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无愧于“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称号，鲁迅本人对这一点也并不否认，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时就清楚地指出，《新青年》很长时间还只是一个注重“议论”的刊物，只有当鲁迅在上面发表白话文小说，才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鲁迅这样说，并非独尊小说而轻视议论。恰恰相反，鲁迅在肯定小说一度发挥的关键作用时，从来就没有忽略“议论”的重要性。五四时期他给主编《新潮》的傅斯年等写信，就建议他们应该一边发议论，一边创作新文学，两个都不要耽误。因为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国语需要新文学的“创作”，但不能沉湎于“文学”，中国的事情太多了，不发“议论”也不行。1925年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担心年轻人只写小说和新诗而不发议论，将会削弱新文学在中国社会应起的作用。他在北京编《莽原》杂志，就是希望年轻人发表议论，从事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而不只是埋头写小说和新诗。1932年，有感于小说独霸文坛，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格局的不满。他说小说本来不登大雅之堂，梁启超开始大力始倡，“五四”后大家更看到西方近代文学主体是小说，于是很多人开始看和写小说，“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出版过《鲁迅六讲》、《鲁迅精读》《反抗“被描写”》等著作的郜元宝一再强调，鲁迅对当时很多人把文学等同于小说是十分警惕的。

音频来源中秋节当晚大隐书局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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