不多，更讓老師後輩汗顏。〈更換的年代〉是岩上的名詩，創作於上個世紀末，寫出了詩人對於當時台灣社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轉捩過程中的「更換」現象的憂慮與沉思：岩上通過一連串的「換」，寫出世紀末台灣的「換」象，「換」因此具有「更新」的意涵，作為一個快速轉變中的社會現象，這樣的「更換」，是勢所必然的，也是解決老舊問題的必要方法。深一層看，生活器物和身體器官的更換，則隱喻了1990年代台灣社會、國家的種種劇烈變革，人心思「換」下，舊的體制從威權換成了民主、總統民選、憲政改革、政黨輪替，都在這個階段快速發生，一連串的「換」、「換」、「換」，以及一連串的「換一個」，從而深刻刻劃了當年社會的集體心理和集體想像。這是這首詩在寫實的同時暗藏的高度隱喻。

《詩脈》是向陽老師第一個加入的非校園詩社，意義重大。初見面時印象，已加入《笠》詩社，也主編縣內中學生刊物《南投青年》的岩上前輩，溫和親切，說話輕聲細語，見面時他鼓勵我多寫詩、多投稿，要把最好的詩交給《詩脈》。這對才剛始起步的我，就是最大的鼓勵了。

除了創刊《詩脈》之外，岩上前輩也曾於1994年擔任《笠》詩刊主編，前後達八年之久，為台灣本土詩學的強化做出貢獻；作為南投縣在地作家，他推動南投縣的文運，更不遺餘力，早年主編《南投青年》，栽培年輕作家，退休後更是參與甚多南投文學發展和扎根的工作。他從20歲落戶於草屯至今整整六十年，他的青春、創作和志業都與南投文學密不可分，他是老師敬重的鄉賢，是向陽老師寫作路途上的引路者。

但是，他更重大的貢獻當然還是在詩創作上。長年蟄居草屯，和以台北為中心的詩壇遠隔，雖然多少影響到他在詩壇的活躍度和影響力，並因而使他未能獲得與其創作實力相當的評價。2008年，台灣文學館進行《台灣詩人選集》計畫時，主持該計劃的總編輯彭瑞金囑老師編選《岩上集》，老師逐一閱讀他的詩集詩作，挑選佳作，更加確信，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證明，必會在歷史長河中澄明且獲得更高評價。

岩上前輩曾自述，他的創作是「不斷在儉樸的生活和審視繁複的社會現象中追逐那份詩心」，詩是他「生活經驗的紀錄和精神的象徵」，他以詩「填補自己人生的裂縫」，進而用詩「呈現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位置」，「用詩指向自己，也用詩指向社會」。經過一甲子的書寫，與其說他的詩「在現實的裂縫中萌芽」，可能不如說他的詩「在現實的裂縫中開花」吧。

作家向陽老師談到向明，他早在1950年代就已活躍現代詩壇，跟隨覃子豪先生，其後加入藍星詩社，1954年他開始在《藍星》詩週刊、《現代詩》發表詩作時，我尚未出生；1957年他榮獲中國文協優秀詩獎時，我兩歲；1959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雨天書》時，我四歲──無論如何，整整大我廿七歲的詩人向明都是我的前輩，從1950年代展開現代詩創作的他，曾數度主編《藍星詩刊》，直到如今都還是《台灣詩學》主幹，創作與評論從無一日懈怠，質量都相當驚人，當然不可能因為晚出於他甚後的我而被「遮蓋」。他之所以如此自嘲，一方面是他向來豁然大度，另方面應該也是他對我的提攜吧。

  詩人蕭蕭曾以「儒家美學的躬行者」尊稱向明的詩學，並於2007年為他舉辦「儒家美學的躬行者──向明先生八十壽慶學術研討會」，這因而讓向明前輩有了「詩儒」的稱號。在為人處事上，向明前輩的確儒雅、溫和，煦煦然而有儒者之風。他的本性溫良，處事敬慎，待人寬裕，這反映於他的詩作之中，也在他撰述的詩評之內。他曾自述，一向寫詩所追求的是「在溫和的後面表達剛健，在平淡的後面有一種執著」，正是他的詩風的特質。他從1950年代出發，一路寫到今天，凡一甲子之久，這樣的詩風貫穿他的詩作。不炫奇、不弄墨、不虛張，自然也就不晦澀、不堆砌、不矯揉。這從他的第一本詩集《雨天書》就已確立。

  向陽老師與向明前輩認識時，還是大學生，算來詩的因緣已有四十餘年。四十年來，除了前述參加世界詩人大會的近身親濡之外，我們也曾因為共同參與爾雅版《年度詩選》的編選而有多年共事機緣，他以「寫詩的弟弟」視我，無論我主持《陽光小集》或主編《自立副刊》階段，他都經常賜稿支持，他的詩只要一投到《自立副刊》，我都立即刊登。我曾告訴他，他的詩甚受副刊讀者歡迎，他從生活中取材，而又具有現實批判力道的詩作，乃是《自立副刊》求之不得的佳篇。多年後，向明前輩對我這段話仍念念不忘，對他來說，他的詩能被大眾讀者肯定，應該也是支持他持續寫作至今的動力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