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中西对比：Doing VS Being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践智慧的指向是“做事”doing，把握恰当的时机作出行动的决断，而无关于“做人”being。陈来对比儒家所展开的实践智慧，认为后者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learning to be a person），“希腊的实践智慧重在‘成物’，而儒家的实践智慧重在‘成人’”。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不完整的，他的实践智慧虽然与科学、技术、制作不同，但仍然是一种外向的理智理性，指向做事的行为，doing right things；而不包含自身德性的修养，being a good person，故不包含任何内在的觉解。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指出，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哲学，哲学的功能在于改变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获得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的方式，因此提高心灵境界是中国哲学实践智慧的一个目的。精神的提升、内心的和谐、自由、宁静，这种心灵自我的转化是实践的根本目标。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


陈来认为，“哲学的智慧必须为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实现提供方向的指引和修持的方法”，实践智慧不仅表现为把精神的提升作为哲学的目的，而且表现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探索的各种工夫手段、方法。儒家所说的心灵转化的方法不是古希腊的对话或沉思，而是以道德修身为根本的精神修炼。
 
因此，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儒家哲学对哲学的了解是实践性的，而这种对实践的了解，不限于认识外在世界、改变外在世界，而更突出认识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如《大学》以“止于至善”为目的，即是确立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至善，确立了儒家实践智慧的求善特性，而求善的具体修养工夫有慎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大学》以“止于至善”为目的


儒家的修身的实践智慧又被概括为“为己之学”，“为己”的意义就是“己”的发展、转化。陈来认为，这些致力发展美德的精神修炼也即是基督宗教所谓的精神性。


 
知行合一，儒家注重生命世界中的生命实践




在对比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过程中，陈来还发现前者的实践智慧只说了理性对行为的具体的指导，而真正的生活实践需要处理知—行的关系。而在儒家来看，不仅是德性所知，经典世界中的一切叙述若要通向现实世界，必须由实践来完成，实践的智慧必须化为实践的行动。他举例，如《中庸》提出了“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其中就包括了“笃行”。
 
宋代以后儒学中的“实践”概念广为运用，而实践和躬行连用甚多。陈来介绍，后世的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北宋新儒家以“实践之学”为宗旨，南宋儒学的特征被称为“默然实践”，朱子哲学被概括为“其学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这些历史编纂学家认为宋明理学就是“以实践为宗旨”。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亦曾指出：“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辩的工夫，则学问思辩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辩矣。若谓学问思辩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先去学问思辩得？行时又如何去得做学问思辩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陈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是指向行动的慎思明辨，而王阳明所说的“思辩是思辩做这件事”，意思与之相近；其所说的“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既是强调实践智慧是对行动的明觉精察，也同时强调实践智慧作为知必须和行结合一起。
 


陈来指出，实践智慧必须包含着知行合一的方面


回归到最初谈论的德性问题，陈来指出孔子和其他早期儒家重视“德行”的观念，主张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而不主张把德仅仅看做内在的品质，强调要同时注重外在的行为，可见儒家的实践智慧必须强调践行的意义。同时智不是仅仅作选择，作判断，或进行推理，知必须关注行、联结到行、落实到行。
　　
“在儒家的立场上，实践智慧是伦理德性，也是道德知识，故实践智慧必须包含着知行合一的方面”，陈来类比现代哲学的海德格尔，认为二者有些类似。海德格尔以实践智慧为良知，以召唤自己实际的生存作出决断，以回到本真的生存。因此儒学对哲学的理解，不是关注超感性领域，更不重视理论构造、抽象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是强调在生命世界中的生命体验、生命实践，而这个生命实践是以人和道德实践为中心的。




 
《周易》智慧影响儒家，“非道德”非“反道德”




《周易》产生于前孔子时代，一方面，儒家尽力把对周易的诠释向德行方面转化；另一方面，《周易》自身带有的吉凶意识和世俗智慧也影响到儒家的智慧思想，从而使得儒家的实践智慧也一直包含了这个涉及做事的“成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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