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淵（1902－1965），彰化二水人，日治時期作家，跨越美術、文學與政治運動，但一生坎坷，在他63年的人生歲月中，因為左翼思想和政治活動，先後被日本政府和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達5次之多，晚年抑鬱而終，一如他於1931年出版的日文詩集《荊棘之道》（蕀の道）所示，他是在荊棘之路燦開薔薇的詩人。

1923年，他獲台灣總督府推薦赴日本，就讀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圖畫科。在東京，他接觸到當時的藝術和文學風潮，提升眼界，也吸收了創作的養分；此外，因為謝春木的影響，開始關心並參與左翼政治運動。1926年，他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到到位於盛岡市的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教書。教書期間，他熱衷寫作，在《台灣民報》、《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校友誌》以及《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發表不少詩作，其中包括他被傳頌至今的名詩〈詩人〉。

在這個階段，王白淵接觸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對他的文學及哲學思想產生興趣，也對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社會主義運動高度關注。他曾在1927年撰寫〈詩聖泰戈爾〉，1930年發表〈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將印度的文藝復興與獨立運動，視為亞洲從帝國主義解放的先聲。1931年6月，他將赴日期間寫的作品集為詩文集《荊棘之道》，在盛岡出版。這本詩集是繼陳奇雲的詩集《熱流》(1930)之後台灣新詩史上的第二本日文詩集。他在「革命」與「詩」之間擺盪，最後面對的是：因為革命，使得他的人生滿布荊棘；因為詩，則讓他的生命燦開薔薇。他的現實人生可能是失敗的，他的文學生命卻是長久的。 

藝術評論家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一書中說得好，他指出王白淵的人生階段有兩個生命的高潮，第一階段是1931年至1933年在東京從事「台灣人文化圈」(即「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及「台灣藝術研究會」的階段，充分展現「革命詩人王白淵」的形象；另一個階段是1944年出獄之後一直到1947年入獄之前的三年，他以「台灣文化協進會」幹部投身於文化重建與交流，成為「為改革社會而奮鬥的評論家」。遺憾的是，這兩個階段為時都短，總共才5年，終至使得王白淵的人生充滿荊棘，無法真正發揮他的才氣和能力，為台灣的文學、美術和文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