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老師印象中的龍瑛宗先生，一直存活在1980年代；對他的印象，是身影瘦弱、個性內向、不善應酬、木訥謙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非常內向又患口吃的人，在人的面前，訥訥說不出話來」。老師最早見到龍瑛宗先生，是在鹽分地帶文藝營，1980年暑假，當時老師還在時報周刊上班，因此與他只是初識點頭；1982年向陽老師到自立晚報編副刊，年年必須參與鹽分地帶文藝營籌備與駐營工作，才和當時多仍健在的日治時期老作家有了接觸。在1983年當天與會的，記憶所及，除了主邀的王昶雄先生之外，到會者有劉捷、吳坤煌、鄭世璠、塚本照和等先生，以及杜文靖、黃武忠和向陽老師三位年輕人。

相較於王昶雄先生的豪邁、劉捷先生的篤定，龍瑛宗先生感覺上是害羞、落寞而拘謹的。他在眾人之前，話很少，只靜靜聽著其他老友的笑談，有時跟著微笑，但隨即又恢復原來的表情。他是北埔客家人，日語和客語是他最流利的語言，因此和我的老師塚本聊得較多。龍瑛宗先生日治時期即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日本《改造》雜誌小說徵文佳作推薦( 1937年)，崛起於日本文壇，當時他27歲；在日治時期，他以日文書寫，是活躍文壇的重要作家；戰後曾短暫擔任過《中華日報》日文編輯、日文組主任(1946年)。他的日文，優雅流麗，卻因戰後廢除日文版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因素封筆30年，所以他的中文是依賴閱讀自習而來。

74歲的他，對於1946年政府全面廢除日文，導致他的文學生命中輟，對於與他一樣，曾經活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壇，卻都停筆於戰後的張我軍，也抱有深沉的懷念。那是能言鳥一夕喑啞的悲哀，即使到了晚年仍刺痛著他的心。戰後，他短暫主編《中華日報》日文版，卻在「日文禁止」之下停筆近30年。在這兩個殖民年代的交替中，陰鬱和明亮，如影隨形，起落於他的文學書寫和文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