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经典|Darling悦读

支边格尔木   大漠             
     1965年是四清运动刚刚结束，文革即将开始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中考落榜了。开始很难过，后来得知班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基本都落榜了，而一些出身好的、平时经常考不及格的同学竟然都被录取了。这才知道落榜和成绩无关，和政治有关。
    落榜之后只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是等待招工就业，可能遥遥无期；二是下乡，那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的路。就在这时，青海建设兵团来招兵了，这无异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条新路。特别是配合招兵放映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军垦战歌》，看得大家心潮澎湃。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这些充满诱惑的字眼，将好多年轻人的心撩拨得再也按捺不住。
     那个年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居住的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坐过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大家既懵懂又向往。而对荒凉、艰苦这些词汇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知个中的滋味，只知道艰苦和光荣是连在一起的。
     于是我毅然报名参加兵团。结果查体因为心律不齐，被刷了下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越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第二年春天，我又去报了名。这次负责查体的医生恰好是我家的邻居，他下班后去家里征求了我父母的意见，第二天在我的体检表上填写了“合格”二字。
     发下军装之后，我到中山路上的天真照相馆拍照留念（图一）。记得当时一英寸的照片是五角六分钱。照相师傅给我拍完之后，提出让我捧着一本《毛泽东选集》，说是要拍一张样片。我没有听懂样片是什么意思，只是听明白我不需要再交钱。师傅拍的时候很上心，发现我的脖子太细，军装的领子挂上风纪扣后还有不小的空间，便拿来一个卡子从脑后把军装领子揪起来卡住，拍了好几张才算完。之后我取回了那张一英寸的照片和底片。到了青海之后，家里来信说，天真照相馆临街的橱窗里摆着一张好大的我手捧《毛选》的照片。我走的时候是1966年的第三批，后面还有第四批，照相馆这是为了配合宣传。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肖像权之类的概念，所以也无需征得当事人同意，家里还觉得挺光荣的。一年后，家人去照相馆花了两块钱，把那张大照片买回来了。（图二）
     4月15日，800名兵团战友满怀豪情地乘坐专列从青岛出发，一路上要给正常的列车让路，走走停停，三天后抵达西宁。休整两天期间，大家突然感觉上楼时有些气喘吁吁，连领导说这是高原反应。原来西宁海拔2300米，缺氧。之后我们换乘大客车，走了四天，抵达柴达木盆地的腹地格尔木。大客车还没有停下，透过车窗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黄色风柱呼啸着迎面扑来，擦着车身过去，再一看车里每个人的头上身上全是一层黄尘。车外的路上有马车，上面坐着早我们半年来的军垦战士，军装已经褪色，脸上的皮肤晒得黢黑。我们知道面临的不是纪录片中的欢歌笑语，艰苦的考验开始了。
         一个月后，天热了。没有想到我们家乡只有夏季晚上才有的蚊子，这里大白天就铺天盖地地袭来。大家下地劳动要像养蜂人一样头戴防蚊帽，袖口裤腿都要扎紧，晚上睡觉要用床单把头蒙上。不少战友白天在地里做过测试，一巴掌拍在衣服上就能打死三四十只蚊子。加上强体力的劳动，出发时的热情才几个月就彻底浇灭了。但是我们往家里写信，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半年后家里来信说希望拍张照片寄回去，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格尔木只是在城区有一家照相馆。我们连队离格尔木城区大约80华里，没有公共交通，要搭便车。我连住地偏僻，极少有车路过。我打听有拖拉机要去团部拉化肥，便请了假，坐在拖拉机拖斗里到了团部，这里离格尔木还有50华里，就站在路边等待顺路车。到格尔木已经是傍晚了。
     第二天上午去照相馆照相。格尔木没有电，各个单位到了晚上都有自己的发电机，满大街都是扑通扑通的柴油发电机的声音。照相馆在城中心的大街旁，是一间平房，南面是一个大窗子，屋顶上也有一块玻璃，照相全靠自然光。玻璃上面都贴了白纸，为的是让太阳的光线柔和一些。上午去照了相，下午去取照片。第三天再搭车回连队。
     本来把照片寄回家是为了让父母放心，没想到他们看了照片（图三）反而增添了心事：这才几个月，那个十六岁的稚嫩少年，竟是满脸的惆怅。我今天特别喜欢这张照片，它拍出了当时处境下的神情，满是无奈和伤感。
         我出发去青海的时候，父亲因病正住医院。我是穿着新军装去医院和他告别的。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的地方，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人的地方。特别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十六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说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反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他不想打击我的热情。
    和家人临别前的合影，唯独缺了父亲（图四）后来回家探亲，和父亲在院里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图五）。
     由于气候、伙食都不习惯，加上强体力劳动，我变得又黑又瘦。回来探亲住了两个多月（每两年有56天探亲假，大家都多多少少超假），家里把积攒下的各种副食品票都拿出来买给我吃，临走时我变得又白又胖。只有四十多岁的父亲却显得很苍老，一是生活拮据，虽然父母都工作，但是要赡养奶奶和我们五个兄妹，日子过得很紧巴；二是父亲出身不好，还有很复杂的海外关系，那会儿政治运动不断，父亲始终处于极端恐惧之中；三是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营养跟不上，人很消瘦。我经常跟自己的儿子说，他现在的年龄和爷爷拍照时差不多，但是今天的他感觉还是个大青年呢。
      从青海格尔木往家里写信最快一周才能到，家里回信又是一周。父亲回信总是很及时，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让周围不少战友羡慕。父亲每次都是写三四张信纸，详细介绍家里的大事小情，甚至哪个亲戚来过，副食品供应又增加什么了，都说得详详细细，他是为了让我感觉仍然还和在家一样。
     第一次回来探亲已经临近春节。我从西宁买好火车票给家里打电报通知了车次。没想到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抵达青岛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接站。突然我看到了裹着棉大衣的父亲的身影，我提起车窗大声叫喊。我们一起回来的有八个人，只有我父亲来接了！路上父亲说按照正点时间来过一次，说是晚点了。这是今晚第二趟跑火车站，在候车室等了近两个小时了。
       我1969年底回来探亲时，父亲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过完年准备返回时正忙着收拾行李，父亲坐在床边看着我装包，突然他把手表撸下来递到我手里让我戴上，说：你回去后我若是犯了病你能回来吗？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吉利，便说：别乱说，我回不来。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我回兵团两个多月后的4月17号（这是我们当年从青岛出发纪念日的第三天）傍晚，去团部取信的通讯员带回一封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一看电报的发出日是4月10号，已经一周了！立即找连长请假，说电报是一周前发出的，我想去格尔木打个电报问问现在怎么样了。
      那时正是文革闹得厉害的时候，战友中经常收到这样的电报，大都是家里不放心催孩子回去而编造的。甚至有一个电报竟然直接说“父病故速回”，事后得知是假的。连长可能被“狼来了”骗得多了，当即表示不准假。我央求他，我们家不会造假的，我只是去格尔木打个电报。连长说明天你们班要去拉野麻（水渠打卡子用），回来再说。
     没有办法，我第二天跟班里人一起去拉野麻。我心里惦记父亲的病情，根本没有心情干活。班里的战友就说你快别干了，坐一边休息吧。拉野麻的地方很远，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我一下拖拉机就去找连长，连长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一律不准请假。我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格尔木四月份还很冷，都穿着棉衣棉裤。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我去伙房要了个馒头吃了，又在口袋里装了两个馒头，换上胶鞋，步行出发了。原以为路上总会搭上便车，没想到竟然这么不顺一个车也没有搭上。路上饿了，就啃一个馒头，趴在水渠里喝两口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特别是最后那段路，天黑了，看不清路，只见前面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渠道跑水了，面积太大，没法绕行，只好涉水而行。心里着急，天黑又害怕，硬着头皮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远处格尔木微弱的灯光走去。
     80华里路整整走了十三个小时。我摸黑找到位于格尔木小岛的工程团二连我姑家表哥的宿舍，他陪我又走了三四里路，去了格尔木邮电局。邮电局下班后没有值班的，我们转到后面的家属院好一顿乱敲门，终于有一个声音传出来：什么事？我说有急事要打电报。对方说：下班了，再说都停电了，明天再说吧。我这时才想起来，格尔木晚上十点以后就没有电了，怎么可能发电报？
       第二天邮局还没有上班我就到了。开门后我把拟好的电报稿递过去，一百多字，大意是父亲病情怎么样了，回去绝对请不下假来，如果需要我回去那就不请假跑回去，后果无非是受个处分。明天动身的话，最快六七天到家。最后让家人把电报回到格尔木邮电局，我在这里等。几个小时后电报回来了：父已于17日病故，后事处理完毕，不必回来了。看到电报我一下子怔住了，两三天来一直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禁不住泪如雨下，父亲这就走了？父亲病故的那天正是我收到电报的日子。其实那天哥哥又给我发了电报，只是我还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小岛表哥的宿舍的。午饭、晚饭都吃不下，整夜里一直睁着眼，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过电影，是那样的亲切。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连队。先去结了婚的好朋友王培法大哥家，他爱人姜远洁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又找出一块黑布做了一个袖章给我戴上，然后我去找连长。连长一看可能心生愧疚连忙说快回去好好休息吧。没有想到的是，晚饭后全连点名，指导员宣布因为我不请假外出，给予队前警告处分。散会后我找到指导员质问他：什么叫队前警告处分。指导员说就是队前批评，不进档案的。我什么话没说就走了。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我当时每月有十块零五毛的津贴费，从第二月开始我每月往家寄十块钱，去除一毛钱的邮费，还剩四毛，只够买五张邮票。我几个要好的战友，这个送我一块肥皂，那个送我一管牙膏，还有的送我一叠信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直至妹妹就业，我才不再一月一寄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又不好，最后不了了之。
     图六是我在兵团十五年最具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
      那是1969年的秋天拍的。
     当年兵团的干部有几个来源，一是从各单位选派来的；二是原格尔木劳改农场（兵团的前身）留下的管教干部；三是复员军人提拔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水平很低。比如一位团领导就在大会上批评一个老大学生，“天天在家看《资本论》，研究如何搞资本主义。”我们连的指导员在主持召开秋收誓师大会时，念成了警师大会。类似笑话不一而足。
     那时连队较乱。连干部不怕偷鸡摸狗旷工打架的，就怕有文化有影响的所谓幕后人物。于是就想借机整整这样的人。照片上的几个人就首当其冲了。我们几个都是青岛市南区江苏路管区的，家里住的很近，还都是小学或中学的同学，出身都不好，有的出身是资本家，有的亲人在台湾，还都平时愿意看看书，发表点议论。连干部都是陕西、甘肃、河南农村的，当兵后又都在青海西藏的大山里没见过什么世面，他们听说资本家、去台湾的，就觉得大逆不道。于是我们这一帮就被批为“一小撮”，我（左二）和右三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天是1969年1月9号。            
     我的罪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我一再解释说，那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之前，当时我说党的政策一贯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说不定最后能给刘少奇保留个中央委员。但是没人听你的解释。我被关押之后，和一个打架生事的关在一起。有一天他为了立功揭发我夜里起来面对领袖像撒尿。当时是冬季，夜里气温零下一二十度，厕所离得非常远，全连都是尿在旧脸盆里。我夜里起来，没有电，黑灯瞎火的，至于是不是面朝墙上张贴的领袖像哪里说得清。再说就算是面朝领袖像又算是什么罪名？但是连里却觉得又抓住一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此时我知道，这是欲加之罪在劫难逃了。   
     右三那位，平时自学逻辑，喜欢和人辩论。一次又在高谈阔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人给他挖了个坑：那么XXX思想呢？“当然也是一分为二的。”在普通人眼里，一分为二就是有好有坏。于是这句话成了铁板钉钉的罪行。
     我们两人挨了多少次批斗，已经记不清了。开始我还好好数着，到二十次以后就懒得再记了。我那几位朋友也受到牵连，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到了秋季，又揪出一批，有了新的斗争对象，对我们的管制放松了。
       师里照相馆的人到连队巡回照相。我们这“一小撮”就想拍张照留作纪念。大家决定离连队远一些，不要让人觉得是要示威。我们结伴叫上拍照师傅往营房南边地里走时，还是被人发现了，于是有人传开：这“一小撮”贼心不死，又凑到一起了。
     照片拍得很悲壮，满脸都是不服气，像是要英勇就义。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是被选派到青海日报社学习，回来后调到团政工科当宣传干事，直到回城。那一位“难友”恢复高考后考取青海师专，一年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
      这都是后话了。

作者简介

梁遇春（1906-1932年）福建闽侯人。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28年毕业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次年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文学活动始于大学期间，主要是写作散文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926年始，陆续在《语丝》、《奔流》、《新月》、《骆驼草》《现代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其中大部分收在《春醪集》和《泪与笑》集中。26岁时，患急性猩红热，猝然离世。

·作者简介

梁晓声（1949年~）著名作家。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工人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赴北大荒插队。当过农工、小学教师及报道员。1974年被推荐上大学，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次年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其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天若有情》，短篇小说《父亲》，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白桦树皮灯罩》、《黑纽扣》，长篇小说《雪城》、《年轮》等。其中多数作品被译成英、日、法、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读汪曾祺的散文，总像是在欣赏一幅清新淡雅的素描简约、流畅。没有华美的辞藻，如信手拈来，但又不泛泛而谈。言辞间有如一杯清茶，饮完后齿颊生香。《多年父子成兄弟》就是这样一篇散文，从头至尾写父亲，写人伦之情，文章荡漾着剪不断的温馨，令人回味作者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人。他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养花、养蟋蟀，为亡妻做各式的冥衣……心灵手巧不一而足。儿子对于父亲的爱，溢于言表，却也正应了开篇之语“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的好脾性，使得家里温馨，其乐融融。父子的沟通非常畅快。无论从学业、吸烟、恋爱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个家庭长者所应有的慈爱、随和与宽容。

赵丽宏（1951年~）上海市崇明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回乡插队。做过教师、木匠、乡邮员等多种工作。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1982年大学毕业，在《萌芽》杂志社任职。曾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几十部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其中，散文集《诗魂》获中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日晷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

作者简介

夏丐尊（186-1946年）原名铸，字勉旃，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早年留学日本。1908-1920年在两级师范和一师任通译助教、国文教员兼舍监。曾参与木瓜之役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927年任开明书店总編，创办《中学生》杂志。1936年当选中国文艺家协会理事、主席。抗战爆发后，参与创办《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坚持“孤岛”文化斗争。著有《现代世界文学大纲》、《文章作法》及《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情》等。

散文的取材历来广泛。街头巷陌、感情抒怀，无不可入文。大的篇章驾驭宏阔的思想内涵，小巧行文阐发个人感悟，可谓各有所长。然而，以小的题材抒写大的哲理，却更显示作者行文的实力与独具匠心。

《幽》篇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从生活的小事物中提炼深刻的世理，令人品读后犹然回味。

文章品读

  论民间性，汪曾祺作品中不得不谈的就是对饮食的描绘。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的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比日常的一日三餐更来得实惠。汪曾祺写了很多关于饮食的文章，如鸭蛋、螺蛳、蚬子、蒌蒿、枸杞、荠菜、萝卜及野鸭、鹌鹑斑鸠等，无不可入文。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年）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肄业后在昆明、上海等中学执教。1947年出版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论文集《晚翠文谈》等。所作《大淖纪事》被视为“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的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文风淡泊，注重审美，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情结。

戴望舒以诗作闻名，为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其散文写作也同样弥漫着浓浓的诗的意蕴。

《在一个边境的车站上》是戴望舒的西班牙旅行记之一。1932年，戴望舒留学法国，此后三年一直过着游学生活。文中的边境车站是其1934年8月由法国入境西班牙时的中途小站——伊隆。

《落花生》是一篇久为流传的散文。短小、精美，有着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散文内容并不高深，讲的是作者童年时代的一帧生活片段。行文朴实无华，清新自然的笔调，从花生的平凡而有用，谈到做人的道理富于哲理。

许地山，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落花生(古时“华”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期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五·四”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一生著作颇多，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