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纪念地震，怎样记忆灾难？

想起两年前，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在《新京报》上读到过的一段话：

回望这场灾难，不是为了以灾难纪念灾难，以一种痛去承接另一种痛，而是为了于温故中缅怀那被灾难夺去的一个个曾盛开的生命，也感受寓于“向死而生”中的人性力道和“人是目的”的分量。

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生者承担灾难的记忆，举凡天灾，莫不如此。唐山大地震过去整整40年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也进入了不惑之年。历经40年的风雨，我们发现，人性才是可以穿越一切的价值，对个体价值的守护，才是我们面向一切灾难的起点。

所以，同样的，面对汶川地震，反思和纪念，它的第一主角只能是“人”。

这段时间，读了很多关于震区回访的报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的作品《5月12日里的十年》尤其打动我，因为它对人的打量细腻、深情又冷静。

十年前，卫毅就设想着要在十年后回访震区。他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它的影响才会逐渐显露出来。他说，没想到的是，十年之后的心情比十年之前更难受。时间的距离远了，你才更明白时间对于此地的意义。时间在这里是快的，他们汲汲埋首于工作；时间在这里又是慢的，他们在永续的伤痛之中。外在的变化显而易见，最难看到的是人的内心。

卫毅的报道近两万字，回访的近30个对象里，有两个让我印象极深的人物。

一位是当年对震区进行过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询师贾佑春，后来她和丈夫都患上了创伤后延迟性精神障碍，两个人经常吵架，最后离婚；一位是每年都会通过挂横幅来纪念逝去儿子的母亲成兴凤，她在横幅上写的那些信告诉观看者，地震有多剧烈，母爱就会有多深痛。

贾佑春的工作是让人们淡忘掉地震的痛苦，可她和家人却因此陷入了未曾预料的痛苦。成兴凤不断地通过横幅向上苍述说自己的痛苦，伤口才能暂时得到麻木。

这是卫毅十年回访的两条线索。“试图忘记”和“试图记住”就这么矛盾而统一地出现在震区人的身上，原因是“根本忘不了”。

卫毅说，他在夜行的汽车里听到贾佑春的讲述，顿时觉得周围的空间仿佛变成了深谷，谷底开满了黑暗的花朵。这十年间的采访，他看到许多“痛苦世界的真实花朵”。

在今天的《素描时光》里，让我来转述卫毅在震区看到的这些真实的花朵十年来到底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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