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去北京。在河南一个叫安阳的古城候车。没人送行。

　　我买了火车票，又无知地买了一张站台票。检票时我把两张票都高高举起，检票员工看了下我身后，一时没缓过神。之后哑然失笑。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比想象中的脏且黑，人们蚂蚁一般的朝前涌，把我最初对火车的膜拜和敬重一扫而光。

　　那是九十年代初。记忆中车厢里的人不是很多。穿着制服但却绝对不是乘务员的小贩把各种神奇的日常用品吹嘘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连他们自己都相功能是真的才偃旗息鼓。喧嚣、杂乱和烟雾缭绕，是我对火车的第一印象。后来我写了篇《给自己买一张站台票》的小文，有幸刊登在《北京晚报》上，文章很短，但对火车却深恶痛绝。

　　那时网络不是很发达，春运的概念相对模糊。我在无数次乘火车出差或旅行，抑或在火车鸣笛里和友人爱人亲人告别，还好都没赶上春运。

　　十年后，我客居南方。2005年的春节，网络报纸已开始为春运造势。

　　一天，和友小聚。提起春运，他说，自己几年没回老家，总觉得春运是别人的。那一年，他依旧想着错峰回家，但恰在大年初一，他收到的却是父亲脑溢血突然辞世的噩耗。从此后，他每年不管再忙，哪怕从黄牛党那里拿高价票，都一定要加入春运的队伍，回去和母亲一起过年。

　　朋友动情的倾诉，打动了我。母亲年事已高，我打拼事业，竟忽略了孝道。

　　这一年，我也如愿地买了一张高价票，加入了春运队伍。在广州站，我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龙。万头撰动，人潮汹涌。让人想象到红色年代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情景。好不容易过了检票口，每人都拼命往里跑，很多人挤得脚离了地，被动地悬在半空。好不容易“飞”到了站台，人流散开。便听到有人叫，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在他的手上，很滑稽地只拎着两只拉杆。箱子却不知道断在哪里去了。

　　站票。我不得不象个流浪汉一样在窄窄的车厢里晃荡着。离家有20个小时左右车程，真是煎熬。我看见有些人实在坚持不住，在唾骂声中还是厚着脸皮钻进座位下面，蜷缩着身子挺尸一样的消磨时间。我好不容易找个空隙，刚把头挨在座位的扶手眯一会。那些穿着制服的小贩，总是见空插针地犁过昏昏欲睡的横七竖八的人们，一边得意地吆喝着小吃。你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

　　夜半，小偷就开始活跃了。现在想起来《天下无贼》火车上的场景，那样宽松的环境，即使被小头摸去些钱，也是开心的。但是永和超载字眼无关的火车，就那样带着一堆堆疲惫的人群和茫茫乡愁，一路向北。

　　终于煎熬到站，人魂魄去了七分。那种告别闷罐子后的仰天一吼，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最后一次遭遇春运是和妻女一起，回程时连票都无法买。我不得不托熟人找站长直接上车。但是没坐。火车不会因为你抱着一岁多的小孩就可怜你。那是更大的煎熬。我们一家三口，就在一节车厢里辗转，春运时人们会忽略婴儿和孕妇甚至老人。春运让倍受折腾的人们分外珍惜劳动成果。那种抱孩子期待天明的痛，至今想起来心有余悸。后来日子渐好，从无坐到硬坐再到硬卧、软卧，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还有多少人依旧在无坐的路上煎熬。和当年的我一样苦待天明啊。

　　2008年的冰雪之灾，让春运雪上加霜。春运两个字，象沉甸甸的烙铁，烙在善感人们的心灵，留下了一辈子也抹不去的痛。

　　那年春运，连温总理也惊动了。他自北而南，从广州到湖南，为冻灾中的人们鼓气。

　　记得那年，有人组织摩托车大军回家过年；也有人做雪橇，发誓滑到老家去；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在越过高架桥准备强行爬到火车上时，却碰到高压线，触电身亡；而湖南电网几乎全部瘫痪，一只蜡烛炒到100元的天价；一辆辆准备回家过年的汽车，被抛锚在看不到边的京广线、湘黔线、湘桂线、枝柳线及京珠高速路上。

　　那年，我的朋友冯帆也在其中之列。

　　他们的车，还没出湖南就困在冰雪中。当地乡民一袋方便面买到几十元一包，一个煮鸡蛋卖到五十元的价格却供不应求。为了抢两个鸡蛋，他摔到在硬滑的路面上，脸摔破了，流出的血很快凝固。他的脸颊至今有印记，永远抹不掉的痛。

　　记得那年，胡戈恶搞的《春运帝国》视频正流行，多少人大笑之后却酸涩不已。

　　现在，又是春运。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次看到有关春运的报道，我总是五味杂陈。那些匆忙上路准备回家过年的朋友，什么时候你才能拥有货真价实的春节？而我们的火车，什么时候能盛得下我们全部浩茫心事还有真正和谐？

　　当我敲打着这些不成个的文字时，广州温度骤然下降。此刻，又有多少期待上路的人们，把回家的梦写在一张小小的车票上？

　　我的兄弟姐妹，别忘把春天的信息带回家。

　　我的兄弟姐妹，别忘钢筋建筑的鸟笼里，这祈求春天永驻的声音：

　　新春快乐，合家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