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传|经典品读|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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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你受尽折磨的劳苦大众，你渴望自由的芒芒众生，投到我怀抱里来吧！

纽约自由女神像座上的十四行诗……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由三藩市到天津》因为是应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小说家老舍和戏剧家曹禺的“谱儿”大了。打西雅图踏上美国的土地，便一路顺着芝加哥溜达下来，奔了首都华盛顿，住进了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碰得巧，他们住在乙楼，而甲楼就是世界鼎鼎大名的前英国首相、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人物温斯顿。丘吉尔。

仗是打完了，惨遭战祸的国家尚在瓦砾之中，将养生息，美国政府就在这个时候，广泛地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科学家到美国来，一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美国，二是希望能使人类中更多地精英留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正像自由女神座像下面的十四行诗一样，说难听了，是施放诱饵，说好听了，四处招贤。饵也好，贤也罢，总之，这一招儿颇使美国在以后的几十年受益无穷。


华盛顿不大，凭着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白宫，琴金斯山上的国会大厦便成了美国的心脏，但分是华盛顿的主要街道都以美国各州的名字命名，而这些街道又都通向国会大厦，像辐条一样，镶在轮子的轴上。四月十六日，随着成千上万的人，老舍也来到了市区西面，玉带似地波托马克河畔的林肯纪念堂。这天是传统的复活节，人们要在这一天瞻仰这位领导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统。他站在大理石的座基上，手里拿着一迭文稿，甭用说，准是《解放黑奴宣言》。老舍十分敬重这位伟大的先驱者，他按着自己的习惯，在纪念像前静默半分钟，这半分钟老舍想了许多。几天前，曹禺和他请黑人作家吃饭，就在美国的首都，就在这个纪念堂不远的地方，一家大饭店门口赫然写着“禁止黑人进餐”，老舍和曹禺面面相视，气得只哆嗦，还是黑人作家把他们拉走的。


“这就是，你们美国的民主吗？“老舍的质问”不，这是白人的民主。”黑人作家只是淡淡地一笑。


“禁止黑人进餐”的牌子又叫老舍记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立时，尝过亡国奴滋味的也体验到了当黑人的滋味，老舍抬起头来，望着铜像，想道：倘若他今天还活着……。他缓缓地走出纪念堂。春天来了，他抬眼望去，无穷尽的浓绿，托着朗朗清空，人们散落在如茵的大草坪上，复活了，上帝复活了，林肯复活了，人也复活了，因为春天来了，战争去了。


他走过一个个欢乐的小圈子，从人们的脸上，他瞧见了善良、纯洁、幸福，美好的心底，尽管他和他们一样知道--美国并不是天堂。昨天上街，他向一位妇女打听路，除了极热情地回答，还有--待他坐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极恳切的嘱咐司机，要好好地把这位中国人送到目的地。而他和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素昧平生。回到宾馆，他对曹禺说：“美国人厚道，不欺生。”


老舍对美国是陌生的，而美国对他却并不缺乏了解。他是作家，一个东方的作家，《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的作家，而老舍并不待见美国人是这样了解他的。首先，他不是作家而是写家；《骆驼祥子》--《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从中文变成了英文，就手连结尾的故事也变了味，小福子没上吊，祥子也没潦倒，末了就乎到块堆，过起了美满的日子。“哼”，老舍没打鼻子里哼出这么一声，却在肚子里哼了好几声，敢清美国人的自由就是可以随意修改别人的作品，连声招呼都没带打的。因为做着客人，不便照直把什么一下都悦出来，但老舍到底耐不住性子，拣了个差不离的机会，把不乐意储蓄在肚子里，装着很平淡地问起这件事。


“呕！”负责接待的文化官员很表示了一番惊讶，显然，他没放过欣赏这本在美国很为流行了一阵的东方小说。听到老舍讲到原作的结尾，便马上找出了这之间的距离，他抬起头，想了一下，便说：“这大概是译者过分地迁就了美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学观念，您知道，这本书现在在我们美国是本十分畅销的书。”


“谢谢您。这样的，毫不与作者商量，就擅自改写人家作品的作法是美国法律允许的吗？尽管它讨好了读者的胃口。”


“不，不。我愿意将您的这个问题转告译者，并建议按您的原文进行改正。一个喜剧的，大团圆式的，一个悲剧的，灰暗的，毫无生机的结尾。”


那官员耸了耸肩膀。


只剩下老舍和曹禺的时候，他们认真地讨论了《骆驼祥子》的结尾。曹禺是戏剧中的悲剧大家，有一百个道理可以佐证悲剧的社会意义，自然会十分同意老舍的意见。但他们俩在到美国不多的几周之后，已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改变已经成为事实的《一个洋车夫的罗曼史》。所到之处，人们向他伸出手，请求他签名，演讲，从一个个明快，乐观的月光中，老舍瞧出来，如果说小福子上吊了，祥子没落了，立刻便会招致人们的唾骂。当一个艺术形像深入人心后，他便不再是作家的私有财产。老舍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尽管他不满意那样的结尾，也只好拉倒！


按着主人的安排，老舍和曹禺走遍了大半个美国，他们参加到作家的讨论会中，一块去争论“如何写文章投编辑所好”，“怎样才能找一个好的代理人”，他们深入到西南部新墨西哥的印地安人“保留地”，被穷困的红种人围拢着，向他们兜售着最原始、最粗糙的吃食和装饰品，周围是荒凉，被烈日炙得发烫的土地。他们接受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最让老舍高兴的是一些城市街道的电灯柱上，挂着花盆，里面开着各式各样美丽的鲜花。他们到过好莱坞，看过不止十出二十出的话剧，十部二十部的电影。拜会了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他的案头上看见了后来驰名的剧本手稿《伽利略传》。许多感慨，老舍都把它发挥在六月的一篇广播讲话稿《旅美观感》中了。


“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老舍并不拘着谁，顺嘴的瞎嘞嘞，讲话稿里也说上了”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


不管怎么说，老舍喜欢这块土地，喜欢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译者林镜秋女士陆续把《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分介绍给美国人民。但他也绝不放过那些个成心和中国人民过意不去的主儿。不久，在一次集会上。


“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


问话者显然带着一种挑衅的口吻，又显得十足的霸道。刚刚还满带着微笑的老舍，立马敛住了笑容，脸也跟着虎起来了。


“先生想知道吗？”老舍那满带着伦敦口音的英文，立时叫对方感到一种威慑、那主儿不敢再说，只是唯唯诺诺的想躲进人堆里。老舍索性丢开那主儿，反正我这话又不是对他一人讲的，老舍郑重其事地说：“我告诉你。


如果问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参加集会的人立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真痛快！”


三十年代便活跃在电影界的司徒慧敏，特地把老舍和曹禺请到百老汇一家饭店，他激动地说道，听到老舍那么脆生的回答，甭提有多痛快了。


“说的痛快，听得痛快，咱们吃也要吃的痛快。”司徒指着满满一桌名菜佳肴。


饭店老板来了，司徒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老板。老板使劲握住老舍、曹禺的手。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老舍不解其意，待老板退出去后，悄悄地问司徒。司徒哈哈地大笑起来：“你们是名人，现在更有名了。你们知道美国现在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两个中国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把人家的政府给批评了，胆够大的！”


老舍和曹禺也笑了。


“做为政府来说，美国政府要比蒋介石政府开明得多。”老舍说。


饭吃完了，老板又出来了，客气地说：“你们来了，我就特别高兴，不用付我了，算我请客了。”


九月份了，曹禺继续着往四处去讲学，老舍应邀留在了纽约附近一个川萨拉托加。斯普林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园，占着一万多亩的土地，森林、小湖、花圃、楼台，最神密最令人神往的是松林中一间间单独的书房。这地方叫“雅斗园”，是位喜爱艺术的财主的私产，财主死了，私产留给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用做艺术家寻找灵感、勤劳耕耘的地方。


秋天了，雅斗园里秋风瑟瑟，最初的堕叶颤颤巍巍扑落到尘埃，但这并没有使雅斗园失去它的芳泽，雅斗园夏天的魅力去了，也着实带走了一批夏天的客人，而金色的迷人的雅斗园的秋天，却使得好几位客人流连忘返。下午四点钟艺术家们放下手中工作，活动活动身子骨，就合到块堆聊聊天，因为待的过于久了，不容易扯出新鲜的话题，于是便望着林子中，微波荡漾的湖水。


委员会的人陪着一位个子不太高的东方人走过来。他，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西装笔挺，领带不花里胡哨。


“这位是来自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委员会的人介绍道。


“我要和各位在这里度过三个星期左右，请多关照。”他是那样不想尽意讨好谁，也不想有意疏远谁地向各位打了招呼。


一个女人，猛地从木凳上起来，脚步很快地走到老舍身边，伸出手，说：“我是半个中国人。”话是用汉文说的，生硬不说还稍稍带点磕巴。


“这位是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委员会的人向老舍介绍。


老舍握住了史沫特莱的手。他太熟悉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了：“在中国没能碰上您，我遗憾了好一阵子，还托斯诺先生问候过您，没想到在这撞上了，总算有缘份儿。”


史沫特莱大笑起来。她抽烟，也帮老舍点上一根，立刻象个老朋友似地把在场的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日本艺术家石垣绫子介绍给老舍。委员会的人发现用不着自己了，乘机溜走了。史沫特菜带者老舍在园里参观，一边热烈地谈着中国。走着走着，在一株粗壮的桱树下，老舍停住了脚步，脸色变得很难看。就在几秒钟之前，史沫特莱告诉他，闻一多先生被刺身亡。沉吟了很久，老舍慢慢地说：“应该是和蒋介石政府彻底决裂的时候了。他们不会再让人讲真话，因而，他们也就快结束他们统治。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无法进步的。闻先生可杀，还可杀成千成万的进步人士，但他们无法争得人们的心。”


雅斗园一片静谧，月光皎洁。很久了，老舍没有闲心赏月，终日东奔西跑，定规好了的学要讲，设定规好了的会要开，碰着找岔逗贫的，你得掰开了揉碎了说个明白，周岁四十七的人了，喜欢东跑西颠，气力也远不如当年了。再加上吃的也不习惯，虽说，有过吃英国饭的经验，那终究是不情愿的。


临离开重庆的时候，和臧克家又一块到了“天霖春”，那是一家北方小馆，专门做乏麻烧饼。两杯小酒，一盘烧饼，一碟花生米，快分手了，却相对无言。抗战胜利了，可内战的阴云一天浓似一天，衰祚的国事更使人们痛苦。


他抽着烟，望着一缕缕烟云，想说，忍了忍，又不说了。最后分手了，老舍握紧了克家的手：“甭急，把话攒起来，有一天，咱们说个痛快。“诗人为朋友远渡重洋深为担忧，叮嘱再三，才转身消失在山城的青石板路上。


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人们像吃了颗定心丸。明摆着共产党无意和政府继续作战，委员长也点头应诺，可谈归谈，说归说，日子不多，老实巴交的百姓便瞧出来了--和平黄了。起先是山西上党打了起来，后来，越打就越大发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包围了一个个解放区，非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才算了事。


冯玉祥将军、张治中将军为老舍、曹禺赴美举行宴会，气氛也如同“天霖春”一样，尽管有插科打浑的，却让人们笑不出声来。冯玉祥拉着老舍的手说：“让我借一句话：中国之大，可连我冯玉祥落脚的地方也没有。”老舍不信事情会糟到那种程度，还劝慰了几句。可今天听史沫特莱说，有消息证明，冯玉祥先生将做为水利专员来美考察水利事业。


老舍推开房门，走到林中，踩着一层薄簿的落叶，发出吱吱的响声。他觉着这一切是那样似曾相识，--身居异城，身上沐沿着月光，静寂的夜晚，清新潮湿的空气，思绪翩。有点像在英国，夜晚在地图上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插上一面面小旗。又象重庆，吸着清新潮湿的空气。这地方那么美、那么静，如果叫我待上一辈子……，可惜了的，不是中国。老舍突然抬起头，冲着月亮扮了个鬼脸，走回屋去。


雅斗园起得最早的是老舍。当他伸胳膊动腿，蹳柞着草叶上的露水珠，展示着太极拳的时候，史沫特莱也必定起来了。她为了每天可以有二十五个小时，便拼命地提高走路的频率，甚至连路过老舍身旁的时候，招呼也不打一个。她有许多事情比写作更为重要，而她不管怎样，总可以把人们说服，而同她一起去奔波。


“打扰你了，老舍先生。”史沫特莱今天路过老舍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我们是雅斗园中最不贪睡的人，你说对吗？”其实，老舍早瞅见她冲自己走来，他微笑着，按着外国人的习惯，问过早安，便询问史女士有什么吩咐。


“去讲一讲。有一些新退役回来的士兵，年轻的娃娃，如果不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他们会糊里糊涂，跟着别人瞎跑。过去有过一些退伍军人，根本没去过解放区，却把解放区说的坏透了，简直就像他自己去过，而且身受其苦一样。”


史沫特莱老朋友一样的微笑和恳求，叫人没有办法拒绝。


二英里的路，便由雅斗园到了市里。史沫特莱拉着老舍走路进城，一路上向老舍详细他讲述她所认识的朱德将军。她十分熟悉他，同时也十分爱戴他。说到激动的时候，她比划着，说：“他是一个士兵，又是一个统帅，有的时候，你看他就像一个中国的农民。你去想他，一定是觉得他身上都是谜，但你看见他，他的坦白、敦厚、诚恳、热情便叫人觉得他只是你的一个长者、哥哥、或者爸爸。”那时，史沫特莱正以深厚的情感，撰写朱德将军传。


甭用史沫特莱教，老舍讲得十分理想。敢说，史沫特莱在这一点上不是老舍的个儿。因为，老舍讲的蒋介石政权的腐败黑暗，仅仅是根据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再者，他有很棒的英文底子，发表演讲的功夫，和天生的语言机智幽默。年轻的士兵们随着这位东方人的谈锋，时而捧腹大笑，时而默不作声。当老舍说完，一个士兵站起来，诚恳地对他说：有功夫的时候，请一定再来，一定！老舍的成功，叫史沫特莱欢喜的手舞足蹈，说什么，她一定要请老舍吃一顿，表表心意。


饭店里人不多，随便拣了个位子，两个人便坐下来。史沫特莱正在兴头上，侃侃而谈，说她全然不知老舍是这样一位语言大师，而且有着极强的善恶感，她丝毫没有翟意到，而老舍却十分细心地观察着，邻桌一男一女两个黑人，坐了很久了，没有人搭理他们。女的想走，男随硬是不让，好像一定要在这里吃这顿饭。老舍转移了史沫特莱的话题，把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示意史注意邻桌的男女。史二活没说，站起身把男女请过自己的桌子，叫来跑堂的，毫不客气地质问为什么如此对待黑人，看得出来，她早已摆好一付决斗的架式，倘若对方敢于出口伤人，那她一定……。跑堂的终于没敢吱吜。无论如何老舍都十分佩服这位女豪杰，尽管他有时看她抽烟的姿式那么别扭。老舍忍不住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够意思！”


躲进松树林的小屋，对于老舍是一种十分的享受。他又去追觅那北平的风烟。《四世同堂》的第三部在稿纸上渐渐有了绉形。--日本鬼子的统治进入了最黑暗最残酷的年代，单打吃上来说，北平的老百姓就连杂合面也不易吃上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醒悟了，不再甘心由着日本人欺辱了，故事向着光明一步步延伸着下去了。


雅斗园的日子很快过去了，老舍又回到纽约，和曹禺和着租下房子，往下来。此时他们更关心国内的事情了。几次，曹禺问他，讲学期满以后有什么打算，他摇摇头，不想回到腥风血雨的内战战场上去。


“如果可能，我想多住一段时间，想把《四世同堂》写完，再写点什么。


抗战八年，我累得有点过了劲儿，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时间过得很快，圣诞节一过，便勿匆地到一九四七年。曹禺和老舍原订的讲学期已满，曹禺要先老舍回国了。


“真要走了？”一直到曹禺买回票来，老舍才真的意识到好朋友要走了，自己要一个人留在这间空空荡荡的房子中，和寂寞做斗争、和贫困、疾病、劳累、和一切想到的想不到的困难做斗争，只为的能有几天不被干扰的时间。


老舍起身，默默地帮助曹禺把一件件衣服收进皮箱，把书一本本拣好、捆上。


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有时，他会突然地站起来，把桌上的一件小饰物塞进曹禺的行李，有时，他会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天空，久久不发一言。直到汽车来了。老舍把行李搬到车旁，装上车。便拉住了曹禺：“我不再送你了，多保重吧。”曹禺看到老舍脸上抽了一下，见他眼角已经浸着一窝成水了。曹禺不敢再看了，怕自己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车走了。


老舍一直冲着远去的车摇手，摇手，摇手。


石垣绫子离开雅斗园后，一直和老舍保持着来往。而有一段时间了，夫妇俩决定星期日去看老舍。谁想到老舍住进了医院。


医院里，他们看见一张憔悴、苍老的面孔，他斜倚在床上，因为瘦削而突出来的眼睛怪怕人地看着进来的他们。


“你们真好，来看我。”


他们连忙扶好老合，到底是女人的心肠软，绫子背过身去拭着眼角的泪珠。


“怎么会弄成这样？”绫子关切地问。


老舍苦苦地一笑。他说什么呢？难道对他们说，他常常又想起那首《风筝》的诗；难道对他们说，他在梦中梦见了北平；去说他对中国未来的担心，对中国现在的忧虑。日本人投降了，蒋介石又翻出拿手好戏--中国人杀中国人。但分是叫人伤心的事，一古脑的全涌了出来。人便抗不住了。


“大夫说，是营养失调造成的。可我的脚老是生疼生疼的。怕是还要做手术。保不齐还要割下点什么。在重庆的时候，盲肠便被大夫割去了。这么宰割下去，等我进棺材的功夫，身上便所剩无几了。”他艰难地说着，但又永远忘不了那苦涩的玩笑。


这以后，绫子夫妇隔三差五地到医院探视，还要拣几件亲手做的日本点心带到老舍的床头。眼瞧着，手术后的老舍一天好似一天，老舍告诉他们，有个叫司徒慧敏的朋友经常来，他又可以很快地知道国内的消息了。因为在纽约长期住下来了，朋友们的信也纷纷而来。


“我的病快好了。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尸陈它乡。知道吗，也许中国会有一次顶大顶大的变化。”


“你的太太和孩子怎么样了？”绫子关切地问。


“白天的时候，他们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到晚上，他们就在我身旁边，陪着我。你们听过阿Q的故事吗？“接下去，他便讲起了“阿Q”。他喜欢这个形象，记不清有多少次，他热心地为大家朗颂“阿Q”。


“有的时候，人要有些阿Q的精神，做一个梦便知足了。”老舍讲完，便为自己做了番解释，最后才缓缓地说道：“何尝不想呕。抗战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三女才几个月。这次远涉重洋，第四个孩子不到一岁。前番好说，抛家出走是不愿做亡国奴，而此番，便没有那样的美名了。不管怎么说，妻一人总是独肩着家庭的重任，而将我解放出来，原以为，这样可以做一些大的事业。顶大是在'文协'给人跑了龙套，再就是苦写喽。”老舍出院了，他又像往常一样，经常邀请朋友们来舍下：“一齐尝尝中国菜。”


吃过以后，没人怀疑老舍是个优秀的厨子。


他又像在英国一样，买了一幅中国地图，挂在墙上，每当司徒给他带来好消息的时候，他就柠立在地图前，按着司徒说的，把一面面自己做的小红旗插上去。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了的北平披着节日的盛装，为了定在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男女老少早早地就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就在腰鼓和鞭炮声中，解放区的文艺大军和敌占区的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师了。


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隆重开幕。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兴高彩烈地走进会场，放眼看去，挤得满满登登的会场，可谓阵容强大，比起在武汉、在重庆，队伍大大地发展了。


周恩来逡巡着会场中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他知道阳翰笙此时此刻在想什么，知道周扬心里翻腾什么，冯乃超、冯雪峰、柯仲平、田汉、曹禺……，不管是敌占区的，还是解放区的，他都熟识。几天前，在审看代表名单时，他已经知道舒舍予还在美国。一定要请他回来。他永远忘不了这个朋友火热的心肠。


隆重的开幕式结束了，周恩来快步走到人群当中，一双双热情的大手抓住了周公。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含着泪水的。


“再也不用了。不用再东躲西藏地开个会，再怕什么特务来捣乱抓人了。”这是端木蕼良。周恩来点点头。他和他们同样地激动，这些人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为了民族的文艺事业献出了无私的一切。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对大家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稍停，他接着说。


“他一定会回来的！”


一辆黑色的轿车轻捷地停在北京饭店的门口，车门一开，周恩来走下汽车，走进了饭店。他乘电梯上楼，最后在一间房子的门口停下，轻轻地敲了敲房门。


“不会错吧？”他问秘书。


“就是这。”


“也许已经睡了，这么晚了。”周恩来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半了。


门开了。曹禺看见了立在门口的周恩来，不知有多么兴奋。他连忙把周恩来让进屋子。


“这么晚，我来打搅你，实在抱歉。”


“我还没睡。总也睡不着。想找个朋友扯一扯，又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又想起老舍。”曹禺沉思着。


周恩来在屋里踱了几步，沉吟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请他快回来。


我已经给他写了信，大家都写，总有他能收到的。”他望着窗外的星空，突然微笑着对曹禺说，“这是他的故乡。古老的宫殿、城垣、街道，他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对这，你也十分熟吧？”


“熟。”


夜深了，有几丝凉风透过纱窗，扑进屋来。绫子刚走进家门，便接到老舍的电话。


“我请你们吃自己烧的中国菜。”


听着话筒里老舍的声音，是那样高兴。绫子连忙回答：“好极了，好极了！”


绞子夫妇准点到了老舍在126街区的公寓，没进门，已经听见了阵阵剁菜的声音。


“快进来，快进来。”老舍把客人们让进屋子。屋子不大。收拾得很整齐，墙上还挂着郭沫若手写的象形文字的条幅。老舍告诉他们，这是在郭沫若受到迫害，不能发表作品的时候，他便埋头研究这些艰涩的古文字，以至后来，成了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今天，老舍的兴致高的不能再高了。连走路也恨不得蹦着跳着。一会儿，满满一桌子菜便摆了上来。


“这是叉烧、这是酱鸭，你们挨个地。”


两杯酒一下肚，一层淡淡的红晕便涂上了老舍的面颊。“告诉你们，共产党的军队过了长江，打下了南京、上海。他们正在改造城市，消灭犯罪。


我认识他们--共产党！相信他们有能力有办法。不但是一个上海、南京，还有全中国！”绫子笑了，这位“沉默寡言”的老舍，今天的话象是开了闸的洪水，汹涌奔来，想拦也拦不住。她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心境。他的坦直，他的天真象火一样温暖着人。


“中国人的苦难是那样深沉，现在这一切快结束了。再来一杯。”老舍又举起了酒瓶。


“你真的那么乐观吗？”绫子的丈夫问。


“或许还会有许多苦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是写不出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边消失了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绫子夫妇为这位朋友对祖国深沉的爱举起了酒杯。老舍一饮而尽，又把他们的酒杯和自己的酒杯斟满：“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


就在几天以后，老舍从街上回来，接到了一封信。拆开信，老舍呆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封周公的亲笔信，盛情邀他回国。老舍把信看了几遍，没错，周公是那么说的：回来共商建国大计。


很久了，被坚硬的外壳桎梏住的心灵，突然一下像冰融雪化，把浮尘冲得干干净净，露出了柔弱的心房。他委屈地哭了。他是那样炽热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而祖国爱他吗？今天，只有今天，他的血又缓缓地流回到祖国的血管中。


到旧金山的时候，正赶上“双十”节。华侨们分成两半，一半挂红旗，一半给蒋介石献剑。都是炎黄子孙，却因为信仰分成了敌对的派别。但不论说什么，哪个要说中国坏话，必不能容。老舍顾不得这些了，他尽量不被人注意，偷偷地跑到这里，再忍上三天，他就可以登上一条船，迈开回祖国的第一步了。十三日（十月）船启锚了。


十八日到檀香山。


二十七日到日本横滨。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


转月四日，老舍终于到了香港。他无瘕游玩，只是希望能快些弄到一张北去的船票。


一天，两天，老舍拖着病腿，四处奔走，只求一张船票，哪怕坐在甲板上。


渡日如年。从大陆上来的潮水一般涌到香港。纸醉金迷。老舍只看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在崩溃时的一瞬间。


终于，朋友来了，手上晃着一张小纸片。


“票！”


“我都快疯魔了。再买不着票我便跳海，太平洋大我不跳，跳也要跳在中国的海里。你说是吧？”老舍看着船票象是看什么稀罕的宝物。


进码头，上船，检查，终于，船开了。老舍安然些了，设若不翻船，不触礁，即便走上一年，终究也会到大江口的。船小浪急，船过了上海，便飘了雪花。细细一算，可不，已经是冬天了。伏在甲板上，看着翻腾的海水，听说，只有快靠近岸边了，海水的颜色才越变越晶滢，越蓝。


十一月九日，他又象往常一样注视着前方，海水的颜色没变，海鸟叫着，在船的后面紧紧追着。他不象刚上船时那么安然了，心里浮燥的很，气儿也愈发地不顺。倒水把手烫了一下，走路把腿撞在了门上。要是有好脚力，非把门框踹进海里，老舍想着。


“看啊！”


乘客涌上船头。


从远方的水面飘来许多冰块，雪也落的急了。


“快到了。”一位老人，比别人多着航海的经验，自信地说：“海一般是不结冰的，这些冰都是从河里、江里飘进大海的。”


老舍情愿相信这是真的。


果不其然，在慢慢悠悠行进中，终于看见了地平线上渐渐隆起了一条深颜色的大陆。船拉响了汽笛，预告到前方就是海河口了。


岸越看越清楚了。


老舍仰起头，让纷纷落下的雪花融在脸上，浮燥的心静了下来。多少人望着海岸，落下了一行行热泪。欢呼着，雀跃着。老舍转过身，向自己的舱房走去，一边走，他一边自言自语地叨唠着：“不算晚，不算晚，我终于回来了。”他坐回舱房的椅子上，两手抱住头，全身心地浸在那苦乐参半的回想之中去了……


船头笔直地驶向海岸。


海鸟追逐着，争先恐后地向岸边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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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要开年会，每年都要纪念鲁迅。今年，一切照例。只是从“陪都”传到北碚的消息，那样令人不安--冯焕章将军彼软禁了，冯先生携古琴隐居了……。从成都回来后，老舍一直没见到冯先生，心里十分惦念。老舍从医院出来，安顿好家，便要进城料理“文协”的事情。妻从敌占区逃出来，沿路所见所闻，过重庆的时候感觉尤为特殊，一种模模糊糊的危险感似就在四周潜伏着，经过几年离乱的妻，多想有几年安安稳稳的生活啊！晚上，妻倚在床头，缝着孩子们的破衣，鼓了半天劲，才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明儿就进城？”

“嗯，去去就回。”老舍仍埋头在稿纸堆中。“能不能不去？”妻停下了手中的针线。

“那怎么行。”老舍回过头来。看见妻苦愁的脸孔，心下明白了。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自己长着眼呢，我还有耳朵。”妻扭过脸去。

老舍放下了笔。稍倾，他说：“本来不想和你说，干吗老叫家里人提着心吊着胆呢。就是那天我跟你讲过的张道藩，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我拿他当朋友，他当面和你嘻嘻哈哈，转过脸就给你背上插刀于，就这么个玩艺儿。说起来，国民党里这路人不在少数。沾共产党边儿的作家，叫他们撵跑了，挂点红色的作家让他们下了大狱，也就剩我了。你说，'文协'的事我再不管谁还管？”

妻通事理，只是顾及到丈夫的安全。


“可你一个人……？”妻的不安。


“有事我会找周公馆和郭老，茅公他们商议，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张道藩的那一套就叫做螳臂挡车，自找现眼。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老舍用手比划了一个“八”字。


妻同意地点点头。


“现而今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到过重庆，见过那灯红酒绿，达官贵人照着在北平，在南京，在上海的样子，一丁点没变，反倒是更无耻，更挥霍无度。有这么一首民谣：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口吃两江水，笑贫不笑淫。说民风不古，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光是日本人，咱不怕！可惜了，中国败就败在，自己人整日里捏故自己人。咱不能捏故人，却也不能让人家捏故，所以，绕了个大弯对你说，'文协'好歹护着几百个文艺家，不让那些个特务警察轻易地捏故。记得周公老挂在嘴边的一句活：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我明天还要进城的道理之一，“那一定还有道理之二呢？”妻被丈夫一板正经地“解说”逗笑了。


“第二嘛，就是什么人出面都不合适的时候，那么，必定是由舒舍予出面最为合适。”舒舍予故意在妻的面前气昂昂地走了两圈，停下来，昂起头，摆出一副大人物演讲的样子，说：“，怎么样，象吗？”


“像！”这是三个孩子齐声回答的声音。


没发现的功夫，三个孩子全偷偷地跑到父母的房门口，向里窥看。


十月十九日，《新华日报》登了一则简要的消息，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文协”于今晚7时半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晚会。


不到五点钟，老舍便提前到了会场。前两天，为了纪念鲁迅的事，老舍从北碚到了重庆，翰笙和以群立即找到他，告知，鉴于最近一个时期，情况非常，冯先生也不能到会参加。所以，这次纪念会不易规模太大，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老舍颇不以为然：“一个张道藩乱不了大事。他们现在还不敢！”“舒先生，不敢固然好，我们只是为了预防万一。这是周公的意见。”翰笙含笑地看着老舍。


会的规模就这么定下了。但老舍心里很别扭。多长时间了，“文协”没再举办较大规模的集会了，原指望借这次鲁迅先生六周年祭，大家都来聚聚，至少通通消息。把这一年多来文坛的沉寂冲得淡一些，没想到……。老舍打心眼儿里敬重周公，便不再多说。然而他真真地认为，周公他们把张道藩之流看得太厉害了。


天上挂着一层濛濛的细雨，好象早上才散开不久的雾气。老舍并没拿雨具，向中苏文化协会急急走来。就在他拐过弯的一刹那，凭着他那十分“迟钝”的反应，已闻出一股异样的味道。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突然间增加了大批警察，一些樟头鼠目的家伙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身份，凶神恶煞地立在街上，一百多米之内的地方布满军警宪特，如临大敌。


“你是舒舍予吗？


一个身着便衣的人拦在门口，挡住了老舍的去路。


“有事吗？”老舍压着怒气。


“请。”


便衣伸出手，示意到旁边一间房子。


秋雨萧萧，“文协”的朋友们撑着伞三三俩俩快步而来。没想到，大家都是那样渴望着每次的聚会，尽早地来到会场。拦在门口的军警好象接到命令，并不阻拦。一会儿，小小的会场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但人们发现老舍还没有来，这似乎不是每次开会的惯例。田仲济站起来了，接着好几个人站起来，四下里寻找老舍的踪影。但在每扇窗户，每个可以进出的门口，只有军警追巡的身影。


“我们被软禁了。”有人突然大声说。


会场里顿时鼎沸起来，不断有人新从外面进来，加入到乱纷纷的猜疑，困惑的议论和争执中。


在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便衣和老舍的谈话似乎已经快结束了。


“我们不希望把事情弄僵，所以还要请您帮个忙，这很容易，您去说一下，会不开了，什么时候开再通知。您看如何？”便衣说。


老舍坐在房子中央的椅子上，抽着烟，一副悠闲的样子，在他心里却搅腾的厉害，果真没出周公所料。但，老舍还是不信。他拿出往日的手段--软磨硬泡，只要耗得住，最后，也还是能开，这样的事他经历过几回了。


“您看，这人来的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就到了，说不上几句话，再吃点喝点，闲聊一会儿，也就散了。有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行！我已经告诉你了，会绝对不能开。”便衣不再“客气”了。


“这算开得啥子会议哟，摆摆龙门阵，喝碗茶水，有啥子犯法的行为哟。”


老舍学起四川话，企图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便衣不再多说，一摆手，跑进几个警察特务，围定了老舍：“如果再不散会，我便要执行命令，将你们一个一个押回家。”“啪！”老舍终于拢不住火了，拍案而起：“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


为首的便衣怔住了，没想到的是，这位黄脸瘦小的书生，一副弱不经风的样子，居然……


老舍向门口走去。


“请留步。”便衣上前，拦住去路。


“我要和大家说说吧。”老舍乜楞了一眼便衣。


“你写个条，我让人送到会场去。”


“既然如此，条我也不写了，话我也不说了，咱们就这么耗着。”老舍又坐了下来。


便衣大约觉得是自己太拙了，便凑过去，低声说：“您去吧。不过有个条件，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干些别的。”


“千什么？”老舍反问。


“比如，煽动作家们，因为这件事对当局不满，等等。”“还用谁煽动？！”


老舍说完，径直走出屋子门口。


老舍一出现在会场，喧闹便平静了下来。


“让老舍讲讲。”


“让舒先生讲几句。”


老舍站在大家面前，向门口看了一下，发现大批便衣特务已涌入会场，虎视耽耽地盯着会场中的人。


“这是怎么个话头呢。咱们约着来喝茶，人家说咱们是阴谋，不让开了……。”


那位为首的便衣已经进了会场。老舍看出来，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了，他挺身站到一把椅子上，大声疾呼：“公理何在！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特务们张牙舞爪扑向开会的人们。有几个特务在那便衣的指挥下，直冲老舍而来，一把把老舍从椅子上架下来，拖着便向外走，老舍一面挣扎着，一面大声叫着：“我是主席，跟我一个说！不关别人的事，不准胡来！”


腥风血雨过后，在文化之园留下了点点血迹……


又是空袭警报。断水。断电。


“嚓”，不知是谁擦燃了火柴，立刻便有人递过来常备着的油灯。如豆的光，亮了桌上的残食剩酒。


“再来喝。”一个瘦小的身影扶着桌子站起来，摇晃了一下，又扶住桌角，举起酒瓶。


刺耳的警报器，远处炸弹的轰鸣，高射炮的射击，似乎对于围着桌前喝酒的人们毫无触动。


倒完酒，那瘦小的身影又跌跌撞撞坐了下来，迷漓的目光盯着灯炬，自言自语吟起诗来：“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用心当骨头，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舍予兄，诗好哇，好哇。”是许寿裳的声音，已满带了泣腔。“寿裳兄，仲济兄。”老舍伸出左手按住许寿裳的手，伸出右手按住田仲济的手，说：“不如去做个山野之民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老舍举起杯一饮而尽。没人劝他，只是一个接一个，默默地把自己杯中的酒倒进肚里。


“苦酒哇。”许寿裳在抽泣。


“苦、苦。”老舍斟满了自己的杯子，又是一饮而尽。他丢开酒杯、伏在桌上。


“我热，我热。”许寿裳扯着自己的衣领。


萧伯青连忙跑到窗户前，推开窗户。警报停了，高射炮不再射击了，探照灯熄了，喧嚣的世界好象一下子停住了，时间的指针也不再跑了。夜，静极了。


是谁？突然地从心底深处撞出一声泣号，接着，便是号啕大哭，撕开了沉寂，撕裂了人的心扉。


老舍醉了。


老舍哭了。


老舍的心碎了。


从那以后，便有人传说“老舍隐居”了。


“文协”没忘了老舍，老舍也没忘了“文协”。他还是“文协”的总务部主任，他还在苦撑着这个破摊子，像往常一样，四处奔波。只是“文协”从表面上看没前几年那么火红了，老舍自然也鲜于出头露面了。


如果说归隐林下，那北碚蔡锷路的公寓就是舒老舍的林下。每逢傍晚，他总爱坐在竹躺椅上，硕大的芭蕉扇不停地扇着。妻下班了，儿女放学了，一种散淡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常常叫老舍忘了这是生活在战争期间。今天，老舍格外地激动，妻下班一回来，他便迫不急待地告诉她，“明天我要去重庆，或许一半天就回来。”


“又是什么事？”妻有了两年前的教训，由此对去重庆格外地留神。


“你猜猜。”神采飞扬的老舍。


“又是去求哪位财神爷给'文协'捐点款子？”妻不以为然，淘米洗菜，尽着主妇的职责。


“不对。”


“我也没功夫猜，反正这年头什么事都得留个心眼儿，不能……。”


“好啦。'文协'和文化界的朋友们要给我过个生日，四十五岁的生日和创作生活二十年的纪念日。”老舍兴奋地说。


“真的！”妻一下丢掉了淘米筐，为这好消息高兴。


入夜，睡在一旁的妻也挂着笑睡着了，老舍却久久不能入睡……


打前年，中苏文化协会一场混战，彻底把老舍的脑子打清楚了，对于蒋介石的政府老舍失去了完全的信心。为着不叫朋友们失望，“文协”他还撑着，但他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写：《归去来兮》完了事之后，便是《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桃李春风》，算了算，话剧写了总也有七、八个之多了，叫自己满意的，一个没有，左思右想，打去年（1943），老舍又来了个回马枪，写开了小说，这回的名字叫《火葬》。几年没写小说了，老舍非但没有生疏，反而象上足了发条的机器，憋足了劲儿的气球，一个劲地奔纸上写，眼瞧着，一摞摞槁子往厚里码，谁看了谁心里不高兴呢。好几年没见老舍小说的读者们，终于又看到了老舍那十分幽默的文字，。虽然《火葬》是写战争，是写抗日，但仍然幽默，这，读者们就够了。


老舍不这么觉着，他磨磨笔，要拿点有份量的“玩艺儿”让人们看看。


他摆出百万言的架式，每章一万字，共计一百章。他不担心能不能写完，如果写济南，写青岛，写重庆，甭说一百万字了，能凑出一万字就算不错，可眼下写的是北平。他拿出一付图一～小羊圈胡同，那不是胡画出来的，这是闭着眼也能画出来的小杨家胡同--主在这，长在这，还有不熟识的。那窄窄的胡同口，真真的一个小杨家胡同。他预备着把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放在这，还要把做小官的、拉洋车的、票友、教书的，当警察的一古脑全扯进来，掐着指头算起来，总也有六七十人物吧。老舍要在他们本来平静的生活中放进去“被侵略”“被奴役”“当亡国奴入的悲剧，在这个悲剧面前，每个人个顶个地过上一遍筛子，分出三六九等，人兽之辈。


这少有的兴奋激动着他。可明天，他要放下笔，去会会朋友们。


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扫除法西斯细菌蚁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衰。


是舒绣文甜润的嗓音少念出沫若先生敬献给老舍的“桂冠”。


献歌、献舞、献艺。


人们敬重他，爱戴他。


白杨来替茅盾向老舍献辞：“……我们期待着他的更伟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亦祷祝他的沉着坚毅的精神和意志终将战胜一切--连病魔也在内，领导着'文协'走上更加团结更加开阔的坦道！”


谁都看得出来，几百个名人前来贺寿，不都是冲着老舍的文名而来的。


冯玉祥先生来了，大手握定了老舍，只有两个字：“佩服。”


沫若先生大笔一挥--笔摇五岳富少舫来了，他预备下了大鼓书：“今儿是您的喜庆日子，您随便点，我这给您候着。”


曹禺来了，夏衍来了，邵力子先生来了。而没来的和道远来不成的，早早的就把诗啊、辞啊发表在报刊上。甭说，张道藩、潘公展也一定来了。但分有脸面的事，哪一回能把他们拉下呢。


老舍对于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的到来，并不十分热情，只是淡淡地点了个头，算是招呼打到了，欲要转身忙乎别的，张道藩却唤住了他：“舍予兄。”


老舍站下来。


张道藩在文人堆里，翻筋斗竖倒立也十来年了，对于文人的这点子习性也算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软的，奴颜媚骨，摇尾乞怜，甭说旁人瞧不上了，就连主人也嫌弃；硬的、楞是宁折不弯，一点通融的余地都不给自己留；不管是软的是硬的，张道藩都十分自信有一套从容相对的办法。而他认为最难对付的是这位舒夫子。说愚不愚，说朽不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说的话总是那么跟劲，叫你找不出毛病，连火也发不起来，轮到他火窜上来的时候，要骂便骂，要卷便卷，从不客气，最叫人恨的就是--他跟政府不一条心！


心里恨不得一刀攘死舒舍予的张道藩，把老舍拉到僻静些的地方，低声说：“前方战事又紧，'文协'似应早做准备哟。”


老舍不兔一楞，这样的消息从张道藩嘴里出来，一般是比较可靠的。


“您的意思是政府还得迁移，'文协'自然还要跟着政府走？”


张道藩并没正面答复老舍的疑问，只是把情报部门告之的日军准备进行“重庆作战”的消息说了一遍。


“还能往哪儿撤，再撤就撤到外国去了，中国就要亡完了！”本来挺高兴的老舍，心里一下象是被堵住了似地，别扭透了。


一阵掌声，算是把老舍救了。他抬起眼才明白了，眼目下这大好几百人，说说笑笑欢聚一堂，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在给自己祝寿，而老寿星自己却……。老舍自忖着，也不由地跟着大家伙拍起巴掌，为富少舫精湛的表演艺术大声叫好。


张瑞芳、魏鹤龄致词。这些演员们大都在老舍的话剧里面扮演过角色，早已和这位面慈心慈的大好人厮混的熟的不能再熟了。他们吃过舒老舍慷慨解囊的“云吞”、“抄手”，听过他讲述自己写戏时的意图，因为是京腔。


和推广的标准普通话又有着十分近似的发音，人们便都以为舒老舍的发音算是天下第一字号的标准了。（甭说不少中国人这样认为了，就连外国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老舍为英国的一家唱片公司灌过唱片，后来，许多学习汉语的英国佬便认为，这就是地道的“中国话”。其实，这是不对的）


从来参加活动的人来看，看出了老舍的人缘儿，那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大鼓、相声、武术、魔术、京戏、艺人云集，胜友如云。一曲太平词，唱的老舍感慨系之，一扫愁云。


“舒先生该讲几句了。”郭沫若躬身相请。


巴掌声中，老舍站了起来，望着盛况的会场，他一时变得笨嘴拙舌，不知话该从那讲起了。他费力地往旁边挪了挪身于，抬起头来，望着大家，一会儿又低下头去，良久不能成言。一会有人瞧见在舒老舍的眼角闪着晶莹的泪，他终于抬起头来，他颤抖地对大家说：“我谢谢朋友们了。我有什么地方值得朋友们这般厚爱呢没有！只是二十年来，历尽艰苦，很不容易，朋友们为着这不容易，特来鼓励鼓励我。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才不使朋友们的鼓励没鼓到点子上。”朋友们鼓掌了。噙着眼角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老舍竟然像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朋友们的掌声更急更烈了。


这，给了他温暖，给了他勇气，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希望。既便是再苦再难，曙光就在前头！


靠近年根儿了，提着心过了一年的人们又惶惶不安起来，继尔，惶惶不安变成了躁动。从春末夏初开始的战役一个接着一个，日本人总是在进，国民党军又总是在退，终于，日本人又占了贵州的都匀、独山，重庆已经是兵临城下，朝野上下，言战者言和者都缄默了，只有言逃者议论纷纷，看来，再迁都一事无可避免了。人们有了撤退逃难的经验--宁肯早走也不能晚走。立时，重庆的飞机票价，汽车票价涨了几倍。


本来挺安静的北碚也乱了起来，人们就真跟听见了日本兵皮鞋上的铁掌声似的，咬着耳朵替日本人的凶恶做着义务的宣传，抻着脖子传播着城里听来的有关撤退的消息，这路人永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们的话却能动摇着人们的心。


妻上街回来，带来了那些经过渲染加工的消息。老舍听着，颇不以为然。


“真是料事如神啊。”听完了，老舍由不得自语了一声。


“谁？”


“张道藩。”老舍丢下笔，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再次被张道藩之流的行径所激怒。“不幸的是，这次又让他言中了。八个月之前，他们一听到战争告紧的消息，便做好了它去的准备。一群混帐的玩艺儿！仗，要别人去打，牺牲，要别人去牺牲；官，要自己来做，这便是今日之官场。”


正碰着萧伯青进来，递给老舍一封启开的信：“他们叫你先走一步呢。”


老舍看了一遍信，把信还给伯青：“你先走吧。”


萧伯青双手抱臂，一屁股坐了下来：“那儿我也不准备去了，我就在这待下去了。”


“啪”。老舍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叫道：“我也决不西行一步！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说完，他似乎一下平静了，车转身子，安然地坐在案头前，一笔一划地写着《四世同堂》。


每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了，当他走到门口、必定会发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当天的《新华日报》--为了不致连累老舍及其它的人们，《新华日报》机智的报童们总是乘着天未亮的时候，就这样，把一份份报纸塞进门缝--他用五分钟浏览一遍，放到一边，待回头细看，便在小院伸胳膊动腿，打上一路太极拳，待到额上出了些细汗，他便收了式，吃早点。过后，便是写作了。此时，他几乎丢下了一切其它的，只就《四世同堂》了。写一会儿，他一定会自己拿扑克牌玩一通过五关，然后再写。午睡。下午再写。晚上再写一会儿。


市面上传来的消息，几乎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昨晚上听见了日本的大炮声。政府各机关已经离渝，委员长飞去春城……。这一切和他就好像压根儿没什么关系，他的心全沉在小羊圈胡同的风云之中。


“您可真稳啊。”伯青笑着，只要老舍不走，他心里甭提有多踏实了。


老舍眼一迷缝，嘿嘿一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惟有文章可以常留人间。有撤退逃乱的功夫，十本小说都写好了。”


伯青笑了。他要告诉老舍，“文协”一切如旧，朋友们都十分记托他，惦记着他手头上这部长篇。


都过了年了，也没瞧见日本人再向西，向南迈一步，其实谁也都瞧出来了，日本人已经是强骛之末，气数尽了。而委员长的心也早不在打日本人的事上了，他更关心、一旦日本战败、能否一鼓作气、平定内乱，定天下于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说实在的，委员长并不担心军事上的问题，这一两年，精锐部队围定了延安，只等一声令下，拿下延安易如反掌，而太多了的民主力量却叫委员长伤脑筋，别说外地的李公扑、闻一多、田汉等等，单就说天子脚下这伙人就难以摆布。为此，委员长训示张道藩、潘公展、梁寒操、务必控制文化艺术界的形势。


一月二十五日，周公自延安返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为国事会议做一准备。应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第二天，中国民主同盟便率先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紧跟着各党、各派、各知名人士纷纷恳请政府接受建议。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召见阳翰笙，要求文委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建议。


《文化界时局进言》很快便写出来了。郭老和翰笙便兴冲冲跑到北碚找老舍，他们准知道老舍不但会赞成而且会积极支持这一事情的。没敲门，郭老便推开了蔡愕路寓所的门，大声叫着：“客人到了，还不出来接一接。”


“郭老！翰笙兄！”老舍一下丢了笔就跑了上来，一把抓住两人的手：“不易不易，二位光临寒舍，我乃荣幸之至啊。”


“叨扰、叨扰。”翰笙凑到火盆旁边，拨动着炭块：“您这炭火着的不怎么样嘛。”


“有点就比没点强。甭看就这么几块木炭，屋子里就能待下人了，您说是吧，郭老？”


“我们都是四川人，没觉着这屋子里非要生火才过得去，在我们四川，您这算一种高档的享受了。”郭老笑得开心极了，稍倾，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掏出《进言》的稿子，往桌上一放：“您看看这个，同意，就把名签上。”


“'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甭说，这准是沫若先生的大作了。老舍念了个开头，便猜准了是出于郭老之手，他迅速地将全稿看了一遍，将稿子放在桌上，长舒了一口气，说：“好是好极了，谁能听你进的这一忠言呢，别多了，这上头能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兑了现的，就很不错了。”老舍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继续说道，“就这一条吧，'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不是明摆着要从人家手掌上抢权吗？幻想呵。这几年，我是从一点一滴开始认识他们的。到了，还是让我把他们看清楚了。说句心里话，真要有个民主的政府，才能保障充分的自由。”


郭老和翰笙同意地点点头。


“走，我们去复旦走走，多找几个人签名，把声势搞得大些，打不着他们也吓他们一跳！”


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了《进言》，在文章后面排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哲学、法律、历史、教育、出版、语言、社会科学界、文学、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三百一十二人的签名。


一夜未眠的张道藩，倚在沙发上，闭上眼，他想在咖啡送来之前，能闭上眼休息个五分钟。委员长的训示，他不敢有半点怠慢，已经有两天了，他在草拟一份非常严厉的计划，让文艺界在高压政策下俯首贴耳，尽管他知道，这也许并不能奏效，但是或许可以解解燃眉之急，至少不让这些文人跟着周恩来的调子唱出什么不好听的歌来。


厚重的门上传来几声“笃笃”的敲门声。张道藩因为没能享受到五分钟的休息，而恶狠狠地骂道：“进来、浑蛋！”


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放到张道藩面前的茶几上，又把一摞当日的各种报纸也放下，低声地询问道：“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张道藩挥挥手，服务员退了出去。


张道藩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先从报纸堆中拣出那份最叫他头疼的《新华日报》，他必须得承认，他几乎有一半的精力是化在与这份报纸做斗争的事情上。第一版上的各种消息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当他翻开报纸，看见了《进言》，扫到了后面黑湖糊的签名。他简直不敢相信，额头上即刻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双血红的眼睛在字里行间寻觅着，思忖着。当然，他完全明白这篇进言是周恩来记者招待会上演讲的翻版，或者说是呼应，而最叫张道藩难堪的却是几乎代表着整个知识界的三百多人的签名，他已无法再向委员长交待，而且，还有几个知己的亲信也混迹在里面。他火冒三丈，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找到了华林，张口骂道：“你吃着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服务，你这个饭碗还要不要？”


听筒里传来华林唯唯诺诺的声音，华林几乎是要哭了出来，最后干脆哭出声来：“我，我被郭沫若他们骗了。”


“你，你马上给我登报声明！”胀道藩啪地挂电话。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动员签名者发表声明，把共产党、郭沫若打过来的巴掌，再回敬给他们，他第一个便想到了老舍，他知道这个法码在天平上的份量，他要所有的宣传、文化官吏们出动，说服签名者，而老舍，他决定自己亲自去。


“我们去登一登缙云山。”


开门见山第一句，张道藩并未提别的事，只是邀请老舍一同爬山。老舍无法拒绝，一同慢慢地向绪云山口走去。


“舍予兄，我们之间这几年可能有了一些误会，来往也渐渐地稀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是把你当做自己的挚友。”


“不错。所以，我要直言相告，《进言》的事，是我个人在极其情愿的条件下签的名，此其一。其二，我不会像华林一样，去讲什么自己上了什么人的当，受了什么人的骗。”


张道藩被老舍的“先发制人”弄楞了，停在上山的石阶上，上不是下不是，真恨不得一枪打死眼前这个穷酸文人。


“道藩兄，我们是上山呢，还是下山？”老舍嘲弄地看着。


“上山！”张道藩硬着头皮，向山上爬去。


绪云寺的太虚和尚迎接了他们，陪着他们在各殿参观了一番。张道藩一声不吭，铁青的脸上挂着一层阴霆。吃过素斋，张道藩辞退了僧人和随从，把老舍拉到山顶，挺着阵阵迎面而来的寒气，大声问道：“舒老舍，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一分钱没给，可给了我希望，你知道吗，希望！”两人默默地互相看着，谁也不再“喊”下去了。在目光中既找不到那种信赖的目光，也找不到那种仇视的目光，有的仅仅是一种陌生，一种诧异的陌生。


张道藩终于拂袖而去，再也不回头看上一眼。


漫长的七年，老舍在中国繁杂的社会中，终于摒弃了一些，又终于选择了一些，一九四六年，由美国文化处官员费正清提名，小说家舒舍予，戏剧家曹禺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密布。老舍和曹禹登上赴美的轮船，眼望国势日衰的故乡，优心仲忡，当汽笛鸣了，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只是在心的底处，默默地叨念着，再会，中华大地！


再会，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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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挨着爱长荷花的翠湖，青云街便似闹中“偷”得了几分静，而青云街的靛花巷又是一个深藏而又狭窄的巷子，静，就显得有富余了。再来看看巷子里住的人--罗常培，著名的音韵学家汤用彤，哲学和佛学家；历史学家郑毅生；统计学家许宝騄，外语教授袁家骅；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书念得好，而今不用再“念”了，靛花巷就更加冷寂了。

而这几天，巷子里来往的人多了起来，差不离昆明的文学大豪们都来了个过儿，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卞之琳，等等，不究底细的主儿，准以为是这些个人们把笑语一古脑带进了靛花巷。因为，巷子里见天的热闹，赶上了过节过年。

老舍终于抽开了身子，跑到了昆明。住进了歪毛儿的家。过去是朋友的，便透着分外的更熟，而新认识的，立刻就成了朋友。老舍不停他说，不停地笑。很久了，他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一离开重庆，他就好象脱出了樊笼，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他到昆明来，除了杂事之外，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静下来，完全没有干扰，连蓬子研墨的声音也听不见，仔仔细细回顾一下，以便决定再抬脚的时候，是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

舒舍予有共产党的朋友，有国民党的朋友，是朋友，他从不分哪党哪派。

因为，他交的是朋友，而不是党派。执政党他不尽意巴结，在野派他也从不挤兑，这是他做人儿十年的规矩。人家说，结实的身子骨是爹妈给的，而庆春妈还给了庆春一个好的品德，这也是北京人的品德。而老舍交朋结友要的是两条：为人直正，互相尊重，这后一条对于讲究礼仪的北京人来说，含着的内容就多了：不给人难看，宁愿自己吃亏，不能把面子丢了，不能驳人面子，人敬一分敬人十分，君子报德不报怨，……。


最令人不解的是，看人从来不打眼的舒舍予，近来，对张道藩颇生出几分不满。因为和冯先生的来往，和周公的接触，重庆四处恶语纷纷；说什么“老舍叫共产党收买了”，“文协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更有甚者，把个老舍和“文协”说成了赤色的共产国际等等。而最后老舍终于知道这些无事生非的话大都是出于张道藩一伙的嘴。老舍打心底里学了起来，他真恨不得当着张道藩的面痛痛快快地卷上他一顿。这一些还没使得老舍心里不踏实，而真正让老舍吃不下，睡不着，没着没落的却是一种感觉，说又说不清，看又看不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周围，萦绕着，撩拨着，挤压着，逼迫着……


他再不能在自己寻找的中间道路上走下去了。张道藩的咄咄逼人，华林不择手段的刁难，限制“文协”的活动，这一切都迫使老舍要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开战”。此“战”今日不开，明日也要开，不过是早晚的事了，这一点老舍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只一点，这面子总是难以抹开。“开战”象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却又抹不开面子，这便是老舍忧心重重的因由。


虽说是盛夏，却因为春城的不燥不炽，老舍不得不庆幸逃出了“炼狱”


般的“陪都”。他不能不说滇池美，谁不知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长联，却怪着翠湖太小哩。他一边立在高处，望着入眼的浓绿，赞叹着静秀可喜的昆明，又挑扬着“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老舍看了昆明，心里头惦记着苍山洱海的去处，巴不得能有一个机会四处走走。为了不负此行，他抓紧了时间，讲了一通“抗战的文艺”和“文艺抗战”之类的问题。便随着“歪毛儿”奔了他的乡间“别墅”--龙泉村。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一班子知名度极高的大教授都在这汇了齐儿。


龙泉村满带了最南方的味了，竹子长得树一样粗，千年才开一次花的铁树，绕世界都是水塘，卵石铺成的小路，常培用手一指：“到了。”


从村里传出一阵悠扬的琴声，宛如清流急湍、秋风籁籁，琴曲典雅古朴，行家听得出这绝非是个平庸的琴手所为，舒舍予不禁驻足细听。


“走吧。”常培拉住老舍，神采飞扬他说：“一会儿，我给您介绍介绍，海军大将查阜西，天下第一琴师。”


说着两个人走进了村子，径直来到一处院落，琴声不绝如缕，从院落深处传出。舒舍予跟在常培身后，一头闯了进去，却撞在了常墙的背上。敢情常培止住了步，正瞪着眼睛往院里瞧呢。


在院当中的大杏树下，有两位弹琴吹萧的。吹萧的那位人高马大，不象是个吹拉弹唱的闲散主儿，倒象个孔武有力的军士。两人并不在意旁边是否有人观赏，只见双眼微闭，只有琴声，萧韵索绕不绝。老舍听得呆了，真没想到战云密布之中还有“神仙”去处。琴停萧止，常培向前跨了两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我从小的朋友舒舍予，老舍！这位是彭先生，这位是方才我对你说的海军大将查阜西，查先生。”


人高马大的查先生急忙站了起来，一把握住老舍的手：“幸会幸会，先前总是听罗先生说，一直未能见面。这回一定要多扯扯。你是从大城市来，我们这是乡下，请不要见笑才是哩。“认识还不到二秒钟，查阜西诙谐的话语已经是脱口而出，透着一股子豪爽热情的劲头。老舍乐意和这路人膘在块堆儿，他伸出一只手向上比划了比划：“海军大将，您这是哪的话呀，您能认识我，那是我的造化。这么着吧，我们北京人有句话形容朋友好，叫'割头不换'，割头咱们是不敢，不过，把咱俩这个头匀匀还是可以的。要不然，我整天够着跟您说话，还不把我抻死。”


“哈哈……。”


院子里的人都笑了。查阜西一抚琴弦，说道：“为了舒先生的到来，我再次献丑，'高山流水'吧。”


一曲《高山流水》，四座皆惊。


在以后的日子里，舒舍予和这位海军门里出身的，专事研究古乐律的大汉交下了生死之交。


黄鼠狼专咬病鸭子。身子板本来就不十分结实的“歪毛儿”一到龙泉村，便趴了架。舍予不含糊，楞把所有的邀请等一概地辞了，守着“歪毛儿”，一边写着一出三幕六景的话剧--《大地龙蛇》。戏是重庆东方文化协会委托写的。这时的老舍已经是写过几出戏的写家了，可话又说回来，没有一出令自已满意。现下这出《大地龙蛇》写起来也是笔调枯涩，只好不时地放下笔，瞪着眼发呆。每每逢到这种时候，查先生就跟猜着了似地，打一边儿冒出来：“走，鼓琴舞剑，吟诗喝酒！”


不用多催，老舍准起身就走，酒逢知己千杯少--这路事还有不去的。


花间月下，要不树下林旁，并不拘着白天晚上，只要兴致所止，查先生必定拨弦而踩，舍予仗剑而舞，音急剑速，音缓剑慢，曲终收剑。总要喝上两杯，论一论古今。这也叫老舍暂且忘掉了“文协”那一摊子的烦恼事。渐渐地，罗常培病好了些，老舍又禁不住想走动走动。查先生一拍胸脯：“走，您呐！”


两个人就奔了苍山洱海。


“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看过了这大理的四景，许是倒霉催的，游洱海没瞅见月亮，看苍山没瞧见白雪，就连下关的风也没碰上，只好歹看了看上关的花，来去匆匆，也叫得上是走马看花了。因为惦记着“文协”，便催了查先生回昆明：“我这也是一辈子的劳碌命。在重庆我真恨不得把'文协'的事甩给谁，谁爱干谁干，我是不伺候了。等到了云南不是，您猜怎么着？这人就跟烙饼似的，翻过来颠过去，总较磨着该回去看看，尤其是这几天，我是一刻也不想呆在这竹楼山寨之间了。赶明儿，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专门来往这种竹楼，住个新鲜劲吗。”


要不说查阜西是“知音”呢。老舍心里一起急，老查立刻去找人找车，风风火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查家的天塌下来了呢。


回到龙泉村，便赶上过八月节，常培的病已好，于是两人共同出钱，招待大家。中秋月下，足足实实摆了一桌，老舍宣布完，筷子便动了起来。老舍一路说下去，感谢大家的款待，今儿就算和大家告个别，有功夫到重庆，欢迎大家来玩。最后，他指了指桌上的菜，笑着说：“我的话完了。诸位，破着老肚儿吃你的！”


龙泉村的“居民”还真舍不得舒舍予走呢。他带来了欢乐，调剂了刻板的研究生活，又叫人们在贫困与困扰之中得到了一份温暖。于是，人们步行着把老舍送回昆明市里，送上回重庆的飞机。


老舍爱动感情，透过小圆窗户，望着机翼下渐渐变得小小的送行的人们，他的眼角潮湿了……


“有福之人不用愁”。


别人找老舍，踏破了白象街寓所的门槛，还是没见着，光是托姚蓬子转给老舍的便笺、短札加起来也够了一捆。可阳翰笙找老舍，那真是赶了寸劲儿。老舍前脚跨进门槛，没容把大气喘匀实了，阳翰笙后脚便跟了进来。


“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要是再不回来，我这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


这几个月，老舍想的多了。他想过不干，想过躲起来，想过再去教书，可后来，什么也挡不住他回来的决心，他不但要回来，回到“文协”，还要象象样样地把“文协”支撑下去。此时，他把阳翰笙让到竹椅上坐下，急切他说：“有什么安排？”


“好。周公指定你负责组织给沫若先生祝寿。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


意义毋须阳先生多讲了。老舍也明白他代表着什么人。“皖南事变”后，文艺界一落千丈，往日为了抗日那股子轰轰烈烈的劲头不知哪去了。老舍知道，一旦涣散下去，散了的沙再难拢到一块了。这大约就是周公心里的主意吧。


“我这就去！”老舍说着站了起来。


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檐前挂上了一枝硕大无比的毛笔，还刻上了“以清妖孽”四个碗口大的字。另外，还挂了一面不大的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一笔一镜仿佛成了门神，能避鬼神。好人见了放声大笑，因为逗儿！心里有鬼的人难免不“格登”一声，打嘴上把那句本来要骂出口的话咽回肚子里了。


来了多少人，老舍也数不清了。反正签名纸换了一张又一张，等到冯焕章将军宣布开会了，签名的人还一批一批地往里涌。从人们真诚爱戴的目光中，老舍感到了民众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可镇压！一时间，他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要讲出来，又怕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就事论事，他仅仅把有关纪念沫若先生的一些事情讲了讲，便让位给周恩来先生了。


“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的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心沥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重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老舍终于没来得急说上几句心中的感受，只好把这些感受一篇篇写在纸上。而就在朋友们拿着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看着这篇“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大声叫好的时候，在歌乐山深处的一幢不大的别墅中，张道藩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显然，他不但看了，而且深悟其中的奥秘。他不安地在屋中踱着，地板被压得吱吱作响。门一开，潘公展走进来，张道藩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看报！”


“看了。”潘公展随手把手上的报纸丢在茶几上。


“我不愿意成为事实的，现在看来真要变成事实了。一个完全中性的，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老脑筋，开始唱共产党的歌了。”说不上张道藩是伤心还是气愤，猛地坐在沙发上，对着周围儿个早已恭候多时，而一直未张口的人说：“开会。”


“我先谈谈委员长关于书报审查制度的训令。”潘公展面无表情他说。


连年的辛劳和少着营养的饭食，老舍到底是落下了毛病。最初是头晕，渐渐地，头晕变成了头昏，而头上的毛病一定要影响专门用脑袋挣钱的写家。


从昆明回来后，头晕症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更晕了，不得不经常搁下笔，把两只胳膊垫在脑后勺下，东想想、西想想。越是没有指望的越是爱想，这就是幻想。想完了北平，想老娘，想完老娘，想妻小，捎带手还想了想北平的各式小吃，就连姑妈的长烟袋锅也成了思念的东西。想到这，老舍喜欢乐一乐，再循着思索的轨迹往下“寻”去。永远想不腻的北京。可想的更多的是眼目前的一切。困窘的收入，苦撑的“文协”，国事的衰微……。


他把酒戒了，自然不光为了脑上的病，还为了钱。后来又去戒烟。就如同他形容何容一样，虽是挺得时间长些，却终究没能戒掉。他记起了哪年在《新蜀报》上写的杂文末了一段：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尸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


在他那紧闭的嘴角绽出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头晕症和没钱并绊住考舍的脚，他照例掐着脑门儿四处奔波着，照例把穿不着衣物押进当铺，把钱倒贴进“文协”的开支里。“谁让咱摊上这么个倒霉的事由。”老舍对朋友说。


四一年的十二月，香港陷落了，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都滞留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为了这些人能安全地回来，。老舍四处游说，争得他人帮助。


为了作家们的版税……


为了作家们不至于因为潘公展的“图书审查委员会”而出不了书……


为了作家们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老舍始终没停住脚。


转年，宣传部教育部干脆断了每月给“文协”的资金。他们不再乐意把钱给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赤化”了的组织。


火，再也压不住了。


老舍提笔给张道藩写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当然听老百姓的，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你的话倒是很不利团结，很不利抗战呢，请你收回！”


他把信交给别人要亲自送到张道藩手上后，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块堵心口的痰终于吐了出来。老舍决定去陈家桥冯公馆走走，看看这位“基督将军”，说上几句痛快的话。


他走下观音岩长长的石阶，好几天了，总有一个相同的面孔跟踪着他。


过去，他听许多人讲过，国民党就爱搞特务那一套，他并不十分相信，现在，他总算尝到了叫人家跟踪的味道。


老舍停下来，在小烟摊上买了包烟，留意地向后看了一眼，他发现后面跟着的那位非常笨拙地藏到了电线杆后面。敢情这主儿并不十分机灵啊！老舍心里琢磨着想拿这位开个玩笑。他从烟盒里抽出一只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霭又从嘴里涌了出来。老舍摆出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四下里看看，好象在决定应该上哪。那主儿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大约心里有点慌了，怕老舍一下子没影儿了，便闪出电线杆，往前凑了过来。老舍没容对方走近，便把烟头一扔，迎着走过去了，双手一抱拳，笑嘻嘻的说：“老兄，您一个月拿儿块钱？这么跟着也不嫌累得慌？！这么着吧，您不是还要写我的报告吗，我替您写得了。”


小特务看着老舍冲自己走过来吓了一跳，没等定下神儿来，老舍又一顿和和气气的“寒喧”，小特务更不知道乍回事了，也不等老舍往下再说什么，撒丫子颠了！


老舍的笑憋到进了冯公馆才笑出来。


他一路笑进了冯公馆，却没注意到冯公馆上下一片肃静，只到了正屋门口，熟识的副官拉住了老舍，他才停住了笑，有点诧异地问：“怎么，今儿这么静？”


副官冲着屋里嘴：“今天在全会上又和何总长于起来了！”


“是舍予先生吧？”屋里传来冯玉祥浑厚的大嗓门。


“对。”老舍急忙进了屋。


冯玉样倒背双手，双眉紧锁，脸色极不好看。


“坐吧。”


老舍从没见冯先生这副样子，平日里不管碰到多大困难，他也总是乐呵呵地鼓励别人。


“过段时间，咱们出去走走。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人都要憋死了。”冯玉祥坐了下来。


“冯先生，今天我可出了口气！”


老舍喋喋不休地把给张道藩写信等等一古脑全告诉了冯玉样，还补充了方才来的路上戏弄了一个小特务的细节，又不由地笑了起来。


“舒先生，怕以后没得你乐的了。”冯玉祥严肃地说。从冯玉祥的神态上，从口气上，必定是有了什么挺大的事。老舍试探着问：“焕章将军，您今儿个是怎么了？”


冯玉祥摆了摆手，站起身走到老舍跟前：“你手上在写什么？”


“写戏。”


“那好。去告诉你的朋友们，都去找个背静的地方，写戏的写戏，写诗的写诗。别人要问你谁说的，你就说是冯玉祥让我说的。叫朋友们相信，我冯玉祥不会害他们的。”冯玉祥一字一句地说。在张道藩宽大的办公室四墙上挂满了名人的字画，最突出的是一副昂首疾奔的群马图。张道藩喜欢每天工作之余，逐个羡赏这些颇有价值的美术作品，比起来，他更欣赏西洋的美术作品，可他又决不放过一个讨要中国字画作品的机会。


这几天，他的心境极坏。他知道这不光是为了老舍那封信的原因。抗战四年了，而张道藩本来还有点号召力的名字变得一文不值了。说实在的，只有一些二三流、三四流，甚至还未入流的角色，带着各种显鼻子显眼的个人目的聚在他的周围。他写过诗，学过画，不得不承认，都没有看出成功的希望。后来，他学做官，总算是扶摇直上，只一件不遂心的，便是失去了号召力。在武汉，是因为没有办法，又不肯把“文协”交给共产党，他总算勉强同意了舍予主政“文协”。满以为，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臭爬格子的，还不是叫东不敢往西，结果事与愿违，舒舍予的步子总是往左撇，这当然不是瞎说，张道藩有自己的耳目，“文协”的一举一动尽在视野之内。张道藩深感不安的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文协”的一些活动已经发展到直接对抗中央党部的田地。为此，张道藩受到严厉的训斥。而潘公展这个“劲敌”，主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来，已将一百六十多种剧本取缔。相形之下，张道藩显然“落后”太多。中央全会提出“军事和民主不能并容”，张道藩决心动用一切力量，把“文协”扭过来，把权夺过来。这是他这次召集宣传会议，亲自和潘公展会谈的真正意图。尽管潘这个人一向骄横，但这一次，却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和张道藩的合作。


他不准备再耐下性子和那位谈一谈，聊一聊了。


果不其然，舒舍予的身后长了“尾巴”。


无论在哪，必定有人在一二天之内汇报给张道藩，而张道藩也不把这事搁凉了，立刻着人把老舍叫来，冷言冷语“投海”一番。


老舍刚和冯先生从青城山回来，立刻被叫到张道藩的办公室。


张道藩开门见山：“舍予兄，你就听我一句忠言。不该管的事少管，不该说的话少说。”


“你看哪件事不该管，哪句话不该说？”老舍淡淡地反向着对方。


“王冶秋是什么人？赖亚力又是什么人？为什么你总是和这么些人搅在一起？”


“您是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吧。还有冯先生。最少他们向着共产党。道藩兄，我早说过，不管什么党，只要抗战，我就支持，不管什么人，只要抗战，我就和他做朋友。


“舍予兄，说这种话是很危险的。”张道藩的脸骤然变得十分可怕，言辞之间带着严厉的斥责。


“怎么着？！莫非还要抓我吗？我候着呢！你大概还没忘吧？在武汉、'文协'刚刚成立，大家都一个心眼儿为了抗战。政治上的宿敌暂时放弃了论争，艺术的派别丢下了成见，肩并肩，手挽手，那是什么样子的'文协'啊！再看看现在，跑的跑，亡的亡。大家从日本人手底下亡命出来，忍饥挨饿，还要防备着自己的政府抓人，结果又跑。'文协'完了。可完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打开窗子说亮话，'文协'你们要是不想要，趁早说明白，我舒舍予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张道藩绝没想到舒舍予会玩出这么一手，一时间，楞住了。一直等到老舍甩门而去，才缓过劲来，急忙追出屋，赶上老舍，说什么也不能老舍就这么呛着话碴儿走了。张道藩相信，人逼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甭说“文协”去了延安，就是舒舍予一个人去了延安，自己脸上也搁不住啊。


张道藩到底没拦住舒舍予。


舒舍予闷着头只顾往前走。他要跑，跑的快快的，远离开这暄嚣杂乱，乌七马糟的地方，找块清静、干净的地方。他感到很累，想找一个地方歇一歇。便走进路边一个茶寮。


“泡茶。”


他懒洋洋地吩咐了跑堂的泡上一杯香片茶后，便用手撑着下腭，打个盹。


近来，头晕的毛病没见好，又添了个腹疼的毛病。老舍真感觉自己老了。四十三岁了，人走下坡路了。


他端起盖碗，揭开碗盖，用嘴轻轻吹去浮在上面的茶梗，呷了一口淡淡的头过茶，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一阵叫人战栗的痛疼象过电似地从腹部向四周围漫开。老舍用力捺住，待痛疼一步一步减轻。近来，这种痛疼已不止二次三次地折磨过他，不知为什么，他总以为是阎王来索命的先兆--浑身上下，丁点儿管用的地方都没有了。这叫老舍不由地常常暗自神伤。


痛疼渐渐地过去了，可谁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又向自己闯回来。凭着一点决不能把死人治活的医疗常识，好歹没把盲肠的部位当成心尖，老舍给自己断了诊--八成得了盲肠炎。不管是什么炎，眼目前不疼了。老舍便决定去北碚，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而不去搭理张道藩的挑衅。


“唉……。”舒舍予长叹一声。他想起去年洪深一家自杀的事，又记起那位叫于立的知名的女记者，在留下：“国事如此，家事如此，无能为力”后，撤手而去，老舍还清楚地记得那首和女记者同样有名的，起名《风筝》的绝命诗：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青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哦，风筝。它把记忆带到了幼年。每天放学，带着自己糊的“燕日虎”，几个人跑到城墙上，放开凤筝，可着小线儿的长度，让它一个劲儿地奔着高处去。玩累了，把线头压在城砖下面，小哥几个，躺在城墙上，看着浮在空中的风筝一起一落。他相信，如果小线能再长些，风筝，定能飘到灶王爷每年要回去的“天宫”。有一天，风筝真的去了。风刮得大了点，把不结实的小线儿刮断了，风筝来不急告别，便三窜两窜没了影儿。舒庆春和朋友们执拗地立在那，等着风筝回来……


“先生，先生。”


舒舍予睁开眼睛，才发现天已经染了黑色，茶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该打烊了。他付了茶资，刚要抬脚离去，方才那十分熟悉的痛疼又自己找了回来，老舍只好捂住腹部，又坐了下来。这阵痛疼倒叫老舍下了决心，一定到医院看一看，否则，早晚会疼的把什么事都给搅了。


那天晚上，老舍宿在了张家花园“文协”，总是梦见各种各样的风筝在眼前飘来飘去。


打什么时候，人们发见了从绍云山流出来的泉水带着热气。含着石灰，这没人知道。但政府南迁以来，因为这股泉水，北碚镇就更加喧闹起来，虽然通往北温泉的路并不宽，最多算是条小道。更有“滑竿”可坐，再不然，买舟荡桨，便到了比北碚高出一截的北温泉。大约是风景宜人的原因，文人一时云集北碚，文化机关列队于此。单说最著名的大学就有复旦大学等等，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也在这里。


“文协”迁入四川之后，专任的“文协”干事萧伯青受老舍之托，便在北暗组织了北碚分会。其目的无非是让那些做教授的会员和做编辑的会员在北碚有个聚齐的地方，这是初衷。后来，重庆挨了炸，北碚的人多了，分会的活动才日渐多了起来。


为了写作，为了能经常顾到北砧分会的工作，老舍就着离分会不远的蔡锷路租定了房子，隔三差五必定从重庆跑来。这天，他又从重庆回到北碚，推开分会的门，进门便喊：“完了，完了。”


伯青见老舍捂着肚子，一脸的苦象，吓了一跳，连忙让座倒水，询问情况。老舍却嘿嘿一乐：“这一段身子总是不舒服，我约摸着要为抗战牺牲了，昨天在城里我整整疼了三阵子。今天一回来，便找了玄三先生，结果只认为是盲肠出了点毛病，割去就是了。好了，我舒舍予虽没上前线，也算挨了一刀，总算有功之臣了。”


“那什么时候动手术呢？”伯青急切地问。


“立刻住院。这不，我先来通知你，如有不测，也好有个朋友知道舒舍予上哪了呀。我这就走。”


萧伯青起身把老舍送到门口，说：“您先去，我这忙乎完了，立刻就上您那去。”刚要往回走，又想起什么似地叮嘱了一句：“千万别太紧张。”


老舍已经走了。


等到萧伯青忙完了手上的那点事，便急急忙忙赶到座落在北碚的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外科手术室外，立刻被一种不祥之兆笼罩住了--手术已经整整地三个半小时了。据听说是找不着盲肠。古时候，有听说“代人受过”的，却没听说过“代人挨刀”的，这种忙儿，伯青便帮不上了，只好坐在长椅上干着急。好不容易等到手术室的门开了，老舍躺在手术床上，沉沉的睡去，好象根本没经历过任何事情似的。伯青一把抓住外科主任刘玄三的手，谢个不停。刘主任也累得满头冒汗：“盲肠我是给割掉了，剩下的事就请你们好好护理一下了。”


老舍睡着。


眼前又飘起一只一只的风筝，有弯弯曲曲伸动的娱蚣，也有蝴蝶，西燕……，天是湛蓝湛蓝的天，又听见了在天上传来一阵阵焦脆焦脆的鸽哨儿，好久没听见过这熟悉的声音了，一队鸽子俯冲着向下飞来，那只是乌头，那只是铁膀，点子……，在高大的楼簷下侧身而过，又一振翅，带着嗡嗡的哨音，窜上了天。这一切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陌生，真不知道这是在哪？一个面人担子，一个飞速旋转的空竹，甚至一碗面茶，一句“爷们”都勾起了那沉淀了的记忆。


“我口渴。”


伯青用药棉蘸上水去湿润他那干燥的唇。


“啰，飞啊。”


伯青用毛巾拭去头上细密的汗珠。


夜深了。他终于慢慢地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见了萧伯青焦灼的目光。


据说是因为缝刀口的线太鼾，创口出水，本来往上二三天的手术，却非要耗上七、八天。老舍叹了口气，预备好好尝一尝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的滋味。一会儿，就连天花板上有几个蜘蛛网，网是用儿根线织成的都数的清了，老舍的思绪又飘向北方，飘向北平--母亲，妻子、儿女、护国寺、西直门、积水潭、祖家街……


萧伯青蹑手蹑脚推开门进来，他见老舍已醒，便把饭盆打开：“吃饭吧，龙抄手。你们叫什么？”


“馄饨。东华门大街，靠近八面糟附近，有家专门卖馄饨的铺子，掌柜的姓侯，铺子便随了掌柜子叫'馄饨侯'，俩芝麻酱烧并，一碗馄饨这便是一顿美餐。”


老舍吃着四川的“抄手”，却想着北平的馄饨。伯青见老舍心情很好，便试探着问他：“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回答是，恨不得二分钟之后便逃离这个地方，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有件事不知该说不该？不过，无论如何，请先生您不要动感情，要保持绝对的平静。”伯青望着老舍。


“什么事呀？我不动感情。”


“絮青嫂带了孩子们从北平来了，现在已经到了重庆。您看是叫她们现在就来好，还是过几天再来好？”


老舍略微地沉吟了一下，只是略微地……。他平静他说：“既然已经到了重庆，还是叫她们来北碚的好，免得住在重庆麻烦朋友们。”


说着，从枕头底下取出饯，交给伯青，请他帮忙置办些安家的必需用具。


第二天，正当老舍掐着指头算计着从重庆到北碚的班车时间时，妻推开了病房的门。


舒舍予又有了家。


当老舍病愈出院，回到家中，便看见了九岁的小济、七岁的小乙和五岁的小雨。大约是不认得爸爸了，三个孩子只是微笑着看着爸爸，一言不发。


“爸爸。”舒济最先叫了，她和爸爸最熟。


“爸爸。”舒乙也叫了，他和爸爸很好。


惟独舒雨没叫，她不认得爸爸。


望着妻、望着儿女，老舍心上的皱纹舒展了开来。他感激地向妻子致谢。


感谢她把一个个孩子们拉扯起来。感谢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享受着儿媳无微不至的孝顺，感谢她在掩埋了母亲后，拉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跑到自己身边……


妻并没领受这感激的目光，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那么自然，用不着感谢，那只算是走完了一站，现在又有了家，五口之家，还得往下走呀！


“我叫舒舍予。你呢，小姑娘？”


“舒雨。”


“咱们俩人的名字好象差不多吧？”


小雨渐渐地和眼前这位十分陌生的人熟了起来。熟人不拘礼，五岁的女儿坐到了紧靠着爸爸的地方，七岁的儿子缠住了爸爸的脖子，只有大女儿护着爸爸，想把弟弟妹妹从病未好的爸爸身边撵走，最后，连她也抱住了爸爸的胳膊，三个孩子包围了爸爸，听着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


入夜，按着大小个，从左至右，孩子们在一张临时搭起的床上睡了。老舍和妻相对而坐，心里翻腾着万语千言，一时又不知从什么地方谈起，于是就坐着，看着，……“最叫我对不住的，就是娘。”老舍一想到母亲，便不禁地滴下泪来。


“是啊。她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最后也没能过个太平日子，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粮食实行了配给，那哪是什么粮食啊，杂合面里还带着老鼠屎哪！”


自然，妻没说楞叫自己和孩子们一餐三顿吃杂合面，也想方设法弄点细粮给母亲吃。


“孩子们上学吗？”


“上啊。那才叫缺德呢。今个庆祝南京失陷，明个庆贺攻下了武汉，楞叫刚上学的孩子排上队上大街游行庆祝。好好的人，脸一抹裟，替日本鬼做了事，成了汉奸，掉过头来，欺负老百姓。有骨气的出了德胜门，奔了西山，参加了游击队；再不就是宁肯饿死，也决不给敌人做事。嗨，这些事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清。”


“那就慢慢的说，想起什么说什么，什么我都想听。”


灯熄了，俩人躺下了，妻还在讲着日本鬼子在北平城令人发指的暴行。


老舍再不吭气，这往后，不论妻在对谁讲着这些事，他只是默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在他的心底却掀动着阵阵狂暴的巨涛。


不久，妻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小小的差事。两个人伴着清贫和温暖，在北碚开始了新的却又是痛苦下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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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风尘扑扑回到重庆。

北路慰劳团由渝出发后，南起襄樊，北迄五原，东达洛阳，西抵青海，行程一万八千五百里，沿途宣慰军民、快近年根儿了才回到山城。山城生生花园的门口挤满了各界派出的欢迎代表，“文协”也派萧伯青赶来迎接老舍。

“舒先生辛苦了。”伯青看着老舍疲惫的样子，抢上前接过他手中的小包。

“文协有什么情况吗？”老舍关心地问伯青。


“家里倒没什么情况，只是有一群嚼舌头根儿的闲人，散布了不少关于您的谣言。“伯青压低了声音，”说您如今跟了共产党，是个赤色分子。”


“这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打'文协'成立那天，不就有人说我赤化了吗？”


“可这回说的有鼻子有眼。”伯青认真地说。


“噢？”


“您跑到延安去了？”


“去了。”


“还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有这么回事。”


“这不全叫人说中了。”


老舍听罢，笑着拍了拍萧伯青的肩头，”如果就是这些事，那到也算不得谣言，任他们说去，不要管它。”


但有些事你不去管它，它却会找上门来管你。“文协”要组织参加南北慰劳团和作家访问团的代表谈观感，张道藩便首先找上门来，他警告老舍：不要谈延安如何如何，以免惹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告您的恶状。


老舍听出了张道藩的弦外之音，心中气不过，便找到周恩来先生发牢骚。


周公听后笑着说：“他们不让你会上讲，可以在会下讲嘛，人多时不让讲，就人少时讲。用不着十分地与他们对抗，要保住'文协'这块阵地。”


听了周先生的话，老舍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已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这“陪都”的上空迷漫着一股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从延安那样阳光明媚，精神舒畅的地方回来的人，尤其感到难以接受。


老舍只感到那压抑、滞重的氛围，却无法知道一场空前的政治阴谋正悄悄地袭来。


一月，“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呼吁提高稿费，保证版税等。


《新蜀报》、《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三月，与戏剧家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国家至上》发表。


四月，“文协”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老舍报告了一年会务情况。


在老舍的积极推动下，“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


六月十日，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有人建议，把每年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


六月十二日，临江门“文协”会所被敌机轰炸，楼顶被掀掉了，墙上布满了弹坑，墙角塌了。所幸的是并没炸伤人。


老舍又奔忙着四处寻找新的会所。因为如今会员们都把“文协”当做了家。会所已不光是开个会，办个公，收发信件的地方了。而更担负起“招待所”“旅店”的重任。过往会员，无力负担房租或是找不到房子的会员，都要寻到“文协”，暂住在会所里，而现在“家”没了，怎么行？奔波的结果是，“文协”又在南温泉租下两间房子，落了脚。


没多久，林语堂先生出国，把在北碚的房子留给了“文协”，而老舍这时又为“文协”在市内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到一处房了。这样文协的会员们便都找到了暂时安身的地方。


这时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十八集团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对日寇发动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军。伤了筋骨的日本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战略方针。


正面战场的战势趋于相对稳定了，国民党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许许多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像蝗虫似地飞到了重庆……


一天，萧伯青突然跑来，一进门压低了嗓子说：“舒先生，我们的人让稽查处抓走了。”


“谁？”


“方殷、魏猛克。”


“那还站着干什么，走吧。”老舍从墙角拿起雨伞，推门就要往外走。


“舒先生……。”伯青为难地看着阴雨霏霏的天气，欲言又止。“没问题的。”


老舍拉着萧伯青走进细雨之中。


老舍“撑”起了“文协”，却垮了自己。几张医生的诊断都明白无误的写着：缺乏营养。他不以为然，但终究医生是对的，那些迹像一点点逼来了，头晕，耳鸣，眼发黑，心悸。这些情况，萧伯青最了解，因此，也就最担心老舍的身体。记不清跑了几天，人托到了，保具结了，方殷，魏猛克被放出来了。萧伯青陪着疲惫的老舍回家。他努力想睁大眼睛，把一脸的倦容赶走，他最不乐意叫人看见自己一副困顿无神的样子，可现在，他连笑的劲都没了。


“您太累了。”


“嗯？“他似乎没听见。


“熬了好几天了，真不容易。”


“嗯。”不知道他嗯的什么？


“舒先生，他们为什么叫稽查处抓进去，您也不问问，就四处张罗救他们？”伯青好象在明知故问。


“我不问。”


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那么响亮，却是那样地深沉坚定。“可我还是要问一句。”老舍站住了。


“问一句什么？”


“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抓人？”望着嘉陵江，老舍忿忿地说，两眼像是喷着一团火。


终于，他被医生判定是“贫血症”了。无论是医生，朋友，同事都不再顺着地的话说了，脸板起来了，话严肃起来了，“回北碚，好好养养。”


好像同出一口，老舍再也无法在重庆市里待下去了。12月的27日，他开完理事会议，28日又苦撑着参加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文艺演讲会，发了一通言，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过新年了。


没有亲人，没有家的新年。清寒的小屋，一壶水酒，一碟花生，一碟豆干。朋友们来了，驱走了孤寂和寒冷。喝罢，同是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也甭想，就想酒，这东西好啊，能让人把一切一切都忘得个干干净净。


夜阑人静，朋友们扶着搀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孤寂和寒冷又回到了身旁。酒，没让他忘掉这一切，反而使他把一切记得更真更明。


新年--亲人--国耻--病中--酒……


醉眼迷离中，老舍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芦沟桥北边！


一九四○年在惶惶不安中过去了。


一九四一年，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了。


战时的“碚都”刚刚结束了繁闹的夜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喧闹中平静下来，晨曦便被雾裹绕着，爬出了地平线。江，随之醒来，船儿动了，江上的船，山上的工厂一齐扯响了汽笛，刚刚沉寂下来的山城又沸腾了。


一双小脚轻捷地踏在青石板路上，三拐两拐便停在一处房子前。一个小报童回过头四下里看一眼，熟练地在门缝下面塞进一份报纸。


当许多人还沉在梦里，这样一些小报童便把当天的《新华日报》送到了一个个读者的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采用这种特殊办法，保证一些重要的进步人士看到《新华日报》。这天清晨，老舍象往日一样，从门缝下捡起报纸，打开它，随便浏览着，翻到第三版，就在《德军云集荷境》的消息下面，是一处开天窗后用木刻制版补上的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再往第二版上一看，也有一块同样的“天窗”


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


中华民国卅年一月十七日


周恩来（印）


老舍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他急切地赶到张家花园“文协”会所，各种各样消息已纷沓而来。


军事委员会已撤销新四军番号。


新四军已被宣布为叛军。


军长叶挺已被逮捕，不日将押上军事法庭。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大肆屠杀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


“文协”会所里一片沉寂，人们已从对政府、对国民党的失望，转到一种绝望情绪了。


这时又传来了洪深先生全家服毒自杀的消息。众人为之哗然。洪深在遗书上这样写着：“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


虽然，洪深先生后来经抢救脱险，这件事却使老舍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理解洪深的苦闷，一个正直文人的苦闷，他常常走到悬崖之上，望着滔滔长江，尤自伤叹，前途何在啊？！


绝望的时候，老舍接到了周恩来先生邀请，来到了曾家岩。


周恩来瘦了许多，眼睑下涂着一层重重的黑晕。老舍心里很激动，他觉得有许许多多的话想说，却一下子不知该从哪儿说起：“我早就想来，好多话憋在肚子里，差点没把人憋闷死。”


“给您看看这个。”周公递过来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陈毅就任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任副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还在！”老舍感到又兴奋又惊讶。


“还在。并且还要再扩大再发展。我们不会因此就放弃了抗日的决心和义务。”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老舍由衷地说。


今日，周公的话很多，他劝老舍要振作起来，不能灰心。现在的情况，比之在武汉和初来重庆时困难得多，但越在这个时候，“文协”就越要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一面旗帜，只要它在，文艺家们就有信心，就看得到前途希望，就是再苦再难，“文协”也得撑下去。


“团结作家们，组织他们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另外，切实地做些工作，帮助大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重庆大轰炸以后，物价飞涨，许多人吃不消了，文艺家们本来就清贫的很，我想，应该发动大家捐钱捐物，一是为了抗日，二是可以帮助救济一下有困难的作家、艺术家。您说怎么样？老舍先生。”


周恩来望着老舍。


“您想的很周到，我回去就组织一次捐献活动，您放心，'文协'的事，我一定尽力维持。”


“工作要做，也要多保重身体，舒先生。”临分手时，周恩来拉着老舍的手叮嘱。


“请周先生也多保重身体。”老舍感激地说。


回到“文协”，老舍想，如今的困难时期，文人们个个都不富裕，如果再挤大家捐献，势必会影响文艺家们的生活，索兴不如卖字。


他借来了《新蜀报》营业部的房子，刷上了几条标语：“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


二月二十八日，《新蜀报》简讯中有：“老舍所作《面子问题》原稿一张，以二元被人购去。”


三月九日的简讯中又有：此次卖字最多的是郭沫若和老舍。


从二月二十一始，到三月十一日终的卖字活动，终于收到了一笔还算可观的钱。“文协”把它大部捐给了前线的抗战将士，余下一部分用于救济生活贫困的作家。


“文协”改选了第三届理事，举行了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并在端午节这天，举行了中国第一届“诗人节”。


李可染先生首先画了一幅屈原像。郭沫若在屈子的像旁题了词，马思聪为屈子诗《云中君》制了谱，吴晓邦预备了舞蹈“披发行吟”，参加者大都写了诗或散文。自然老舍又成了忙前忙后的大忙人。


各报都为“诗人节”出了特刊，上面登着诗人们的大作。


按照“文协”通知，诗人们在会场签到后，便可领到一盖碗沱茶，散到会场中自由攀谈了。经过一段时间压抑的日子，文人们见了面，都在打听着相互的情况。于右任先生来了，对着屈子像便鞠了大躬，起身念着画像右面的题字“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立时拍起巴掌。“好、好、好极了。这也算得做一个诗翁的座右铭了。”


会场上设了桌子，每桌上都放了些棕子和鲜花蒲艾。老舍先生指着每个桌上的棕子声明：“棕子不多，是份儿心意。我们提倡大家把棕子吃进肚里纪念屈子先生，而不提倡把棕子扔进江里或掉在地上，就现在来说，那等于是对屈老先生的一种大不敬。”


大家为老舍先生的祝词高兴地鼓起掌来。这几年朋友们看着老舍终日为“文协”操劳，都更加熟悉了他外圆（为人随和，从不轻易得罪人，各种场合都能周旋、照顾的非常得体），内方（从不肯轻易放弃自己主张，敢于坚持正义，啃节上方显出其硬骨头）的性格。


郭沫若开始讲话了。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他在这天投了汩罗江。……抗战以来，因为民族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莫大的注意了……特别在今年，在许多诗人的倡议下，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


郭沫若说着说着，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像--屈原。


常任侠朗诵《离骚》了，诗人们为之大震，再见不着前些日子那般垂头丧气。这次聚会振奋了大家的精神，诗人们举起盖碗，以茶代酒，感谢大会的主持人--老舍先生。


“礼堂小了点，许多诗人住在乡下，没能来成，遗憾的不得了，再就是棕子虽好，却不能管饱。为此，还要向大家致歉。”这便是老舍的闭会辞了。


老舍向诗人们行礼如仪，严肃而认真。


打从“诗人节”以后，文人们逐渐地从绝望中延醒过来。这时，老舍和何容都搬到了“作家书屋”，与马宗融、姚蓬子为邻。


这天，一位《新蜀报》的工友推门进来打问：哪位是老舍先生？老舍应声立起，说：“我就是老舍，您找我有事？”


“门口有两位先生找您，是请他们进来，还是……”


“我来，我来。”


老舍已经跨出屋门，走下楼去。


“唉哟，是常培兄！”老舍急步迎上前去，一把抓住了这儿时的好友“歪毛儿”的手握着。


罗常培笑着望着眼前这位老朋友，只等他松了手，才转过身来介绍说：“这位和我同来的是梅贻琦，梅先生……”“失礼，失礼，久仰梅先生大名，请进屋里谈吧。”


老舍早就听说过这位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这年春上时候，罗常培受人之托，请老舍入滇，到西南联大教书，因为“文协”工作缠身，走不脱，老舍便拒绝了。


这次罗常培和梅贻琦先生到重庆来，耳闻目睹老舍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就建议老舍到昆明走一趟，换一换环境，消暑避瘟，会会朋友。这时老舍也动心想到外面走走了，不过他知道这年头，谁也不富裕，邀请他去也颇为不易，于是他预先声明，除去交通费用和朋友们的友情，不再接受其它任何报酬。他应卜了，去昆明走一趟。


看看已近午时，老舍拉过了姚蓬子，叫上了何容、宗融君，说：“今日我有客自远方来，咱们一起去吃顿饭，我作东。”


朋友们看老舍盛情，不好拂了他的兴致，便都乐嗬嗬地从命了。


为了这顿饭，老舍从济南带出来的皮袍顺溜地进了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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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重庆，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次数越加频繁了，自打“文协”开完年会，重又选举了理事会。老舍再次当选为总务部主任，他曾动过换别人干干这差使，自己也好腾出些劝夫写作的念头，无奈大家都推重他，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为了抗战，也为了视“文协”为家的众多朋友们，他再次肩起了重担。如今的敌机轰炸，已不是寻着什么兵工厂或是其它什么军事目标扔炸弹了，而是没有准谱的乱炸一气，只求把炸弹泻在地上，便可以回去交差了。

这一下可苦了平民老百姓，那些用竹藣为墙，敷上泥土凑合住在简易窝棚里面的难民们，更是倒了霉。飞机一炸，草屋便引起了大火，火势汹汹，人们流水般地往城外逃难，“文协”在临江街租的房子也吃了炸弹，楼顶都被掀掉了一层。“文协”只好迁到了南温泉。

老舍先生也跑到了冯玉祥将军处，暂住在冯先生的花园里。由于轰炸，大家一时也无事可做，老舍就抓紧时间，连续加了几个夜班，把《残雾》的剧本赶了出来。剧本写出来后，他也来不及再仔细推敲，便把它交给了王平陵。然后他又随着北路慰问团出发了。


离开了重庆紧张的生活，踏上了似无穷尽的旅途，老舍的情绪一直很高，因为此行的目的地是令人神往的延安古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那里有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领袖人物。


行前，老舍先生已经看过听过不少关于延安的报导，而和周恩来、阳翰生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使他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延安在老舍心里早已成了令人想往的神奇土地，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


经西安，过潼关，到洛阳，然后又转道襄樊，再折回西安，又开向兰州，经榆林，奔赴共产党的心脏，革命的圣地--延安。


一路上摇煤球一般的颠簸，暴土狼烟的灰尘，整整三个月，终于可以看见宝塔山了，看见了凤凰山、清凉山、古城、古堡、古道，看见了山包上密密匝匝的延安窑洞。早在武汉时，老舍先生就听周恩来说起过这冬暖夏凉的延安窑洞。


这里是抗战的中心，这里没有投降派，也没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晾儿哈儿的主儿，这块热火朝天的地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一心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


这里的人们都身着一色的灰粗布衣的中山式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无论男女个个都红光满面，朝气蓬勃。短短几分钟内，老舍先生便着实地感到了一种活力，一种令人振奋、鼓舞的活力。


“舒先生。”


老舍回头看见了一身戎装的刘白羽。他们在武汉时就认识了。后来刘白羽到了延安，“文协”就委托刘白羽在延安筹备成立“文协”延安分会，并由他担任分会的召集人。


刘白羽一个漂亮的军礼，惹得慰劳团的诸位赞叹不已，老舍拉住刘白羽的手，高兴的直喊：“你们看啊，咱们的作家一穿上军装也很精神嘛，说不定还是位将军呢！”


刘白羽不好意思地一笑：“我来接您，还要向您汇报分会的情况呢。”


“分会有会址吗？”老舍紧忙问。


“有。”刘白羽一指：“就在延安大礼堂的隔壁。”


“我一定要去看看。”


老舍从重庆出来，走了一路，他发现，他为之辛劳的“文协”确实遍地开花，它不但存在，而且还在为抗战工作着。


当天，老舍看了分会的会址，会见了不少老熟人，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见到了分会的理事周扬、丁玲、成仿吾、肖三、沙可夫和张庚、骆方等人，他关心地询问了延安的文学艺术情况。而最令他惊讶的是分会搜集的八路军各根据地出版的小报和延安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这些印刷粗糙的报纸、杂志，字里行间再次使老舍先生感到了那种清新的活力。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应有尽有，这里有些作者的名子老舍是熟悉的，但大部分是从未听说过的新人。老舍喜欢何其芳的那首《一个泥水匠的故事》，有人告诉他，那个刚过去的大胡子就是边区诗人柯仲平，有人对他说，不仅是延安的小说诗歌令人振奋，晚上你听听边区的音乐吧。


晚上，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会。


汽灯亮了，台上站了一排军服整齐的男女，旁边人说，这些人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


报幕员说：今天晚上演出的是《黄河大合唱》，作词光未然，作曲洗星海。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博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这铿锵有力的朗诵深深打动了老舍。他是到过黄河，渡过黄河，见过黄河上的船夫，听过黄河上的号子的。


“咳哟！


划哟！划哟！划哟！


划哟！冲上前！


咳哟！”那沉沉的悲怆浑壮的号子，伴着激越而不顾一切的河水，曾经给老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黄河--中华民族的象征。


而今天，从那气势磅礴的旋律中，老舍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啊，朋友！


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老舍被深深震撼了，他似乎是在倾听着中华民族的心声，这是觉醒巨人沸腾的脉膊！老舍以他那“写家”特有的感应，断然语出了，共产党人必然是日后新中国的主人。


想到这儿，他更加想见到那个被人传闻成神人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


月光撒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延安休息了。


窑洞、硬木床、布被，粗毛毯，延安尽可能给慰劳团安排了最好的招待。


这一夜，老舍感到了最大的满足。他睡不着觉，失眠了。第二天，共产党中央统战部为慰劳团莅临延安举行了盛大宴会，宾主频频举杯、祝酒。正当大家饮下第一杯延安自酿的白酒时，门口走进一个高个头，面孔清瘦的中年人，他身着一套灰色布军服。


“毛主席。”


在场的共产党、八路军干部认出了他，响起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


慰劳团的诸位同仁都在小声的交头议论。老舍在延安分会曾看见一首毛泽东的词《清平乐。六盘山》，那造诣精深的古文底子，极大的抱负，磅礴的气势部使他觉得毛泽东确实不凡。毛泽东主席开始讲话了，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若不是说的慢，怕是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听不懂，他热情地欢迎诸位能到延安来走一走，看一看，互相增进了解，他对慰劳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举杯为大家祝酒。


眼看挨桌敬酒的毛泽东主席走到自己的桌旁了，老舍慌乱地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这是'文协'的负责人，作家舒舍予先生。”接待的人员向毛泽东介绍。


“是老舍先生。”毛主席亲切和蔼的声音立刻使老舍镇静下来。显然，毛泽东对老舍先生的情况并不陌生。


“老舍先生，听人说过你是有些酒量的，我来敬你一杯。”


“毛主席。”老舍激动的不知说些什么好，短短几秒钟，他已感到对方身上那种强烈的吸引。他的脸涨红了。“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是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大众啊……”


“我感谢老舍先生的祝词。”毛主席笑着和老舍轻轻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


毛泽东又转身向别人敬酒去了，老舍仍端着酒杯呆呆地看着。


他意识到：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个能领导亿万劳苦大众改变中国面貌的强有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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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深冬，山城的雾气便不好散了，早起总是雾浓浓的。道路不熟的主儿，脚下就跟拌了瓜秧似的，走起来跌跌撞撞，象是瞎子。

老舍清晨起身，伸手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而潮湿的空气。山城的冬天敢情也并不比夏天好过，被子潮乎乎的，有些地方竟象是用水浇过似地精湿精湿的，用力一拧，滴得出水珠。箱子里那为数有限的几件衣服也生满了绿苔。老舍并没有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何容，套上夹袍，自己走出了青年会的大门。

南方人的早起，是令老舍十分佩服的。清晨走在街上，已经有一筐筐挂着露水的青菜，鲜果沿街摆开，小贩的叫卖功夫也并不比北京城里的小贩差。


油条似乎是全国的通用面食，北方人，南方人，有钱人，没钱但也还能凑合活下去的人，只要有机会，都会吃上几根刚出锅的油条，来上一碗咸豆浆的。


老舍象老北京人买油条时的习惯一样，自己带了根小麻线，把它摊在桌上，买好了油条，然后系上，用手拎着--这情景老北京并不陌生，早先穷苦人家串亲戚，因为装不起点心匣子，也就拎着这么一串油条。


今儿老舍去找富少舫，和他谈谈富淑媛上学的事。这家人有个什么家常里短总喜欢找老舍先生商量商量，讨个主意，他们信得过他。


一路上，老舍的心思全溜到昨晚上宋之的一番活上去了。这些话其实有好几个朋友都对他讲过，可是经宋之的旧话重提，却使他有些动心了。


“舒先生，您也写个话剧吧，我觉得您肯定行。”宋之的对老舍说。


“您错爱了，我能对付着写点儿小说，已经是撑的了。之的兄，写戏可不是随便什么都写得了的，不是文曲星的，胡写硬练，手要抽筋的。”老舍嘴里胡乱应付着，心里却十分兴奋。“你说那个生来会写戏，你应该写一个，好，咱们就把它排出来，不满意，你顺手丢了字纸篓，也就自当没有这回事嘛。”“您今儿是怎么了？非相上我是个写戏的材料了？”“这么说吧，您的小说口语化很强，又幽默又有感染力，这是写话剧的好条件，我觉着您一定能写出好戏。“宋之的照例眨巴着眼睛。


老舍答应试试看，其实这一阵子，他正准备着写一个剧本，名子想好了，就叫《残雾》。因为是试试，所以也就没和之的言明。


故事倒都是现成的：政府官员洗局长每日高喊抗战到底，却不幸被日本特务徐芳蜜腐蚀利用，成为一个汉奸，最后落入法网。然而，日本特务徐芳蜜非但没被逮捕，却坐上了“上面”派来的汽车，在卫兵的护卫下扬长而去。


剧本想说明什么呢？


徐芳蜜为什么能逍遥法外？


是谁对她网开一面？


她的漏网又说明了什么？老舍自己也还没想透，几次想动笔，又搁下了，他要再悟一悟，也生怕写下去，成了话剧小说，招戏剧界朋友笑话。这毕竟不是写个快板，写段鼓词，而且现在的重庆，也是高手云集，单是认得的戏剧家就好儿十，一旦把剧本拿出来，不要让他们见笑才是。


想着，已到了富少舫的家门口。


“舒伯，您早呐。”富淑媛迎上来。


“早，早，老爷子在吗？”老舍把手上的油条递给她。


“一早出去遛弯了，等会儿就回来，您先坐，我给您沏茶去。”说着，她一挑门帘进了里屋。


不一会儿，水烧好了，茶也沏好了，富淑媛端出来，自己也大大方方坐在了老舍对面。


“我知道您今天来干什么。”富淑媛说。


“噢。”


“是我爹搬您来开导我，让我去读书是吧？”


“这事你怎么想？”


“我不想去。也不想让我爹化这冤枉钱，我们这行，历来是凭脑子记段子，师傅拜多了，码头跑多了，段子也就记多了。”


“二姑娘，你是不懂你爹的心，卖艺这碗饭是从小受苦，长大受气，终生操劳，难得温饱。你爹是过来人，深知这些。他希望你能读书识字，一是多懂些道理，多长点本事，日后少受人欺，二是能识新段子，能写新段子，能写能唱，才真正能使这个行当保存和发展下去，你想是这个理不？”老舍郑重地说：“人活于世，穷不怕，苦不怕，就怕没志，没志气的人就会一事无成，也是枉活一场，”


富淑媛不吭声了，她在琢磨着老舍先生的话。


这时，富少舫一脚跨进门来，气喘吁吁，脸上挂着一层沉沉的阴霾。他把手上的报纸塞给老舍。


“舒先生，您看，汪精卫投降了！”


果不其然，报纸上登着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逃的报导和他给蒋委员长的致电。


汪精卫向日本方面提出包括“彻底轰炸重庆”的四点希望，这消息象劈雷一样震动了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舒舍子一时无语，看着报纸直发呆，他曾佩服过汪精卫，这个楞敢用炸弹去炸摄政王的革命党。直到现在，他也记得汪精卫在牢里写的那首诗：慷慨歌燕市，匍匐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些曾经为多少热血青年所憧憬，所崇拜，多少人曾为中华民族能有这样肝胆侠义之上而自豪，但现在，这个昔日壮士竟沦为汉奸，历史在多么无情地嘲讽人们。


老舍又想起来自己的剧本，他觉得这剧本应该是扔给投降派的一个炸弹，应该提醒人们警惕那些权高位尊的伪君子，“网”在他们手里，是他们放走了那些间谍、特务……这就是为什么徐芳蜜能逍遥法外的原因。


那晚上，老舍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部话剧--《残雾》。


剧本还没有写多少，老舍又被“文协”的事拖住了。战地访问团要出发了，王礼锡的团长，宋之的付团长，十几位作家豁着命要上华北，上前线，这总得去安排安排，成都分会要成立，请总会派员参加，正赶上冯玉祥将军要往成都去，老舍便和冯将军商议好同行，参加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丢了南京中山陵的国民政府官员们，不好废了拜总理陵墓的规矩，便发明了遥拜。在委员长的率领下，向东鞠躬，颇有“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的伤感之情。遥拜毕，又来了番“团拜”。蒋介石这些天心情特别不佳，当然是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拜年时，便和盟兄冯玉祥将军提及此事，冯将军毫不客气地说：“民国二十四年，青年孙凤鸣枪击汪精卫，可见他有点先见之明。而我们把这些青年下狱的下狱，枪毙的枪毙，把汪却升起来做副总裁，这不是瞎了眼了么？”


委员长不语，冯玉样更加生气，他回头对诸官员们说：“我们要开除汪精卫的党籍，通辑他，我们应该有个态度！”


官员们虽都觉得冯将军骂的解气，可都还是看着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末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了开除汪精卫党籍的提案。


冯玉祥回到自己的办事处，吩咐副官到城里去接老舍，明早一同从这里出发。


副官在青年会没找着老舍，到了临江门“文协”会所才找着。老舍正在和那些无家可归只有挤在“文协”的小屋里过年的朋友们摆龙门阵。


副官把老舍拉上汽车，老舍心里有些难过地说：“逢到过年过节，我们这些没家的人日子就难过了，也不知这日子还要熬几时……”


大清早，冯将军的车队便启程上路了。山路把坐车的人颠来晃去，沿路关卡林立，除了检查有无汉奸的嫌疑，重点是搜腰包。当然，没人敢吃饱了撑的去检查副委员长的车队。车队走鸳鸯桥，从石门过江，径直奔磁器口，老舍和冯将军同坐一车，还在兴致勃勃地讲着昨晚上的话题--《残雾》。


许是因为刚经过“团拜会”那场不快，冯玉祥也觉得《残雾》有点意思，徐芳蜜为什么能漏网--汪精卫怎么能出重庆。


有人给徐芳蜜撑腰--汪精卫出逃有人给开方便之门。“这戏要演，我要来看。”冯玉祥说。


“演不演现在还不好说，有着一天，真能上演，我当然要请您来给捧捧场。”


往车窗外看去，沿着公路净是些摆小摊的小贩，兼卖担担面的茶馆，买红油糊锅的“毛肚”的饭铺，买桔子、广柑的，而最多的还是小本经营的烤地瓜。


“我小不点儿的时候，上学下学最喜欢化上一个大，卖块烤白薯，啃着，跑着，这是北京人的大众食品。”老舍又动了思乡之情。“停停车。”


汽车随着冯玉祥的命令“嘎”地停在了路边。


“舒先生，我请你吃地瓜。”冯将军一步跨出车门，走到烤地瓜摊前：“老板，你的地瓜我全买下了。”


副官交了钱，招呼卫士、司机都来吃。


冯将军递给老舍一块地爪，两人就站在路边吃起来。路旁田野里菜花盛开，老舍一时兴起，手指着菜花说，“请冯将军就以这个菜花为名写首诗怎样？”


冯玉祥看着田野里一片金灿灿的菜花，心中欢喜，便点头应允。等地瓜吃完，诗已成熟。老舍示意副官记下来，副官即刻打开本子，准备好笔。


“你听着啊。”冯玉祥在路旁踱了几步，便念了起来：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烂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战，汪贼竟投降。副官被叫上了冯将军的汽车，车队开拔，冯玉祥继续念着《菜花黄》。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钢像，佩他有眼光。


……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


呜呼！江精卫！不如菜花黄！


“冯先生骂得好，骂得好啊！”老舍不禁手舞足蹈，兴奋地在车上吟诵起来：“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冯先生，骂的好。”


“我是要骂的，骂给投降派听，骂给那些要把我中国送给日本鬼子的汉奸听。”冯玉祥说。


汽车沿着公路前进着，忧国忧民之心使车上的人沉默了。老舍在“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大会上向诸位代表报告了总会的情况之后，便匆匆告别了分会的李劼人、周文、肖军、熊佛西等朋友，和冯将军辞了行，便赶回了重庆。


“文协”现在事情很多，又陆续有不少人来到重庆，需要安排他们地方住下，分配给他们一定的工作，“文协”还要开会。由郑伯奇报告西北文艺界情况，阳翰笙报告华南及上海文艺界情况，王平陵报告各地分会的活动情况，而重要的是四月初是“文协”成立一周年的纪念会，改选理事，开大会，这许多工作，使老舍不敢怠慢，风风火火地忙起来了。


就在这时，从江安顺江下来一队小船。船在重庆码头泊下后，第二天，便有一处小剧场挂出牌子，首演曹禺新剧《蜕变》。


演出是由国立剧专的师生承当的，导演是剧专的老师张骏祥先生。老舍特别留心到这个广告，对于曹禺先生的剧作，他一向非常佩服，《雷雨》、《日出》他都看了不止一遍，心中非常想会一会这位戏剧家。凑巧，这天宋之的拉他去见曹禹（万家宝）在一个门帘不大的饭铺里，他见到了这位个头不高，戴着一付眼镜的万才子。两人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


他们谈起北平，聊起天津，从小说到戏剧电影，山南海北，喝酒吃肉，无所不谈。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两人深厚的友谊。如今“文协”的经费越来越紧张了，纸张费上涨到五十元一令，还很少有货。出版部急忙购进了一批土纸，留做备用应急。“房租怎么办？”萧伯青催问。


“诗歌座谈会还要不要开？”研究部问。


姚蓬子也追着要印刷费。


“大家找我要钱，可我找谁去要呢？大家还是先耐耐，想想办法。”老舍两手空空却笑嘻嘻地说。


这年头，老舍和文友们虽都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拿到几文稿费，个人还倒好说，却不能让“文协”关门。老舍为了支撑住“文协”，终日不停脚，为经费问题大伤脑筋。


四月，战火象是离重庆越来越近了，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


而在炸弹的不停爆破声中，“文协”诞生一年了。


四月九日下午二时，“文协”在陕西街留春幄举行年会。


“留春幄”这天用松柏枝搭起了拱门，在苍翠的“门”上缀上了无数彩条，随风飘动，婆姿起舞。彩条象征着吉祥的喜庆，松柏象征着万年的友情，老舍站在彩门下，以主人身份，向每一位到会者颁发一枚纪念会章。


不少新老朋友都在门口象老舍先生行礼致意。


“舒先生，辛苦了，感谢你啊。”


“老舍先生，“文协”得以存在，多亏您在那里苦撑，真是难为您了。”


朋友们的问候致意令老舍很不好意思：“您这是哪儿的话，这多叫我脸上挂不住啊。”


会场四周配置了四座水银灯，礼堂里显得熠熠耀人，光彩夺目。


邵力子致开幕词：我们是'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坚强'。


胡风念了给前方抗战将士的致敬电。


于右任演讲，宣传部长叶楚伧演讲，而老舍忘不了在郭沫若上台演讲前悄悄凑过去说：“谈谈经费问题，呼吁呼吁。”


郭先生当然乐意为“文协”效力，几句话后，他便转到了经费问题：“文协”组织庞大，成绩颇丰，而经费仅有千元。深望宣传部，政治部给予切实帮助，而不去空谈。他具体地替老舍“摊派”了：“只要把现在宣传部的五百元扩充到五千元，把政治部的五百元也扩充到五千元，那么有了这一万元的补助费，那我们的成绩必更可观了。”


老舍在台下听得高兴，私下里冲着姚蓬子直伸大拇指。等到他上台发言时，他根本不用讲稿，把这一年来“文协”所经历的一切滔滔不绝讲起来，他流水帐似地报告了“文协”所做的工作，（这些全在他脑子里装着呢。）


历数了在座诸君为“文协”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创业的艰苦（而唯独不谈他自己）。


听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敬重他--虽然他并没有讲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人们热爱他--因为他书写得伟大，而在这些平凡小事上同样体现了他那伟大的人格。


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涨红了脸，他向台下鞠了一躬，大声说：“我谢谢大家伙了。”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更加猛烈的掌声。


老舍的手有些发抖了，他激动得有些难以自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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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与孙水会汉嘉，南下叙州会金沙沪州南会黔沪水，都邑逐渐成繁华《重庆府》清。张之洞打从大禹娶涂山的传说算起，重庆约摸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倘若不把传说算在内，光就巴国定都也有三千年了，重庆是座古城。

因为有嘉陵江、长江，重庆自然也就有了码头。而这古城是建在一座座山上的。房子是一层层沿着山垒起来的，漫山遍野的房子。天一擦黑，家家点灯--应该说是亮灯，这山城从一九○三年就有了电灯。电灯一亮，打远处望去，你都猜不准哪儿是星星，哪儿是灯光。

重庆这地方繁华暄闹，交通也算是四通八达，委员长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把政府机构一骨脑全迁到了这儿，立重庆为“陪都”。升了格的山城很快便被妆扮成了一个“俊俏的妞”，酒肆茶楼，戏馆影院林立，但分人间能有的乐子这儿差不多都有了。要是没有日本飞机撵在屁股后头狂轰滥炸，谁不说这儿真是个“太平盛世”。

重庆是个好地方，可有一条，老舍不敢恭维，那便是位于“三大火炉”之首的酷热。

比起南京、武汉，重庆要更热上一层，这四处是山，大山小山，楞把凉风都挡在了山外，把热风窝在山里。

虽然怕热却没有睡过凉席的老舍，终于也熬不过，购得一张席子，然而，席子也救不了热，他照旧没完没了地流汗。“心理凉法”的口诀、“心静自然凉”，每日诵过十遍二十遍，也皆因挪了窝，而不再显灵了。只有咬牙硬挺了。


老舍落脚在青年会。他来不及再想三十九岁是否还算是青年，能在重庆找个睡觉地方，并不比打日本容易。


青年会对老舍热情欢迎，负责接待的黄先生非常内疚地对老舍先生说：“我们这里的房子都住满了，如果先生不嫌弃，这里到还有一间放机器的屋子，只是很小，又黑，通风也不好……”


“没关系，黄先生，我就住那里吧。”


黄先生于是急忙带老舍去机器房，总算在废弃的机器堆中给写家腾出了“立锥”之地。黄先生再三表示，一有机会，便会给他调整一间稍微舒适一些的房子。


这会儿，老舍也感到了非常疲倦，稍事休整便躺在了床上，任凭蚊子在耳边喃喃细语，任着汗水自由纵横，他很快地便进入了梦乡。


“因为在社会部成立之前你们便成立了'文协'，所以现在你们要补行呈请立案，这包括……”面如铁板的社会部官员数着手指头：“呈文、计划书、理事履历表、职员履历表、工作报告、还有会员名册、会章。”


“好了，这些我们可以去办，但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呢？”


“那一时还难说。”铁板似的社会部官员说。


老舍有些焦急，鬼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冒出了一个“社会部”，并强令“文协”在重庆的一切活动暂停下来，理由是“文协”未经社会部的批准。没批准的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社会部刚刚成立。


老舍离开了社会部，心里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些官老爷的发难，半路上正好撞见了宋之的和葛一虹，他们一看见老舍，便拿出一纸公函，这是国民党宣传部请“文协”帮助编制一份“民众游艺指导法”，里面包括歌曲、戏剧、鼓词、游戏、故事等等。


“好了，有主意了。”老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社会部不是不让咱们'文协'活动吗，这件差使是宣传部让干的，自然没人敢管，等咱们工作起来，'文协'的存在也成了既成事实，到时候再疏通疏通，不愁社会部不给咱许可证。


宋之的见状，也就不再犹豫：“那咱们就干起来了，可是人手……”


“眼下在重庆的会员人数很少，我看你和一虹、何容君，当然再加上我，咱们就先干起来吧，您说呢？”但凡碰到求助旁人的时候，老舍总是在最后加上一句：“您说呢？”透着商量。


办呈文和社会部打交道那些戛七马八的事都交给了萧伯青，何容也放下了手头正在赶着的“抗到底”的稿子，老舍、宋之的、葛一虹各把一摊，编新歌，写新词，反正把与抗战有关的内容都加进去，有时也情知道少了些艺术味儿，却因为有了抗战味，大家便也就做得格外起劲儿。


鼓词自然也归了老舍，他学过、唱过，虽然只能算是个二把刀，却总比那些不摸门的人强了不少。


青年会的黄先生果然没有食言，机器房不住了，老舍与何容搬进了楼下的一间宿舍。因为光线差些，黄先生再次郑重其事地保证：“先凑合着，等有了机会，咱们冉调。”


“个管怎么说，这已经不是机器住的地方，是吧？何容君。”老舍见黄先生走了，喜孜孜地对何容说。


“住的地方我倒不大在乎，可我倒在乎香烟，以前咱抽什么？'大前门'、'大婴孩''使馆'牌，对不？到了重庆，咱改抽了'刀牌'，'哈德门'，现在可好，咱抽上了这，”何容掂了掂手上的“船牌”香烟，“这是人抽的吗？净是些烟埂子，半天抽不上一口烟，倒是锻炼了肺活虽，看来这烟，是非得戒了”


“何先生要戒烟，那可是好事，如今咱们穷哥们背井离乡地出来逃难，吃不敢进大菜馆，喝，也就闹两口地瓜汤，睡的地方还净是些臭虫，为啥？


穷啊。可咱还抽的起两口烟，您说戒了？我信，我不信谁信呢？您又不是戒一回了。


“唉，早晚我非把烟戒了不可。”何容无可奈何地笑了。


给宣传部的“民众游艺指导法”按期交卷了。黄先生的保证也再次兑现了。老舍和何容“升级”住到了楼上，屋子宽敞，光线也好，推开窗户便可以看见江水，而这时徐悲鸿夫人蒋碧微又为“文协”物色到了一处房子--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


临江门沿嘉陵江到大溪沟、牛角沱，算是新市区，自从政府机构大批迁来重庆，使加速了新城区的“繁华度”。“文协”租用的房子有着一面大窗户，而且面临嘉陵江，比着一般的房子要风凉，位置好，办事也方便，老舍看中这处房子后，马上租下来，并叫萧伯青立即住了进去，“文协”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眼见着“文协”的会员们一批批奔着临江门来了，“文协”热闹起来，老舍四处奔波，终于得到了社会部批准的许可证，并在教育部备案，“文协”可以正式活动了。


十月八日，《抗战文艺》二卷五期（总第十七期）在重庆出版了。


十月十二日，“文协”在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行了到重庆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文协”到重庆后又发展了一些新会员，邀请了陈布雷、陈铭枢做“文协”的名誉理事。这次“聚会”约有七十多人，新老会员济济一堂。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文协”武汉办事处举办了纪念会，由冯乃超主持。


重庆“文协”总部也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与会者两千多人，谢冰滢、陈波儿女士向鲁迅遗像献了花圈。老舍代表“文协”讲话：“为什么鲁迅先生逝世有着成千上万的青年们哀悼和纪念呢？


“简单的说来，就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年轻的战斗精神……我们中国人一到了中年大抵就消失了前进的精神，甚至向后退，拉住时代。……


而鲁迅则不然，他永远是前进的。……”热烈的掌声伴着两千人的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老舍也对一个写家能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如此不朽形象而深为激动。


十月二十五日，武汉陷落了。


“文协”会员们四处奔波，征集了一万封慰问信附在募集的冬衣内，寄往前线，激励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为了宣传抗日，为了“文协”的工作，老舍先生没日没夜地奔忙着，这天，他碰巧又撞见了也来到重庆的富少舫（山药蛋），富淑媛父女和唱山东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已不是初交了。


“舒先生，听说您又写了不少鼓词啊？”因为和老舍先生对劲，所以富少舶总是愿意最先演唱老舍先生的段子。


在重庆，老舍仍然没忘了通俗文学的任务，仍在不断地写，他手头正好就有一个新写的段子《新栓娃娃》，所以听少舫一说，就笑着答到：“巧了，我这儿刚好有个段子，您给瞧瞧。”


少舫接过老舍递过来的鼓词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地便哼了起来，哼着不过瘾了，又索性拿起家伙，按着板踩着点唱开了。


这时老舍发现立在一旁的富淑媛一直噘着个嘴，不由悄声问：“姑娘，又和你爹逗气了吧？”


听得老舍问，少舫停下来，说：“嗨，这不争气的东西，都这么大了，心里光知道玩，你说她吧，她还和你呛呛，气得我捎了她几巴掌，”少航摇了摇头，“咱是干什么的，是卖唱的艺人不是？你要是玩意儿不行，指着什么吃饭？不勤练着行吗？光想着往街上钻，教你的这点子玩意儿一点都不往心里走，我看你将来能指着喝西北风挡饿！”


“富先生，您话是对，可姑娘大了，还是不能动手打，回头我和她聊聊。


您也别生气，我今儿这还带着好玩意呢。”老舍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了一瓶沪州老窖。


“这可是好东西，今儿咱好好喝两盅。”看见了老舍先生，富少舫打心眼里透着高兴。


老舍回到青年会，警报又响了，何容用衣服把窗户封了个严严实实，又坐下来看稿。


“那儿有篇华林拿来的稿子，他说你是《抗战文艺》的编委，指名要你看。”何容对老舍说。


“他为什么不去给蓬子看？稿子不是蓬子管吗。“老舍不解为何非让他看。”那谁知道华先生怎么想的。”


老舍低头翻看着华林的稿子。这是一篇论战文章，华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这样的文章来，攻击目标几乎全是“文协”中的左派人士。老舍心里明白，文章一发，必然会引起一场论战。老舍以前曾和华林说过，大敌当前，应该共同抗日，而不要互相攻击。


老舍提笔给姚蓬子写了封信，意思是：华林申文章已经看过，味道好象不大对头，最好是不要发，最好是劳蓬子亲自和华林谈谈，以免误会。


华林的文章没有发出来，这使得他大为恼火，他攻击老舍是个貌似中间派的左派，没想到他竟言中了，老舍也参加了一场论战。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中央日报》请来了著名学者梁实秋先生编辑《平明》副刊，不知梁夫子为何心血来潮，在副刊“编者的话”上，竟摊出一个“与抗战无关”论的观点。此时，国内投降派论点尘嚣日上，蒋介石的信徒王克敏极力挑唆国府大员们投降日本，后来他索兴跑到北京公开组织起汉奸政府。在这投降派一派胡言的骨节，梁夫子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抗战无关”论，不得不叫人打个问号。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倘若仅是此语，怕也不会惊动诸文人，而以为不过是一番自以为是的清高，但梁夫子又开始对“文坛”的“盟主”、“大将”的一通挖苦，明眼人便不难看出梁先生所指了。


“所以'文坛'我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就更是茫然……”


梁夫子是冲着“文协”来的了。


梁先生这一手，立时引起了回敬，宋之的、姚蓬子首先迎战。


老舍虽然也对梁夫子的话觉得不顺耳，但看见左派的宋之的，右派的姚蓬子都开了火，他并没有发言。他觉着，假如是党派之争，我参加进去便破了自己立的规矩，设若仅是门户之见便更没有意思。等到《抗战文艺》上发表了宋之的、姚蓬子等的四篇批驳梁夫子的文章后，老舍也有些坐不住了，因为他如今不是代表着他个人，而是代表着“文协”。


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篇文章，结结实实教训了梁夫子几句。


“……值此民族生死关头，文艺者之天职在为真理而争辩，在为激发士气民气而写作，以共同争取最后胜利。


“……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


写到末了，老舍讲道：“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敬希本素来公正之精神，杜病弊于开始，抗战前途，实利赖焉。”


“文协”的同仁们看了老舍先生的文章，个个赞不绝口，于是决定文章以“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形式刊出。正在这时，张道藩却找上门来了。


他把老舍请到了自己的“宫邸”。并十分客气地对老舍说：“舒先生，我一向是十分敬重您的。”


对于张道藩，老舍虽然也听说过不少议论，但他觉得张为“文协”办事，还是尽了一些力的。而且张经常把“团结须精诚，要化除已见，消灭私心。”挂在嘴边。


“老舍先生，我请你来，是想请你为国家，当然，也是为了'文协'做一件事情。


“您说吧。”


“为了团结为重，请舒先生抽回那封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张道藩为老舍点上了一支烟，观察着他对这句话的反应。


“请你讲讲，这是为了什么？”


“好。”张道藩见有机可乘，便摆出了一付推心置腹的样子。“梁先生的话有些是欠缺考虑，得罪了不少人。我并不想替他辩解。可是如此兴师动众，就连您这位从不参加文艺界之争的人这回也参加进来，这会给梁先生精神造成很大压力。”


听了张道藩这几句满带怜惜之情的软话，老舍心有些动了。


“他还要做学问，还要教书，这样一搞使他今后也难于做人了。总应该给人家留个回旋的余地吧。我这人是个干不成什么大事的软心肠，他找了我，也承认了他的有些说话欠妥，只是希望您的文章不要见报，”张道藩说着，透出一付戚戚惨惨的样子。


“可我们已在《抗战文艺》上发了之的、蓬子的文章。”


“那些文章是代表他们个人，您这篇份量就不一样了。”老舍想起了自己那篇文章是“文协”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你说的倒也有理，梁先生既然承认自己说法有误，我看倒也不必纠住不放……”


“这么说，舒先生同意撤稿了？我真要替梁先生谢谢你，您这是团结为重。”


在送老舍出门的时候，张道藩又显得十分贴己地说：“已经有人准备利用您这篇文章向政府施加压力，扰乱政府抗日救国的统一部署。”


“有这么严重？”老舍十分诧异。


“有些人的话，先生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在人心不古，人世复杂，搞不好就会上人家当的，舒先生也不能不防啊。”


回来的路上，老舍咂摸着张道藩的话，越琢磨越觉得不大对劲儿，他有些后悔不该轻信了他。


他逐渐悟明白过来，张道藩其实并不是替梁实秋来说情，而是怕他这篇文章会给国民党的最高舆论权威《中央日报》蒙上“消极抗战”“悲观抗战”的色彩，他是在替《中央日报》说话。


老舍隐隐约约感到了张道藩让他上了一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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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日本人的飞机也越来越鬼了，为了躲开那似乎长了眼睛似的高射炮弹，日本人专拣晚上来轰炸。于是夜里刺耳的警报声加上空中划来扫去的探照灯柱，便给武汉的夜晚平添了不少战争的恐怖。

但也有那不怕炸弹，好看个热闹人们，抽不冷子便溜出防空洞，仰目长空去观那天上的打仗，赶巧儿，看见探照灯的光柱猛然间照往了一架飞机，立时便有几十发炮弹奔了过去，出不了三秒钟，飞机曳着黑烟，歪歪斜斜栽了下去，观战的百姓便会欢呼雀跃，兴奋地大叫：打死小日本！打死小日本！

自从马当要塞失守，政府便高喊了“誓死保卫大武汉！美国人、苏联人，也前来助战。在对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瘦的委员长慷慨激昂：“……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国难，中国绝不能为日本所战败。”委员长话虽说得硬气，可私下里仍免不了和日本人勾勾搭搭。老蒋这种忽软忽硬，脚踏两船，躲躲闪闪地抗战姿态使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然而却也有驾了飞机去和日本飞机撞头的勇士，有至死不做俘虏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壮士，更有广大人民群众风起云涌地奋起抗战。他们大呼：“凡我乡亲，各备武器，保卫桑梓。”


为保卫大武汉，聚在“文协”旗下的文人们在干什么呢？


千户街观音堂少说挨了两次炸，冯玉祥将军担心住在那里的文化人造难，便派人将他们分送到较安全些的地方，老舍也离开了千户街的冯公馆。


老舍这天是去孔罗荪家参加“文协”举办的一个晚会，尽管现在飞机常来轰炸，不时有炸弹在附近爆炸，令路人提心吊胆，然而老舍此时的心思却在起草着今晚的发言稿。


“文协”成立的这几个月，各种活动举办了不少，各种会也开得不少，什么座谈会，园会、茶话会，联欢会，而今天的晚会由于有了冯乃超“贡献”的一听牛奶炼乳，锡金的咖啡，再加上何容掏出来的香烟，便显得格外热闹。


只是因为实行灯火管制，门窗都闭得紧紧的，二三十人挤在一起喝着咖啡，便感到十分热，不少人一边大口喝着咖啡，一边大把地甩着汗。忽然警报响起来，于是大家便赶紧熄了灯，立刻就有人吵吵，“开窗，开窗，可要解放一会儿了。”


真是一呼百应，门，窗马上推开了，屋里也立刻透进一层凉气。如若敌机不来，警报不响，人们还真没想到闭灯开窗，透透空气。


人们这时除了影影绰绰地烟头亮时，便不大看得清邻座的面孔了。


白天时，邵力子曾一再催促老舍把“文协”撤到四川，委员长已把重庆定为战时的陪都了，不少政府部门都已迁到重庆，要指望军队能守住武汉，如今也没多大想头了。保不齐那一天，政府就要下令放弃武汉，邵力予曾拍着老舍的肩膀戏谑地说，“如今不定，等到大撤退时，怕是便撤不了喽、船、车、飞机一紧张，哪儿也不会单给你们这些文人留位置的。”


曾有过亲身体验的老舍先生不由得点了点头。


“你们抓紧时间开个会吧，看要不要把'文协'迁到重庆去。”邵力子进一步建议。


“这么说，政府是要放弃武汉了？”


邵力子似乎也不便多说，只是摆了摆手：“有些事不能深说，您听我的就是了。”


不管“文协”开什么会，只要有老舍先生在场，便透着格外的喜性，这似乎成了一条惯例，老舍是“文协”的实际总管，加上他富有魅力的口才，所以许多会都由他来主持。


老舍是个热肠子的人，“文协”的工作，几乎事无巨细他都敛在身上，朋友们因此更加敬重他，他便更加卖力地干。


前不久，他主持了“通俗读物座谈会”，因为认真，便分出了士兵的通俗和农民的通俗，老舍并不理会安娥和王平陵争论的各代表着什么背景，他只是身体力行，努力写出大众的通俗。


在文艺界，老舍努力使自己超脱一些，对各派之间的纷争，他并不近前凑合。他恨透了那没事找事，鸡蛋里挑骨头，专门挑起事端的人。当有人跑到他跟前散布一些闲言碎语扯皮的事时，老舍必得回敬他：“请先生以抗日为重，团结为重，不要吃饱了撑的。”


可他终究会看出有些人心术不正，就想挑起些是非。当着十分近乎朋友的面，他也会露出怅然之情绪。


吴伯萧来找他，象在山东时一样，两人二话没说，先挑了一家小酒馆坐下来。三杯酒下肚，吴伯箫便有些神密地说！“我准备到延安去了。”


“噢，这是件好事、共产党，毛泽东是坚决抗日的人，请先生自重。”


“您呢？舒先生？”伯箫看着这位年长的朋友。


老舍思忖了一会儿，才慢慢说：“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现在国难当头，我相信抗日第一，国家至上的。我是个写家，也没旁的本事，只能为着国家，为着抗战，为着大众多写点文章，多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想我还是就在这里坚持原地抗战的好。”


吴伯箫乐了：“舒先生，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伯箫走了，越来越多的人也相继走了，老舍照旧为着“文协”奔波，为着文学的，“通俗”笔耕，坚持着他的原地抗战。


而今天……今天就要决定“文协”的去留了。老舍心里怪不是滋味。从济南舍家出走，就是为着抗日，可如今又要开始不住脚的走，就要放弃手头正干得热火的抗日救亡工作，这叫什么事？将来身前身后不落下骂名才怪呢。


所以开会时，老舍便说：“如果坚持要把'文协'撤到重庆，那么请别人先走，'文协'大印也请带走，我舒舍予并不金贵，哪有先走的道理。'他这话是冲着冯乃超，吴奚如说的，这二位开会之初便力主老舍携“文协”大印先行入川。老舍虽说的平和，但谁也不难看出那话中的“刺儿”。


“舒先生，您这是说我呢。”乃超笑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文协'是全国性组织，从地理位置上应与中央政府在一起，现在各地分会纷纷成立，难道'文协'的任务是组织我们这二三十个文人上战场拼命，死守武汉吗？


难道你老舍先生开枪射杀了两个日本鬼子，才算是抗日吗？我不多说，让各位同志表个态，看您是不是该走。”平时能言善辩的老舍一下闷住了，冯乃超这几句不紧不慢，不急不躁的话，让人难以反驳，老舍只好等待大家的“裁决”。


会上决定，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文协干事）带“文协”的印签等物尽早登程入川，姚蓬子也在入川之列。


“我还有个请求。”老舍愿意服从了，但却有个条件。“过几天，《泥脚的日本》的作者阿特丽女士要来，让我把接待工作干完再走，如何呀？”


在座诸君面对如此热心“文协”工作的老舍，谁能说：“不行啊。”


7月29日，“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地址举行了欢迎英国作家阿特丽女士的欢迎会，日本作家绿川英子也参加了会。《泥脚的日本》一书是阿特丽女士研究日本的著作，因为它分析了日本帝国的情形，做出了日本国政府倒行逆施终将使其自决的结论。


席间，老舍举杯，以咖啡代酒：“'文协没有什么好东面赠给阿特丽女士，除了一杯咖啡，只有赠送我们的会刊合订本两册。“阿女士为参加文艺界为她举行的这次“盛会”，特地穿了一件淡兰色的中国旗袍。许是激动了些，阿女士把流利的英语说得更加“流利”了，这没有标点符号连珠炮似的“洋文”令翻译费大力而不能达全意。


阿女士说：她原以为中国即使敢战，亦会很快的败退，但这一年了，她看见中国的兵士们更加勇敢，而全民的团结抗战是今后必胜的保证，她说：“……中国必能复兴，而诸君是新中国建设的前哨。愿诸君努力向前！谢谢各位。”


阿女士的话得到了与会者没完没了的掌声。


绿川英子是世界语工作者，发言便用了世界语。在座的有懂英文的，有懂法文的，而都对世界语缺少了解，绿川女士的发言象是在说“天书”，只能揣摸个大概意思了。


等到自由发言时，英文翻译已有点精神不够用了，这时老舍便自荐当了阿特丽女士的翻译。那地道的英语，立时震住在座诸君，而最感好奇的还是阿特丽女士。乘着回答各种问题的当儿，阿女士请教老舍先生--这口辈棒的英国语是打哪儿“偷”来的？老舍直言相告，这英语偷自它的本上英国伦敦城。


欢迎会结束了。老舍这时忽然做了一番离题的结束语：“欢迎阿特丽女士的会完了，在座的烟卷也抽光了、咖啡也喝完了，诸君都赶上了寸劲儿，这大概是'文协'在武汉的最后一次活动了。赶明儿，我要把'文协'背进四川，先诸位一步离开武汉了，票现在不好弄，弄着了，抬脚就得走，趁这功夫，我先向大家辞个行。”


说着，老舍便拱手向四座连连作揖。


“文协”的大总管要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自从成立了“文协”，这些沦落在外的文人们都觉得有了个“家”，有了主心骨。而老舍先生那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的谈吐更给了大伙不少乐趣和安慰，如今，这位终日辛劳的“文协”总管要去了，大家都觉得一下子缺了点什么。


“过去的几个月，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让众位受了委屈的地方，就请包涵了。我这人能耐有限，本不该担此重任，因却不过朋友们的面子，赶着鸭子上架，做了这个费力不少却常常会得罪人的官，眼下，看来还没有人肯接这个差使，那我就还得干下去，把这纱帽翅带到重庆吧。”


“不，应该带到抗战胜利，带到自由新中国的成立，也许还要再回到武汉，回到这里。”盛成激动地说道。


下雨了，越下越大了。滂沦的雨中，有人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便成了众人的合唱。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江上的雾渐渐散了，喧嚷的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这里是谁有能耐谁上船，没折的，挤不上船的主，就是哭喊出个大天来，也不会有谁搭理。


有钱的人自然是用钱开了路，稳稳当当坐进了船上的头等仓，有权的，自然是用枪开路，船主当然知道枪杆子不好惹，于是，不管碰到什么事，也必定要等到有权的大爷们上了船，才敢启锚。


没有钱又没有权的老舍、老向、何容、萧伯青一行虽说有了票，却不一定上得了船，上得船。船也不一定就能开走--因为这是战争期间。


因了战争，这些小船上便冒出了一帮子“权势”之人，操着这些逃难者的生杀大权。一块大洋的船票涨到十块，还要外加比票价高出几倍的手续费。


船主是看出殡的不怕死人多，逃难的越多他越乐，大发其国难财，他知道这些逃难的人就是倾家荡产，也愿意在船上弄个位置，以求逃命。


果不其然，四位文人拿着票到了码头便被检票的挡住了，“走开，走开，今日没船，等有船了再来。”萧伯青上去询问，何时会有船？回答是：该什么时候有船，船就自然会有了。萧伯青对这无赖的回答气不过，上去争执，老舍扯了扯他的衣角，“这种人，不要理他，咱们一边稍着，你没瞧见，就咱们这付穷酸样儿想上船，恐怕门也没有。咱闲话少说，等冯将军的副官来了，再和他理论。”


已经说好了，冯将军派副官前来送行，冯玉祥知道，别看这些个文人能写能说，可要遇上混不讲理的主，他们便没什么能耐了。本来冯玉祥曾邀老舍和他同车前往桂林，说好给老舍寻一处僻静的好地方，让老舍也安下心来休养一阵，写写东西。而老舍婉谢了冯将军的好意，而以“文协”的前途为已任，这点，使冯玉样深表敬佩。


这四个人将行李放好，一顺边儿站成一行，引颈向码头进口处张望，检票的过了一会儿看见这几位还没走，心里便有些不乐，他想这么儿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强硬的后台，估摸着口袋里的钱也不过就够两顿米粉钱，没什么大油水。


他凑了过去：“嘿，你们几个，想上船？”


“是的。您看这是船票。”老向把票递过去，对方连看也不看，把他挡了回去。


“凭这个就想上船？懂规矩吗？”


“您帮帮忙，我们都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老向耐心解说着。


“你们有这个吗？”他比划了一个大洋的形状。


“没有！”伯青眉毛早挑起来了。


“没有，您就请吧。”他毫不客气的把手往码头出口一挥。


“来了，来了。”老舍从出口处认出了冯将军的副官。


副官一身戎装、配着上校军阶，因为热，而没去穿那象征着威严的马靴。


检票的并不以为一个上校能有多大神通。就跟下这个各种将军多如牛毛的时代，兴许一个特务都比一个上校能耐大。不过对方到底是个军人，腰里别的玩意儿也不是吃素的家伙，检票的态度略微有所收敛。


“把你们船长找来。”副官不愿和他废话。


“您有话就和我说吧，船上没空。”


“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做得了主吗？……副官端起了架子，一顿劈头盖脸的臭训。


船长果然被引出来了，他看过了写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侍卫室的“派司”后，马上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把老舍等人让上船，嘴里连说：“小人有眼无珠，得罪各位，得罪各位了。”


船总算启航了。


副官一直等到船开动了，方才回去复命。


几个文人看着渐渐远去的武汉三镇，听着远处响起的刺耳警报声，心中暗暗告别了。


也不知是吃喝不适，还是水土不服，老舍在船上闹开了肚子，而这慢慢悠悠在江里颠簸着的逆水船，也似乎是有意和老舍过意不去似的。


有人说，“赤壁”就在江边了，文人们自然要看看苏子与客泛舟之地，老舍也强挣着起来靠在船舷上，神思迷离之中，倒仿佛是置身战船上，虽未敢持戈高歌，却也想拿出一付燕赵悲歌之士的气概。不觉中，老舍自顾自地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您说是不复还哪儿啊？”老向扶住了他。


“你说，我们还能回北平吗？”


这声音凄楚、荒凉，老向也不禁感到一阵揪心似地难受。


“越走越远喽。”


就在老舍、老向逆江而上离开武汉的功夫，胡絜青带着孩子离开了一住七年的齐鲁之地，回北平当她的小学教师了。自从老舍离家出走，絜青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无论多苦，她挣命也要把孩子们乎平安安地带大。


而北平有娘家，有婆婆家，有亲戚朋友，好歹都有个照应。


那天她是带着孩子们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二哥前来接站。北平并没变样，前门样子依然如故，筒子河里照样泡着死猫死狗。日本人似乎并不太喜欢北平，并没有驻许多军队，而把统治中心放在了天津卫。


北平街面上满处祸害的就是那些个汉奸、特务、二狗子。日本人嘴里喊着“日中亲善”，“王道乐土”，并没有象占领南京时那样来个屠城三日。


不过炮局监狱里照样押满了不肯亲日的老百姓，芦沟桥下的永定河滩上天天杀人。


到了家，见了娘，外孙儿、外孙女见了姥姥自然高兴了一番，娘儿俩坐下来讲起这难熬的日子，哭一阵，喜一阵，哭的是这苦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喜的是总算团聚了。


母女俩絮叨了一阵，絜青坐不住了，她要去看看婆婆。她忘不了老舍离家时再三叮咛过：“如能见着娘，代我伺候伺候吧，我不孝，不能好好伺候她老人家了。”


见了婆婆，絜青第一句话就是：“娘，庆春叫我回来伺候您老人家来了。”


老太太连连点着头，只是说不出一句话。絜青看得出来，老太太心里什么都明白，她老人家想哭，见着了媳妇、孙子、孙女，却不敢哭了，她不乐意让别人陪着她掉眼泪。


老太太把平日里攒着的吃食，尽数拿出来分给孩子们吃，自己却吃不下晚饭了。她默默地回到了里屋，絜青听见了她在念叨着一句恬：“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也许真是因为船尾上那面意大利国旗，船上没有挨上日本人的炸弹。终于安全抵达被人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宜昌的街面上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拖枪而来的溃军，工厂的机器，物资就堆在大街上，这里不时有敌机来轰炸，没有文明，没有家，一片惨不忍睹的战争景象。


老舍心疼啊！这一切没有遮掩的，赤裸裸的现实--腐败、牺牲、流离失所，溃逃、落后。


出去的人回来了，总算找到了民生公司的一条船，费尽力气，搞到了票。


却是要坐在甲板上的。三个人看着老舍瘦弱的身体，生怕他挺不住，颇为不安。


“能走就好，这地方真让人呆不下去。”老舍立了起来。“你这付病病秧秧的样子，坐甲板行吗？”老向为难地看着老舍。


老舍有些激动地说：“有什么不行？难道还在这里坐等？咱们早一天到重庆，早一天把'文协'的摊子支起来，就可以早一天为抗日尽一份力气，走吧，不要操心我，”


四人又上船了。


坐甲板的滋味是不好受，风吹日晒不说，送饭的茶役还会在你的铺盖上留下一个个结实的脚印。看见大家情绪不高，老舍便讲起从济南逃出来的情景，说到后来，他总结到：“这山门在外，有三要点。一要和气，和气生财，和气也能顺气。二要凡事忍着耐着点儿，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三就是要学狗着点儿，这大概各位有点听不懂了，老向是懂这意思的。咱北平人管溜须拍马就叫'狗着'，如今许多事您要较真儿讲理，没人搭理你，但会溜会拍的主儿，往往歪理也能讲正了，临完了，您在往手里一塞，大洋十块，齐了，什么事也全办了。”


四邻的人都逗乐了。忘了被挤成虾米似的身了，尽量伸长了脖子，以便能看清这位讲笑话的先生。


一双双探询的目光，来来回回打量着老舍。


“这位是干什么的？”“他是谁？”


“听他这口京片子，八成不是说相声的就是说书的。”人们猜测着，嘁嘁喳喳。


伯青吐口了：“他是个写书的。”


“噢，他叫什么？”有人刨根问底。


“老舍。”


“噢。这名子听说过。”


知道和不知道的人都对这位说笑话先生产生出一种恭敬，他们觉着能跟这位谈笑风生的写书先生同船去重庆，也算是福份船在水流湍急的长江里艰难地爬着，不敢松劲儿，因这急流中稍一松懈，船就会突然失去控制，而听凭急流的驱使--抛向礁石，抛向旋涡，抛向江底，失控的船会象纸糊得似的，倾刻间更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进--向命运抗争！


老舍瞧着破浪前进的船头，心中思忖着今后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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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次成立大会，把老舍等人千辛万苦募捐来的一笔钱花光了。而如今指着“爬格子”吃饭的写家们几乎个个捉襟见时，可要把“文协”支持下去，处处都需要钱。

要开“文协”的理事会了，老舍、老向、何容、适夷几人找到了冯玉佯将军。

“要开会？”冯玉祥问。

老舍点头做答。

“没有开会费用，缺钱使？”冯将军一箭中的。

几人都笑了。


“那就尽管开口吧，由我来支应。”


由于有冯先生的大力相助，理事会第二天便在千户街的冯公馆召开了。


四十五名理事届时到会，首先推定了老舍、郁达夫、胡风、楼适夷、姚蓬子、老向、华林、王平陵、盛成、沙雁、穆木天、冯乃超、胡绍轩、胡秋原、吴组湘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部正、付主任：姚蓬子、老向（王向辰）为出版部正、付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研究部正、付主任。


在开会的理事中，有一位并不讨人喜欢的“热心人”。每次“文协”的活动，他都会借机冒出来四处张罗，八方许愿，倒好像文艺界抗敌协会是他的独家买卖似的。此人来头大，后有“委座”撑腰，动不动就会说，鄙人是代表党国云云。这位臭名远播的先生就是刚刚发表为教育部常务次长的张道藩先生。张先生在“文协”成立之前曾风风火火地四处游说，并选好了馆子摆了几十桌酒席，给文艺界的名流们撒了二百多帖子，拉拢人们为他捧场，并想借此捞个“文协”的头头干干。如意算盘固然打得不错，可没承想，这帮好打“牙祭”的文人墨客楞是没一个领情的，几十桌酒席都给搁那儿了，张先生吃了个大窝脖，现了大眼。


张先生从来对左派人士，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猜想这次坐蜡，肯定也是那些文艺界的赤化分子背后捣鬼，可他又不敢和众人都撕破脸，树敌八方。


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假装没有这回子事儿。


这次开理事会，张道藩又开始上审下跳地活动开了。他先是坚决反对象楼适夷那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左派人士当什么部主任，接着又拐弯抹角地策动旁人为他提名当“文协”的主任理事。可他完全没想到，等部主任的位置一个罗卜一个坑地全填满了之后，主持会的冯乃超先生忽然话锋一转，宣布一项建议：本协会不设主席，不设主任理事。


把一心想争权的张道藩先生甩了！


象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在座的理事都齐刷刷地举手表决通过了。张道藩气傻了眼儿，当着冯玉样付委员长的面他又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说什么鄙人代表党国之类的屁话了。可从此，在他那九九十八弯的肠子里，便生出了日后要把“文协”往死里整的歹念。


会还没开完，被人称为“虎痴”的张善孖先生推门进来了，说是闻讯而来，定要加入抗敌的“文协”。自有新任的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向善孖先生解释，写家的抗敌联合会为什么没有请他。但张善孖不依不饶，振振有词：“文艺自然是指文学与艺术，而艺术便理所应当包含丹青之作了。”善孖来了痴劲，自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诸位理事，候补理事也提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虎痴”先生便做了“文协”的会员。


为了省钱，“总理会务”的总务部主任决定以九十元的租金与中国文艺社合租了汉口中山路永康里的一处房子。有道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老舍临危受命，无米也要开饭。一阵紧锣密鼓地忙乎后，几百会员就四处散开，各干各的去了。而“文协”这个摊子就交给了舒舍予。除此之外，还有住会干事一名，文书一名，工友一名。帐目上记着捉襟见肘的几笔小帐：教育部补助：二百元（自1938年4月份领到）


宣传部补助：五百元（自1938年6月份领到）


政治部补助：五百元（自1939年1月份领到）


这几笔小钱虽不够大扑腾，但生性幽默的老舍先生并没有皱一下眉头。


会员们虽个个都日子过的不富裕，但张罗着大家咬牙凑凑，仁瓜俩枣，积少成多，便也解决了印刷信封、信纸、刻图章、备笔墨等日常的杂务费用。


出头露面的交际，为“文协”的事务奔彼接洽的茶资车费，便都由热心抗战工作的诸君自己掏腰包了。


工作虽然很忙很累，老舍却心甘情愿，同时也很兴奋。因为大家团结抗敌的精神使他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由于众心一致的抗日所奠定的胜利基础。


出版部设在了交通路四十号姚蓬子的家中。老含最关心的就是《抗战文艺》的早日出版。“文协”自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活动，但是《抗战文艺》是“文协”的门面呀！人们要从这本小书上去了解，去熟悉抗战的生活呵。


隔三差五老舍就一定来出版部一趟，进门头一句话准是：“我给各位请安了。”而第二句就直截了当地冲着姚蓬子先生去了，“您倒是给说个准日子，这《抗战文艺》咱们这辈子还瞅见瞅不见了？”


姚蓬子不好再提困难了。说缺钱吧，人家老舍先生一趟一趟地四处去给奔。说人手不够吧，这不除了老向之外，又添了孔罗苏、锡金、以群、何容诸君吗？再说，连稿子有时都靠老舍先生跑来跑去地去取去送，怎好总麻烦他呢？


老舍说过这句玩笑话后，直盯着姚蓬子，他当然看得出来，出版部的诸位仁兄都在卖着膀子地拼命于，没一个藏好耍滑的，许多事确实办得不容易，可他还是要逼一逼诸君。


“就定在'五·四'怎么样？”姚蓬子鼓了鼓劲，从咬紧的牙缝中迸出了一句硬话。


“真格的！”老舍认真起来。


“咱们击掌为定吧！”


“啪”。姚蓬子和老舍像孩子似地拍了一下巴掌，算是订下了合同。


此时，前线也打得热闹，李宗仁、白崇禧在徐州前线指挥作战，在台儿庄一举围歼了几万日本鬼子。台儿庄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文协”也特派郁达夫、盛成率队前往台儿庄慰劳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官兵。出版部印了大批“慰劳前线将土书”，“文协”总会还特意绣了一面“还我河山”的锦旗，着盛、郁二位带着文艺界诸君的愿望，奔了前线。


为扩大抗敌宣传，“文协”又制作出版了一批特刊、小册子、传单，姚蓬子接了“活儿”后，硬是在三天之内全部赶制出来了。


五月四日，三日刊的《抗战文艺》创刊号如期出版，刊头题字是丰子恺的手笔，梁白波的封面设计，而《发刊词》是由楼适夷撰写的，大吼，“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而去”。


老舍也把为抗战而写的小戏登在了创刊号上。他没忘了向忙得团团转的姚蓬子请安，并祝贺他如期完成任务。


老舍身为“总务部主任”，最头疼的还是钱紧。


老舍是那号楞叫自己刹紧裤腰带挨饿，也不能叫朋友受半点屈的人，虽在异邦也待了多年，可却挺看不上西人那套两人吃饭，各自会钞的臭毛病。


他觉得这种冷冰冰的交际，太缺乏人情味。过去自己要单儿，待客接友总是那么透着大方，那总是除了稿酬之外，还有着一份“铁杆庄稼”似地工资收入，现如今操持这样一份家大底薄的大“家”，甭说是缺银短两地老闹“无米之炊”，就是有米有肉也还难操持得好呢。


为接待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便定下了德明饭店--派场还是要讲的，邀了文艺界人士近百人--体面不能失。可这些开销全部要钱啊。


没旁的办法，只能再挨帮磕头，以解燃眉，坐冷板凳，甩脸子，老舍什么没见过，共满仨瓜俩枣的款子，还甭说曾经答应下的，好几个月了，崩子儿没见着，这便是政府的机关，这在先，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有这么一倍，宁肯不要，也不受那付气，老舍思忖着。可眼下，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少上那么一倍也得硬着头皮去磕这个头，谁让咱们是为众人效力的呢，老舍不再瞒怨谁了，套上他的夹袍，两手抄在袖筒里，一路紧走，奔了教育部。


一听说是审请补助，就甩过来一句冷冰冰的官话：“先等着吧。”


老舍为了能办成事，便强压着火气，坐了两个钟点冷板凳。还不见召见，他忍不住拉住一位科员询问：“我那事有点门没有？”


“等着吧。”又是那句话。


好，那咱就等了，反正不给解决，咱就不走。从上午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还不见动静，老舍耐不住一把推开了管事科的门，撞了进去。


“出去，跑这来干什么？！”申斥中透着轻蔑，要不是在教育部的办公室，到真以为是什么人在撵叫花子呢。


这声喝斥，让老舍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索兴敞开大门，冲着满屋子人不紧不慢地说：“咱们这是好说好了的事，可要象您这位这个劲儿，咱们今儿就算叫上了。这年头，谁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愿意来这儿找诸位的麻烦吗？可我既然来了，就必定要有个眉目。再说，我既然敢来这衙门口要钱，你就应该问清个缘由，要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将来指不定让那位吃不了兜着走呢。”


这几句话，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缓不急，温温吞吞，和和气气，可就是让那几位听着的主都坐不住了，科长摘下眼镜，擦掉了水气，重新戴上，凑过跟前：“您先生是……？”


老舍打心眼里腻透了这帮子混官饭的虫儿，要不是为了“文协”他一辈子也不愿意和这道号的人打交道。


他把身子一转，避开了凑近来的油头粉面，“我叫舒舍予，去问你们的张次长！”


老舍一甩袖子，头也不回，走了。


老舍回到“文协”时，发现平日并不多见的沈雁冰、冯乃超都在那里等他。


“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周作人当了汉奸。”冯乃超说。


“当了汉奸？”老舍一楞，知堂先生曾经是老舍十分敬慕的人。“现在打仗，消息有时难免传走了样，不会弄错吧？”他追问了一句。


“哎呀，怎么会错？”锡金用手指着一个风尘朴朴的人说：“他刚从北乎跑出来，周作人现在做了北平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那官能随便当得吗？那不是汉奸是什么？”


老舍难过地摇摇头，“好糊涂啊，怎么会，怎么会……”。


“人不可有傲气，却不能无傲骨，他真给鲁迅先生丢脸。”楼适夷愤愤地说。


“知堂先生或许是一时糊涂，或许是身不由已，我们还是应以人为善……”


老舍话没说完，便被锡金打断了，”算了，死也不能当汉奸啊！”


老舍不再言语了，恰巧这时工友进来，说是外面有人找舒先生。


原来外面来找老舍的就是方才在教育部的那个科长和一个科员。但此时已判若二人了，那笑，那站，那一举一动的表情，虽都谦卑得有点过了头，可毕竟受看多了。


科长从拎着的皮包里摸出一张支票，奉送到老舍面前：“您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这钱，您先收下，似后每月鄙人一定派员把钱送来，决不再劳您大驾。”


老舍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儿，他收下支票，照例客气几句，猛然想起周作人的事，便问道：“您二位是在衙门里办事的人，消息一定比我们快，比我们准，我问问您二位，可知道周作人，知堂先生可是做了日本人的什么教育官吗？”


“是的，不但如此，还在电台上发表了讲演呢。”那科长说。


老舍相信了，同时觉得心碎。那曾经多么美好的一个形像--并不多谈政治，考究的文字、学者的风范，虽不像鲁迅那样成为文坛泰斗，思想的巨匠，却悠哉悠哉过着一种恬静、散淡的生活。毁了，这学者的形象永远去了，便再不能回来了，他走回里屋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从北平跑出来的人，不仅带来了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样的消息，而且还诉说了：拣煤核儿的小孩子被倭寇的车轮辗死，八旬老太叫日本兵用刺刀挑了，市面上再见不着白米白面，就连棒子面小米都成了精粮食，市民们吃的是杂合面就盐水，北平有城墙，东西南北都有城门楼子，城门一开，四乡八镇的菜呀果呀就可以滚滚而来，现而今，日本人成天把城门关得死死的，才不管老百姓有没有罗卜白菜吃呢，这些日本兵就喜欢“花姑娘”，于是便专有一路坏种替日本兵拐带妇女，多少良家女子惨遭厄运，往日北平城里那种宁静、不着谁惹谁，和和气气的日子再就没有了。


老舍惦记着北平，惦念着老娘，前几年回家，他勒紧裤带在西直门里观音庵为母亲买下一处房子，为让母亲能乐乐喝喝，富富泰泰地安度晚年。那次把母亲接进新居，安顿好，他对娘说：“往后日子里缺啥买啥，您别总舍不得，我每月把钱汇来，您别再揽活干了。”对于老儿子的这份孝心，老太太心里甭提多乐了。不过她老人家可过不惯--逛逛万牲园，游游颐和园，听大鼓书看京戏的悠闲日子。得空，她还是愿意帮人干干活，她知道，日子艰难时候，不少人帮过咱孤儿寡母的，现在也应该报答人家才是。


可如今的太平日子是没有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也会把刀子架在白发苍苍的母亲头上，也说不准日本法西斯会连人带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些法西斯野兽不是奉行“三光”政策吗？


老舍越想越揪心，也越想越恨，更坚定了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决心。


一篇《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徒，一念之差，忠邪千载……！”


老舍毫不犹豫地在茅盾、郁达夫等人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盛成打台儿庄前线回来，给老舍捎来郁达夫的信：文学家艺术家要给前方将士写点画点。


“没错。你来给大伙讲。会由我召集，话由你讲。“老舍扯住了盛成。


“文协”为“劳军慰问团”从前线归来举行了报告会。但分能腾出空儿的会员一个没拉，全来了。因为，“慰问团”既不是留洋归来，更不是自仙境而降。是从前线归来，地地道道的抗战前线，流血的前线。单这一点，就牵着万万千千人的人呐！


“下面请从前线归来的盛成先生演讲”。老舍宣布会议的下一项内容。


此次，盛成和郁达夫率领的“劳军慰问团”到达鲁南运河北岸的一个村镇--台儿庄时，新的战斗又打响了。


文人们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士兵们的大刀，状如喷泉的热血，听见了撕杀时粗俗然而有力的吼叫，也听见了伤兵们的哭号。


而蹲在潮湿阴暗战壕里的抗日将士们除了打仗、冲锋、牺牲、受伤主处，便只有望着天空发呆。郁达夫在战壕里走了一遭，偶而见到士兵抱着本书看的，便借过来翻翻，不是《小五义》就是《济公传》，并没有一本宣传抗日的文艺书籍。他叹了口气，转身问一个陪同的副官，回答到也干脆，喜欢看的没有，不喜欢看的那些宣传材料倒是有一些，可士兵们不感兴趣。最后，那个副官热情地对郁达夫说：“你们都是些大文人，给我们这些小兵们也写点东西吧。”


晚上，郁达夫和盛成碰头时，两人都感慨万分。发誓今后要为这些在前线流血的士兵们写点东西。


什么东西是士兵们喜欢看的呢？


郁达夫认为是快板、相声，盛成以为是鼓同、故事。总之，有必要搞那些通俗些的文艺形式，给士兵们以精神食粮。


盛成说：“我们不能指望士兵们弄懂巴尔扎克，喜欢福楼拜，但应该看到士兵们有一种精神上的需求，当他们挺身为国而战，为民族牺牲的时候，他们有权力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我们有义务为他们做些工作。”


两人谈了很久，决定让盛成先返回武汉，去呼吁文艺家们行动起来，郁达夫对盛成说：“这方面你回去后可先请教老舍先生，他在发展通俗文艺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徐州会战全线展开，郁达夫带领慰劳团继续一个战区一个战区，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慰问士兵们，而盛成则带着大家的意见和自己深切的感受，急匆匆地赶回了武汉。


盛成激动地把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向在座诸君陈述了一遍，他讲到安滕县城守军一二二师血战三昼夜，全师殉难。讲到先锋敢死队的士兵们手持大刀，突袭台儿庄，无不可歌可泣，悲壮已极。


“我讲这些，是证明中国抗战的前途是绝对乐观的，但……”盛成把话引到了后方的文艺难以适应前方将士的需要，那些闭着眼睛写战争的文章，根本不受欢迎。可即使这样，在前方报纸、书籍也少得可怜。盛成沉痛地说：“……在前线，有些识字的人，偶尔得到一张过期的报纸，便是广告也会细心地念上一遍。没有任何美术作品，有些士兵就对着一本破旧的'美人'月份牌害相思病，说说看，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美术家们，我们在后方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将士们吗？”


盛成的话是块石头，把人们都砸得沉重起来，是啊，我们在后方天天喊抗日，可我们为那些前线将士做了些什么呢？


在座的周恩来先生曾和盛成是“五·四”，运动时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当时他们一个是天津学生界的代表，一个是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全国的代表汇集北京开会时，他们第一次见了面，后来又同去法国勤工俭学，虽不在一个城市，却常往一块堆凑，彻夜不眠，促膝谈心，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在不久前，盛成还亲手把自己的侄子和内弟交给周恩来，参加了八路军。


周恩来注视着盛成，他知道此刻盛成心里正压抑着一桩巨大的悲痛、盛夫人在敌战区，急愤成疾，最近去世了。


日汉先生站起来了，在座的诸君都听过他那激荡人心的《义奏军进行曲》。


“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有亲人留在沦陷区，这些亲人中也有不少人惨遭敌寇毒手，可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拼命工作，发着狠地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同样是一种牺牲精神，是一种虽不流血却也是一种伟大的牺牲，这就是我们的抗战！”


轮到周恩来先生讲话了，他手中拿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发言人的各项具体意见。


老舍忘不了，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千户街冯公馆，由冯玉祥先生第一次介绍给老舍时，周恩来很熟悉地提起了老舍儿篇小说的名予，令老舍非常惊讶。周恩来说，这些书都是他不久前看的。他们谈论起《二马》，周先生说他自己就是留法学生，对留学生的生活记忆犹新。谈起《老张的哲学》，周恩来说，自己虽然是南方人，却是在天津卫读书，他喜欢北方的风俗人情。


他希望日后还能多看到老舍先生的力作。


老舍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百事缠身的共产党领导人竞能这么了解一个文学家，他觉得眼前这位庄重而不古板，机警而不油猾，幽默而不尖刻的共产党人更象一个气度不几的诗人，一个皙学家。


虽然，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交往，但老舍毫不怀疑地相信。周恩来先生是个阴友，是个靠得住的朋友。文人喜欢延伸、推理，老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都产生了一种信赖感。


周恩来先生说：“能和这么多文人坐在一。起开会、吃饭，令人很高兴，但高兴的不是吃饭（虽然这的确算得上是件高兴事），而是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同心协力地在。起为了抗日工作，我答应过要支侍‘文协'的工作，那么，今天我响应老舍先生号召，设法为大协弄些钱，使大家能有更多的时间安下心来写文章／使协会能更大地发展……


“暴敌的侵略使我们和亲人生离死别，盛成先生的夫人去世了，老舍先生妻儿老小都陷在敌占区，而这上”切都不能位我们屈服，只能使我们更加团结、战斗。，因为邵力子代表宣传部答应为“文协”提供通俗读物1的印行，当场许多人便应下来以最快速度，最好质量为前方将士写一批书。


大家的工作热情，使老舍心里非常高兴，他也答应要努力多写J不过，他现在手头上写的这篇《人同此心》并不让寓己满意，而那天偶而写了篇歌词《丈夫去当兵）：“却十分叫人喜欢，这首歌，很快就在大街小巷里传开了：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


毛儿的爹，你等等我呵为妻的将你送一程。


你去扣日本，心高胆壮好光荣！


也许，这些东西正是现在人民大众、前方将士所需要的。老舍思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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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长春街六十七号是一座古老的三层楼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就设在这里，同时这儿也是共产党长江局的领导机关。国共合作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共产党长江局书记王明、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李克农等同志就住在这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这里四周绿树成荫，马路宽敞，阳翰笙这天一早就来到“办事处”，他要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这一阶段文艺界的动态，并请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

阳翰笙指出：当前全国文艺界的精华都汇集在武汉，国民党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张道藩正四处活动，拉拢文艺界人士，欲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

周公听着点了点头：“这回张道藩的手到是挺快呀。”

“所以，我才赶来请示，我们不能再等了，应该行动起来。”阳翰笙急切地说。


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是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作家、文艺家的组织，把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个组织必须是抗战的，团结的，不分左、中、右派，只要你抗日，就要团结进来。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急迫。国民党肯定要来争权，而为了统一战线，最好是由民间发起，不要党员和著名的左派人物领衔，免得张道藩之流又造谣生事，如果能物色到一个众望所归的正派的民主人士来领导，就最好了。”


“好，那我和冯乃超同志着手去办这件工作。”


“顺便说一下，什么时候开成立大会，我是很乐意参加，和文艺界朋友们一起商讨些抗战中的问题的。”


阳翰笙认真点了下头便匆匆离去了。


让谁来主持这个全国性的抗战协会呢？阳翰生和冯乃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人正直热心的舒舍予--老舍先生。


天气已开始转冷了，千户街福音堂的冯公馆却人来人往好不热火。


这些日子冯玉祥又是视察前线，又是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为了宣传抗日，冯将军请了几名画家，画了几幅很大的宣传画立在街上，他想，光让民众看还不行，还要唱给老百姓听，这写唱词的工作还是由老舍先生来担当。


过去老舍并没研究过这些唱词，可如今为了宣传抗日，他要写几段精彩的唱段。为此他四处求教，可庆幸的是，他在汉口结识了从北方逃来的著名鼓书艺人山药旦--富少航先生和董莲枝女士。


这二位与其它的艺人不同。因为识文断字，便总想改改老词，有几段更直截了当，反映眼前生活的新词，而不是总唱那借古喻今的旧词。这想法与老舍不谋而合。


一个是鼓书名手，一个是鼓书迷，又都是北方人，老舍与山药旦先生一见如故，谈的非常投机，双方都觉得相见恨晚。在老舍看来，出门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比友谊更加金贵。等到富少航先生散了场子，当下，老舍便拉他上了一家北方饭铺子。随便点了几个家常菜，又要了酒，老舍举起杯说：“富先生，恕我冒昧，我想拜您为师，不知行不？”


山药旦久闻这位以北京话写小说出名的大作家，眼下，忽听他要拜自己为师，慌得连忙离座，两手一拱：“不敢当，不敢当，舒先生您这不是让我折寿嘛？”


老舍将他按回座位，“您要这么说，我就向您打听个事。”


“您说，我听着。”


“您见过北京街头拉大片的吗？”


“看西洋景的？这点玩意儿难不住咱。”


“会唱两口不？”


“唱什么吧？唱'看了一片又一片，十冬腊月好冷天'？”


“唱得好，唱得好，就是这点子玩意儿。”老舍眉飞色舞，“这回您算是救了急了，冯将军让我给街头那些个宣传画配些个唱词儿，我寻思着，这还不就跟北京街上拉大片的唱的一个样，可我楞是记不起来这词曲的套路了。”


山药旦见老舍如此认真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舒先生，不满您说，要说这文的雅的，兴许会难住咱，可要说老北京的这点子玩意儿，说书的，拉大片的，走街串巷打小鼓的，卖金鱼儿的，吆喝吃儿的，您点吧，我多少都能来上几口儿。信不信由您，咱练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就指着这点杂七马八的玩意养家糊口呢，所以但份是嘴把式我都精心学过，可您是学问家，也学这下九流？”山药旦不解地望着眼前这位朋友。


“这么跟您说吧。打仗的时候，大老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在抗日这点上，写小说写戏有作用，鼓词小曲也能派用场。我不会像前方将十一样放枪开炮，也就只好以笔代枪，您也如是，用您的嗓子，您的词曲代替了枪炮，只要为了打日本，宣传抗日，叫您唱什么都可以，叫我写什么都心甘情愿，您说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唱家听完写家这通道理，更觉着志同而道合了。


“没说的。只要是您想知道的，我会的，您随叫我随到，都交给您了。”


当天，山药旦便数出十来套拉大片的套子教给了老舍。老舍乐呵呵地哼着拉大片的小曲回到了观音堂。推开门看见楼适夷正坐在自己屋中，便高兴地说：“老兄，我给那几张宣传抗日的'大片'配了词儿，您来听听。”说着，他就拉开了架式，清了清嗓子。


“慢着，我这正有重要的事情找你呢，”楼适夷连忙拦住了老舍。


“是不是那三位河南的艺人来找我了？”老舍曾答应以“张自忠打垮板垣”为题材，写一段河南坠子，他揣摸，八成是人家来上门索稿来了。


“不是，是几位朋友要会会你。”


“哪位先生要光临寒舍，有失远迎，谢罪了。”老舍学着戏里的韵文，拖着长长的尾音，转身向楼适夷行了个大礼。


“免了。”适夷本不是个喜欢出洋相的人，这阵子也受了老舍的影响，怪腔怪调起来，但随即便正色道：“是阳翰笙和冯乃超二位先生想要见你一见。”


老舍一听，心里甭提有多乐合了。如今，大武汉人材会萃，过去许多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容”的，而如今每日都能结交些新朋友，以前，老舍朋友多是在教育界做事，像常培、滌州等人，而写家中的朋友并不很多，搞戏和电影的文友就更少了。现在甭说戏剧电影界，鼓书评弹、音乐字画方面，老舍交了一大批新朋友。对于他这样一个过去很少涉足文艺界各种论争，只在圈外冷眼相看的人，如今可是打开了眼界。


“他们在哪儿？要不要我先去造访？”


“你看你，急什么，明天他们就来登门拜访。”


“他们来，有什么重要事吗？还是只为会友？”


“明天你自会明白了。不过，我可以先透个底给你，阳、冯二君是衔命而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能细说说吗？”老舍脸上露出十足认真的表情。


“他们想组织一个不分党派，不分门户，不分山头的全国文艺界大联合的抗战团体，你对此事有兴趣吗？”


“这件事，鄙人在早也有一些耳闻。不过楼兄问我，有兴趣怎样？没有兴趣又怎样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想力举舒先生挑大梁，如果没兴趣自然也就无话好说了。”


“岂敢，岂敢，这么大的摊子怎好让我主事，怕是我舒某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老舍见楼适夷认真起来，忙不迭地推辞。


“干也罢，不干也罢，明日你去和翰笙、乃超二君去讲，我这里先和你打个招呼。”


“我想不妥，如果我愿干这差使，这面还会得，如果不干，这面还是最好不见，您说呢？”


“久闻舒舍予有付古道热肠，有求必应，而如今朋友相求，却连面都不肯见，这样小器，在我楼适夷眼里，老舍面目全非也！”适夷拿出了“激将法”。


果不其然，老舍被“激”了一下，脸都有些红了。沉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因为被激了将，好歹生出了几分勇气，我这人从不言勇，现而今却真要掂量掂量我这喝豆汁的脑袋，是不是也敢保卫大武汉，也敢打日本，也敢在同道人前抖机灵。您也应该为我想想啊，舒舍予是那号不肯出力的人吗？可万一给耽误了事，真给砸了牌子，众人骂我事小，误了抗战，这事可就大发了。嗯？”


楼适夷笑了：“您自己看着办吧。”


等到老舍弄明白了左派这些朋友举荐他来牵头干这份费力不讨好的差使，缘由就是因他非党非派，为人热心、正直。由他出头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于是，他二话没说，便应了下来。


为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普海春饭馆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老舍欣然前往。一块应邀参加的还有老向，胡秋原，姚蓬子等朋友。


冯乃超笑着对大家说，第一次开会时假座蜀珍酒家，那时因为翰笙兄刚收到电影剧本《八面壮士》的稿酬，即是为抗战而写，那我们便为抗战而吃喽。”吃归吃，正事归正事，文协的临时筹备会成立了。茅盾、老舍、王平陵、胡风、楼适夷、马彦祥、陈纪滢、沙雁、穆木天、冯乃超、安娥、叶以群、吴爱如、彭芳草为筹备会委员，王平陵为筹备会总书记，胡风、冯乃超为书记。


老舍回到了千户街，正赶上冯玉祥将军从河南前线视察归来，冯将军跑到了老舍屋里，拿出一幅邓颖超女士的题词给老舍看。


“精诚团结，贯彻始终。共产党的精神。”冯玉祥用手摩娑着光头，赞赏地看着这幅题词。


老舍也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是实行全面抗战的精神。”


“不错。噢，对了，请你给我说说你们开会的情况吧。”打从南京失守之后，战局的情况越来越不妙。


一月八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如果现在中国中央政府不求和，……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日本飞机对武汉的空袭、轰炸更加频繁，陆路和水路上的进攻也加强了。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当前的策略是：“东面要保持津浦铁路，北面要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


何应钦被任命为军委会总参谋长，徐永昌为军事部长，白崇禧为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共产党人周恩来被任命为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中共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


八路军总部号召全军：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因为有人捎信来说，妻子已经带着孩子回到了北平家中，老舍悬着的心松下了许多，但转而一想，北平也不一定比济南更安全，同是日寇的占领区，不知什么时候便有祸至，南京的大屠杀惨案，使每个有亲属在沦陷区的人都忧心忡忡。


一日，与相识不久的青年文友锡金来到往日喝酒的绍兴酒店，老舍顺手从兜里掏出些豆腐干，笑着说：“我今儿可有下酒的好东西。”


“舒先生，今天我来做东好了。”


大约是平日里总是老舍付帐，锡金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要客气，我比你钱多，还是由我做东，而今儿是省了，有豆腐干下酒，我们可以不要别的菜了。”


烫来的黄酒温温的，喝下去赶走了不少寒湿之气。


“老弟，听说要成立文协的事吗？”


锡金点点头。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唉，人这一辈子说不上有几件可以高兴的事。”


舒先生，您说说，您都有过几件高兴的事？”


“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要说高兴，你我二人喝酒就可算是高兴事，不过我懂你的意思，要说有过几件值得高兴的大事，我这辈子……头一件事，眼瞧着自己写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心里自然是高兴透了。


其次是当了父亲是件大喜事。眼瞧着女儿终于会爬会走了，会叫爸爸了，也会用小手扯着你的裤腿撒娇耍赖了，于是便深切感到了一种成年人的自豪，而从此也似乎和青年时期告别了，常会感到一种对亲人牵肠挂肚般的惦念……”本是谈高兴的事，老舍说着，却伤感起来。


“舒先生，您在敌人面前是个汉子，是个英雄。我知道，大凡对敌人狠的人，对自己人却十分热情，而对于儿女也会十分娇爱。舒先生，这就是您，一个爱憎再清楚不过的人。”老舍不置可杏地摆了摆手，脸上绽出了笑容：“你听，我给你念首顺口溜儿：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何去来？话因伤别潜成泪，血若停流定成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遁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锡金低头不语。


“如今没功夫去想这些了，大家在一起拼命的工作，携手抗战，顾不得个人的哀愁了。”老舍用手轻轻叩击着桌面，象是在敲击着催人的战鼓，他眼睛里重又放出耀人的光来。


“舒先生，为了抗战，为了向日寇雪耻，也为了文协的成立，干了这一杯！”


锡金举起了酒盅。


老舍成了武汉三镇的大忙人。大小事情都要去自己跑腿，办公的房子，人员的组织，活动的经费，还要去撞武汉三镇的大小衙门口，万事开头难嘛。


而那做惯了的文字工作，现在要放在点灯以后再干--起草会章，成立宣言，会员誓词，还要写那些与艺术无关，但却是战斗所需的口号，短文等等，他完全被一种崭新的生活所吸引，努力而拼命地工作，以此向朋友们证明：舒舍予不负众望，不仅干上了，而且还干得不错。


二月十六日，邵力子召集开会，与会者六七十人，文协筹备会正式成立，邵力子任筹备会主席。


三月十七日，筹备会开会决定，三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文协，并委托茅盾、曹禺等人对全国的作家进行调查登记。


三月二十三日，准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已拍板定案。叶楚伧，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老舍等人为主席团成员。周恩来、蔡元培、居正、陈立夫、方治、罗曼罗兰、威尔斯为大会主席团名誉成员。王平陵、穆木天，老向、胡风为大会秘书。


老舍、吴组湘的大会成立宣言，楼适夷的慰劳电文，茅盾的致世界文坛信，胡风的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等工作也已准备就绪。


帖子都发出去了，会场定在了汉口总商会礼堂。


三月二十七日这天，老舍宿在武昌，约摸六点钟光景，他便一跃而起了。


因为是大喜的日子，老舍便格外多了几条忧虑。一怕天气不好，这南方的天气，兴许早上还红日冉冉，到了八九点钟说不定就会雾霭沉沉或细雨绵绵了，这天气的多变真让人耽心。作家们都是些散淡惯了的人，碰上天气坏的时候，便可能找出些理由不来赴约了。


二怕空袭，到并不怕炸死，只怕把总商会礼堂炸塌，而这几月的准备工作便会因日本炸弹而付之东流了。更怕因空袭而停了过江的摆渡，断了交通。


所以一早，老舍便急忙赶到了码头，抢上了第一班过江的摆渡。


老向与何容也太兴奋了，睡不着便披着衣服在床上聊天。


“我想，我应该借这个喜庆日子忌烟了”。何容忽然兴致勃勃地下了第二十五次忌烟的决心。


“何兄，那我一定忌食。”老向煞有其事地说：“烟尚可戒，而饭岂能不吃。”


“烟确可戒，然而何容兄的烟却永不能戒，所以，老向之食便可永远吃将下去。”


“好啊！我这次下定决心忌烟了，向公真的忌食么？”


这时，老舍刚好迈进门来，被说窘了的何容一把拉住他，请求公正。


老舍笑着坐在了何容身边，并不推辞。他顺手掏出一支烟点上，又递给何容一支为他打着了火。待等到第一口烟喷出来后，老舍才说：“向公所言极是，常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何公之烟瘾，犹如人之秉性，岂能轻易戒掉？向公可戒食，舍予便可戒话了。”


老向得意地大笑起来。


“看来你们是老乡向着老乡，我今儿个就戒给你们看看，倒瞧你们怎么食言。”


老舍用手指了指何容指间的烟卷：“何容兄，这能怪得了别人吗？”


“是啊，是啊，”老向又开始敲锣边，“只怪你自己不争气喽。”


何容醒悟过来，把烟甩在地上，以手指天：“我今儿是发誓不抽了。”


何容“发过了誓”，老舍便催二位不要再玩笑了，赶紧上路，于是三人便急急地奔出了“三户印刷所”的大门。


汉口总商会礼堂今日扎着素洁的彩牌，一条虽不讲究却很醒目的白布横穿马路，那上面写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


许多市民都被招徕过来，他们想看看这些文化人想干些什么？


楼适夷满面春风地在做着一件工作--把写好名子的缎条送到各位代表手上，并让他们别在胸前，这样就不会因为不相识而受窘。


老舍、老向、何容算是早拨儿的，遵照适夷兄的吩咐，别好了缎条，便进了会场。老舍一眼看见了其中一条口号条幅悬在半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觉得这条口号提得不错，倒是很合自己的心意。


这时，人渐渐多起来，进了会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也互相指着对方胸前的缎条，寒暄起来，不过口中自然是那几句文人间几乎可以编成套话的老词：“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幸会之至，不吝赐教。”自然了，在座的诸君中不乏名流，老舍也被介绍认识了久闻其名的：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宋云彬等人，没等和这些新朋友聊上几句，大会秘书处已开始催各位代表入座，要开会了。主席台左右悬挂的标语是：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独立。


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光辉。


今天老向是司仪，他看人已来的差不多了，便向会场上扬手示意，大会即刻开始，这时猛然从会场后面扬起一阵掌声，敢情是日本的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来了，五百多代表对这两位率先觉悟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人报以最诚挚的掌声。九点半钟，大会正式开始。


全体为追悼阵亡将士，俯首静默三分钟。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主席邵力子致开幕词：“今日全国的文艺作家能在此聚集一党，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希望能真诚团结起来，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共同努力，本会的成立，目的亦即在此。”


来宾席上坐着国际友人爱泼斯担，共产党代表王明，国民党代表方治等人。


今日会场上体现了在抗日的总目标下，精诚团结的宗旨。台上的发言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王平陵报告了文协筹备经过。


国民党代表方治向大会宣读了致词。


继尔便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在胡风的翻译下开始发言。他说：日本的法西斯最终当然被打倒，因为侵略不但使被侵略者反抗，就是日本的民众最终也会群起抗争，因为战争给全体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中国和日本的人民，两国反战的文化界人士，应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战争。


暴风雨般的掌声过去之后，便是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的演说。关于周先生的大名，台上台下无人不晓，远在黄埔学校，北伐战争，近在西安事变，周恩来那过人的才智，超人的气质，雄辩的口才都早已名声远播，但在座不少人还从未亲身领教过周先生那操着一口绍兴官话的口才。


“……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


“先总理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文艺潮流，一定要与世界上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民族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周恩来热烈的演讲鼓沸了会场，有些敏感的右派人士意识到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可也只好认账。因为共产党的宣传无懈可击。而共产党人周恩来的演讲比起任何人来都是更胜一筹了。老舍已经感觉到了台上演讲的这个人与自己有着一种强烈的交流，他的话在老舍心里产生了极大震动，他的本能告诉他，此人是一个伟大人物，又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人的目光严厉而不刻薄，他的神态不亢不卑，举止更是超凡脱俗又无半点张狂，这一切使老舍对这位共产党人产主了极大的好感。


周恩来的话讲完了。


郭沫若开始了发言：“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郭沫若的话如急风暴雨。


冯玉祥将军也妙语连珠：“打仗不但要外部健康，还要内部健康才能和敌人拼命，而文艺是使人内部健康的。”就连人嫌狗不待见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也不得不假腥腥地说：“团结必须精诚，必须化除成见，消取私心。”


演讲结束后，已到午饭时间，老向宣布会议在普海春二楼继续进行。


汉口的市民可算开眼了，这浩浩荡荡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高高矮矮、文文武武，穿西装的，着长袍马褂的，还有穿军服的，应有尽有，据说个个是能人，是什么力量能把这些人尖子都捏故到一块堆的呢？


诗人卢冀野攀住了老舍：“舒兄来首诗吧，我来和。”略一思忖，老舍的诗便来了：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太提曲，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


郁达夫在旁听罢，不由伸手一拍老舍的肩膀：“舒先生，让我来和你一首。”


郁达夫是填旧诗词的大家，听说他要和老舍先生一首，顿时便围上一群人等着听郁先生绝唱。郁达夫也不推辞，张口就来：明月清风庚亮楼，山河举目涕新流。


一成有待收斯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相期各奋如椽笔，草檄教低魏武头。


和诗吟毕，众人一致叫好。郁达夫向老舍拱手道：“献丑了，献丑了。”


说完挤出人群先走了。


望着郁达夫远去的背影，老舍心中感慨万端。今天真是一次从未有过的盛会，俗话说：文人相轻。大凡能瞧上限的作品与写家，大概除了自己，很难再容下旁的什么人，许多文人过去总把自己关在个小天地里，还自认是天才，孤芳自赏。而如今，才华绝伦者，济济一堂，真个是“岂有堂堂中华空无人”啊！


普海春餐馆二楼摆满了酒席，大家是边吃边开会。老舍一落座，就发现自己陷在了诗人堆里，左是穆木天，右是锡金，宋元女士，彭玲女士，蒋山青先生，好在酒友老向也在身边，可酒过三巡，老向便即促老舍放下酒杯，该他宣读大会的宣言了。


“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才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内忧外患，没得一日消停，文艺界也就无时不在争扎奋斗。国土日蹙，社会动摇，变化无端，恍如恶梦，为唤醒这恶梦，文艺自动的演变，一步不惜地迎着时代前进。


“……文艺界同人本着向来不逃避不屈服的精神，以笔为武器，争先参加了抗敌工作。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


“以人力来说……我们必须把力量集聚到一处，筑起最坚固的联合营阵，放起一把正义之火，烧净现存的卑污与狂暴。


“就工作而言，我们各有各的特长与贡献……今天我们已经联合起来……而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


这庄严的宣言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盛成先生因精通法文，主持大会的秘书处便独出心裁让他用法语朗读“告全世界文艺家书”。


尽管大多数并没听明白这法国话，但照旧使劲地鼓掌。


老向读了“给前线抗敌将士的致敬电”。


孙年毅念了“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


接下来便轮到了文人自己即兴表演的文艺节目。


最负盛名的自然是老舍先生的相声，尽管他使尽脱身之计，但终究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叫人“抓”住，无奈，老舍使出了拿手好戏。他先抖落出一条手绢，缠在头上，算是化了妆，然后便信口开何，天上地下的说开了，他的包袱似信手拈来，越抖越脆，把大家听得大笑不止，这段“化妆单口相声”博得了满堂彩。但是，不管掌声如何猛烈和“再来一个”的呼声甚高，老舍一猛子扎回桌旁，死活不再动窝了。他对一再求他再说一段的主持人说：“您敢情是要让我包圆儿，省您的事了，是不？那可不行。”


主持人只好另请高明了，他把眼睛盯住了冯玉祥将军。冯将军今日身着一件灰布上衣，脸上挂着笑，于是老向便喊：“请冯玉样将军给大家来一个。”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冯将军身上。不过冯玉洋可并不怯场，他笑着站起身，“大伙让咱来一个，那我就来一个。我给大伙唱一段山东泰山的民歌，《柴夫的儿子》。”


说完，冯将军便引吭高歌：爹爹（呀）上山去打柴，日落西山方才回来。


百斤柴草百里路啊！


我得读书怎敢发呆，我得读书怎敢发呆！


没想到身高马大的冯将军，还有一付声如铜钟的好嗓门，歌词易懂，唱得感情深厚，大家为冯将军热烈地鼓起了掌。忽然空袭警报响起来。


会场里却没有人肯动一下地方，跑出去躲起来。


邵力子宣布讨论会章。


这时外面炸弹声和高射炮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会，没有中断，继续着。四十架敌机轰炸汉口机场，徐家棚一带，死伤平民达二百余人。


会章讨论完了，便开始投票表决秘书处拟订的八项提案。当表决到：创办机关杂志《抗战文艺》的提案时，轰炸停止了，被震得山响的窗户也不再呻吟了。


仿佛是众人抗战到底的决心终于战胜了日寇的炸弹，大家举手一致通过了全部提案。


警报解除了。


文人们开始高呼口号，成立大会圆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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