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 法广专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历史学博士潘鸣啸教授。潘鸣啸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并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反思知青上山下乡和其影响。

下面请听法广采访潘鸣啸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广 :潘鸣啸先生您好 , 您曾经出版了《失落的一代》，关于中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革这段中国的历史呢？

潘鸣啸 : 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后2009年、2010年份连续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体版和简体版。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在法国算是老一辈，我是属于1968年的一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法国学生运动和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其实很不一样，但当时法国很多学生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

虽然我不是毛派，因为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文革好奇。因此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在巴黎学习中文难，我决定去香港。

法广 :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那个时间大概重叠，您就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吗？

潘鸣啸 : 是啊，我觉得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点同样的造反情绪，所以我当然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左派学生，大部分学生那个时候也是左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苏联失望，觉得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觉得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

法广 : 您从法国这边觉得中国文革跟苏联的革命运动，简单来说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的亲身感受？

潘鸣啸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色彩，而且没有让普通百姓表达意见，社会控制厉害。

其实在中国是另外一种控制，这个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外面看,觉得只是看表面上是红卫兵的,非常自由的,还可以随便参，那个时候在苏联完全普通老百姓没法参与政治。

法广 : 后来您就自费到香港勤工俭学，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潘鸣啸 :对，当然那个时候我宁愿去北京，可是就是因为文革没有恢复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学国语，然后我真的是很快就学了这个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话。

法广 : 已经60年过去了。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从现在看来，中国官方也承认了文革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停顿，而且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让文化、宗教等都受到了摧残。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社会方面受到文革的影响是否恢复了呢？您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潘鸣啸 :如果说恢复，那当然比起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至少在经济方面。

其实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在最后几年，他知道他没有成功，他也知道经济不好，所以他请了邓小平在1975年回来，委托他解决经济问题。可是邓小平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改变一些毛式的政策，所以毛主席终于还是打倒了他，要等到毛去世以后，而且最忠于他的领导人——也就是四人帮——被抓，才可以开始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文革比较极端，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比较彻底的。在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没有这么彻底的改革。

所谓‘彻底’，只是在经济手段方面开始有一些变化，可是在思想方面，邓小平怕这些变化影响党的合法性，所以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党的专政。

在文革动乱以后，本来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需要医疗各种创伤。但是邓小平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怕动摇这个政治制度，所以1981年6月，他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里面就是完全不触及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一方面，在经济手段方面越来越开放，开放到实际上用了不少资本主义的那些手段；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护毛的形象和党的绝对权力。

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没有彻底解决那些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陆来到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知识青年。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受不了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他们觉得没有前途。因为他们离香港不太远，所以敢游泳偷渡，不少人偷渡到香港。

这些人我后来碰到了。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批这样的知青。他们跟我谈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1968年的学生运动。

当时你知道，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关于真正中国社会的状况。

到了1974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然都是安排好的，像《大公报》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俱乐部之类，就是给外国人做统战、思想统战，我就去了广州，也去了桂林。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是很不自由的，一直有人监督我们。

可是后来我回到法国，就决定写一个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博士论文。

后来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到全中国跑，采访了很多人，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所以我现在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在我那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法广 : 您怎么看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您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是什么？请您谈一下。

潘鸣啸 :好，这一点我特别清楚，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文革历史。这几年我对这些情况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绝大部分跟我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所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又非常好奇。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我在中国出书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知青的孩子来买这本书，因为他们想了解父母的情况。

现在我的学生，已经是知青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这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很好奇。

一方面，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中国比较少人知道，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一代人，现在像我这样的都老了，他们慢慢都会不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对于真实历史的好奇，是不会消灭的。

法广 : 六十年前开始的文革，在五十年前结束了 ，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请您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

潘鸣啸 :毛泽东有一个特点，是跟斯大林不一样的，他控制社会，是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一个阶层去打击另一个阶层。所以在文革以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互相仇恨的感觉。这个社会缺少同情，本来应该有共同的反思。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害怕这一点，他怕影响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社会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恢复互相信任的过程。

那个社会好像变得很冷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是毛泽东留下的问题，比方说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以后不允许终身当领导等等。

可是中国并没有彻底想清楚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也很容易往后退。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有这种倾向，我不是说习近平回到了文革，完全不是，因为他不要乱，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可能会回到原来那种领导终身制，因为制度没有彻底变化，所以很容易回到以前的制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跟很多学生谈过，有一些人说，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文革。我说，不可能完全一样。

因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有那么大的自信，他敢让整个社会乱起来，而且他知道自己还能控制局面。

可是我觉得，在毛泽东之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自信。

所以他们还是会更谨慎一些，会用各种各样的机构去控制社会，而不会允许年轻人再随便去造反。

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文革那种形式不会再来了。

非常感谢您潘鸣啸先生接受华广的专访。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选影片中，日本与西班牙可谓平分秋色——两国各有三部影片入围角逐金棕榈，成为本届影节最受关注的两大电影力量。

时隔25年，日本电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分别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再生家族》、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以及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

其中，是枝裕和与滨口龙介早已是戛纳常客。八年前，两人曾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同时角逐金棕榈。最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大奖，而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则遗憾落败。今年，两人间的竞争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滨口龙介率先携《突如其来》亮相戛纳红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则将在5月16日与观众见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则在竞赛第一天就和观众见了面。影片讲述一位在东京与台湾工作的离异建筑师尤里，前往日本乡间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军事基地的奈义乡村，日常广播中不断出现实弹演习的通知。影片以宁静自然风光为背景，通过两位女性平静克制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的失落感，以及战争阴影如何悄然渗入日常生活。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剧作家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东京笔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深田晃司表示，这部电影是他九年前便开始筹备的项目，能够在戛纳这个顶级舞台上映，让他十分欣慰。

不过，法国媒体对该片并不十分感冒。有评论认为，影片节奏偏缓，甚至称它“为主竞赛单元的开幕蒙上一层阴影”。虽然片长不到两小时，还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将它列位前五。

本届影节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是近年来表现格外抢眼的西班牙电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摄的影片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这在西班牙电影史上也尚属首次。

阵容方面，可谓星光熠熠。首先是资深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新作《苦涩的圣诞节》，这是他第七次冲击金棕榈奖；其次是著名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执导的《所爱之人》；最后则是新锐导演组合哈维尔·卡尔沃与哈维尔·安布罗西联合执导的《黑球》。

在得知入围名单后，阿尔莫多瓦表示：“这是个好消息”，这位76岁的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三部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三代电影人。”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这说明“西班牙电影正在展现强大的创造活力”。

事实上，西班牙电影近年在国际影坛持续升温。去年，就已有两部西班牙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包括奥利弗·拉克斯执导的公路电影《穿越地狱之门》，以及卡拉·西蒙的自传题材影片《罗梅利亚》。

西班牙电影专家保罗·布鲁内特认为，今年与去年的五部入围作品，都属于“极具野心的大制作”，预算普遍在500万到1200万欧元之间。他指出，这种高规格制作，正是西班牙电影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索罗戈延以及卡尔沃与安布罗西的组合这一新生代导演群体，代表着西班牙电影的新方向——既能够打造商业大片，也能够创作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的作者电影。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d'Or）被颁给了她，以表彰她的职业成就。克莱尔·德尼的导演生涯始于40年前，她在喀麦隆拍摄了首部长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麦隆，她领悟到最为导演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适应能力。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开幕，明星们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这届电影节里几个比较明显的关切是： 世界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在电影作品里，在电影行业内引起的波澜。同时在新科技和新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下，戛纳电影节对具有独创冲击力的著作电影的扶持，对美国电影的接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届电影节评委，英国编剧保罗·拉弗蒂谴责说，现在是“疯子领路”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统性暴力，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冲突”。 他猛烈抨击今年缺席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

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到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届戛纳电影节将再次展现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我们这个时空里的各种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各种电影作品将在这次电影节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纷争和冲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昨天的开幕式颂扬电影是一种“抵抗行为”，它“超越文化”。

在电影宫的舞台上，美国演员简·方达说,电影始终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我们讲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韩国导演朴赞郁说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想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另外，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电影业本身也是冲突中的大世界里的一部分。4700多名欧洲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领军人物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欧洲需要电影，电影需要欧洲”。对他们来说，电影是“欧洲民主跳动的心脏”。然而，“欧洲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胁”。所以，艺术家们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欧盟的“媒体计划”（MED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是抵御非欧洲巨头的冲击、加强欧洲电影产业的关键支柱。根据公开信的说法，非欧洲巨头是全球平台，通常来自美国，正日益强加他们的叙事，并限制欧洲作品的可见性和可及性。

同时， 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流媒体平台对独立电影兴趣寥寥。在2010年代，为了在独立电影领域站稳脚跟，这些平台斥巨资制作马丁·斯科塞斯、诺亚·鲍姆巴赫、阿方索·卡隆等知名导演的作品，以此提升自身地位。 然而，从2020年开始，它们改变了策略。亚马逊工作室前员工泰德·霍普指出：“品味和文化影响力不再是评判标准。如今的模式基于用户数据，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用户的获取和留存率。”对于一部独立电影而言，想要进入流媒体平台的片库已变得异常艰难。

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如果独立电影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观众，那么以销售独立电影为生的发行商就会陷入危机。

这次戛纳电影节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国舆论对美国电影在这次戛纳电影节的锐减也观察得非常清楚。

法国世界报引述《好莱坞报道》的评论员乔丹·明茨尔说，“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艺术创作和新锐导演的涌现。”

很久以前，26岁的无名小卒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摘得金棕榈奖。同年，另一位年轻导演也引起了轰动：32岁的斯派克·李执导了《为所应为》。五年后，31岁的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再次斩获金棕榈奖。

可是美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风光已经不能和黄金时代相比。

现在在戛纳电影节的舞台上， 年轻的美国导演们不再像索德伯格或李安时代那样参与竞赛单元，而是参加更具精英性和开拓性的“一种关注”单元。三十多岁的简·舍恩布伦、乔丹·弗斯特曼和扎克瑞·维根将各自携一部剧情长片亮相。

在正式竞赛单元中，所有类别共有11部来自美国的剧情长片。但法国世界报说，真正能吸引观众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或许只有詹姆斯·格雷和艾拉·萨克斯的作品勉强算得上。

在非竞赛单元中，这次戛纳电影节上，人们的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国电影上，而两部美国影片——演员安迪·加西亚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钻石》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新作《她的私人地狱》——却难以激起影迷的热情。

那换个角度看，戛纳电影节是否不再吸引美国人？各大美国电影公司是否对这个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电影节感到厌倦？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这关系到戛纳的未来。

制片人泰德·霍普提出， 现在是电影多，电影节颁奖多。 他说，“影片数量过剩，尤其因为流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而不断制作新片”。

所谓颁奖多，他指的是从一月到三月的“颁奖季”。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和其他奖项的颁发会引发制片和发行公司激烈的游说活动，这些活动甚至早在前一年年底就开始了。

乔丹·明茨尔说，“美国作者电影，也就是那些在电影节上屡获殊荣的电影，无疑正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问题与其说出在戛纳电影节，不如说出在美国本身。尽管戛纳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但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作者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出现就变得难得了。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

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2025年10月，维旺迪集团旗下的Canal+收购了UGC集团34%的股份，计划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鉴于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这次交易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Canal+在法国电影融资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对于许多制片人、发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没有Canal+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为某些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们指出，通过此次收购，文森特·博洛雷“将能够掌控整个电影制作链，从融资到发行，涵盖小银幕和大银幕”。

公开信签署者们的担忧远不止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他们指责文森特·博洛雷通过其媒体和出版社推行反动且极右的“文明工程”。他们担心，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体和文化权力的集中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投资和发行。

信中还提及了国民联盟的纲领，其中尤其包括对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公共广播机构的挑战。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某些电影将无法获得资助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担忧。

信中还强调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依赖氛围。“如今，我们不同程度地依赖文森特·博洛雷的资金来开展项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写道，并呼吁集体“打破沉默”。

这场运动是经过导演、制片人、节目策划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几个星期的秘密讨论，逐渐成形的。他们对法国电影依赖Canal+ 感到担忧。公开信签署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里出现，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控制媒体和视听领域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电影界的行动与数百名出版业人士抗议解雇格拉塞出版社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的行动遥相呼应。格拉塞出版社是阿歇特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出版业抗议人士认为，格拉塞出版社所属的阿歇特出版集团的老板文森特·博洛雷应对奥利维尔·诺拉的解雇负责。

5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旗下的大多数外国作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被解雇后，他们将不再向该出版社提交即将出版的新书。

他们说： 我们拒绝允许我们的作品被用于我们不认同的政治目的，极右势力的活动超越国界；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也必须超越国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再向格拉塞出版社提交我们未来的作品。

这些作家由此加入了约200名法国作家于四月中旬发起的行动。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地时间周二晚间将盛大开幕，届时，众多明星齐聚一堂，庆祝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节。

在开幕前刚刚过去的周日，位于法国度假胜地戛纳的电影宫（Palais des Festivals）的外墙上，工作人员已将巨幅官方海报挂好。和去年一样，影节的海报有两张，从不同角度展示的两位主角是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女性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主演，吉娜·戴维斯和苏珊·萨兰登。

海报的这一选择遭到了致力于推动电影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团体“50/50”的批评。该团体认为，鉴于今年入围影节主单元竞赛的女性导演比例过低，22部竞赛影片中仅有5部，影节组委会此举有“女权主义洗白”之嫌。

由韩国导演朴赞郁担任主席的评审团预计将在今天抵达戛纳。作为最受瞩目的评委之一——美国影星黛米·摩尔将重返戛纳。此前，她主演的影片《物质》（The Substance）入围2024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再次成为焦点。

创意

华裔制片人兼导演赵婷，自《无依之地》之后迅速崛起，也将担任本届电影节的评委。评委会将在下周六（5月23日）将包括金棕榈奖在内的各项奖项颁发给获奖者。

据戛纳市政府估计，影节期间将有近4万名持证观众和数万名游客前来观影。影节的游客占戛纳酒店年收入的20%，并带来超过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周二晚上举行的影节开幕式将由非洲裔法国女演员伊尔·哈达拉主持，届时将有众多明星出席。以执导《指环王》三部曲而闻名的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将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获颁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成就。

法国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执导、由皮奥·马尔迈和阿娜伊丝·德穆斯提埃主演的法国电影《电子维纳斯》（La Vénus électrique）将作为开幕影片放映。这部影片以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游乐场为背景，展现了幻觉的魅力。

主单元金棕榈奖的竞赛将自周三正式拉开帷幕，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美国的詹姆斯·格雷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等国际著名导演依次将踏上电影宫的红毯，介绍各自的最新作品。

四月份，在公布入选影片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戛纳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电影界正处于一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状态。”

风暴

西班牙的哈维尔·巴登、美国的斯嘉丽·约翰逊、法国的蕾雅·赛杜和澳大利亚的凯特·布兰切特等国际著名影星都将出席，为本次戛纳影节增添一抹璀璨星光。

不过，本届影节将不会有美国大片亮相。无论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披露日》，还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均未选择在戛纳的滨海大道上进行首演。同样缺席影节的还有由佩德罗·帕斯卡尔和西格妮·韦弗主演的《星球大战》系列的新作——《曼达洛人和格罗古》，尽管这部影片上映的时间和戛纳影节的时间重叠。

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除了主流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之外，独立电影，以及洛杉矶以外的电影，依然存在”。在接受美国杂志《综艺》采访时，这位戛纳影节的艺术总监还指出，“整个电影行业正在经历狂风暴雨。以前，每个月都有两部大片上映。但现在，数量少了很多”，他指出：“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并将此归咎于新冠疫情和影院的关闭，以及来自电视和流媒体平台的竞争。

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次原本例行的安全测试，在前苏联乌克兰北部的一座核电站内失控。四十年后，人类依然生活在那场爆炸的影响之中。

时间并没有将切尔诺贝利封存在历史里。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从火焰与爆炸，变成尘埃、辐射、废墟，以及一种长期而隐蔽的环境和安全风险。而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前夕，这种风险再次被“唤醒”：设施老化、战火的威胁，无人机的爆炸穿透了那座本该封存灾难的巨大钢铁拱顶。切尔诺贝利，从未真正结束。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应堆在停堆过程中进行一次安全测试，1点23分，因操作失误和反应堆本身的设计缺陷导致反应堆发生剧烈爆炸。重达2000吨的反应堆顶部被掀开，大量放射性物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连续的爆炸引发大火，将辐射粒子带入高空大气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是首个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列为第7级（特大）的事故，影响延续至今。

事故发生后，苏联当时领导层最初的反应不是疏散，而是对外隐瞒。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市，近5万名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整天。直到爆炸发生36小时后，撤离命令才终于下达。当局设立了半径10公里的隔离区，初步撤离了约4万9千人。隔离区之后扩大到30公里，另外又撤离了大约6万8千人。

莫斯科最初对外试图控制信息，但辐射并不受国界约束。数日之内，放射性云团飘向欧洲，多国监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实际上，距离1000英里远的瑞典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现核辐射异常后最初以为是本地出现了问题。他们追踪风向，报告了源头位置，直到爆炸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被迫对外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的爆炸，世界才逐渐意识到灾难的规模。

辐射污染跨越国界

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云层覆盖了苏联大部分地区。根据联合国数据，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在内，约60% 受到辐射尘污染，约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总辐射剂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初期，消防员、被称为“清理人”的工人被派往现场，他们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扑灭火灾、清理废墟。许多人在短时间内遭受高剂量辐射，付出了生命代价。数十名工人和消防队员在爆炸发生后不久因急性辐射综合症死亡，更广泛的人群，则在之后的岁月中承受癌症风险上升、心理创伤以及社会迁徙的影响。

关于此次核灾死亡人数与长期健康影响，至今仍难以精确计算，其中有苏联时期的刻意隐瞒，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后被明确提到的，是事故后多年，核电站周围污染地区居民中，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明显增加。除了事故对于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的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打击，巨额的处理事故开销加之其它因素结合，对苏联经济造成严重而难以逆转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迫使苏联的政治比过去更透明开放，并且间接地向全球展示核子战争会造成的浩劫，与引发全球对核能发电的疑虑。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称，“比起我发起的开放改革举措，可能切尔诺贝利事件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石棺”和“新安全封隔体”封存反应堆

事故后，苏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建造了一个混凝土与钢结构的“石棺”，封存反应堆，但这一结构最早预计寿命仅为30年。随着时间推移，“石棺”逐渐老化，内部结构也变得不稳定。为了避免再次泄漏，国际社会在2010年代启动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工程：在旧石棺外再覆盖一层新的金属拱形结构，即“新安全封隔体”。以降低辐射外泄的风险。这座巨大的钢结构于在2016年由一家法国公司安装完成，2019年正式移交乌克兰。整个项目由40多个国家出资，总投入约25亿欧元，是核安全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按照设计，这个巨大的封隔体可以在未来百年内隔绝内部放射性物质，抵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龙卷风甚至地震，同时为后续拆除旧结构提供条件。

然而，工程师们未曾预见到的是，人类自身对这个封隔体的破坏，仅仅在不到十年后就遭遇了挑战。

战争重新唤醒辐射外泄风险

2025年2月，切尔诺贝利再次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在一次俄罗斯袭击中，一架俄罗斯沙赫德136无人机击中了外层的“新安全封隔体”。封隔体的金属结构被击穿受损，密封功能受到破坏。在此次事故发生一年后，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评估，即使经过修复，这一结构的封闭功能仍未完全恢复。

而内层的“石棺”也正面临坍塌的风险。

绿色和平组织乌克兰分部的核能专家肖恩·伯尼近日对法新社表示：

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这里很多工程无法进行，劳动力短缺，战争继续，还有无人机，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不断飞越切尔诺贝利上空，而风险更在于，如果进一步延误，那座原本只设计使用20年的石棺，如今已经用了40年，我们知道它存在严重的坍塌风险。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核材料，包括4吨粉尘、高放射性的粉尘，燃料颗粒以及“石棺”内部巨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而由于新安全封隔体目前无法修复，也无法按设计运作运作，因此有放射性物质泄露的可能。

伯尼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40年后，俄罗斯仍在对乌克兰和欧洲人民发动一场真正的核战争”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总经理谢尔盖·塔拉卡诺夫强调，当前的局势非常“危险”。

“我们确实观察到，几乎每两三天就有无人机和导弹飞越切尔诺贝利禁区，如果一枚火箭弹落下，即使没有直接击中防护结构，只是落在200米范围内，也会产生类似地震的外部冲击”。他担忧地表示，“如果这些放射性粉尘因事故扬起，形成云团，那么就会如1986年的爆炸事故时向我们所印证的那样：放射性粒子是不会识别国界的”。

修复受损结构的成本，被估算为约5亿欧元。法国外交部长在三月底表示法国已承诺提供部分资金支持，七国集团（G7）也在讨论筹资方案，并计划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协调国际资金。

然而，真正的困难不在资金，而在环境。在乌俄战争持续的战火下，工程人员难以确保安全，修复工作随时可能中断。

除了核电站本身，战争也威胁着核灾隔离区的安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战火蔓延到隔离区，切尔诺贝利距离基辅仅130多公里，随着俄军向基辅推进，他们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挖掘防御工事。军事交火频繁引发隔离区森林火灾。美联社在核灾40周年前夕的报道，就援引科学报告称，战争以来，禁区树木和动物死亡增加，消防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的森林大火都是由坠毁的无人机导致。而火灾会将沉积多年的放射性颗粒重新释放到空气中。

在战前，切尔诺贝利曾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有数万游客进入隔离区参观普里皮亚季和核电站外围。人们在曾经生机勃勃的普里皮亚季市，感受如今停止的一片死寂，建筑废墟、设施锈蚀，空无一人的学校、公园、街道，城市仿佛时间就戛然停滞在1986年。在2022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旅游基本被停止。目前，切尔诺贝利禁区由核电站管理机构、乌克兰安全局（SBU）和军方共同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存在。士兵在附近驻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士兵被派驻在这里时，通常是为了作为后方稍作休息，在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实地采访中，一名士兵甚至开玩笑地说， “这里比前线安全。”

“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的警示

灾难发生四年后，苏联才正式承认需要国际援助。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切尔诺贝利后果，并设立协调机制。2002年以后，工作重点逐渐从紧急援助转向长期恢复发展。

2016年，在爆炸三十周年时，联合国大会正式将每年4月26日设立为“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决议特别指出：即使在灾难发生三十年后，这个“历史伤痕”的长远影响仍然存在。今天，四十年过去，这一判断依然成立。

美国为新一轮登月计划所做准备的“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当地时间4月1日傍晚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点火升空。时隔五十多年之后，四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将像当年的“阿波罗8号”一样，围绕地球的卫星——月球进行大约十天的轨道飞行，但不会着陆。

尽管在升空前，美国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包括技术延误、预算压力以及测试进度的多次调整，但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按部就班推进自己的登月计划。就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中国在2029年实现首位宇航员登月的目标，似乎比美国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目标更为现实。这是美国飞船升空前，法国费加罗报刊登文章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题为《新一轮登月竞赛：中国“龟”有望超越美国“兔”》的分析文章。

文章开篇写道，无需舍近求远，龟兔赛跑的寓言或许最能形象地诠释中美之间这场新的登月竞赛。中国扮演寓言中“乌龟”的角色，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按部就班。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一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朝着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政府显然将2029年10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铭记在心，因为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并在这场竞争中领先于那只在2017年悄然重启登月计划、试图甩开新对手的美国“兔子”。

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始于千禧年前后。自1999年起，在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框架下，科学家和官员就多次谈及登月这一远景目标。2005年，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就曾通过新华社表示，新计划将在“2017年左右”启动，并详细阐述了实施路径：首先发射轨道探测器进行探测，然后在2012年至2017年间开展无人登月，最后着手准备更长远的载人登月任务。这一思路后来也被写入《2011年中国航天活动白皮书》这份官方文件中。在此之前，两次嫦娥任务的探测器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成功发射并实现绕月飞行，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基础。

随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实施，中国在2013年底首次尝试便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这也是自1976年苏联“月球24号”之后，人类再次将航天器送上月球表面，标志着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迈入新阶段。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上台后，很可能受到中国探月雄心的刺激，重新定义了美国载人航天的目标。当时，美国原本计划先登陆小行星，再前往火星，而不再以月球作为中转站。但特朗普在2017年确立了新方向：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长期基地，将其作为未来登陆火星的前提条件。这一战略转向，也被认为是美国重新回到“月球优先”路径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中国的登月计划仍在稳步推进。2019年初，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的着陆。同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通过新华社表示，中国计划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科研考察站，并在十年内实现载人登月。对此，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次月就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的延续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并提出在2024年将包括首位女性宇航员在内的美国宇航员们再次送上月球。这一时间点原本设定在特朗普所希望的连任结束之前，但他未能在2020年大选中如愿连任。有研究中国航天活动的学者指出，这一时间线有助于理解这场新一轮太空竞赛的起点：最初采取竞争姿态的，其实是美国一方，而中国更多是在既定轨道上持续推进。

且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早在1969年就已完成“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的登月壮举，因此中国不可能在“首次登月”这一意义上成为第一。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驻华代表马蒂厄·格里亚卢指出，中国更像是在与时间赛跑，遵循一套政治时间表——即在2029年10月1日之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他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很少谈及“太空竞赛”，而是更侧重报道自身计划的进展，按照自身逻辑和节奏推进。例如，中国在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计划时，就设定了30年内建成空间站的目标，并在2022年完成了“天宫”空间站的建设，这种“按期兑现”的能力，也成为外界评估其登月计划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文章认为，关注航天领域的中国人无疑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情况。而中国政府本身对这种竞争一事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法国专家强调：“这很符合民族主义的辩证法，中国人被这种与美国竞逐的论调所感染。他们对自己的胜算充满信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疑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任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最近就解释说，胜负可能仅在数月内见分晓，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正按自己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文章还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技术路径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美国的策略。例如，中国计划通过两次发射完成登月任务：先将登月舱送入月球轨道，再发射载人飞船，在绕月过程中完成对接，然后实施登月。这一方式不同于当年阿波罗计划使用土星五号火箭一次性发射的模式，被认为在现有运载能力条件下更具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新一代“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研发。今年2月初，该火箭一级的试验验证已经完成。据介绍，其在分离后可重新点火减速，并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附近。此外，还测试了一种利用绳索结构捕获火箭的回收方式，从而无需安装传统的着陆腿，有助于降低火箭重量并提升运载效率。这类技术尝试，也显示出中国在重型火箭重复使用方面的探索正在加速。

此次试验还包括对“梦舟”号载人舱在最大动压条件下逃逸系统的验证，以及在公海回收载人舱的能力测试。目前，这些关键技术环节均已取得进展。3月中旬，《中国航天科技》杂志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次试验的论文，披露了载人舱和登月舱的部分技术细节。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未来几年中国的登月计划大致如下：2027年前后进行登月舱测试，2028年实施载人绕月飞行，2029年完成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模式与阿波罗类似：两名宇航员登陆月球，一人留在轨道舱。这一安排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有助于逐步积累深空载人任务经验。

中国还计划在今年和2028年分别执行两次嫦娥任务，重点探测月球南极阴影区域可能存在的水冰资源。相关研究认为，这些资源不仅可用于支持未来的长期驻留任务，还可能成为深空探索的重要补给来源，因此具有战略意义。

不过，这一计划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机器人探测项目与载人航天项目分属不同体系，“机器人探测计划由中国国家航天局负责，但载人项目则依赖于另一个机构——隶属军方的中国军事航天部队，但这两个机构之间沟通并不多”，所以协调机制仍有待观察。而将参与这些任务的宇航员人选目前也还不清楚。估计“都将是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很可能来自2010年招募的第二批宇航员，这批宇航员的独特之处是有两名女性。且确实倾向于组建一支男女混合的宇航员队伍。”就像美国人那样。

此外，国际合作也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此前提出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争后，欧洲参与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项目推进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探月计划在中国国内仍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被视为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轮登月竞赛，更像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而不是短期冲刺。比拼的不仅是技术能力，还有战略节奏与持续推进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谁能保持稳定推进，或许将比谁跑得更快更加关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精神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 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享年86岁。自1989年接替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决定着伊朗国内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而在批评者看来，他则是一位不断强化安全统治、压制政治自由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历史上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伊朗权力结构的核心

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职位不仅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最高领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司法系统负责人，控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并通过各种机构对政府和议会拥有最终裁决权。

自1989年以来，哈梅内伊始终稳坐这一权力顶端。在德黑兰最隐秘的决策核心中，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虽然他有时允许有限的发展社会或政治空间，但只要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受到威胁，他便会迅速收紧政策，甚至推动激进而彻底的政治调整。

一位流亡法国的伊朗前议员曾这样形容哈梅内伊说：“在执政期间，哈梅内伊把头上的宗教头巾换成了军帽。”这句话反映了许多观察人士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宗教领袖也越来越依赖安全机构和军队来维持政权稳定，尤其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

打造地区强国的战略

自掌权以来，哈梅内伊始终试图把伊朗塑造成能够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他的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首先，是让伊朗具备核门槛国家的能力，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战略威慑力。其次，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抵抗轴心”，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由德黑兰支持的地区网络，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门的 胡塞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 等力量。

多年来，这一联盟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够在多个冲突地区间接发挥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色列随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削弱甚至摧毁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区联盟。

几年之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受挫。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被推翻；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下降。在执政最后阶段，伊朗甚至两次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的目标——一次是在2025年6月，另一次就是导致哈梅内伊身亡的2026年2月28日空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的同时，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通过阿曼进行的关键核谈判仍在继续。这种局面自 两伊战争 结束以来几乎从未出现过。

从温和形象到强硬统治

其实哈梅内伊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强硬派人物。至少在1981年至1989年担任共和国总统期间，他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共和国之父、首任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阴影下。当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他看作是伊朗政权内部较为务实、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在当时的政治强人拉夫桑贾尼 的支持下，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最高领袖。在最初几年，两人形成政治联盟，试图在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重建伊朗经济，并恢复国家稳定。当时的伊朗社会一度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氛围。然而，这种开放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0年代初，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哈梅内伊随后收紧政治和文化政策，并警告伊朗必须抵御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改革与压制之间的反复

1997年，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当选总统。这一结果反映出伊朗社会对政治改革和更多社会自由的强烈期待。在那几年里，媒体和文化领域一度出现相对开放的局面，大量新创办报纸和杂志纷纷涌现，社会讨论也变得更加活跃。但当这些自由被认为威胁到政权稳定时，就被迅速压制。数十家媒体被关闭，许多政治活动人士被逮捕。1999年，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首次公开质疑最高领袖的权威。

十年后，2009年的总统选举再次引发巨大政治危机。当时，哈梅内伊公开支持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而反对派则指控选举舞弊。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被称为“绿色运动”。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对最高领袖发出前所未有的批评。这场政治危机也导致哈梅内伊与昔日盟友拉夫桑贾尼彻底决裂。

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

进入21世纪后，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2019年，由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国性抗议迅速蔓延。示威者高喊：“无能的领袖，下台！”

政府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切断互联网，并展开严厉镇压。

三年之后，另一场震动全国的抗议再次爆发。2022年，年轻库尔德女子 玛莎·阿米尼 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名为“妇女、生命、自由”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场由女性发起的抗议，很快发展为挑战整个政治体制的社会运动。尽管政府实施大规模逮捕并使用武力镇压，但这场运动仍在伊朗社会留下深远影响，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对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充满争议的政治遗产

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的宗教城市 马什哈德。他的家庭生活清贫，但宗教氛围浓厚。年轻时，他在什叶派宗教中心 库姆 学习神学，并逐渐参与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多次因参与革命活动而先后被捕入狱七次。1979年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 改变了他的命运。革命胜利后，他逐渐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并在1981年至1989年两度担任伊朗总统。然而，当他在1989年被选为最高领袖时，他的宗教地位仍然受到部分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质疑，因为他尚未达到传统上要求的“大阿亚图拉”级别。

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之后三十多年里主导伊朗政治。

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哈梅内伊始终坚持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并把维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视为首要任务。在对外政策中他既务实又强硬，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懂得如何与美国这个“大撒旦”打交道。支持者认为，他在巨大外部压力之下维持了国家稳定，并使伊朗在中东保持重要影响力。批评者则认为，他的统治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孤立，并通过镇压政治自由使伊朗社会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无论评价如何，阿里·哈梅内伊 都是伊朗当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六证实了在网上疯传了多天的消息，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与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调查。张又侠落马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在任将军中第二位被免职的。路透社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层清洗，而目前北京正在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实力。自11月20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后，张又侠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张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以及该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指挥、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和态势的重要性，外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虽然中国官方通告中没有列出张又侠和刘振立任何具体罪状，但在同一天《解放军报》上刊出的社论中提到；张又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罪状”核心吗？

本次节目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谈谈他的看法。

郑旭光：这次张刘令人落马应该还是看后果，因为上一次（2025年10月17日）公布的苗华等九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被拿下，是让习近平的嫡系，即“福建帮”31军这波人——因为中间有五个上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桐、王秀斌）都出身于31集团军——那就等于“习家军”受到了重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张又侠有点像林彪的权势了，没有制衡力量。习近平当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当时一些迹象也说明中间虽然是派系斗争，但张又侠这一派占了上风，这就让习近平在军中失去平衡力量了。

 

  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 

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又被打下去，就会带来两个显现的后果。一个就是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二十大中央军委，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最后一个张升民，而他们两个实际上都不是业务主官。习近平不用说，张升民实际上主要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军委这一层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实际上军委里没有军事主官，张升民就是军事主官了。这样的话，客观上还会有一个态势，上将基本上被“扫荡”了一遍，那中将也都比较悬。这就给少将们和部分中将有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那军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变，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增加了。

未遂政变？

法广：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至少目前不得而知，但《解放军报》当天的的相关社论中，第一段当说“惩治腐败无禁区”，第二段提到张又侠和刘振力两人“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你刚才说到习近平失去了“福建帮”曾受到重创，北京难道发生了夺权的未遂“政变” ？

郑旭光：中共内部的这一种所谓的“政变”和全世界的所谓“军事政变”都不会一样。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关键点就是：必须掌握军队才能掌握住党。纯粹的职业军人是掌握不住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军、国一体的体制，实际上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就是那样，掌握军队的人如果你掌握不了党中央，就得靠边站。最先毛泽东也算是中央苏区的缔造者吧，但党中央的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去了，他就得靠边站，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当然也有抓人军事政变的，比如1979年，华国锋基本上大家认可他是一把手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要对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动手，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作“自我政变“。也有点像89年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这个做法，就是他事实上的一把手，但是按照常规的程序，完成不了权力变迁，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调动军队……包括邓南巡，包括毛泽东对林彪都是用非正常的程序进行试探。习近平这次搞张又侠也像是一种党内”非正常程序“，但也都是由党内的一把手出面进行的非程序性的这种转变，可以把他叫做”军事政变“，但是这个和外国观察家所理解的这种非党国体制的这个政变，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法广：《解放军报》的社论中指控他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他们已经被清除落马的话，那能否说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更加大了？

郑旭光：应该说习近平一直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体制中，几百万军队有必然的是分工。因为习近平是党政军一把手，是核心，总得有人替他做军内的事情，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做大。真正的独裁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事情，而是说他对重大事情有拍板的权力，他对重大人事任免有拍板的权力，就是能够行得通。但如果说在这种形式中间失衡了，就处在危险中，苗华和何卫东等人被弄下去了，习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失权的危险之中。

现在把张又侠拉下马无外乎两种（后果），如果张又侠在的话，可能军队秩序就不很紊乱，还有一个内部正常的运转。如果说军委主席、军委委员都是完全没有资历，指挥不动的，那就跟毛泽东晚年一样，毛泽东晚年让王洪文来做党的第一副主席，那显然行不通，他没有这种资历和能力，在党内或者军内履行这种指挥。现在张又侠拿掉了，代价就是军队条令体系会出现一种紊乱，指挥上的一种紊乱，或者说战斗力的下降。但是，如果任由张又侠这样走下去，他可能对习核心指挥军队，掌握军队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抗衡力量。所以我就说他有可能是林彪，林彪就可以抵制毛泽东的很多东西。如果军队抵制的话，那习近平的经济、政治、政策很多可能就不容易得到推行，包括对外交战略。

再来看“严重践踏破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因为当时对苗华和何卫东用的是”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张又侠和何振立没有提到”破坏党指挥枪“，说的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助长了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破坏”党指挥枪，那苗华和何卫东有可能有一些私自的，没有在军委，常委或政治局层面的一些事情。张又侠被指责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和何卫东他们的“破坏”又不一样，破坏可能就是自行其是，而“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就是说可能从习近平的感受来讲，他认为在军队权力是被践踏的，我觉得有一种极强的被侵犯和受辱的一种感觉。用”践踏“这个词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霸道，而且是对军委主席权力是无视的啊，他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践踏破坏，就是肆无忌惮！

“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

实际上，何卫东、苗华与习近平的关系，张又侠和习近平关系完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用在张刘身上，那就说他们两人完全是一个性质的。他们作为军事的业务干部，根基又比较深。比如，刘振立就是标准的三十八军出身，从普通的战士一直做到师长，后来又去作了三十八军的大概几个月的军长。他们就有很强很硬的业务。他们认为的一些惯例或者规矩，军队有自己的一套，显然和军委主席负责，习近平想为所欲为的意志肯定会有冲突，不会像何卫东、苗华他们面对习近平可能真的只能是阳奉阴违啊，或者说暗自搞一套，不敢跟他明争明搞，这个可能是让习近平非常不能容忍的。当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有很多流言……

这里有一点就是，当何卫东被拿下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张又侠一下子就危险了——而是他客观上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他有重器在手，那就要提防你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因为会影响别人的安危，会影响习近平这个核心地位。习近平要的是说一不二。但是如果说你还要跟他抗衡，还有反对意见，那你就影响到他所理解的那种权威性。不管张又侠是不是想谋反，作为一把手，都是影响习的权威的一个障碍。这就有点像89年的赵紫阳，就是说如果赵紫阳真的有谋反之心的话，反而结果不会是那个样子。现在看起来，张又侠可能跟那个（89年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状态是比较象的。张刘两人可能都是站在一种惯例，或者说一种党纪或军纪这些角度啊，是“忠诚的反对派“——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当然他不一定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己，就是为了党国，他们可能跟习近平形成了意见冲突，但是他们也没有想把习近平怎么样。但是习近平必然会觉得你们的存在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法广：张又侠也一直被认为帮衬了习近平得到最大的权力，他显然连自己最亲信的人也不放过？

郑旭光：就像王岐山一样，是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是他最大的助力，但是最大的助力如果跟他有了冲突，那就是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敌人了。你看毛泽东整的人，彭德怀、林彪，刘少奇等这都是他嫡系啊，不是嫡系是轮不上被整的，那些早早靠边站的人结果也不会那么惨。就是因为嫡系，他才能掌握到实权，才能对毛泽东的意志造成影响。实际上刘少奇、林彪想造反，彭德怀想怎样都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毛泽东想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所以现在习就是毛泽东晚年那个状态，你要影响我“定于一尊“，那我就要收拾你 ! 所以对他的合作者肯定反而是他的最大敌人。比如王岐山、刘源、张又侠……这就像创业，你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资历，这对习近平来讲，对于他的”一尊“地位的威胁当然是很大的。

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

比如说, 军中作为红二代来讲，那张又侠跟他不能说不相上下，也算是类似，除了父辈根基，自己的履历都是独立的，他的根基跟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交好的这一层。那么在党内系统中，赵乐际和习近平也是这样的关系，尽管赵父亲不如习近平的父亲职位高，但是也是老革命，他自己本身跟习近平有相类似的履历，所以这样的人在那儿实际上对习近平就是一种危险，不是他自己怎么想，是别人就有可能寄希望于他。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习李冲突非常大，反对习近平这些防疫政策的人就寄希望于李克强，那李克强就成为一个很危险的角色，但他就是会成为一个大家希望的制衡力量，那他一定要给你拔掉，让你没法制衡，甚至也让也让你对所有的接班人都失去想象力。像什么孙政才，胡春华等都成为废太子，让人都不要想像，因为你只要在，就可能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种权力中心是实际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有了什么职位。

感谢郑旭光接受法广专访。

据路透社，现年75岁的张又侠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主席最亲密的军事盟友，也是少数几位拥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他是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两名副主席之一。

2012年，习近平下令开展大规模反腐运动，军队是主要目标之一。2023年，这场运动波及到军队高层，火箭军成为打击目标。

2025年10月，包括中国二号人物何卫东在内的八名高级将领因贪污罪被开除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何卫东曾是习近平的下属，也曾与张又侠一同在中央军委任职。

近年来，两名前国防部长也因腐败被开除党籍。这场反腐行动正在减缓先进武器的采购，并打击中国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