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广东·乡音（粤语）

在批发市场附近，同时看见一台装满货的“货拉拉”和一台载满货的大板车并排在一起，就像看到一位健硕的帅哥与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朽比肩，有了鲜明的对比。

童年回忆中，大板车随处可见，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集团式运营的“货拉拉”取代了大板车。偶尔在市区的批发集中地还能见到少量的大板车，已觉得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大板车，我记得孩提时它又被称为“刨炮车”。它似乎是源于过去车轮为木制的独轮车，后来发展为一种用人力拉的较大的运货平板车，又称“榻车”。能称之为“大板车”的，是那种有两个车轮、在两车把之间还挂有一条胶带的一人可拉的平板车。那条胶带是为“车绊”，驾车时将它搭在肩上，再两手持把，便可助力前行。古代人便用它载重物、载人，长途跋涉而平稳轻巧，因此，我总觉得它的创制者和第一个驾驶者必定是位有胆有识的机械工程师。

拉“大板车”的人，我们通常称为“搬运工”，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的人。老家俗称为“阿哩”“苦（古）力（哩）”。冬天顶风冒雪，夏天头顶烈日，他们背负着各种货物，赚取着微薄的生活收入，年复一年。

孩提时，我曾坐在老家五经里的正街口，看往来的装满砂石或红砖的大板车。我也常在嵩禧塔旁的大斜坡上，看那些满载大米、面粉等货物的大板车。我总觉得那些搬运工很辛苦，工作很危险，但也很厉害。

所谓的“厉害”，其实是“技术高超”，因为他们的车刹通常是靠一条皮带或粗绳吊着车底悬挂的一条长杉木。下坡或紧急刹车时，要用身体肩臂的拉力拉起杉木，让杉木的尾部在车尾处跟地面接触摩擦，从而起到刹车的效果。我所熟悉的五经里和嵩禧塔侧边那道斜坡，都是坡度较大的路段，所以常常看到他们熟练地从坡顶开始刹车下坡，速度快的时候，他们自己便双脚凌空离地挂在车头，让车尾的杉木彻底与地面摩擦——这场面真是每每都让人为他们捏把汗。

父亲有位好友就是位“搬运工”，如今已六十多岁，常来家中做客聊天。我不止一次听他细说“当年”。他说自己在十多岁时就出来拉大板车谋生，一天拉两个来回，按一毛二分四一趟计算。他们不仅拉车，还装卸货，所以在他们当中，你很难找到皮肤白皙或者身材肥胖的，原因可想而知。

我认识多年的一位杂货老店的老板娘小妮曾感慨地说：“以前在肇庆入货，就是请这种大板车运到码头装船的。”我一位梧州的好友也为此感叹：“肇庆现在还允许它上街，证明执法者很人性化，值得点赞。”

或许拉大板车的搬运工至今都未曾真正消失，只不过可能他们的“大板车”换成了“电动车”，“搬运工”改名为“快递员”。存在就是合理，适者生存。式微于时代浪潮中的大板车，终将成为掉落在尘埃的一枚旧纽扣。记得它的人都年长了，不懂它的人都在成长中。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若萦

主播 | 郑紫薇

责编 | 郑宗敏

老家破旧的碓臼房被拆除了。我内心泛起一丝惆怅。

这碓臼房始建于什么时候，我不得而知，反正我出生时它就在那了。碓臼房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是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抓“特务”游戏的好场所；它对于我家还有邻居们的意义则更实在，过年时大家都在那里舂米粉、蒸甜粄、发酵粄。

那个年代，蒸甜粄和发酵粄是每家每户过年必做的事情。过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入年架”以后，大人们就会陆续开始浸泡米舂、米粉，准备蒸甜粄、发酵粄了。母亲会提前把蒸甜粄和发酵粄的糯米和粘米各自放到水桶里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倒在簸箕里晾干水分，再带着我们兄弟一起到碓臼房里舂米粉。母亲有时会在糯米里适当加进一点粘米，或在粘米里适当添加一些糯米，这样可以调节甜粄和发酵粄的软硬度。

舂米粉时，母亲负责往石臼里放米、搅动米以及筛米粉，我们兄弟则负责“踏碓”。“踏碓”既是力气活，更是耐力活。要把三四十斤的糯米和粘米全部舂完，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每次都是“鸡嫲屙屎头边烧”，刚开始兴致勃勃的，很卖力气，过不多久，就感觉脚越来越沉，只想撇下碓臼到外面去玩耍。可是，看着在石臼旁一声不响地干活的母亲，我们便知道，想吃到盼望已久的甜粄和发酵粄，这碓是非“踏”不可的，只得咬牙坚持。

由于那时是好多户人家共用一个碓臼房，经常要排队舂米粉。记得有一年，有两家人不知怎么就为排队的事起了争执，一个按辈分来说我应该称之为婶母的人，平时说话斯斯文文的，那天竟然爆出很难听的粗口，那场面、语气，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蒸好的甜粄，除了供家人食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妇女们要作为必不可少的过年礼品带去“掌外家”（回娘家）。那时候的客家妇女“掌外家”时，大都要像模像样地挑着一对“箩格”去的，“箩格”里面的东西大同小异，基本就是甜粄、酿豆腐、“鸡臂”（鸡腿）这几样应节食品。根据我对母亲每次“掌外家”的情况看，这挑着去的东西，特别是甜粄，大多是做做样子，最后都会有“去”有“回”的。

后来人们都改成到加工厂用机器加工米粉了，既省时又省力，当年的“功臣”碓臼房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已经“赋闲”多年的碓臼房又因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被拆除，它终于要消失在我的生活中。但它留给我的那些美好记忆永远都会在。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陈赞发

主播 | 陈亮

责编 | 郑宗敏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霍无非

主播 | 郑紫薇

中国人的食谱里有一道菜，南北通食、老少咸宜，那便是豆腐。豆腐，一个不甚响亮的名号，一味不怎惊艳的食材，却蕴载了许多人的一份乡思。

从记事时开始，我就非常爱吃豆花。爱屋及乌，石磨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极美好的器物，能让黄豆摇身一变，成为又好看又好吃的豆花，石磨真是一个好器物！长大以后，每每看到哪家人门口放着石磨，都会嗅到淡淡的豆花香。外婆老说我，只吃豆花，不吃饭，长得还没石磨高的时候就馋豆花，成日绕着石磨溜圈儿转。

从豆腐中衍生出来的食品有许多：豆皮儿、豆浆、豆渣饼子、豆腐乳、毛豆腐、豆花……然而，越是简单的食材，越考验原料的精致和烹调者的技艺。想做出一碗令人齿颊回香的糖水豆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磨浆的黄豆要个大饱满，最好当年的日照充足，而且越新鲜越好，沤久了的老豆有股味儿，不香不醇；而且一定得用石磨磨，机器打出来的豆浆不香醇。

点豆腐的原料大致有两种：一是卤水，我们这叫“咸水”，咸水豆腐偏干，用来干煎是极好的下饭菜，但因其过于粗犷，不宜做豆花；一是石膏，石膏点出来的豆腐似冻凝的油膏一般柔滑，吹弹可破，这种豆腐做的豆花，我能喝好几碗。

配豆花的糖水也是很讲究的。红糖太浊、白糖太寡、冰糖太清，最好的是用黄糖片熬出来的糖水，黄亮亮的，味道清甜润喉。熬出来的糖水的甜度也得恰到好处，太淡，豆花尝起来平寡，找不到那种童心萌动的滋味儿；太甜，又喧宾夺主，齁喉。

我吃过最好吃的糖水豆花，是在桂林龙胜梯田的半山路上。一行人在一所民宿的空地前歇脚，以往这片不大不小的空地是用来打谷晒米的，而今成了旅人歇脚处，小贩卖货的地方。一位盘着油亮长发的瑶族老阿嬷，在自家民宿的空地前卖糖水豆花。自家种、晒的黄豆，自家石磨里亲手磨出的浆，更令人称妙的是，山涧里叮叮咚咚的泉水参与了这碗豆花的每个细节：浇灌时用的是用山泉水，磨豆时掺的是山泉水，连熬糖时用的仍是山泉水。那味道极清，极甜！我当时又渴又饿，半碗囫囵入肚才发觉这豆花的精妙，后细细品味，忍不住又添了一碗！山好，水好，豆花更好！

原以为豆花只用糖水配，到了贵州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了。用酸和辣来调味的豆花，令人眼前一亮。雪白的豆花，浇上醇香的黑醋，撒上鲜亮的辣椒和粗细不一的花生粉，以往朴素清雅的面容仿佛抹上了脂粉，瞬间换了一副面孔，变得热辣奔放。酸、辣、鲜、嫩、香撞在一起，惊艳了味蕾。

可是，家中的石磨坏了，想要吃碗豆花不易，只能期盼着小商小贩的到来。每到正午，便会有这么一位阿叔，骑着半旧不新的摩托兜着圈喊：“卖——豆——腐——啰，豆腐——豆腐花——”阿叔卖的豆腐和豆花都是刚做出来的，很烫，新鲜！但令我恼的是，这位阿叔似乎不太会做生意，他总是一边吆喝，一边一溜烟地把车开走，都不懂得停下来，多喊一会儿。

前几天，我终于吃上豆花了。那是我连鞋也顾不上换，以最高时速杀出门的成果！回到家中，兴高采烈地去熬黄糖水。窃以为黄糖水配豆花是最妙的。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刘付晓琪

主播 | 天骄

责编 | 郑宗敏

在我们家乡雷州半岛的大海边，常常听到有句口头禅叫：秋风起，蟹儿肥。是的，真正会吃的人，只会在秋冬季节，才开始吃海蟹。

海蟹，当地人称它为“横行将军”。据说，生活在海里的蟹类有青蟹、花蟹、毛蟹、关公蟹、梭子蟹等数百种之多，但在我们家乡，人们最常见到便只是青蟹及花蟹两种。市面上，人们平时购买最多的也是这两种蟹了。 

春夏之季是海蟹最“清瘦”的时候，那时想要买到一些肥美且带有蟹膏的蟹儿，实属不容易。通常情况下，那个时期的海蟹买回去煮熟剥开，体内大都是满满一肚儿的水，故被人们戏称为“水桶蟹”。直到入秋、立冬后，海蟹才开始变得肥美。

秋冬季节，如果你到我们家乡海边的渔民家中做客，他们招待你的菜肴当中，必有一道清蒸海蟹。刚捕捞上来的活的青蟹或花蟹，直接用清水蒸好端上桌面，远远就有一阵阵蟹香味儿扑鼻而来。用手轻轻扒开蟹壳，你就能看到一层厚厚的蟹膏布满蟹壳内，这红色的蟹膏，吃起来香喷喷的，味道极佳。当然，那些蟹肉更是香甜爽口，是一流的美味。每逢结婚、新居进宅之类的喜庆宴席上，也少不了一道清蒸大蟹，因为蒸熟的海蟹颜色鲜红，煞是好看，也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

我的乡下老家，离海边仅有三公里左右。每逢退潮，村中青壮年无论男女都会去赶海——到海边去摸鱼捉虾捉蟹。邻居海叔就是一个经验老到的“赶海佬”。每年从秋天开始，每逢退潮，他就到附近海边去赶海，凭着一套摸鱼捉虾捉蟹的赶海技能，每次都能捉到不少鱼虾大蟹，拿到圩市上卖个好价钱。肥美的大海蟹每公斤要人民币两百多元呢，而且还一直是抢手货。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在读高中，学校也仅离海边两公里。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在学校每顿饭通常只能吃青菜或黄豆煮汤。为了改善伙食，每逢秋冬季节，放晚学以后，我就邀上三五个同学，结伴去赶海。海水一退潮，海边裸露的石缝里，肯定会藏着一只只肥蟹。我们每次去赶海，都手气甚佳，能捉到不少大青蟹。用大青蟹煮青菜，那可是我读书时期吃的一道上等菜肴，那鲜甜味道让我回味至今。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钟文

主播 | 陈亮

责编 | 郑宗敏

傍晚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跟孩子说，今晚要到祠堂去饮（喜酒）。孩子一听，顿时拍着手蹦了起来，他说村里的流水宴席上的菜太好吃了。想一想，村里的流水席，的确能勾起我很多回忆。　　

农村里办喜事，都喜欢在宗祠里自己办酒席来宴请亲朋好友，没有宗祠的，就在同房亲戚共用的地方操办。我们老家的这种宴席通常都是流水席，大概因为地方不够大，亲友又太多的缘故吧。别的地方是吃完了一道菜再吃一道菜，如行云流水，因而叫流水席，我们那里是一拨亲友吃完再到下一拨亲友吃。虽比不上大饭店里吃得气派，却饱含着浓浓的乡味和淳朴的亲情、友情，让人回味无穷。　　

在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宗祠里操办喜宴，除了有光宗耀祖的欣慰，也能感受一下古建筑里的气息。青砖黛瓦之间，头顶着宗祠高高的屋顶，平时难得一见的亲友欢聚一堂，虽然只是简单的嘘寒问暖，虽则只是简单的饭菜，但每个人都有着“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欣喜。那些褪了色的双手才能合抱的暗红木柱子、石板砌成的台阶、柴火映红了的灶台，看上去总是那么协调。　　

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在村里吃了多少回流水席。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跟小伙伴们围着木柱子追逐的情景；还记得雨天时，眼巴巴地看着雨水断珠似地从青黛色的屋檐滴落的情景；还记得冬天时，长辈们在天井里准备着菜肴，嘴巴里一阵一阵冒着白汽的情景；还记得胡子花白的胖伯伯，搭着汗巾，操着大锅铲，在乌黑的、直径有一米的铁锅里来回翻炒的情景……　

开锅前有一件事必不可少，那就是写对联、贴红纸。通常由主人家向村里能写毛笔字的老人家讨几副对联，家里、祠堂的大门上都得贴上。此外，还要在靠着灶台的墙壁上贴上一张四方红纸。开席前有一个仪式，主家人会在宗祠门前摆出方桌，恭恭敬敬地摆上香炉和宴席的各种菜肴，祭过天地，再拜祖先，祈求一切顺利，最后爆竹一响，宴席才正式开始。　　

流水席的入席顺序和宾客的座次也很有讲究。第一轮的宴席，先招呼外家的亲友，重要的客人被热情地邀请到正堂里的“上位”，那时谁不小心错坐了“上位”，是会被长辈批评的。　　

前来赴宴的客人，少不了送贺礼。主人家笑脸相迎，热情接待，赶紧吩咐身边亲友把客人带进祠堂安排宴席座位的同时，也会给客人回一份礼。这事有专人来办，除了回礼，还会在桌上铺大红纸、摆好笔墨，登记送礼人的名字及贺礼明细。婚宴的回礼比较简单，以糖果、花生、糖环、油角和饼干为主，外包装自然都是喜庆的红色。那时候的贺礼都以布匹为主，差不多开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祠堂的墙壁上用红带子挂满了各种布匹。最后记录送礼的那张大红纸也被张贴在墙壁上。　　

流水席的菜肴，一般是九菜一汤。原料都来自于本地农家，厨师则是村里的“伙头”，在柴火大铁锅里炮制而成，是原原本本的农家风味。　　

通常荤菜有三种，叫做“碗头”，以鸡、鸭、烧肉为主。那时生活水平有限，“碗头”通常也只是上面盖一层肉，下面以油炸花生米“滥竽充数”。鸡基本都是做成白切鸡，上桌的时候往上面淋上一勺红葱头和酱油混成的汁，美味就在眼前。　　

除了“碗头”，腌制的酸萝卜是少不了的，“酸”与“孙”在广州话里是谐音，寓意着“有孙”，而且这道菜还必须要添菜，意为“添孙”。除了酸萝卜，生菜也是流水席上的常客，意为“生财”吧。汤常是煮白切鸡的鸡汤加上猪肚熬制而成。上桌的时候，加上白灼的腐竹，撒一把葱段，热气腾腾地端上来，足劲的胡椒味狠狠地刺激着味蕾。　　

若是弥月宴，上桌的还有一盘红鸡蛋、一碟酸姜片，还有一锅黄褐色的臭屁醋。整个祠堂里就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臭屁醋的味道。　　

席间觥筹交错，人声嘈杂，其乐融融。亲友们有的在祠堂外帮忙招呼客人，有的帮忙端菜、添菜、分饮料。吃完一桌，便有人有条不紊地收拾停当，又铺一桌，直到所有人都吃完为止。　　

到宴席结束，烧一串爆竹，已是灯火阑珊。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邝振星

主播 | 郑紫薇

责编 | 郑宗敏

日光的金丝在水面织锦，一道道金光闪耀着，与腾起的水雾一起扑面而来，驱走闷热，送来凉风，“啪啪啪”刮着。

漫步大吉沙，左边池潭里的莲叶团团于淤泥之上，小儿喜见莲叶，吟唱：“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欢乐声打破小岛宁静，仿若生机与生命在暗涌中，正破土而出。大吉沙岛美景。

黄皮花刚谢，一粒粒小果向上生长，黄色的枝，绿色的干，在和风暖日里，结着喜悦。鬼针草丛生，瘦黑的果，打着的朵儿是深白的，花心鹅黄，在日光照耀下，翕动着纤柔的花瓣。木瓜树翠影风姿，木瓜果拥成一团，长在粗干上。叶子浓密得似张开怀抱，护佑着瓜果安稳生长。荔枝也是新绿的，青涩状，随树桠四面伸张，也是努力着，要长成沉甸甸的串串硕果。芭蕉叶子大而宽，洋洋洒洒挥舞着，偶有成团的绿蕉，沉实厚重，收割着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丰收赞叹的目光。 

岛上桃花开了，浓淡有致。深的是花心，淡的是花瓣，枯繁的枝与三五片新叶，衬着浅粉，盈盈笑着。站在花树下，向江而望，水杉秀绿，树干通直，每一棵都像一把伞，排成密密的一行，成群在退潮后的泥潭里，远远望去，像披着厚厚的绿蓑衣，翠影映碧，令人心生陶然。 

那大片大片的田地就是隆平优质水稻种植地。禾苗有序排列着，水泠泠的田，绿玉般的秧苗，水映天空，细波粼粼，小小绿秧一株株欣然飘动，闪亮的绿。 

谷雨前后是农作物播种的繁忙时期。丰沛的雨水对水稻栽插生长有利，风调雨顺才有五谷丰登。但南方的暮春像急着要进入夏季，雨水慵懒，下一阵又昏沉着，停歇几日。于是，耕作者趁这时节用无人机施肥喷药，防旱防湿防病虫害。 

立秋后，再次来到大吉沙。此时，美人蕉开得正欢，荷花似乎尽兴了，荷叶载着秋光，慵懒地，睡得正香，芦花、蒲公英私语秋的到来。风一吹，橙色的风速仪，像风车一样旋转，镜片反着光，如一道道亮光划过灰铅色的开场幕。 

站在田埂间，见收割机“突突突”地张开了犀牛般的大牙，一边往前开一边将成熟的稻穗嚼进肚子里，稻谷被收藏，稻草被抛在田地上，稻香味儿浓烈……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孙仁芳 

主播 | 郑紫薇

责编 | 郑宗敏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乡音》栏目今日的潮语主播漫琪。
在广东潮汕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套工夫茶具。出门在外的潮汕人，甚至身在异国他乡的潮籍侨胞，他们生活中也大多数离不开工夫茶的身影。潮汕工夫茶，已经成为潮汕文化中的一个特色标签，是团结、包容、世情的象征，更是维系游子与家乡、亲人的一条重要情感纽带。下面请听这篇文章《家乡工夫茶》，作者林沐阳。

“这叫‘关公走麦城’，接下来是‘韩信点兵’。”在汕头老家的新厝内（注：厝，房子），老爸一边泡茶（注：俗话读冲），一边说起他那一套潮汕工夫茶的套话。

曾几何时，在汕头老家有一套自家的厝，一家人围着泡工夫茶，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心愿。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能梦想成真。大概十年前，我的家乡广东汕头的浮东农村因为经济迅猛发展，也像大城市那样，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村里人和房地产公司合作，在原来的宅基地上起了商品房。我家托了爷爷的福，凭着爷爷留下的一块厝地，在父老乡亲的关照下，分到了一套从前根本不敢祈盼的90平方米的大房子。

老爸算是个归乡的游子。1958年，他在前中山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粤西山区前阳春县，在那里认识了从广州分配来工作的我的妈妈。他们两个都是“外乡人”，因此彼此珍惜，不久结了婚，其后，我哥和我也在山城相继出生。那时因为老家条件有限，我们很少回汕头老家，对老家的惦念，便全凭我爸每日几泡的工夫茶。

妈妈说，当初老爸在婚后第一次祭出他从老家带来的法宝——一整套潮汕工夫茶具时，曾美其名曰，这是“全阳春第一套工夫茶具”。在他的教导下，原本对泡工夫茶是“门外汉”的妈妈，也对工夫茶着了迷。两人一有空就一起泡茶，不久我妈的泡茶功夫也很是了得。有了哥哥和我之后，我们一家人正好组成了潮汕工夫茶最传统的四个小茶杯的阵形，大家人常常围坐在一起，边泡茶，边天南地北地聊天。每年春节，我们还会边泡茶边猜灯谜、作打油诗。我记得我爸就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春宵欢娱诗兴稠，一家四口学打油；夏去冬来今又是，韩信点兵在五楼（当时我们家在五楼）。

1987年，父母因工作原因，一起调回了广州。我们起先住在一所非常破旧的房子里，工夫茶一直是我们全家振奋精神的“最有力武器”，也见证了我们一家努力奋斗的经历。后来我们终于从旧房子搬进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单位房改房，泡茶环境自然得到了极大改善，那套“全阳春第一套工夫茶具”依旧摆在显眼位置。

可惜的是，住上新房没多久，母亲竟患上不治之症。她咬紧牙关，努力抗争了一年半的时间，最终还是在1999年离开了我们。而她离去前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真正做个汕头媳妇，在我爸的老家建个自己的家，一家人一起泡一壶工夫茶。

所幸这个愿望十年前终于实现了。现在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汕头，回到这个我妈曾经十分渴望拥有的汕头老家，一起用家乡水泡一壶真正的家乡工夫茶。
责编 | 王倩

主播 | 王漫琪

小时候，我与做知青的父母生活在洞庭湖畔一个人工围垦的农场。雄伟的大堤是水陆的分野，那么漫长。无数次，我随父母从省城返回，必经大堤才能到家。五十里的沙石路，还有卡车驶过尘土飞扬，让我叫苦不迭，望而却步。妈妈说，大堤是当年他们肩挑手扛，用箢箕一担担垒就的；左边是浩渺的湖面，右边是青葱的田野，一路走过，像在身后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生产队傍堤而筑。黑糊糊的茅草屋排列整齐，衬托着居中独有的一幢砖瓦房，那是队部和食堂。勾连的巷道，凹凸不平，雨天总是污泥浊水，无从下脚。家就是前后一房一厨。泥地上老鼓起油亮的土圪疙，赤脚踩上去，沁凉而光滑。隔段时间，爸爸拿锄头修路，把经双脚搓磨过的黑土铲到田里。

田野无边无际，铺天盖地。随农时变换，种水稻、棉花、芝麻、油菜和甘蔗，田埂上点有一簇簇黄豆或绿豆。 

我学农摘过棉花。烈日当空，头顶着炫目的阳光和雪白的棉花，我像被晒蔫的老鼠，穿行在密不透风的棉田里，无精打采地攀摘棉花。割过水稻。锋快的镰刀割下稻穗秆发出的咔嚓声听起来悦耳过瘾，但割破手指的刺痛，同样触目惊心，鲜血滴落渗入泥土。

大堤的斜坡辽阔，植被丰茂，像竖起的草原。悠闲的水牛在啃草，斑斓的鸡群在啄食。我躺在草地看油菜花，吹蒲公英，扑捉蚂蚱。偶尔场部那辆墨绿色吉普车稀罕地停在大堤上，我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跑过去围观。

广袤的田野，似乎永远没填饱过我幼小的胃。起先是少吃，顿顿都是千篇一律的清水煮白菜和白米饭，叫人发憷。后来是缺粮。每临饭点，我形影不离地跟着瘦高的妈妈去食堂取回固定的钵子饭，就着腌制的辣椒萝卜风卷残云。记得那时最多最便宜的是水鱼，但无人问津，因为无肉缺油，吃下去肚子里更寡淡。喝茶倒是稍有讲究，当地称作姜盐茶，就是茶叶之外加上盐和姜末，碰巧还会撒些炒熟的豆子和芝麻。气味浓郁芬香，掩去了开水中飘荡的那股淤泥的沤味。

结婚后，家安在市郊的山坳里，满目青翠。住着红墙碧瓦的院落久了，生出许多闲心。隔壁汪师傅瞄正不远处那片抛荒的农田，鼓动相邻的五户人家，扶老携幼，蜂拥而上，刀耕火种，硬生生地开辟出一个有模有样的菜园。我家整理的三分多地，扒拉成大小不等的七块菜地。

我们不约而同地坚守底线：无论产量，种有机菜，不打农药和化肥。长虫了，动手去捉；土瘠了，泡菜籽饼催肥；生杂草了，弯腰撅屁股一根根拔掉；天热了，早晚浇两次水，雷打不动。

种菜如莳花，精心打理之下，成果自然丰硕，翠绿一片。我家餐桌上蔬菜的品种从来不少于三个，而且绝不重样，随摘随吃，新鲜放心。遇上收获旺季，比如春季的菜薹、豆角、茄子，夏天的辣椒、红苋菜、木耳菜，秋季的冬瓜、南瓜、莴笋，冬天的红白萝卜、生菜、大白菜，还分批送给亲戚朋友品尝。

记忆中的田野永远是绿油油的，繁茂地滋长在心里。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赵子安

主播 | 郑紫薇

责编 | 郑宗敏

三月春光中，我们走进广州市从化区锦峒村。

锦峒村是江埔街锦二村的一条自然村，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村民皆张姓，先辈们自明朝洪武年间由广州白云区石井张村文献里迁居此地，乃唐朝开元名相张九龄后裔。张九龄，谥号文献公，其英风豪气，冠绝一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便是他流芳百世的佳句，其后裔居于广府，为铭记先人，石井金碧南路一带被称为文献里。

走进锦峒牌坊，两侧联云：“锦灿云霞天毓秀，峒环川岳地钟灵”，巧妙地嵌入锦峒二字；侧门对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名句。牌坊背面横梁书有横幅繁体大字：“清河”，是阐述张姓起源以河北清河郡为源流；两侧对联：“脉接韶州支开锦峒，原由石井郡著清河”，上联是说从化张姓来源于韶关曲江区，下联说以清河郡为源头，经韶州迁往广府白云区石井，又由石井的文献里迁居此地。

村口牌坊前，是由原锦二小学改造成的国学院。院门前两侧墙壁挂满区辖内各间大学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牌匾，规格大小划一，其中一块是“广州乡村文艺空间”，赫然显眼。推开展厅朱漆仿古木门，像打开了沉重的历史记忆。排列整齐的朱色柱子、古铜兽头门铃、浅蓝柔和灯光、红木玻璃展柜、陈列的乡村旧门扇，流露出古色古香的格调。广州砖雕、铜工艺、石雕、草编、泥塑、陶瓷、掐丝珐琅、剪纸、木雕等工艺展品，琳琅满目，巧夺天工。在天花板上射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浓浓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牌坊之后便是张氏宗祠、芳茹书院和一排排整齐的村居洋楼。芳茹书院（私塾），始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于2005年。左右两边矗立着村里现存的两座宗祠，分别为清源张公祠、克守张公祠，宗祠总体保存完好，仍作宗事使用。室内，檐梁桁架，古韵悠悠，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村尾风水塘旁，有一间四合院式建筑，是新建的芳茹书舍，古窗古韵，相映成趣。

从芳茹书院出来，经过清源张公祠门口，耳边传来热闹人声，循声望去，坐在祠堂门口石凳上的上了年纪的几个村民正在聊天，屋内几个围坐在桌子旁边玩牌的老人家有说有笑，神情轻松自然，正在享受午后时光。

来源 | 羊城晚报

作者 | 叶卫国

主播 | 郑紫薇

责编 | 郑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