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持續發酵的伊朗衝突背景下，中國的角色再次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北京一方面呼籲停火、推動對話，並在外交場合強調維護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它在中東地區的實際影響力，卻始終面臨結構性限制——既受制於美國在地區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也受到自身軍事與安全介入能力的約束。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與伊朗的關係，以及中國更廣泛的中東外交，被重新放在放大鏡下審視：它究竟是一種正在上升的影響力，還是一種被外界敘事放大的存在？
今天，我們邀請到歷史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威廉·菲格羅亞（William Figueroa）。他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任教，長期研究中國與伊朗及中東關係。
那麼，中國在這場衝突中的外交空間究竟有多大？它的影響力，又會在何處觸及邊界？
在西方輿論中，外界常常把中國和伊朗歸為所謂“反西方陣營”的一部分，甚至認為兩國之間存在某種准同盟關係。從實際政策和行為來看，這種說法究竟是在反映現實，還是一種過度簡化的敘事？
菲格羅亞: 這種看法其實很常見，但我個人是持比較懷疑態度的。首先，中國的對外關係模式，本身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結盟”。中國更傾向於發展經濟合作和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建立類似冷戰時期那種明確的軍事同盟。
從當前的衝突也能看出這一點——中國並沒有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更談不上軍事支持。
再進一步說，媒體在很多時候，其實也誇大了中伊關係，尤其是在涉及衝突的報道中。實際上，即便在這場衝突之前，中國與伊朗的關係，相較於它與海灣國家、以及中東其他國家的關係，規模要小得多。
無論是投資規模、貿易往來，還是政治資源的投入，中國在沙特阿拉伯及周邊國家的投入都明顯更高。這背後原因也很現實：這些國家的投資環境更穩定、更具吸引力。同時，它們也不像伊朗那樣受到美國制裁的長期影響。
而美國制裁，恰恰是限制中伊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始終像一把“懸在頭上的劍”，讓雙方的經濟合作難以大規模展開。
所以我會說，中國和伊朗確實存在重要關係，這也是中國中東戰略和“一帶一路”框架的一部分。但伊朗並不是一個特別理想的合作夥伴，它伴隨着不少風險和複雜問題。過去十多年，中國其實也一直在推動西方與伊朗就制裁問題展開談判，希望緩解這些障礙。
但歸根結底，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最大限制因素，仍然是美國。美國依然是中東的主導力量。即便中國有意願，也很難阻止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而且坦率地說，中國本身也未必有這種意願。
如果說“同盟”這個框架並不成立，那麼北京與德黑蘭之間的關係，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尤其從經濟角度來看，伊朗在中國整體中東布局中的分量，是否被高估了？
菲格羅亞: 簡單來說，伊朗對中國的重要性，遠不如中國對伊朗的重要性。
中國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買家，可以說是伊朗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時，中國也是少數在國際上支持伊朗發展民用核能權利的大國之一。
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對伊朗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能源和潛在的經濟合作上，比如將伊朗納入“一帶一路”的貿易網絡中。
不過，伊朗並不是這個戰略中的核心節點。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有很多類似甚至更重要的合作對象。
舉個例子，目前中國進口石油中，來自伊朗的比例大約只有10%出頭，這遠談不上形成依賴。
因此，從現實利益來看，伊朗更需要維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而不是相反。
而且在過去，中方在與伊朗合作時，也多次因為需要顧及與美國的關係而有所收縮。這一點在制裁背景下尤為明顯——中國必須在發展對伊關係和避免觸碰美國制裁之間做平衡。
這一因素在衝突前存在，現在依然存在。
中國既是伊朗能源的重要買家，也在外交上給予一定支持，但同時又始終避免觸碰美國的制裁紅線。這是否意味着，中伊關係實際上存在一個由美國因素決定的上限？
菲格羅亞: 中國其實是在進行多層次的外交博弈。
一方面，它希望維持與伊朗的關係，因此會在外交上對伊朗給予一定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須顧及與海灣國家的關係，而這些國家同樣是中國的重要合作夥伴。
此外，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考量：中國正在有意識地把自身立場與美國進行對比。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這場戰爭被視為一種非法的侵略行為。中國通過呼籲對話、強調調解、反對衝突升級，實際上是在塑造一種“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某種程度上，中國是在“讓美國自己說明問題”——通過對比，美國顯得更具攻擊性，而中國則顯得更穩定、更可預期。
這種策略在地區內確實在提升中國的聲譽。同時，中國也在強調戰爭帶來的全球性後果，比如能源價格波動、供應短缺，這些影響往往最先衝擊的是發展中國家和普通民眾。
在本輪衝突中，北京頻繁呼籲停火、強調對話，也試圖展現調解角色。但從現實影響來看，中國的作用似乎主要停留在外交表態層面。這種影響力，是否被外界高估了？
菲格羅亞: 確實如此。過去十多年，中國在中東衝突中的基本立場是相對一致的：呼籲談判、提出調解、提供多點和平方案。
從敘利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中國都曾提出過調解意願。但這些提議，真正被各方認真對待的情況其實不多。
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是伊朗與沙特關係正常化的協議。不過即便如此，這一成果更多是地區國家自身意願的結果，而不是中國單方面推動的。
這也說明，中國的外交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以發揮作用，但它並不能單獨改變局勢。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外交是失敗的。恰恰相反，從中國自身利益來看，它的策略是相當理性的。
在當前國際體系中，美國依然擁有強大的單邊行動能力，尤其是在中東。因此，中國更傾向於通過外交、形象塑造和經濟合作來發揮影響。
這種方式雖然不直接，但效果是長期的——它有助於中國被視為一個更穩定、更可靠的合作夥伴。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國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正在加強與中國的聯繫。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一方面強調“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避免深度介入衝突。那麼，北京在這場危機中的“理想結果”是什麼？它更看重實際影響力，還是國際形象與戰略空間？
菲格羅亞: 最核心的一點，是衝突儘快結束，地區恢復穩定，尤其是關鍵航道能夠重新開放。
這背後有很現實的經濟原因——中國對能源運輸通道的穩定依賴很大。目前的衝擊雖然還能承受，但不會無限持續。
因此，對中國來說，恢復通航、結束戰爭，就是最重要的目標。
當然，如果這個和平進程中，中國還能發揮一定作用、甚至被認為是推動者之一，那就更理想了。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會鼓勵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其他國家參與調解——它希望在推動局勢緩和的同時，也增強自身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
總結來看，中國在伊朗衝突中的角色，並非外界想象中的“關鍵調停者”，而更像是一種在現實約束下運作的有限影響力。
它既在塑造自身“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也在謹慎地守住戰略邊界。
在一個仍由美國主導安全格局的中東，中國的外交空間，或許正在擴大——但它的邊界，同樣清晰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