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战争场面，也没有强烈的训诫和说教意味，进展舒缓的故事主线潜伏在平淡的贵族社交与琐碎的乡村生活中，托尔斯泰本人将其称为“由生活而来的书”。这部作品的创作始于托尔斯泰人生中相对安稳的时期，但创作过程中，俄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托尔斯泰本人的生活和思想也产生重大转变，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作品如今的面貌。
大文豪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乃至世界文坛最闪耀的明星，许多人将他与荷马、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海明威坦言无勇气与他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公开承认其才华在自己之上。就文学成就而言，托尔斯泰一个人足以定义一个时代，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主义文学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断断续续。早在1870年，托尔斯泰就打算写一部关于当时人们私生活的小说。直接促成他动笔的，是当时邻居比比科夫的管家兼情妇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皮罗戈娃的真实事件——她被抛弃后惨死于车轮下。最初构思中，安娜是肥胖庸俗的女人，符合世俗对堕落出轨女性的刻板印象，而被出轨的丈夫是圣徒，且当时只有安娜的故事，诸多人物尚未出现。
1873年，托尔斯泰正式开始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在道德层面丰富了安娜的形象，使其愈发美丽生动，同时弱化了丈夫的形象，让原本的“圣徒”变得抽象。1875年，小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期间写作数次中断，若不是必须履行与报社签订的合同，这本书或许会成为一部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因为托尔斯泰一边写作，一边对这部作品和自己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直到1877年，小说才完稿，1878年出版并引起轰动，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作品时，俄国虽未发生剧烈震荡，但内部暗流涌动。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后，将重心转移到内部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推行农奴制改革，促进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由于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整体仍显幼稚，发展也较为缓慢。他们大多一心想着赚取更多财富，因此尽管富有，社会地位却并不高。这一时期，俄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法律、伦理与社会等级制度在新兴资产阶级人文观念的冲击下，纷纷显现出崩溃的迹象，俄国正处于畸形的社会转型期。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本人的家庭生活也历经起伏。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年仅18岁的索菲亚成婚，最初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索菲亚还为《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提供了不小的帮助。索菲亚是托尔斯泰文学事业的基石，她不仅抄写了数百万字的手稿，还独自支撑了整个庄园的运营。
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正处于人生中相对安稳的岁月。然而好景不长，写到一半，危机悄然降临。出身贵族的托尔斯泰多次在自己的庄园推行农奴制改革，却均以失败告终，经济状况愈发糟糕。与此同时，他对贵族寄生式的生活方式怀有深深的负罪感，于是给家庭生活设定了一系列计划。两人后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拥有世俗责任感（保护孩子和家庭生存）的母亲，与一个由于道德完美主义而走向激进、试图抛弃一切世俗羁绊的先知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冲突不仅折磨着托尔斯泰，也同样深刻地折磨着索菲亚，托尔斯泰甚至频繁从家中出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了解了时代背景和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后，我们便能理解为何小说中的人物在生命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危机感与幻灭感。
《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相当独特，两条几乎完全平行的线索同时展开。一条线索是安娜与沃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这一事件在周边社会关系网中激起的层层涟漪。另一条线索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层面展开的个人思考。
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整部小说中，安娜和列文仅见过一次面，但围绕两人出现的人物多达150位，连接两者的纽带是奥勃朗斯基——他既是安娜的哥哥，也是列文的好友。这两条线索的铺排，似乎并未遵循环环相扣的紧密逻辑，但读完小说后会发现，它们实则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只有将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某种程度上，安娜自身难以言说的痛苦，反而能通过列文的观察与思索，让我们领悟透彻。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这些人物并非简单的观念集合体，他们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托尔斯泰对这张关系网的感知极为敏锐，善于捕捉有效信息并精准表达。用他本人的话说：“这网络不是由观念组成的，而是由别的东西构成。它的内涵绝不是用语言可以直接表达出来的，只有通过间接描写人物的行为和场景才能呈现。”
由于篇幅较长，实体书出版时通常分为上下两册，前四部为上册，后四部为下册。上册讲述安娜与沃伦斯基相识相爱、最终走到一起的过程，以及列文求婚失败后的种种思考与领悟，最终与吉提喜结良缘的故事；下册则讲述安娜与沃伦斯基在一起后从幸福走向毁灭，以及列文在婚后对人生意义产生深刻怀疑、苦苦追问后最终顿悟的过程。
小说的开篇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在小说中更是统摄全局、余味深长，而它直接指向的，便是莫斯科的奥勃朗斯基家。
奥勃朗斯基家算不上大富大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血统，人脉也十分广阔，因此奥勃朗斯基能在政府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日子原本过得顺顺当当。但自从他出轨被发现后，家里便乱作一团，妻子多利已经三天不肯见他了。然而，身处这样的境地，奥勃朗斯基居然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也并未真正忧伤，他坚信妹妹安娜到来后问题能迎刃而解。
恰巧这天，好友列文来到办公室找他。列文是乡下的小贵族，继承了一份不小的产业，与奥勃朗斯基算是门当户对。他此行是因为爱上了奥勃朗斯基的小姨子吉提，却因缺乏自信而来找老朋友求助。两人吃饭时，列文觉得奥勃朗斯基的出轨不可理喻，而奥勃朗斯基却以类似“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的逻辑回应。列文虽不以为然，但还是被奥勃朗斯基的乐观情绪感染，鼓足勇气向吉提求婚，却遭到了拒绝——当时吉提心中只有彼得堡贵族圈子里的社交明星沃伦斯基。
托尔斯泰的人物描写入木三分。奥勃朗斯基是一个极其自满甚至有些自私的人，在前30页中就三次阻止别人说话，他根本没把出轨败露的事放在心上，反倒总在努力为别人排忧解难，并从中获得乐趣。他正值壮年，头脑简单，模样英俊，肩膀宽阔，生活奢靡，步态轻盈，无论何时都挂着一副讨人喜欢的自信微笑，很难让人讨厌。
列文则与他截然不同，身材健壮，肩膀宽阔，留着卷曲的胡须，手臂肌肉线条明显。他从不与人过分亲近，甚至刻意保持距离，性格敏感且有些易怒，尤其对上流社会怀有敌意。托尔斯泰也直接点明：他们是那种互相看不起的好朋友。
又过了十几页，安娜登场。她从彼得堡前往莫斯科回娘家，与沃伦斯基的母亲同在一节车厢，出车厢时与沃伦斯基擦身而过。仅仅短暂一瞥，沃伦斯基便被她眼中压抑已久、被刻意掩盖的活泼生气吸引，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此时，火车发生事故，一名车站站员惨死在车轮之下，安娜脱口而出“不祥之兆”四个字，暗示了结尾处她卧轨自尽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大力推行改革，通过引进外国资本，俄国新修了大量铁路，至19世纪末，铁路总长度达到约50000公里，是改革前夕的30余倍。铁路贯穿了俄国，也贯穿在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出场和相遇都发生在火车上或车站里。此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作为俄国历来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它们对新观念和新风尚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彼得堡向来充当改革前哨，最早受到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冲击，因此彼得堡人通常比莫斯科人更为新潮，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安娜和她的嫂子多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两座城市女性特点的体现。
安娜到家后，三言两语便说服了嫂子多利，成功化解了哥哥和嫂子的矛盾。解决完家事，安娜受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时所有人都期待着吉提和沃伦斯基确定关系，出人意料的是，沃伦斯基并未向吉提求婚，反而对安娜表现出热烈的爱意，但安娜没有做出明确回应，第二天便动身返回了彼得堡。吉提在舞会之后又羞又气，一病不起，全家只好前往国外休养。而列文因为先前求婚被拒，没有参加这场舞会，直接返回了乡下的庄园。莫斯科的这部分情节，就在这四角关系陷入僵局时告一段落。
在这一部分中，安娜就像被飓风吹进漩涡的发光体。尽管多利高贵贤惠、吉提美貌纯洁，但安娜一出场，便让她们全都黯然失色。沃伦斯基一眼便发现了安娜身上被压抑的激情与活力；对安娜来说，沃伦斯基的出现，让她对曾经不敢想象的爱情燃起了希望。当时亚历山大二世注重女性解放，俄国女性的地位大幅提高，总体上领先于整个欧洲。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娜的出现并非偶然，她是当时女性竭力挣脱禁锢、寻求解放的尝试者，遗憾的是，她最终也成为了这种尝试的牺牲者。
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沃伦斯基含情脉脉的注视，安娜回到了彼得堡。尽管她自己不愿承认，但实际上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沃伦斯基。就在这种近乎眩晕的幸福中，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登场了。
卡列宁是政府高官，沙皇面前的红人，众人眼中德高望重、毫无瑕疵的完人，就社会地位而言，他是这部小说中最高的。托尔斯泰通过身体描写呈现他的性格：仪表堂堂却步履蹒跚，仿佛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嘴上带着嘲弄的微笑，有着一双疲惫的大眼睛和一对高高竖起的耳朵。每天面对这样一张面具，安娜倍感压抑。这次重逢，安娜突然觉得丈夫的耳朵十分奇怪，这正是她内心开始变化的标志，她发现自己与过去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了。安娜对社交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她开始回避原先亲密无间的朋友们，转而热衷于参加各种盛大的舞会，只因在舞会上能见到沃伦斯基。
不久之后，安娜便接受了沃伦斯基的爱意。卡列宁也察觉到了变化，他一门心思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过着近乎圣徒般的生活。但他对家庭的爱，源于宗教信仰和责任义务，他爱的是“妻子”这个身份，而非安娜这个人。甚至在得知妻子出轨后，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避免自己在上流社会丢脸。他本想与安娜开诚布公地谈谈，一开口却变成了虚伪嘲讽的腔调。
现代批评界倾向于认为卡列宁不仅仅是虚伪，他是一个官僚机器的人格化。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行政命令和宗教教条来处理流动、复杂的“人”的情感。安娜看到他“耳朵”的细节，不仅是安娜的厌恶，更象征着卡列宁肉体凡胎的平庸性暴露无遗。而安娜产后卡列宁的宽恕，那一刻他是真诚的，体验到了某种宗教式的高尚情感，但他无法维持这种高度，一旦回到社交圈，便迅速固化回那个冷酷的官僚，这种“无法维持的善意”才是他最大的悲剧。此外，卡列宁是一个孤儿，只有一个死在国外的哥哥，这种缺乏家庭温情根基的背景，解释了他为何只能依附于僵硬的社会规则——规则是他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另一边，列文回到自己的领地后，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庄园管理上。这时奥勃朗斯基又一次春风满面地出现，他说服了妻子同意变卖嫁妆中的一片乡下树林，解决了家庭的财政危机。列文觉得这笔交易亏了大钱，但让他开心的是奥勃朗斯基带来的消息：吉提并没有和沃伦斯基在一起，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上册过半，我们走进了沃伦斯基的世界。他并非原稿初期描述的“不学无术的高富帅”，而是职业军人，后来成为极其勤勉的现代地主，他在庄园里修建医院、引进机器。他总是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如何达成目标，对生活有着一系列的准则，这些准则让他目标明确、魅力十足。但他的局限性在于试图用世俗的手段解决精神的问题，他以为给安娜爱、奢华的生活和旅行就能让她快乐，却无法理解安娜内心那因违背道德而产生的巨大空洞。他不是坏人，只是平庸，无法承载安娜那毁灭性的、绝对化的爱情需求。
之后，故事来到了著名的赛马情节。赛马时，原本稳操胜券的沃伦斯基出现失误，压断了马的脊骨。当他悲愤地喊出“这匹可爱的马，多么不幸，被我给毁了”时，再次预示了安娜最终的命运。沃伦斯基的坠马成为小说的转折点，安娜情感的天平彻底倾斜，她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多次失态，最终在回家的路上与丈夫摊牌，愤怒地喊出自己爱上了沃伦斯基，憎恨卡列宁。
托尔斯泰笔锋一转，将视线转向吉提和列文。在国外休养的吉提认识了一个被贵族收养的养女，向她吐露了心声。吉提觉得女人一旦被玩弄感情，就一辈子没脸面再谈出嫁，更谈不上幸福，更何况自己还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在养女的劝说下，吉提明白了生活虽充满悲伤，但也不乏希望，内心变得更加平静，身体上的疾病也彻底康复，于是决定回到俄国看望姐姐多利，而多利刚搬到离列文庄园不远的乡下生活。
这时的列文正在家中，与身为全俄著名作家的哥哥热烈辩论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列文通过自己的种种尝试，明白了农奴制改革在俄国为何如此困难。他指出，无论交通、司法还是教育，都不是解决农奴制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利益——让农民明白自己是在为自己劳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就像现实中托尔斯泰本人的社会改革理想频频受挫一样，列文与哥哥辩论时也从未赢过。于是，列文选择和农民一起割草劳动来排解郁闷，他将这称为“劳动疗法”。这一情节带有托尔斯泰式的说教意味，他希望贵族们放弃寄生式的生活，主动参与劳作，但事与愿违，甚至家人都不赞同他的想法。
农奴制改革对俄国来说，犹如一只潘多拉魔盒，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不敢轻易触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取消农奴制的宣言，占据俄国九成人口的农奴获得了自由身份和平等地位，部分地区还成立了农民公社等组织，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事实上，取消农奴制后，全国范围内农民拥有的土地比以前更少了，他们仍需通过赎买等方式才能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得不到土地，市场原则和土地私有概念便难以形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不如以前，农村经常出现欠收和饥荒。
当时俄国有些养尊处优的大贵族，站在自身角度看待农民，因觉得他们可怜而支持改革，却并不清楚农民真正的需求；而某些真正从农民角度考虑问题的贵族，大多是乡下的小贵族，改革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也不肯支持。在这样尴尬的处境下，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步履维艰。
列文看清了这一点，一直试图寻找解决办法。割草劳动之后，列文心情大好，决定去看望多利。路上，他看到一对年轻农民夫妇的幸福生活，不由触景生情。后来，当他在草垛上无意间看到来看望姐姐的吉提时，忘记了所有尊严和屈辱，内心只有一个念头：“我爱她。”
列文和吉提的幸福有了苗头，但安娜并未得到期待已久的安宁。卡列宁得知安娜出轨后，无法接受在上流社会丢脸的事实，于是提出维持三人现有的关系——只要沃伦斯基和安娜不在自己家中幽会，他可以装作若无其事。
不久之后，沃伦斯基再次露面。对他来说，一旦和安娜私奔，将成为整个贵族圈耻笑的对象，母亲会停止给他经济支持，军旅仕途也将彻底葬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虑，他最终确定，安娜对他来说高于一切。
之后，安娜和沃伦斯基在卡列宁家中幽会，被卡列宁撞见。怒不可遏的卡列宁下定决心与安娜离婚，并夺走儿子的抚养权。沃伦斯基一心等待着卡列宁来找自己决斗，却没想到卡列宁根本不敢。要知道，俄国的决斗绝非西欧那种象征性的小打小闹，而是不死不休，甚至当事人决斗后，双方的助手还要继续决斗。托尔斯泰本人也曾因出言不逊激怒了自己的文学领路人屠格涅夫，两人差点决斗，好在屠格涅夫主动伸出橄榄枝，否则这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悲剧，即便如此，两人的决裂也长达17年之久。
上册尾声中，列文在明确自己心意的同时，对农奴制改革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改革必须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甚至要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以适应农民的思想认知。从这里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晚年的反智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为了更具体地梳理自己的想法，列文远赴欧洲游历，回国后前往莫斯科向吉提求婚。这一次，两人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不久后便决定结婚。
另一边，夹在两个男人中间的安娜觉得每天都生不如死。她怀上了沃伦斯基的孩子，随着产期临近，总是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长期的抑郁导致她难产，差点丧命。弥留之际，她恳求卡列宁原谅自己。卡列宁看着安娜痛苦的模样，一番挣扎后，宽恕了安娜和沃伦斯基，也解脱了自己，在这份高尚的宽恕中感受到了满足。而沃伦斯基一直以来内心都鄙视卡列宁，如今突然被他宽恕，顿感自惭形秽，痛苦之下选择自杀解脱，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在生死边缘徘徊几天后，他渐渐康复。
与此同时，难产的安娜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内心的愧疚让她觉得自己不该活着。最终，她放弃了与丈夫离婚的权利，也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选择和沃伦斯基一起出国生活。上册的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
下册以列文和吉提的大婚拉开序幕。列文成年后便告别了宗教生活，但婚期将近，他不得不再次面对宗教，这让他既不安又羞愧。除此之外，列文仍对沃伦斯基的事耿耿于怀，甚至在结婚前一天，还在怀疑吉提是否真的爱自己，由此引发了夫妻俩的一场大吵。终于熬到婚礼当天，仪式过程乱作一团，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大典。在亲吻新婚妻子的瞬间，列文再次感受到了那种“除了我爱她，别无他想”的幸福感，所有问题仿佛都烟消云散。这正是典型的列文——过于旺盛的思考能力常常把自己绕进去，但他最终总能说服自己，从一团乱麻中挣脱出来。
上册结尾处，安娜未与卡列宁离婚，便和沃伦斯基前往欧洲。此时，他们已经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恰好是列文夫妇从筹备婚礼到结婚的时长。由于安娜没有离婚却与沃伦斯基同居，他们不得不刻意避开俄国同胞。按照俄国国教东正教的教义，像安娜这样的女人是肮脏堕落的，会被上流社会唾弃。因此，安娜在剧院看戏时，甚至遭到了同一包厢女贵族的侮辱。安娜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幸福难以被世人宽容，她愿意真诚忏悔，内心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孽。和沃伦斯基在一起的时光，她感受到的全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牢牢抓住这份幸福。
为此，哪怕是照顾他们女儿的意大利奶妈，都足以让安娜醋意大发。骄傲、光彩照人的安娜居然会嫉妒他人，这是阅读上册时难以想象的，但这恰恰成为了沃伦斯基得到安娜后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对他而言，自由的单身生活已经一去不返。
在这种情况下，当沃伦斯基的一位老同学来访时，他竟欣喜若狂。这位如今已是外交官的老同学，学生时代与沃伦斯基相处得并不愉快。他向沃伦斯基推荐了一位落魄的画家，因为沃伦斯基当时正开始学习绘画，他本想亲自为安娜画像，却始终未能完成，只好请这位画家代劳。结果，这幅代画的作品一气呵成，相当完美。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实则是个隐喻：沃伦斯基能够激发安娜的活力，却不懂得欣赏、珍惜，更无法延续这份活力。画像事件给两人的关系投下了若隐若现的阴影，无形中消磨掉了他们在国外的最后一点热情，于是他们决定返回俄国。
画家完成安娜的画像用了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列文的婚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列文本以为婚姻生活就是尽情享受爱情，但吉提很快进入女主人的角色，整天忙于家务琐事，这让列文十分苦恼。他一面下意识地将所有过错都推到吉提身上，一面又意识到必须尽快弥合两人间突然出现的裂痕。而吉提虽然觉得自己也有问题，嘴上却不肯服软，即便刻意对丈夫百般温柔，也难以避免冲突的发生。
正在此时，噩耗传来，列文的另一个哥哥病危。这个哥哥与列文以及之前提到的作家哥哥完全不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很早就挥霍光了所有财产，日子过得凄惨落魄，不仅体弱多病，还娶了一个妓女。列文觉得这件事很不体面，不肯让吉提跟自己一起回去看望病危的哥哥，但吉提执意要去，列文只好勉强同意。
面对即将辞世的亲人，列文感到恐惧又手足无措，反倒是吉提表现得从容镇定，没有流露出丝毫嫌弃。从这一刻起，列文发觉吉提身上突然散发出女性的光辉。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通常没有小标题，但《安娜·卡列尼娜》是个例外。小说第五部第二十章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死亡”。在这一章节中，托尔斯泰详细描述了列文的哥哥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从等待死亡到渴求活下去，最终撒手人寰的全过程。
“死亡”这个标题在全书中格外醒目，似乎暗示了这是作者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借列文之口提出的问题：“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得失、挣扎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托尔斯泰在替上帝发问，他将婚姻、家庭等社会伦理问题，抽象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高度。
尽管标题是“死亡”，但这一章却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收尾——吉提怀孕了。这正是她突然散发出女性光辉的原因。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女人只有完成了生育的责任和义务，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某种程度上，纵观全书，托尔斯泰将对完美女性的定义集中寄托在了吉提身上。有趣的是，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最终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的，往往不是完美的吉提，而是充满缺点与矛盾、却丰满真实的安娜。
同样充满矛盾的还有卡列宁。在宽恕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满足感消退后，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他觉得自己明明付出最多，结果却落得形单影只、饱受世人嘲讽的下场。最令他伤心的是，晋升的希望也彻底落空，如今在政府中，他已经成了一个毫无影响力的笑柄。沙皇为了安慰他，颁给他一枚亚历山大勋章，但卡列宁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察觉是自己的虚伪和冷漠，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因此儿子始终无法与他亲近。
托尔斯泰为卡列宁增加了一段辩白：卡列宁是个孤儿，相依为命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最终病死他乡。他没有任何可以倾诉私人感情的知心朋友，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不允许他拥有这样的朋友，因此他习惯了带着虚伪的面具生活。对于安娜，他已经献出了自己所能献出的全部感情，尽管这对于安娜这样的女性来说，远远不够。
许多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电影，都将卡列宁塑造成冷酷凶暴、不近人情的形象，这其实并不妥当，至少违背了托尔斯泰的本意。我们不否认卡列宁的虚伪，尤其是在面对妻儿时，他始终没有摘下那层面具，但同样不能否认，卡列宁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他手握大权却从不贪污受贿，有能力也有魄力，对妻子和家庭忠贞不二。如果不是娶了安娜，他完全可能过上岁月静好的生活。但偏偏他娶的是安娜，书中的第一句话再次得到了印证——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说嫁给卡列宁是安娜的悲剧，那么娶了安娜，同样是卡列宁不幸的源泉。
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十分思念儿子。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对沃伦斯基是接纳甚至欢迎的，但对安娜却始终是拒绝和唾弃。对她而言，无论是彼得堡还是整个俄国，除了沃伦斯基，唯一能让她产生归属感的就是儿子。然而，她与儿子见面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这让她痛不欲生。最终，安娜决定避开卡列宁，偷偷去见儿子。
与儿子短暂而温馨的会面，给安娜造成了更严重的精神创伤。她清楚地意识到，从此以后，自己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与儿子彻底分离了。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安娜无法公正地对待她和沃伦斯基的女儿——她无法接受自己一面与儿子骨肉分离，一面又对女儿疼爱有加。她既憎恨沃伦斯基，因为是他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又更加依赖他，因为除了沃伦斯基，她再也无处安放自己的世界。
于是，安娜开始变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尽管她明白沃伦斯基不会爱上别人，却控制不住自己去猜测他会移情别恋。她只能不断刺激沃伦斯基，逼着他用俗套的话语表达对爱情的忠诚。就这样，即便沃伦斯基一次又一次选择妥协，打起精神安抚脆弱的安娜，但安娜的行为早已亲手将爱人越推越远。
与此同时，安娜能感受到闺蜜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嫂子多利就是其中的代表。总的来说，多利一方面可怜安娜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嫉妒她能享受如此优渥的生活，无需操心日常琐事。多利发现，自己与安娜之间曾经的相似之处已经消失，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她们都彻底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外部世界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安娜的痛苦，也间接影响了她与沃伦斯基本就日渐紧张的关系。
沃伦斯基被困在安娜编织的爱情之网中，只能不断通过参与外界的社会事务，试探这张网是否会阻碍自己的自由。在沃伦斯基参与的一系列社会事务中，正在莫斯科待产的列文也被牵扯进来，两人的交往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中，托尔斯泰通过沃伦斯基和列文的活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正在向法治社会过渡的俄国。
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司法改革，设立了地方自治会议（类似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取消了贵族在司法程序上的特权。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推行的政治改革，实质是建立了地方自治局（Zemstvo，复数为Zemstva）。这一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填补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地主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解除所留下的地方行政真空。需要纠正的是，国家杜马（StateDuma）作为俄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或准立法机构，并非诞生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而是诞生于他的孙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具体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通过《十月诏书》才正式设立的。
在小说中，列文所参与的、并与哥哥谢尔盖发生激烈争论的政治活动，正是地方自治局的选举和会议，以及传统的贵族选举。托尔斯泰通过列文对地方自治局的态度，精准地描绘了当时俄国地主阶层的迷茫。列文之所以对“选举”感到厌倦并最终退出，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是“自治”，但实际上权力极其有限，往往沦为贵族阶层无休止的清谈俱乐部，或者是官僚体系的延伸，根本无法解决俄国农业和农民的实际问题。
当时大部分参与选举投票的贵族和列文一样，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简单地根据自己属于新贵族还是旧贵族，来决定支持哪一方，而且粗暴的选举模式甚至有些儿戏。但无论如何，这次变革算得上是俄国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外界的风云变幻，始终无法抵达安娜狭小的世界。曾经握在她手中的一切——家庭、爱情、朋友，都如手中流沙般渐渐流失。她意识到，为了挽回沃伦斯基的心，自己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冒着永远失去儿子的风险，坚决与卡列宁离婚。
在这种越来越神经质的状态中，安娜见到了列文。这部小说中两个戏份最重的主人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碰面。那是一次俱乐部活动，正在陪伴吉提待产的列文，被奥勃朗斯基拉去专程拜访安娜。尽管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沃伦斯基和列文完全是两类人，但安娜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内心同样敏感。
安娜使出浑身解数，刻意勾引列文，以此证明自己的魅力不减。列文对此毫无抵抗力，尽管理智告诉自己不能爱上安娜，但情感上却很难不被她的光环影响。安娜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自己能让所有男性都神魂颠倒，却无法化解沃伦斯基越来越深的冷淡。她不明白，当她因嫉妒而歇斯底里，下意识地用自我毁灭来威胁沃伦斯基时，她的魅力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毒药。她的潜意识已经在提醒自己，自己正站在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
见到安娜之后，列文诚实地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吉提，这让吉提醋意大发。列文哄了她一整夜，才让她平静下来。第二天一早，吉提开始阵痛，熬过22个小时后，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初为人父本该欢天喜地，但列文的思维总是跳出常规模式，站在更复杂也更孤独的角度思考问题。见到儿子的那一刻，他油然而生的竟是厌恶和怜悯。因为在此之前，哥哥刚刚去世，他又经历了安娜暧昧的诱惑，关于生与死、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终极困惑，一个也没有消散。
接着，奥勃朗斯基又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出现了，但这一次，生活脱离了他的掌控。上册中卖掉多利陪嫁树林所得的钱款，早已被他挥霍一空，每年并不算微薄的薪俸，也无法应付日常开支，这一次，他几乎身无分文。然而，这依旧没有让他真正忧伤。他动用所有关系联系到一份合适的差事，随后动身前往彼得堡为自己奔走，顺路帮妹妹安娜解决离婚的事情——即便自己已经火烧眉毛，热心肠的奥勃朗斯基仍然没有忘记他人。
但这一次，卡列宁让他失望了。卡列宁拒绝离婚，打算将安娜一直拖下去。与此同时，求职的事情也不顺利，奥勃朗斯基终于露出了沮丧的神情。离婚的希望彻底破灭，沃伦斯基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外出，以此宣告自己的自由。但安娜不能这样做，因为社会禁止她迈出这一步。她只能每天怀着嫉妒和仇恨，苦苦思索：“他有着一切自由，而我一无所有。”
在一次争吵之后，沃伦斯基冷漠地不辞而别。安娜吸食了过量鸦片，随后走上街头。她想起了与沃伦斯基相遇那天，被火车碾死的人，于是也将自己送上了铁轨。整个过程，就像她当初出场时那样轻盈而随意。她觉得事情很简单：“这么做是为了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直到火车从她背上碾过的前一刹那，她才突然惊醒，问自己：“这是在哪儿？这是在做什么？到底为了什么？”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她生命的蜡烛，在闪过一道强光之后，永远熄灭了。
尽管安娜从一开始就不是托尔斯泰心中理想的女性，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托尔斯泰的女性观甚至谈不上“政治正确”，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放任自己的偏见，去扭曲人物的行为逻辑。托尔斯泰对现实敏锐的观察和再现能力，使得安娜的形象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丰富、立体，不仅脱离了作者最初的情节预设，也超越了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观念的束缚。
纵观整部小说，心理状态和行为轨迹发生巨大变化的只有安娜。其他角色大多在第一次出场时，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形象始终保持统一。但安娜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另类，她敏感而自由的天性，没有得到能够健康生长的环境。最终，她的感性只能走向病态，通过歇斯底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社会拒绝正视她和她所追求的自由，安娜自己也拒绝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脱，除了走向毁灭，她别无他途。
安娜死后，故事并没有结束。不久之后，俄土战争爆发，沃伦斯基选择奔赴前线作战。安娜和沃伦斯基的女儿保留了卡列尼娜的姓氏，跟着卡列宁生活。多利并没有像部分解读中所说的那样选择离婚，她虽然对丈夫的轻浮和家庭的财务黑洞感到痛苦，但依然维持着婚姻，为了孩子们继续操持家务。奥勃朗斯基则在铁路部门谋得了一份新差事。而思想者列文，仍然深陷在对生与死的迷茫中，探究生命的本质却始终得不到答案。
这些终极疑问，逼得这个身体健壮、家庭幸福的人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不得不把绳子和手枪藏起来。直到最后，当他与一位农民交谈时，才恍然大悟：关于生命的疑问，其实不需要答案。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每个人生来就知道应该怎样活着。因此，宗教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上帝的旨意不需要教会来解读，每个人的理解都是合理的。
这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顿悟，在《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情节。解决了关于生命的终极疑问后，列文在结尾走出迷惘，开始了新的生活。《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册中两条线索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安娜和沃伦斯基前往欧洲旅游的时间，与列文和吉提结婚的时间几乎重合，两人生活的发展轨迹也颇为相似，都曾陷入人生危机，但一个得到了解脱，一个走向了毁灭。
从本质上看，安娜和列文都是人性追求自然的表达者，但列文比安娜更有能力思考社会的深刻矛盾。因此，尽管两个主人公在小说的大半篇幅中互不相识，我们却能通过列文的思考，更清晰地看到社会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压力，从而间接为安娜的悲剧提供详尽而深刻的注解。
安娜本人无法借助外力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思考解释问题，只能不断以行动对抗。然而，这种对抗徒劳无功，反而让压力愈发沉重。换个角度看，安娜展现的是托尔斯泰观察到的现实困境，列文则像平行世界里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很大程度上是替托尔斯泰本人代言——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展现他对理想生活的理解，提出某些虽然抽象但充满哲学意味的解决方案。
19世纪是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黄金时代。作家手中的一支笔，足以涵盖我们今天所有照相机、摄像机、录音设备的功能。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默契。作者几乎是怀着上帝般的自信，将所有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编织进宏大的故事框架里，托尔斯泰正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体内容虽基本局限在家庭场景中，但文字的触角却深入了整个社会的毛细血管。小说中的许多次要角色，比如农民、小地主、商人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因此这部作品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列宁曾将其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托尔斯泰透过表象直达人物内心的能力。对于几个主要人物内心的千回百折，托尔斯泰捕捉得精准，书写得耐心。那些关于家庭困境的刻画，即便今天的读者读来，依然会有切肤之痛。
当我们看着安娜向铁轨走去的时候，深感震撼的不仅是一个美丽生命的消逝，不仅是他人的悲剧，更是同样脆弱、同样置身于种种矛盾中的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