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战争场面,也没有强烈的训诫和说教意味,进展舒缓的故事主线潜伏在平淡的贵族社交与琐碎的乡村生活中,托尔斯泰本人将其称为“由生活而来的书”。这部作品的创作始于托尔斯泰人生中相对安稳的时期,但创作过程中,俄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托尔斯泰本人的生活和思想也产生重大转变,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作品如今的面貌。
大文豪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乃至世界文坛最闪耀的明星,许多人将他与荷马、但丁以及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海明威坦言无勇气与他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公开承认其才华在自己之上。就文学成就而言,托尔斯泰一个人足以定义一个时代,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主义文学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断断续续。早在1870年,托尔斯泰就打算写一部关于当时人们私生活的小说。直接促成他动笔的,是当时邻居比比科夫的管家兼情妇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皮罗戈娃的真实事件——她被抛弃后惨死于车轮下。最初构思中,安娜是肥胖庸俗的女人,符合世俗对堕落出轨女性的刻板印象,而被出轨的丈夫是圣徒,且当时只有安娜的故事,诸多人物尚未出现。
1873年,托尔斯泰正式开始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在道德层面丰富了安娜的形象,使其愈发美丽生动,同时弱化了丈夫的形象,让原本的“圣徒”变得抽象。1875年,小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期间写作数次中断,若不是必须履行与报社签订的合同,这本书或许会成为一部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因为托尔斯泰一边写作,一边对这部作品和自己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直到1877年,小说才完稿,1878年出版并引起轰动,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托尔斯泰创作这部作品时,俄国虽未发生剧烈震荡,但内部暗流涌动。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后,将重心转移到内部改革。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推行农奴制改革,促进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但由于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整体仍显幼稚,发展也较为缓慢。他们大多一心想着赚取更多财富,因此尽管富有,社会地位却并不高。这一时期,俄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法律、伦理与社会等级制度在新兴资产阶级人文观念的冲击下,纷纷显现出崩溃的迹象,俄国正处于畸形的社会转型期。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本人的家庭生活也历经起伏。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年仅18岁的索菲亚成婚,最初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索菲亚还为《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提供了不小的帮助。索菲亚是托尔斯泰文学事业的基石,她不仅抄写了数百万字的手稿,还独自支撑了整个庄园的运营。
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正处于人生中相对安稳的岁月。然而好景不长,写到一半,危机悄然降临。出身贵族的托尔斯泰多次在自己的庄园推行农奴制改革,却均以失败告终,经济状况愈发糟糕。与此同时,他对贵族寄生式的生活方式怀有深深的负罪感,于是给家庭生活设定了一系列计划。两人后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拥有世俗责任感(保护孩子和家庭生存)的母亲,与一个由于道德完美主义而走向激进、试图抛弃一切世俗羁绊的先知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冲突不仅折磨着托尔斯泰,也同样深刻地折磨着索菲亚,托尔斯泰甚至频繁从家中出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了解了时代背景和托尔斯泰的创作历程后,我们便能理解为何小说中的人物在生命意义、价值观念、社会变革理想等重大问题上,会产生普遍而深刻的危机感与幻灭感。
《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相当独特,两条几乎完全平行的线索同时展开。一条线索是安娜与沃伦斯基从相识、热恋到毁灭的过程,以及这一事件在周边社会关系网中激起的层层涟漪。另一条线索是列文的故事,以及他在宗教层面展开的个人思考。
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整部小说中,安娜和列文仅见过一次面,但围绕两人出现的人物多达150位,连接两者的纽带是奥勃朗斯基——他既是安娜的哥哥,也是列文的好友。这两条线索的铺排,似乎并未遵循环环相扣的紧密逻辑,但读完小说后会发现,它们实则互为表里、相互补充。只有将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某种程度上,安娜自身难以言说的痛苦,反而能通过列文的观察与思索,让我们领悟透彻。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形象。这些人物并非简单的观念集合体,他们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托尔斯泰对这张关系网的感知极为敏锐,善于捕捉有效信息并精准表达。用他本人的话说:“这网络不是由观念组成的,而是由别的东西构成。它的内涵绝不是用语言可以直接表达出来的,只有通过间接描写人物的行为和场景才能呈现。”
由于篇幅较长,实体书出版时通常分为上下两册,前四部为上册,后四部为下册。上册讲述安娜与沃伦斯基相识相爱、最终走到一起的过程,以及列文求婚失败后的种种思考与领悟,最终与吉提喜结良缘的故事;下册则讲述安娜与沃伦斯基在一起后从幸福走向毁灭,以及列文在婚后对人生意义产生深刻怀疑、苦苦追问后最终顿悟的过程。
小说的开篇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在小说中更是统摄全局、余味深长,而它直接指向的,便是莫斯科的奥勃朗斯基家。
奥勃朗斯基家算不上大富大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血统,人脉也十分广阔,因此奥勃朗斯基能在政府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日子原本过得顺顺当当。但自从他出轨被发现后,家里便乱作一团,妻子多利已经三天不肯见他了。然而,身处这样的境地,奥勃朗斯基居然还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也并未真正忧伤,他坚信妹妹安娜到来后问题能迎刃而解。
恰巧这天,好友列文来到办公室找他。列文是乡下的小贵族,继承了一份不小的产业,与奥勃朗斯基算是门当户对。他此行是因为爱上了奥勃朗斯基的小姨子吉提,却因缺乏自信而来找老朋友求助。两人吃饭时,列文觉得奥勃朗斯基的出轨不可理喻,而奥勃朗斯基却以类似“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的逻辑回应。列文虽不以为然,但还是被奥勃朗斯基的乐观情绪感染,鼓足勇气向吉提求婚,却遭到了拒绝——当时吉提心中只有彼得堡贵族圈子里的社交明星沃伦斯基。
托尔斯泰的人物描写入木三分。奥勃朗斯基是一个极其自满甚至有些自私的人,在前30页中就三次阻止别人说话,他根本没把出轨败露的事放在心上,反倒总在努力为别人排忧解难,并从中获得乐趣。他正值壮年,头脑简单,模样英俊,肩膀宽阔,生活奢靡,步态轻盈,无论何时都挂着一副讨人喜欢的自信微笑,很难让人讨厌。
列文则与他截然不同,身材健壮,肩膀宽阔,留着卷曲的胡须,手臂肌肉线条明显。他从不与人过分亲近,甚至刻意保持距离,性格敏感且有些易怒,尤其对上流社会怀有敌意。托尔斯泰也直接点明:他们是那种互相看不起的好朋友。
又过了十几页,安娜登场。她从彼得堡前往莫斯科回娘家,与沃伦斯基的母亲同在一节车厢,出车厢时与沃伦斯基擦身而过。仅仅短暂一瞥,沃伦斯基便被她眼中压抑已久、被刻意掩盖的活泼生气吸引,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此时,火车发生事故,一名车站站员惨死在车轮之下,安娜脱口而出“不祥之兆”四个字,暗示了结尾处她卧轨自尽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大力推行改革,通过引进外国资本,俄国新修了大量铁路,至19世纪末,铁路总长度达到约50000公里,是改革前夕的30余倍。铁路贯穿了俄国,也贯穿在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出场和相遇都发生在火车上或车站里。此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作为俄国历来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它们对新观念和新风尚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彼得堡向来充当改革前哨,最早受到资产阶级人文思想的冲击,因此彼得堡人通常比莫斯科人更为新潮,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安娜和她的嫂子多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两座城市女性特点的体现。
安娜到家后,三言两语便说服了嫂子多利,成功化解了哥哥和嫂子的矛盾。解决完家事,安娜受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时所有人都期待着吉提和沃伦斯基确定关系,出人意料的是,沃伦斯基并未向吉提求婚,反而对安娜表现出热烈的爱意,但安娜没有做出明确回应,第二天便动身返回了彼得堡。吉提在舞会之后又羞又气,一病不起,全家只好前往国外休养。而列文因为先前求婚被拒,没有参加这场舞会,直接返回了乡下的庄园。莫斯科的这部分情节,就在这四角关系陷入僵局时告一段落。
在这一部分中,安娜就像被飓风吹进漩涡的发光体。尽管多利高贵贤惠、吉提美貌纯洁,但安娜一出场,便让她们全都黯然失色。沃伦斯基一眼便发现了安娜身上被压抑的激情与活力;对安娜来说,沃伦斯基的出现,让她对曾经不敢想象的爱情燃起了希望。当时亚历山大二世注重女性解放,俄国女性的地位大幅提高,总体上领先于整个欧洲。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娜的出现并非偶然,她是当时女性竭力挣脱禁锢、寻求解放的尝试者,遗憾的是,她最终也成为了这种尝试的牺牲者。
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沃伦斯基含情脉脉的注视,安娜回到了彼得堡。尽管她自己不愿承认,但实际上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沃伦斯基。就在这种近乎眩晕的幸福中,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登场了。
卡列宁是政府高官,沙皇面前的红人,众人眼中德高望重、毫无瑕疵的完人,就社会地位而言,他是这部小说中最高的。托尔斯泰通过身体描写呈现他的性格:仪表堂堂却步履蹒跚,仿佛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嘴上带着嘲弄的微笑,有着一双疲惫的大眼睛和一对高高竖起的耳朵。每天面对这样一张面具,安娜倍感压抑。这次重逢,安娜突然觉得丈夫的耳朵十分奇怪,这正是她内心开始变化的标志,她发现自己与过去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了。安娜对社交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她开始回避原先亲密无间的朋友们,转而热衷于参加各种盛大的舞会,只因在舞会上能见到沃伦斯基。
不久之后,安娜便接受了沃伦斯基的爱意。卡列宁也察觉到了变化,他一门心思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过着近乎圣徒般的生活。但他对家庭的爱,源于宗教信仰和责任义务,他爱的是“妻子”这个身份,而非安娜这个人。甚至在得知妻子出轨后,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避免自己在上流社会丢脸。他本想与安娜开诚布公地谈谈,一开口却变成了虚伪嘲讽的腔调。
现代批评界倾向于认为卡列宁不仅仅是虚伪,他是一个官僚机器的人格化。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行政命令和宗教教条来处理流动、复杂的“人”的情感。安娜看到他“耳朵”的细节,不仅是安娜的厌恶,更象征着卡列宁肉体凡胎的平庸性暴露无遗。而安娜产后卡列宁的宽恕,那一刻他是真诚的,体验到了某种宗教式的高尚情感,但他无法维持这种高度,一旦回到社交圈,便迅速固化回那个冷酷的官僚,这种“无法维持的善意”才是他最大的悲剧。此外,卡列宁是一个孤儿,只有一个死在国外的哥哥,这种缺乏家庭温情根基的背景,解释了他为何只能依附于僵硬的社会规则——规则是他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另一边,列文回到自己的领地后,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庄园管理上。这时奥勃朗斯基又一次春风满面地出现,他说服了妻子同意变卖嫁妆中的一片乡下树林,解决了家庭的财政危机。列文觉得这笔交易亏了大钱,但让他开心的是奥勃朗斯基带来的消息:吉提并没有和沃伦斯基在一起,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上册过半,我们走进了沃伦斯基的世界。他并非原稿初期描述的“不学无术的高富帅”,而是职业军人,后来成为极其勤勉的现代地主,他在庄园里修建医院、引进机器。他总是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如何达成目标,对生活有着一系列的准则,这些准则让他目标明确、魅力十足。但他的局限性在于试图用世俗的手段解决精神的问题,他以为给安娜爱、奢华的生活和旅行就能让她快乐,却无法理解安娜内心那因违背道德而产生的巨大空洞。他不是坏人,只是平庸,无法承载安娜那毁灭性的、绝对化的爱情需求。
之后,故事来到了著名的赛马情节。赛马时,原本稳操胜券的沃伦斯基出现失误,压断了马的脊骨。当他悲愤地喊出“这匹可爱的马,多么不幸,被我给毁了”时,再次预示了安娜最终的命运。沃伦斯基的坠马成为小说的转折点,安娜情感的天平彻底倾斜,她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多次失态,最终在回家的路上与丈夫摊牌,愤怒地喊出自己爱上了沃伦斯基,憎恨卡列宁。
托尔斯泰笔锋一转,将视线转向吉提和列文。在国外休养的吉提认识了一个被贵族收养的养女,向她吐露了心声。吉提觉得女人一旦被玩弄感情,就一辈子没脸面再谈出嫁,更谈不上幸福,更何况自己还拒绝了列文的求婚。在养女的劝说下,吉提明白了生活虽充满悲伤,但也不乏希望,内心变得更加平静,身体上的疾病也彻底康复,于是决定回到俄国看望姐姐多利,而多利刚搬到离列文庄园不远的乡下生活。
这时的列文正在家中,与身为全俄著名作家的哥哥热烈辩论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列文通过自己的种种尝试,明白了农奴制改革在俄国为何如此困难。他指出,无论交通、司法还是教育,都不是解决农奴制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利益——让农民明白自己是在为自己劳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就像现实中托尔斯泰本人的社会改革理想频频受挫一样,列文与哥哥辩论时也从未赢过。于是,列文选择和农民一起割草劳动来排解郁闷,他将这称为“劳动疗法”。这一情节带有托尔斯泰式的说教意味,他希望贵族们放弃寄生式的生活,主动参与劳作,但事与愿违,甚至家人都不赞同他的想法。
农奴制改革对俄国来说,犹如一只潘多拉魔盒,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不敢轻易触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取消农奴制的宣言,占据俄国九成人口的农奴获得了自由身份和平等地位,部分地区还成立了农民公社等组织,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也是俄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事实上,取消农奴制后,全国范围内农民拥有的土地比以前更少了,他们仍需通过赎买等方式才能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得不到土地,市场原则和土地私有概念便难以形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不如以前,农村经常出现欠收和饥荒。
当时俄国有些养尊处优的大贵族,站在自身角度看待农民,因觉得他们可怜而支持改革,却并不清楚农民真正的需求;而某些真正从农民角度考虑问题的贵族,大多是乡下的小贵族,改革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也不肯支持。在这样尴尬的处境下,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步履维艰。
列文看清了这一点,一直试图寻找解决办法。割草劳动之后,列文心情大好,决定去看望多利。路上,他看到一对年轻农民夫妇的幸福生活,不由触景生情。后来,当他在草垛上无意间看到来看望姐姐的吉提时,忘记了所有尊严和屈辱,内心只有一个念头:“我爱她。”
列文和吉提的幸福有了苗头,但安娜并未得到期待已久的安宁。卡列宁得知安娜出轨后,无法接受在上流社会丢脸的事实,于是提出维持三人现有的关系——只要沃伦斯基和安娜不在自己家中幽会,他可以装作若无其事。
不久之后,沃伦斯基再次露面。对他来说,一旦和安娜私奔,将成为整个贵族圈耻笑的对象,母亲会停止给他经济支持,军旅仕途也将彻底葬送。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虑,他最终确定,安娜对他来说高于一切。
之后,安娜和沃伦斯基在卡列宁家中幽会,被卡列宁撞见。怒不可遏的卡列宁下定决心与安娜离婚,并夺走儿子的抚养权。沃伦斯基一心等待着卡列宁来找自己决斗,却没想到卡列宁根本不敢。要知道,俄国的决斗绝非西欧那种象征性的小打小闹,而是不死不休,甚至当事人决斗后,双方的助手还要继续决斗。托尔斯泰本人也曾因出言不逊激怒了自己的文学领路人屠格涅夫,两人差点决斗,好在屠格涅夫主动伸出橄榄枝,否则这必将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悲剧,即便如此,两人的决裂也长达17年之久。
上册尾声中,列文在明确自己心意的同时,对农奴制改革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改革必须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甚至要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以适应农民的思想认知。从这里可以看出,托尔斯泰晚年的反智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为了更具体地梳理自己的想法,列文远赴欧洲游历,回国后前往莫斯科向吉提求婚。这一次,两人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不久后便决定结婚。
另一边,夹在两个男人中间的安娜觉得每天都生不如死。她怀上了沃伦斯基的孩子,随着产期临近,总是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长期的抑郁导致她难产,差点丧命。弥留之际,她恳求卡列宁原谅自己。卡列宁看着安娜痛苦的模样,一番挣扎后,宽恕了安娜和沃伦斯基,也解脱了自己,在这份高尚的宽恕中感受到了满足。而沃伦斯基一直以来内心都鄙视卡列宁,如今突然被他宽恕,顿感自惭形秽,痛苦之下选择自杀解脱,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在生死边缘徘徊几天后,他渐渐康复。
与此同时,难产的安娜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内心的愧疚让她觉得自己不该活着。最终,她放弃了与丈夫离婚的权利,也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选择和沃伦斯基一起出国生活。上册的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
下册以列文和吉提的大婚拉开序幕。列文成年后便告别了宗教生活,但婚期将近,他不得不再次面对宗教,这让他既不安又羞愧。除此之外,列文仍对沃伦斯基的事耿耿于怀,甚至在结婚前一天,还在怀疑吉提是否真的爱自己,由此引发了夫妻俩的一场大吵。终于熬到婚礼当天,仪式过程乱作一团,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大典。在亲吻新婚妻子的瞬间,列文再次感受到了那种“除了我爱她,别无他想”的幸福感,所有问题仿佛都烟消云散。这正是典型的列文——过于旺盛的思考能力常常把自己绕进去,但他最终总能说服自己,从一团乱麻中挣脱出来。
上册结尾处,安娜未与卡列宁离婚,便和沃伦斯基前往欧洲。此时,他们已经在欧洲旅行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恰好是列文夫妇从筹备婚礼到结婚的时长。由于安娜没有离婚却与沃伦斯基同居,他们不得不刻意避开俄国同胞。按照俄国国教东正教的教义,像安娜这样的女人是肮脏堕落的,会被上流社会唾弃。因此,安娜在剧院看戏时,甚至遭到了同一包厢女贵族的侮辱。安娜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幸福难以被世人宽容,她愿意真诚忏悔,内心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孽。和沃伦斯基在一起的时光,她感受到的全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牢牢抓住这份幸福。
为此,哪怕是照顾他们女儿的意大利奶妈,都足以让安娜醋意大发。骄傲、光彩照人的安娜居然会嫉妒他人,这是阅读上册时难以想象的,但这恰恰成为了沃伦斯基得到安娜后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对他而言,自由的单身生活已经一去不返。
在这种情况下,当沃伦斯基的一位老同学来访时,他竟欣喜若狂。这位如今已是外交官的老同学,学生时代与沃伦斯基相处得并不愉快。他向沃伦斯基推荐了一位落魄的画家,因为沃伦斯基当时正开始学习绘画,他本想亲自为安娜画像,却始终未能完成,只好请这位画家代劳。结果,这幅代画的作品一气呵成,相当完美。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情节实则是个隐喻:沃伦斯基能够激发安娜的活力,却不懂得欣赏、珍惜,更无法延续这份活力。画像事件给两人的关系投下了若隐若现的阴影,无形中消磨掉了他们在国外的最后一点热情,于是他们决定返回俄国。
画家完成安娜的画像用了两个月,这段时间里,列文的婚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列文本以为婚姻生活就是尽情享受爱情,但吉提很快进入女主人的角色,整天忙于家务琐事,这让列文十分苦恼。他一面下意识地将所有过错都推到吉提身上,一面又意识到必须尽快弥合两人间突然出现的裂痕。而吉提虽然觉得自己也有问题,嘴上却不肯服软,即便刻意对丈夫百般温柔,也难以避免冲突的发生。
正在此时,噩耗传来,列文的另一个哥哥病危。这个哥哥与列文以及之前提到的作家哥哥完全不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很早就挥霍光了所有财产,日子过得凄惨落魄,不仅体弱多病,还娶了一个妓女。列文觉得这件事很不体面,不肯让吉提跟自己一起回去看望病危的哥哥,但吉提执意要去,列文只好勉强同意。
面对即将辞世的亲人,列文感到恐惧又手足无措,反倒是吉提表现得从容镇定,没有流露出丝毫嫌弃。从这一刻起,列文发觉吉提身上突然散发出女性的光辉。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通常没有小标题,但《安娜·卡列尼娜》是个例外。小说第五部第二十章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死亡”。在这一章节中,托尔斯泰详细描述了列文的哥哥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从等待死亡到渴求活下去,最终撒手人寰的全过程。
“死亡”这个标题在全书中格外醒目,似乎暗示了这是作者思考中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借列文之口提出的问题:“既然人人都要一死,那么他在生前的荣辱得失、挣扎和希望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托尔斯泰在替上帝发问,他将婚姻、家庭等社会伦理问题,抽象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高度。
尽管标题是“死亡”,但这一章却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收尾——吉提怀孕了。这正是她突然散发出女性光辉的原因。在托尔斯泰看来,一个女人只有完成了生育的责任和义务,才真正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某种程度上,纵观全书,托尔斯泰将对完美女性的定义集中寄托在了吉提身上。有趣的是,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最终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的,往往不是完美的吉提,而是充满缺点与矛盾、却丰满真实的安娜。
同样充满矛盾的还有卡列宁。在宽恕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满足感消退后,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他觉得自己明明付出最多,结果却落得形单影只、饱受世人嘲讽的下场。最令他伤心的是,晋升的希望也彻底落空,如今在政府中,他已经成了一个毫无影响力的笑柄。沙皇为了安慰他,颁给他一枚亚历山大勋章,但卡列宁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察觉是自己的虚伪和冷漠,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因此儿子始终无法与他亲近。
托尔斯泰为卡列宁增加了一段辩白:卡列宁是个孤儿,相依为命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国外,最终病死他乡。他没有任何可以倾诉私人感情的知心朋友,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不允许他拥有这样的朋友,因此他习惯了带着虚伪的面具生活。对于安娜,他已经献出了自己所能献出的全部感情,尽管这对于安娜这样的女性来说,远远不够。
许多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电影,都将卡列宁塑造成冷酷凶暴、不近人情的形象,这其实并不妥当,至少违背了托尔斯泰的本意。我们不否认卡列宁的虚伪,尤其是在面对妻儿时,他始终没有摘下那层面具,但同样不能否认,卡列宁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他手握大权却从不贪污受贿,有能力也有魄力,对妻子和家庭忠贞不二。如果不是娶了安娜,他完全可能过上岁月静好的生活。但偏偏他娶的是安娜,书中的第一句话再次得到了印证——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说嫁给卡列宁是安娜的悲剧,那么娶了安娜,同样是卡列宁不幸的源泉。
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十分思念儿子。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对沃伦斯基是接纳甚至欢迎的,但对安娜却始终是拒绝和唾弃。对她而言,无论是彼得堡还是整个俄国,除了沃伦斯基,唯一能让她产生归属感的就是儿子。然而,她与儿子见面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这让她痛不欲生。最终,安娜决定避开卡列宁,偷偷去见儿子。
与儿子短暂而温馨的会面,给安娜造成了更严重的精神创伤。她清楚地意识到,从此以后,自己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与儿子彻底分离了。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安娜无法公正地对待她和沃伦斯基的女儿——她无法接受自己一面与儿子骨肉分离,一面又对女儿疼爱有加。她既憎恨沃伦斯基,因为是他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又更加依赖他,因为除了沃伦斯基,她再也无处安放自己的世界。
于是,安娜开始变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尽管她明白沃伦斯基不会爱上别人,却控制不住自己去猜测他会移情别恋。她只能不断刺激沃伦斯基,逼着他用俗套的话语表达对爱情的忠诚。就这样,即便沃伦斯基一次又一次选择妥协,打起精神安抚脆弱的安娜,但安娜的行为早已亲手将爱人越推越远。
与此同时,安娜能感受到闺蜜们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嫂子多利就是其中的代表。总的来说,多利一方面可怜安娜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嫉妒她能享受如此优渥的生活,无需操心日常琐事。多利发现,自己与安娜之间曾经的相似之处已经消失,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她们都彻底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外部世界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安娜的痛苦,也间接影响了她与沃伦斯基本就日渐紧张的关系。
沃伦斯基被困在安娜编织的爱情之网中,只能不断通过参与外界的社会事务,试探这张网是否会阻碍自己的自由。在沃伦斯基参与的一系列社会事务中,正在莫斯科待产的列文也被牵扯进来,两人的交往越来越多。这一部分中,托尔斯泰通过沃伦斯基和列文的活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正在向法治社会过渡的俄国。
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司法改革,设立了地方自治会议(类似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取消了贵族在司法程序上的特权。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推行的政治改革,实质是建立了地方自治局(Zemstvo,复数为Zemstva)。这一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填补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地主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解除所留下的地方行政真空。需要纠正的是,国家杜马(StateDuma)作为俄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或准立法机构,并非诞生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而是诞生于他的孙子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具体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通过《十月诏书》才正式设立的。
在小说中,列文所参与的、并与哥哥谢尔盖发生激烈争论的政治活动,正是地方自治局的选举和会议,以及传统的贵族选举。托尔斯泰通过列文对地方自治局的态度,精准地描绘了当时俄国地主阶层的迷茫。列文之所以对“选举”感到厌倦并最终退出,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是“自治”,但实际上权力极其有限,往往沦为贵族阶层无休止的清谈俱乐部,或者是官僚体系的延伸,根本无法解决俄国农业和农民的实际问题。
当时大部分参与选举投票的贵族和列文一样,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简单地根据自己属于新贵族还是旧贵族,来决定支持哪一方,而且粗暴的选举模式甚至有些儿戏。但无论如何,这次变革算得上是俄国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外界的风云变幻,始终无法抵达安娜狭小的世界。曾经握在她手中的一切——家庭、爱情、朋友,都如手中流沙般渐渐流失。她意识到,为了挽回沃伦斯基的心,自己可能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冒着永远失去儿子的风险,坚决与卡列宁离婚。
在这种越来越神经质的状态中,安娜见到了列文。这部小说中两个戏份最重的主人公,终于迎来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碰面。那是一次俱乐部活动,正在陪伴吉提待产的列文,被奥勃朗斯基拉去专程拜访安娜。尽管从男人的角度来看,沃伦斯基和列文完全是两类人,但安娜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内心同样敏感。
安娜使出浑身解数,刻意勾引列文,以此证明自己的魅力不减。列文对此毫无抵抗力,尽管理智告诉自己不能爱上安娜,但情感上却很难不被她的光环影响。安娜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自己能让所有男性都神魂颠倒,却无法化解沃伦斯基越来越深的冷淡。她不明白,当她因嫉妒而歇斯底里,下意识地用自我毁灭来威胁沃伦斯基时,她的魅力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毒药。她的潜意识已经在提醒自己,自己正站在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
见到安娜之后,列文诚实地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吉提,这让吉提醋意大发。列文哄了她一整夜,才让她平静下来。第二天一早,吉提开始阵痛,熬过22个小时后,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初为人父本该欢天喜地,但列文的思维总是跳出常规模式,站在更复杂也更孤独的角度思考问题。见到儿子的那一刻,他油然而生的竟是厌恶和怜悯。因为在此之前,哥哥刚刚去世,他又经历了安娜暧昧的诱惑,关于生与死、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终极困惑,一个也没有消散。
接着,奥勃朗斯基又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出现了,但这一次,生活脱离了他的掌控。上册中卖掉多利陪嫁树林所得的钱款,早已被他挥霍一空,每年并不算微薄的薪俸,也无法应付日常开支,这一次,他几乎身无分文。然而,这依旧没有让他真正忧伤。他动用所有关系联系到一份合适的差事,随后动身前往彼得堡为自己奔走,顺路帮妹妹安娜解决离婚的事情——即便自己已经火烧眉毛,热心肠的奥勃朗斯基仍然没有忘记他人。
但这一次,卡列宁让他失望了。卡列宁拒绝离婚,打算将安娜一直拖下去。与此同时,求职的事情也不顺利,奥勃朗斯基终于露出了沮丧的神情。离婚的希望彻底破灭,沃伦斯基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外出,以此宣告自己的自由。但安娜不能这样做,因为社会禁止她迈出这一步。她只能每天怀着嫉妒和仇恨,苦苦思索:“他有着一切自由,而我一无所有。”
在一次争吵之后,沃伦斯基冷漠地不辞而别。安娜吸食了过量鸦片,随后走上街头。她想起了与沃伦斯基相遇那天,被火车碾死的人,于是也将自己送上了铁轨。整个过程,就像她当初出场时那样轻盈而随意。她觉得事情很简单:“这么做是为了惩罚他,摆脱一切人,也摆脱我自己。”直到火车从她背上碾过的前一刹那,她才突然惊醒,问自己:“这是在哪儿?这是在做什么?到底为了什么?”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她生命的蜡烛,在闪过一道强光之后,永远熄灭了。
尽管安娜从一开始就不是托尔斯泰心中理想的女性,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托尔斯泰的女性观甚至谈不上“政治正确”,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没有放任自己的偏见,去扭曲人物的行为逻辑。托尔斯泰对现实敏锐的观察和再现能力,使得安娜的形象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丰富、立体,不仅脱离了作者最初的情节预设,也超越了时代局限和作者个人观念的束缚。
纵观整部小说,心理状态和行为轨迹发生巨大变化的只有安娜。其他角色大多在第一次出场时,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形象始终保持统一。但安娜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另类,她敏感而自由的天性,没有得到能够健康生长的环境。最终,她的感性只能走向病态,通过歇斯底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社会拒绝正视她和她所追求的自由,安娜自己也拒绝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脱,除了走向毁灭,她别无他途。
安娜死后,故事并没有结束。不久之后,俄土战争爆发,沃伦斯基选择奔赴前线作战。安娜和沃伦斯基的女儿保留了卡列尼娜的姓氏,跟着卡列宁生活。多利并没有像部分解读中所说的那样选择离婚,她虽然对丈夫的轻浮和家庭的财务黑洞感到痛苦,但依然维持着婚姻,为了孩子们继续操持家务。奥勃朗斯基则在铁路部门谋得了一份新差事。而思想者列文,仍然深陷在对生与死的迷茫中,探究生命的本质却始终得不到答案。
这些终极疑问,逼得这个身体健壮、家庭幸福的人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不得不把绳子和手枪藏起来。直到最后,当他与一位农民交谈时,才恍然大悟:关于生命的疑问,其实不需要答案。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每个人生来就知道应该怎样活着。因此,宗教的存在是合理的,但上帝的旨意不需要教会来解读,每个人的理解都是合理的。
这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顿悟,在《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中,都有类似的情节。解决了关于生命的终极疑问后,列文在结尾走出迷惘,开始了新的生活。《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下册中两条线索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安娜和沃伦斯基前往欧洲旅游的时间,与列文和吉提结婚的时间几乎重合,两人生活的发展轨迹也颇为相似,都曾陷入人生危机,但一个得到了解脱,一个走向了毁灭。
从本质上看,安娜和列文都是人性追求自然的表达者,但列文比安娜更有能力思考社会的深刻矛盾。因此,尽管两个主人公在小说的大半篇幅中互不相识,我们却能通过列文的思考,更清晰地看到社会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压力,从而间接为安娜的悲剧提供详尽而深刻的注解。
安娜本人无法借助外力解决问题,也无法通过思考解释问题,只能不断以行动对抗。然而,这种对抗徒劳无功,反而让压力愈发沉重。换个角度看,安娜展现的是托尔斯泰观察到的现实困境,列文则像平行世界里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很大程度上是替托尔斯泰本人代言——分析困境产生的原因,展现他对理想生活的理解,提出某些虽然抽象但充满哲学意味的解决方案。
19世纪是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黄金时代。作家手中的一支笔,足以涵盖我们今天所有照相机、摄像机、录音设备的功能。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默契。作者几乎是怀着上帝般的自信,将所有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编织进宏大的故事框架里,托尔斯泰正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体内容虽基本局限在家庭场景中,但文字的触角却深入了整个社会的毛细血管。小说中的许多次要角色,比如农民、小地主、商人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因此这部作品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列宁曾将其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托尔斯泰透过表象直达人物内心的能力。对于几个主要人物内心的千回百折,托尔斯泰捕捉得精准,书写得耐心。那些关于家庭困境的刻画,即便今天的读者读来,依然会有切肤之痛。
当我们看着安娜向铁轨走去的时候,深感震撼的不仅是一个美丽生命的消逝,不仅是他人的悲剧,更是同样脆弱、同样置身于种种矛盾中的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