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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迫参加过长辈安排的相亲吗？你主动去参加过相亲吗？今天我们请来了果壳网老司机阿酱，跟我们分享一些她的相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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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保护银行的手段，如果你只能想到虎背熊腰的保安，那就太out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

原文作者：南瓜大王  

改编及主播：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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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甫至，又到了“老寒腿”和“老病腰”们忧心忡忡的时节。在他们看来，湿冷的冬季很容易诱发腿痛和腰痛，自己过往的经历、坊间的风传，甚至一些医生的叮嘱足以佐证这一点。

这样的观点不止在中国广泛流行，在古罗马时期，就有腰腿痛与恶劣天气相关的说法，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曾提到，许多疾病与季节的变迁相关。然而，最近，澳大利亚的科学家通过严谨的交叉研究（Crossover Study），分析了腰腿痛患者疼痛发作时的天气状况，最终得出了他们的结论：你真的想错了。

天气：这事儿真不赖我。图片来源：123rf.com.cn正版图片库

多数情况下，腰腿痛可归于退行性病变的范畴。人体的关节和脊椎就像我们的很多日常生活用品一样都有“寿命”，而且也会像后者一样，到了使用周期的后期，总会遭遇林林总总的“失灵”问题。因此，绝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都会经历这类病痛。以关节为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里的软骨会逐渐变薄、碎裂乃至脱落。没有了关节软骨的缓冲，人在活动时，常会遇到关节僵硬和疼痛的情况。

那么，恶劣天气在关节/腰椎疼痛的诱发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The George 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的斯蒂芬斯（D. Steffens）博士等人就这一话题开展了一项病例交叉研究[1]，结果近日发表于《疼痛医学》（Pain Medicine）杂志，他们的结论是，腰痛发作和天气并无关系。这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试者在研究过程中会经历两个时间窗，同时自身作为自身的对照。

研究者们共招募了981名成年腰痛患者。利用澳大利亚气象局提供的方便，他们收集到了患者疼痛发作期间以及发作前的7天和28天的天气状况，涉及温度、降水情况、风向、风速、阵风情况、气压以及湿度等多维度的信息。对比分析的结果是，无论各种天气参数发生何种变化，疼痛和天气间唯一“规律性”的联系就是——没有任何规律。也就是说，腰痛患者疼痛发作与否，同天气现象没有关联。

在论文中，斯蒂芬斯提到，以往人们笃信一些风险因素会导致腰腿痛发作，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并没有这类作用。相反，在他们的一项分析中，更高的温度甚至会让腰痛的风险轻微增加。

图片来源：123rf.com.cn正版图片库

几乎同时，还有另一篇研究为厘清恶劣天气之于腰腿痛的作用补了刀，研究者是同样就职于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的费雷拉（M. L. Ferreira）博士等人。这篇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骨性关节炎与软骨》（Osteoarthritis and Cartilage）杂志上[2]，结论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状况和天气无关。

费雷拉开展的同样是一项病例交叉研究，共纳入了345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斯蒂芬斯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受试者的主诊医生，而费雷拉则要求她的受试者通过网络问卷来提交数据。

在研究开始之初，受试者需要为自己的疼痛严重程度打分，由1到10逐级提高。最温和的疼痛评为1分，并以此为基线。而后，在为期3个月的研究周期内，受试者需要每隔10天进行一次疼痛等级评分。此外，在研究进行期间，如果受试者报告出现了极端疼痛的情况，科学家会酌情在患者评分的基础上再加2分甚至更多。

最终，费雷拉得到的结论与斯蒂芬斯几乎别无二致：受试者的疼痛状况与天气好坏完全没有关联。

图片来源：123rf.com.cn正版图片库

至于为何恶劣天气诱发腰腿痛的观念在人们心目中如此根深蒂固，研究者认为其中可能有精神因素在作祟，比如恶劣天气易导致人们滋生负面情绪。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疼痛感受的阈值也会随之降低。这使得人们对恶劣天气时发作的疼痛记忆更加深刻，而忽视了阳光明媚时同样可能有疼痛来袭。

对此，费雷拉建议饱受腰腿痛困扰的人们，不应过于关注天气状况，因为这既对疼痛发作与否没有影响，同时也是不可控的因素。关注那些能够控制和预防疼痛的可控因素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春节特别系列之一·昨日的他/她】

每年的春节，不仅仅是家人团圆的时刻，过去的老同学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积极的组织同学聚会，这往往就是最容易让人陷入往昔回忆的时候了。

大多数人在学生时代都曾有过一些关于异性美好的记忆，热血或青涩，莽撞或害羞。而如今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初那个让你心驰神往的他/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当年那段青橄榄一般的往事在你人生的道路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三位青春正好的女嘉宾，听她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校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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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别随便把自己身份证什么的给人家，不然真的自作自受。本案中这个老太太，严格说起来自己也是要承担损失的。

原文作者：馒头老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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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西尔维希耶 
来源：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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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减肥两条路：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少深受体重困扰的同学而言，后一条路似乎比前一条艰难得多。科学研究也表明，肥胖与缺乏运动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什么人越胖越不爱运动？科学家们也很好奇。最近，美国国家糖尿病、消化病与肾病研究所的科学家亚历克赛·克拉维兹（Alexxai V. Kravitz）团队发现了造成人们肥胖了却难以“迈开腿”的秘密。在这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上的文章中，之前就在肥胖话题中频频出镜的多巴胺通路，又一次背上了一口大锅。

在我们的大脑深处，有一个叫做“纹状体”的结构。这个结构中的多巴胺和运动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帕金森氏症患者的运动症状，就与纹状体多巴胺的缺失有关。在运动控制的过程里，一种叫做多巴胺2型受体（Dopamine receptor D2，D2R）的蛋白质扮演着关键角色，它能够结合多巴胺分子并激活下游的信号传导。纹状体中的特定神经元上要是没了这些D2R受体，动物的运动能力就会下降。而此前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干扰体内纹状体内多巴胺信号的通路。

R2D2：咦，是我走错片场了吗？图片来源：hellogiggles.com

克拉维兹推测，如果肥胖会让人丧失运动兴趣，那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与运动控制相关的多巴胺通路出了麻烦。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他们随即为一批小鼠准备了高脂肪含量的食物……

在16只实验小鼠中，其中8只落入“肥胖组”每天吃的都是高脂肪含量的食物，而另外8只则每天吃标准鼠粮。经过18周的饲养之后，肥胖组小鼠平均体重几乎要比对照组小鼠重出一倍，移动的距离则下降到只有对照组的70%左右。

经过18周的饲养之后，小鼠的体重上升情况如图A，红色和灰色区域分别为肥胖组和对照组小鼠的体重变化。从第四周起，肥胖组小鼠的运动距离开始减少，图C为肥胖组小鼠的移动距离占对照组小鼠移动距离的百分比。图B是两组小鼠在方形开放场地的运动轨迹示例。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之后，克拉维兹很自然地把关注点放在纹状体上。他和同事发现，在肥胖组小鼠的纹状体中，D2R结合多巴胺的能力下降了，而另一种多巴胺受体——多巴胺1型受体（D1R）的功能未受影响，纹状体的多巴胺含量也没有显著变化。也就是说，如果运动量减少的罪魁祸首真的是纹状体，那么D2R功能受损很可能是背后元凶。

之后的实验发现，肥胖小鼠的纹状体中，与动作相关的神经元在小鼠运动时的活跃程度要总体低于对照组小鼠。这提示纹状体的功能可能的确出现了紊乱。随后，克拉维兹等人用一种能被药物激活的受体接替了D2R在神经元上的角色——这就像是在开关失灵的情况下，设法把导线连在一个新的开关上控制灯泡明灭。实验结果显示，人为激活D2R的“接班人”之后，肥胖小鼠的运动距离和运动次数都显著上升了。也就是说，纹状体中那些被D2R调控的神经元，确实影响着小鼠“到底要不要做运动”这件事。

从食谱到纹状体再到运动行为，看起来，克拉维兹已经找到了解释“肥胖引起不想动”这件事的生理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让他感到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是：食谱引起的肥胖能够导致D2R的功能受损，反过来说，D2R受损会不会导致小鼠更容易增重？

为此，研究团队在一些小鼠的纹状体神经元里去掉了D2R。不出所料，这些小鼠虽然并不肥胖，但也表现得不爱运动。不过不动归不动，在喂食高脂肪的食物之后，这些不爱动的小鼠所摄入和消耗的能量并没有和对照组产生显著的差异。在体重的增速上，两组小鼠也是旗鼓相当。

在持续用高脂肪食物饲养时，纹状体D2R被敲除的小鼠（蓝色线）和野生型小鼠（灰色线）增重的情况并没有显著差异。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

换句话说，克拉维兹的结果显示，肥胖可能让你变得不爱运动，但不爱运动可真不一定是让你长胖的原因啊。

多吃少做引起的肥胖影响到神经活动，失常的神经活动反过来又让人不爱运动。克拉维兹的研究表明，这个循环自有其生理原因，并非只是懒惰使然。看起来，对于需要运动但就是不爱运动的人们来说，他们又多了一个赖在床上的借口。但这同时也为不把良好饮食习惯当回事儿的人敲响了警钟——高脂饮食一时爽，但真吃到了肥胖袭来时，要减可能就有心无力了。

手滑怎么可能扣得动扳机？只能说这小伙儿手劲儿挺大啊……

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恶魔之一。病毒悄无声息地复制、扩散、摧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曾经像幽灵一样肆虐于教堂后的坟场（黑死病）、伦敦城的地下水井（霍乱）、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梅毒、肺结核）以及千千万万的村庄和城市。

传染病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也是深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曾经描述，强大的阿兹特克文明是如何毁于欧洲人带进来的天花病毒；而1666年的伦敦大火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给了伦敦重新规划的契机，还因为它顺便制造了隔离带，一举终止了鼠疫的肆虐，给这个城市带来新的生机。

绘画作品中一位年轻女郎感染霍乱前后的面容。图片来自：The Sick Rose: Disease and the Art of Medical Illustration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让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得到控制，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健康和生存机会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其中一些影响，甚至超越了疾病和健康本身。比如，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

最近在自然集团旗下刊物《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传染病的消除，对社会的性别平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或许这个结论一开始会令人诧异——大多数传染病是不分性别、无差别攻击的，甚至在大部分社会，女性的预期寿命是普遍长于男性的。消灭传染病对性别平等如何起作用？

14世纪的欧洲城市里，女性普遍没有市民地位，从属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例如父亲、丈夫等），经济上没有独立权利，大部分女性都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而当那场消灭了欧洲近1/3人口的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许多家庭主妇得以幸免——在家中料理家事，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比在市场上交易要低多了。这场瘟疫反倒给她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丈夫死去，她们成为了寡妇；但当瘟疫消散，她们却得以继承丈夫的财产，甚至获得市民身份，参与交易，甚至运作工坊。瘟疫后的几十年，也被称为中世纪英国女性的“黄金年代”。

手工作坊里，女学徒正在进行纺织作业。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

想象你是一名女性，身处一个充斥着病菌威胁的社会，没有疫苗，甚至人们对传染病本身都知之甚少，生存与死亡仅靠老天保佑。你会轻易出门、与陌生人接触吗？你会冒着被感染的危险，离开家庭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吗？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冒险家的神经，大部分人恐怕会选择呆在家里料理家事、照顾小孩，这是最传统也是最稳妥的选择。

要知道，接受高等教育、找寻工作机会、甚至参与政治，都是“公共”的，在一个公共环境中潜伏着大量危机的社会，这些都意味着“危险”。“看哪，”人们会说，“这个女人到处乱跑，又不知道在哪儿染上了病，她早该待在家里。”

的确，在一个男性权威的社会，身处社会规则之外的女性会在灾害来临时显得极为可疑。同样受黑死病影响的埃及，穆斯林女性成为了黑死病的替罪羊。开罗的苏丹接受了宗教人士的建议，禁止女性公开露面，以免导致男性犯下罪恶，从而招致神灵用黑死病作为惩罚。

对女性和女性所处的家庭来说，传染病的威胁也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可能会受到无常的传染病影响而难以预测，你可能会早早地结婚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家人看来，都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而当传染病被消灭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问题。不再恐惧被感染的潜在危险，女性能够选择走出家门、接受教育、参与公众事务、寻求自身经济独立；而且不用时时担心“死得太早”，可以将婚育延后，或者少生几个小孩，留出更多时间给自己个体的发展。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自然•人类行为》上发表的这项研究认为，传染病从社会心理层面，对个人的生活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产生了影响。人们不得不从心理甚至生理上调整，适应外部的残酷环境。在传染病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采取更“快”的生命策略（比如尽快结婚生子），这部分解释了性别地位差别的产生。

两张图分别显示了全球传染病流行情况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可以看出，传染病流行的地方，女性地位也偏低，反之亦然。图片来源：文献[1]

为了衡量美国不同年代的女性地位，研究者使用了“性别不平等指数”，这个指数来自男女工资差距、女性在国会中的代表数量、新出版的报告和著作中的女性代词数量（例如She和her），以及盖洛普公司对于性别平等的调查数据。性别不平等指数越高，说明女性地位越低。

1951到2013年间，美国性别不平等指数的变化。图片来源：文献[1]

众所周知，经济水平更高、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教育水平更高的地方，通常也是疾病较少肆虐的地方。究竟是哪个因素，对性别平等贡献更大呢？研究者列出了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几种可能与性别平等相关的因素——资源紧缺度、外部威胁（比如战争）、气候压力以及九种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分别研究这些因素与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相关性。他们发现，四种因素中，传染病患病率是唯一一种和性别不平等指数显著正相关的因素——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伴随的是传染病患病率的降低。

同时，他们发现，传染性疾病被消灭，早于性别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在有15年时间差的时候，二者的互相关系数达到了近0.8！

美国过去70年中传染病流行程度与性别不平等情况关系的互相关函数分析，当二者时间差为15年时，互相关系数最高，接近0.8。图片来源：文献[1]

研究者、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瓦纳姆（Michael Varnum）说：“这两组数据，是我研究生涯中见到的最强相关的数据之一。”有多强？甚至比肺癌和吸烟的关系更强！

随后他们也发现，未成年人生育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这表明更“慢”的生命策略的确有助于性别平等——不再受传染病困扰的女性，能够将生育时间延后、生育数量减少，于是又有更多机会提高自身地位。

从英国的历史人口数据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1850年之后，英国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天花疫苗的强制接种，以及其他传染病感染率的降低。随之而来的是1870年之后生育率的大大降低。1871年，平均一个妇女生育5.5个小孩，而50年之后的192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2.4。

野外的老鼠会在患病时隔离自己，被感染的蚂蚁通常会离开巢穴，而灵长类动物会放逐患病的同伴，阻止疾病在种群中传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也是“寄生虫压力理论”（parasite stress theory）的言下之意：动物周围生存环境中的病菌，能够影响动物的行为和选择。

人类也并不例外。易受疾病影响的个体，会更加倾向于做出冲动决定、不太倾向于将重要的决定推迟，或者采取“慢”的人生策略。换句话说，越觉得自己可能会得病，就越想快点结婚生子、把重要的生命事件早早搞定。在瓦纳姆的这项研究中，他们选取了男女各51个样本，询问他们的疾病史，并使用生活策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猜想。

更进一步来讲，社会里的个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压力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群体的行为习惯。

容易受到传染病威胁的社会，常常与权威导向、集体导向的社会相联系。毕竟，社会成员们需要分拨出更多精力和资源照顾染病的成员，这需要集体做出更多的“统一安排”。社会也会倾向于更加保守、封闭，以家庭为导向，对“外人”抱有更多疑惑，社会规则也会更加严格。这都是为了整个群体在变幻莫测的病菌威胁下的存续。

于是，在父权主导下的整个社会，给予女性个体的机会更少，推崇的价值和规则，也让女性更多地居于从属地位——女性更多地需要为生育和家庭服务。

这些关于环境对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被称为“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研究生态环境如何系统地作用于动物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之上，也研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心理、行为和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这些理论，试图从生物学中找到社会基础。

2012年，Corey Fincher和Randy Thornhill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寄生虫压力理论也作用于人类社会。他们发现，更强的家庭纽带、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常常与寄生虫和疾病肆虐的程度有十分显著的联系，这能帮助人们更紧密、封闭，抵御疾病侵扰。2014年，他们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人们会采用偏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来对抗感染性的疾病。

疾病和寄生虫影响的不只是社会形态，甚至还有饮食习惯——比如，易受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感染的炎热潮湿之地，人们的饮食会偏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人的咖喱通常都比较重辣重香料的原因。

近60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女性权利的提升，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活跃。特别是在欧美，更多女性获取了和男性相匹配的薪资，或者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切和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是不可分离的。

要赋予女性更多平等的机会，也要给她们疫苗、卫生条件、干净的饮用水，以及更广泛、更便宜的避孕措施，让她们能够更自由地掌控自己的人生。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投入。

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使命，不仅仅是对抗疾病本身，或许还有更多的社会意义——通向更加平等、更加自由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