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一件大部分人沒聽過的事開始。

1850 年代的芝加哥，是一座沼澤上的城市。整座城市坐在密西根湖旁邊的低窪平原，海拔比湖面只高一點點。下雨的時候街道會泡水，幾天不會退，馬車卡在泥裡，豬隻掉進泥坑淹死，市區到處是霍亂、傷寒，因為沒有排水系統。芝加哥人說，那個年代下雨之後走路，泥巴真的會吃掉鞋子。

工程師面對這個問題，想出了一個聽起來像瘋子才會做的解決方法：把整座城市抬高。1858 到 1860 年，芝加哥的工程師用了上千個千斤頂，把整個市中心的建築物，連同人、家具、客人吃飯的餐桌，一起抬高了 1.2 到 4.3 公尺。整棟六層樓的飯店被抬起來的時候，客人還在裡面吃晚餐，廚房還在出菜。

這件事本身就足夠形容芝加哥的個性。芝加哥人面對問題，不會說「我們繞一下吧」，他們會說「好，那我們在原本的城市上面再蓋一層」。這個基因，從 1850 年代到今天，沒變過。芝加哥就是一座一層蓋一層的城市。

Kering 集團——擁有 Gucci、Saint Laurent、Bottega Veneta、Balenciaga 的奢侈品巨頭——付了 17 億歐元，買下 Valentino 30% 的股份。整個 Valentino 的估值被定在 56 億歐元。協議裡面寫了一個關鍵條款：Kering 有權在 2028 年之前，把剩下的 70% 也買下來。換句話說，全世界已經知道，Valentino 會被 Kering 完整收走。

問題是——這場交易的賣方 Mayhoola，是卡達王室的主權財富基金，由前王后 Sheikha Mozah 主導。他們 2012 年用 7 億歐元買下 Valentino，11 年後賣 30% 給 Kering 賣了 17 億歐元——光這一次交易，他們已經把當年的本金翻了一倍。這代表 Mayhoola 用 11 年的時間，把 Valentino 的價值從 7 億做到了 56 億。8 倍。

更有意思的事還在後面。這場交易宣布之後不到一年，2024 年 3 月，Valentino 把當時的創意總監 Pierpaolo Piccioli 解約。一個給 Valentino 賺了 11 年錢、做出 Pink PP 全粉色高訂系列的天才，突然走人。同月，Alessandro Michele——以前 Gucci 的創意總監——加入 Valentino。整個時尚圈震驚了好幾天。

託我姊姊在維也納實習的福，我在某年夏天可以去這個城市晃晃，在布達佩斯跟維也納之間來往。

我在維也納住的那幾天，每天早上會走去 Café Central 喝咖啡。那家咖啡館 1876 年開業，到現在還在原本的位置，原本的大理石桌子。Trotsky 在這裡寫過文章，Freud 和朋友在這裡辯論，Lenin 坐在那裡讀過報紙。今天我坐在同一張桌子，桌上的拿鐵，跟一百年前差不多。服務生穿白色制服，鞠躬上咖啡，動作跟 Freud 那一輩看到的服務生一模一樣。

二○一四年夏天，我二十，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飛機。

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兩個月的建築實習。對不做建築的人，這集可能比較硬一點。但北京這個地方，它的建築、它的歷史、它的權力，是分不開的。我盡量把它說得像個故事。故事從那個夏天開始。

一個最好的時間點

那一年去北京，是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

二○○八年北京奧運，是中國用建築向世界宣示自己的一次大動員，幾乎召集了當代全球最有名的建築師：Herzog & de Meuron 的鳥巢、OMA 的 CCTV 大樓、Zaha Hadid 的設計、Norman Foster 的首都機場三號航廈。北京在奧運前後那幾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工地。

到了二○一四年，那批建築都已經蓋完，整座城市正在消化那一輪的巨大建設。我去的時候，那些地標都還很新，帶著剛落成的氣氛。我帶著一雙二十歲的眼睛，走進那座城市，一棟一棟地看。這是一種很難複製的視角——再早幾年，工地還沒蓋完；再晚幾年，那種剛剛建好、要向世界證明什麼的銳氣，就慢慢沉下去了。我剛好站在那個尖峰上。

愛馬仕、LV、香奈兒，大家都知道。

有兩個包款品牌，全球年銷售量加起來，可能還沒有愛馬仕一款包的零頭。但買得到它們的人，不在意這個數字。一個在巴黎，一個在倫敦。兩個幾乎沒有廣告、沒有代言人、沒有社群媒體策略的品牌，客人卻一等好幾年還在等。它們之間，服務過歐洲最挑剔的一雙雙手，也供應了英國女王半個世紀。而它們，都不太希望你知道它們是誰。

這集，我們談 Moynat，跟 Launer London。

丹麥美學背後有一個很難翻的詞，叫 hygge，常被翻成舒適，但不準確。它比較像是把光、溫度、材料、人全部調到一個剛剛好的狀態，讓人想待著不想走。三根蠟燭、一條毯子、一杯溫的巧克力，窗外在下雪，有朋友，那個感覺就是 hygge.

大概七百多年前，義大利北部的玻璃工坊磨出了第一片可以放在鼻樑上的鏡片，讓視網膜裝反、眼球過長的人，世界重新清晰起來。那是人類第一次用一個工藝品，去修補演化沒有做好的地方。從那個修補的動作開始，眼鏡走過了一條很奇怪的路，從純功能工具，長成了一件關於風格、身份、品味的東西。今天有些人買眼鏡，買的根本不是視力矯正，買的是那副框放在臉上的改變。

今天說三個品牌：柏林的 Kuboraum，洛杉磯的 Jacques Marie Mage，東京的 Matsuda

去年十二月，Frank Gehry 在他 Santa Monica 的家裡過世了，九十六歲。

看到消息的時候，我先沉默了一下，然後打開筆電，看了很久一張照片——他站在畢爾包古根漢前面，1997 年，剛剛完工，那座建築在他背後像一艘停泊的太空船，鈦板在陽光下閃著銀色。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剛做完一件非常困難的案子、然後發現完完全全值得的人。

我先是當他的學生，後來在他的事務所工作過。他說過一句話我記到現在：做建築，永遠是為了人。Always do it for humanity。

這篇我想說兩個人。Frank Gehry，和 Zaha Hadid。同一個時代裡最像彼此的兩個人。一個在洛杉磯長大的加拿大猶太人，用揉爛的紙板找到了建築的靈魂；一個在巴格達長大的伊拉克女人，用畫筆畫出了沒有人相信能蓋出來的空間。他們的職業生涯交叉在同一個時代，彼此尊重，卻從不互相模仿。

我在 DTLA 住過一段時間。買菜、上學、睡覺，早上走出門，聞到那個混著咖啡跟尿味的空氣。

那段時間改變了我對城市的很多想法，因為 DTLA 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它同時裝著全美最密集的無家可歸人口，跟全世界最貴的當代藝術。一棟 Gehry 設計的音樂廳，走路兩分鐘，是一整條街的帳篷。頂級藝廊門口，停著一輛賣三塊錢塔可的小貨車，再往前，一間 Le Labo，一瓶香水三百塊。

這種對照，在別的城市你得刻意去找。在 DTLA，它就在我上學的路上。

我後來想到最貼切的比喻，是一個被遺忘的玩具。小時候玩過某個東西，後來放進箱子，忘了它。過了很多年，搬家的時候翻出來，突然覺得，欸，這個挺好的啊，當時怎麼沒好好珍惜。然後大家開始爭著把它撿回來。

DTLA 就是那個玩具。洛杉磯放棄了它幾十年。有一天，藝術家進來了，開發商進來了，品牌進來了，大家又開始重新看它。

紐約從空中看下去的時候就已經讓人心跳加速。整個曼哈頓島躺在那里 一根細長的錨頭 ，插進哈德遜河和東河的交界。從頂端往南看，越往下密度越高，摩天大樓越密，歷史感越沈重。最南端那一塊是曼哈頓最老的一區。從天空繼續往下俯沖，看到自由女神站在遠處，然 ，兩個方形水池 眼睛一樣盯著天空。 最後是一棟閃著玻璃光的高塔 和旁邊一棟像是奇怪的白色骨頭生物的建築物。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這里，Tribeca Financial District 跟 Battery Park。這不像是一個觀光行程，更像是回到一個很久沒有去的老地方，發現它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