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丙午马年即将启幕。经历了前一年多线冲突叠加、制度性疲态显现的全球动荡之后，世界并未迎来真正的缓冲期，而是以更加密集、更加结构化的方式进入新的周期。战争的余波、选举的回潮、国际组织的裂解与重组、以及大型体育与文化事件的集中到来，使2026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压缩的历史节奏。本期栏目，循着时间与议题的交错脉络，梳理这一年已然展开或即将发生的关键国际事件。

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迎来重要节点。保加利亚正式采用欧元，结束自1881年以来列弗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至此，欧元区成员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1个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等4个微型国家在欧盟同意下使用欧元；科索沃和黑山则单方面采用欧元。丹麦虽参与汇率机制二期，却被豁免加入义务，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与捷克仍承担未来加入欧元区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保加利亚早在2007年已加入欧盟，但出于保持财政灵活性、避免价格上涨以及应对腐败与法治问题的考量，其欧元进程长期停滞。2026年的转折，标志着欧元区在政治与象征层面的再次延伸。

几乎在同一时刻，欧洲的新年庆祝被悲剧打断。1月1日凌晨1时30分，瑞士瓦莱州滑雪胜地克朗-蒙塔纳的“星座”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当地重症监护资源迅速告急，伤者被转送至瑞士其他地区及部分临近的欧洲国家。调查认为，点燃的香槟烟火引燃天花板可能是起火原因，酒吧业主随即面临刑事调查。事件在欧洲社会引发关于公共安全与节庆文化的反思。

1月1日至6月30日，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二次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丹麦任期结束后，这个地中海岛国接手协调27国部长级机构的运作，主持立法谈判、预算审批及外交安全政策协调。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将主办250余场会议，其中包括27场高级别会议和19次非正式部长会议。

以“一个自主的联盟，向世界开放”为口号，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涵盖安全与防务、竞争力、贸易开放、民主价值以及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落实《移民与庇护公约》及地中海移民议题亦被置于核心位置。

这一任期亦因塞浦路斯自身的分裂背景而更具象征意义。自1974年以来，该国仍处于部分被占状态，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在2025年日内瓦未取得突破。欧盟主席国身份，或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进入欧洲议程中心。

1月3日，全球舆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震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行动中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并在加拉加斯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行动中逾150架美军飞机参与，对委内瑞拉北部基础设施实施轰炸。

委内瑞拉与古巴方面称，行动造成8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2名古巴军事与情报人员。马杜罗夫妇被押送至纽约，面临与“毒品恐怖主义”相关的多项指控。美方称该行动属执法行为并有宪法授权，但联合国官员及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家主权原则。

5日，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委内瑞拉政府结构得以维持。事件引发委内瑞拉侨民的分裂反应，也使“美式武力干预”的国际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紧接着的制度性冲击发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联合国确认，美国将于1月22日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宣誓就职数小时后即宣布该决定，指责世卫在疫情与多项国际卫生危机中表现失当。作为长期最大资助国，美国的退出被世卫组织公开表示“深感遗憾”，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由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在政治纷扰之外，体育赛事为2026年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意大利米兰与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这是继1956年后冬奥再度落地科尔蒂纳，也是奥运史上高比例依赖既有场馆的一届赛事。

比赛分布于伦巴第、威尼托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四大区域，93%的场馆为现有或临时设施。奥林匹克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统筹赛事组织、文化活动与传播工作，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办奥”的新路径。

东南亚进入选举密集期，多国在2026年迎来关键政治节点。2月8日，泰国将举行立法选举，改选500名众议员，同时就是否更换2017年宪法举行公投。此次提前选举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协议与宪政改革僵局，并叠加与柬埔寨的边境紧张局势。

同一时间段，缅甸军政府主导的全国选举自2025年12月28日起陆续展开。这是2021年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但在反对派被排除、选举规则收紧以及军方保留25%议席的制度设计下，被广泛视为旨在合法化军事统治的过程。

3月5日，尼泊尔也将举行提前大选，采用单一选区多数制与全国比例代表制并行的方式，选出275名众议员。

法国也将在今年进行地方政治的压力测试。3月15日与22日，法国将举行市政选举。此前数年的总统、议会与欧洲议会选举，已深刻重塑法国政治版图。极右翼的持续上升、左翼的反复整合以及中间派力量的削弱，使地方层面的竞争更具象征意义。此次选举被视为法国政治体系稳定性的又一次压力测试。

文化与体育方面，5月，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举行，这是该赛事第70届。35国参赛，为2003年以来最少。以色列的参赛再次引发争议，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荷兰与斯洛文尼亚选择抵制，使文化活动的政治化讨论持续发酵。

6月至7月，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登场。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也是首次由三国共同承办。赛事回归北半球夏季，标志着国际足坛规模与商业化的进一步升级。

有关今年的高峰会议与大国博弈 :6月14日至16日，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美、英、德、法、日、意、加与欧盟代表齐聚阿尔卑斯湖畔，会议背景是多边机制受压与地缘政治分裂的持续深化。

年末的政治焦点：11月3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这是特朗普第二个、非连续任期内的关键政治节点，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其执政空间。

同年10月27日前，以色列需举行立法选举。自2022年以来，该国政局频繁重组，多党联盟进出执政体系，加沙战争的余波仍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走向。

从欧元区的扩展到大国退场国际组织，从选举密集到体育盛会集中，2026年并非过渡之年。旧有秩序尚未崩塌，新框架继续塑形。世界在不稳定中继续前行，而历史的书写，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却彼此呼应的事件中，悄然推进。

今天是圣诞节，在中国全家团圆的日子是春节，在西方则是圣诞节。

每年一进入十二月，法国城市不论大小，主干道上都会陆续装点上了圣诞彩灯，街头巷尾的商家也争先涌后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季节精心打扮，推出与众不同的商品， 很多家庭也不落人后的纷纷购买圣诞树、挂上装饰，广播、电视中圣诞歌曲的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圣诞活动的同时，还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方便忙着为家人朋友挑选礼物的大人们不会买错……没错，圣诞节来了！这个看似温馨、充满礼物和笑声的节日其实有着一段极其复杂、跨越千年的历史，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世俗节日。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讲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两千多年以前，去看看最初的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原本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的盛大庆祝节日。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究竟是哪天出生的，并没有被明确记载。根据零星史料推测，耶稣诞生大约在公元前5或6年，但具体日期无从考证。路加福音中只说了牧羊人收到天使的启示去看婴儿耶稣，却没有提到是哪一天。早期的基督徒更关心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复活节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基督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圣诞节”这个概念。

那么，圣诞节为什么会定在今天——12月25日庆祝，而不是冬至那一天呢？这就要提到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他希望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于是，他选择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是根据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的冬至，并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太阳节，一个国民非常熟悉的节日。在人们庆祝、纪念光明的回归。想象一下古罗马的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围绕太阳的神像跳舞，唱歌祈福，庆祝光明回归。而君士坦丁将耶稣的诞生日与这个节日结合，让人们从崇拜太阳过渡到纪念耶稣，这一做法既聪明又充满政治智慧。

事实上，不仅罗马人如此，北欧的古代先民也在冬至前后庆祝光明的回归。他们点燃火把、跳舞歌唱、饮酒作乐，希望来年的丰收和光明。这些古老仪式的精神，被慢慢融入到后来的圣诞节当中。

不仅如此，在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光明节——光明节讲述重建圣殿的奇迹，虽然背景和信仰不同，却同样围绕光明和希望。这种跨文化的光明主题，让圣诞节具有了普世的象征意义——无论你信奉哪种宗教，光明、希望、团聚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另外，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也有祭祀光明、祈祷丰收的节日。古代人对自然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知道冬至过后，白昼会渐渐增长，这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复苏。各种文化的光明节彼此呼应，为后来全球化的圣诞节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圣诞习俗

说到圣诞节，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圣诞老人、礼物、圣诞树、彩灯……这些节日元素，其实都源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遗产”。

北欧的冬至节，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点燃火把、挂饰树木、互送礼物，祈求太阳回归。罗马人祭祀密特拉神，也与光明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间风俗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相融合，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诞节。

中世纪时，欧洲各地的教会为了庆祝耶稣诞生，创立了午夜弥撒。圣诞午夜举行的弥撒象征耶稣在夜里诞生，人们在烛光下唱圣歌、讲述耶稣故事，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也逐渐成为家庭和社区聚会的重要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诞节逐渐“下凡”——世俗化。人们在家里摆放圣诞树，装点彩灯，准备礼物，烤制圣诞饼干和姜饼屋。这些活动不仅保留了节日的宗教意义，更增添了家庭欢乐。圣诞节逐渐从宗教节日扩展为一种家庭聚会和社区庆典的综合性世俗节日。

圣诞老人则有着更丰富且有趣的历史。他最早源自四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是一位慷慨的主教，传说他会偷偷给贫穷的孩子送礼物。几百年来，这一形象不断演变，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他才变成了人们今天熟知的形象——穿着红衣、戴着红帽、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胖爷爷骑着雪橇、带驯鹿，给一家人带来精心准备的礼物。可以说，现代圣诞老人更像一个文化符号和商业明星，而不再只是宗教人物。

欧洲各地的圣诞习俗也各具特色。法国有圣诞蛋糕卷，象征火焰和生命延续；德国的圣诞市场最为出名，出售各种手工饰品、用香料和橙子煮成的热红酒、姜饼以及各种节日食品；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各有自己的圣诞美食和庆祝方式。这些习俗丰富了圣诞节的文化层次，也让节日的娱乐大大增加。

有学者曾打趣说，圣诞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拼盘”——各种宗教仪式、民间风俗和商业元素被揉到了一起，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节日。

圣诞节在中国

那么，圣诞节在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最早，圣诞节只是在基督教的教堂和外国侨民的小圈子中活动。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和文化交流，圣诞节开始逐渐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先是追时髦的年轻人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是商场的彩灯和促销、年轻人的聚会、社交媒体晒照片……渐渐地，圣诞节成为一种商业的娱乐节日。而且更有趣的是，在中国，圣诞节几乎完全去宗教化了。大家更关注热闹、浪漫和社交。情侣拍照、朋友间交换礼物、在商场购物狂欢，成为年轻人参与圣诞节的主要方式。平安夜的弥撒基本上只有教徒参加，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人借圣诞节的机会表达情感、进行社交互动。例如，北京、上海的大型商场会布置巨大的圣诞树，挂满闪亮装饰；咖啡店和蛋糕店推出节日限定饮品和甜点，街头还有圣诞主题活动和灯光秀。即便宗教意义淡化，但这个节日传达的精神——光明、团聚、希望依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圣诞节与传统冬至、春节并行存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人在圣诞节晚上吃火锅、蛋糕和巧克力，融合东西方饮食习惯；年轻人拍照打卡、互送小礼物，仿佛在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节日文化。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既保留本土传统，又能欣赏外来节日的乐趣。

同时，商家和媒体也赋予圣诞节更多娱乐和社交价值。例如，网络上会出现“圣诞单身派对”、“圣诞互送礼物挑战”等活动，让节日不仅仅是家庭聚会，更成为城市年轻人社交和表达的契机。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圣诞节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融合秀。从最初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到吸收北欧冬至庆典、罗马太阳节习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化，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趣味元素。

有评论认为，圣诞节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挪用”。它将各种宗教、民俗、商业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节日面貌。虽然有人会觉得这种“挪用”有些荒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和创新。

目前，圣诞节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国家，它依然保留宗教仪式和家庭传统；在中国，它更多是一种社交和娱乐节日；在日本，它则被视为情侣约会和浪漫节日；在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又融合了当地民俗和音乐。无论何地，光明、团聚和希望始终是核心。

总之，圣诞节的历史是一条跨越千年的光明之路。从宗教仪式、太阳崇拜，到民间风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情感。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国际人权日特别节目。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表示：今年人权日纪念活动旨在重新唤起公众对人权的关注，展现人权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人权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或一种抽象的理念，然而，它们其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所需。通过弥合人权原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我们期望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公众信心并鼓励集体行动。在数字时代，如何根据时代特点来保护和捍卫人权，这是联合国关心的一个角度。今天和明天，在日内瓦威尔逊宫，围绕通过人工智能和创新推进人权， 联合国举办一个题为“赋能人权未来”的峰会。

利用人工智能和创新来推进人权， 首先要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从在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层面，国际社会怎么样来打造和改善人权保护的基础建设。

首先要看到咱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迅速、深刻的文明变革。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无论是获取信息、娱乐、消费还是工作， 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线互动。新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数字服务的潜力，使人们能够继续互动交流。但关于这场转型带来的后果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

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网络空间为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风险，以及权利之间新的关联和冲突。例如，通过移除网络有害内容（如仇恨言论）来维护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权利，可能会被视为干涉他人的言论自由。各国在制定数字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以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

数字空间为人们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便捷、更快速、更大规模的途径，但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成为可能，从而加剧了隐私风险。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得到保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细致入微的数字政策，充分考虑各项权利之间的关联和冲突。

在弱势群体方面，数字技术为促进弱势群体、易受伤害群体或边缘化群体（包括儿童、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以及残疾人士）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机遇。例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视障和听障学生参与传统的教育环境。然而，这些群体在数字环境中尤其脆弱，因为数字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可能滋生新的歧视形式或有害行为，例如网络欺凌。

在制定保障网络人权的措施时，这些措施就必须更加注重赋能社会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比如经合组织《关于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状况的建议》中指出，数字素养教育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它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并行使人权所需的技能。

儿童数字环境理事会的建议在保护儿童免受风险与促进数字环境带来的机遇和益处之间寻求平衡。修订后的建议序言承认了关键因素，例如数字环境的复杂性；保护儿童隐私和个人数据的迫切需要；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各种作用。这份建议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一致，将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的每个人，但承认在提供某些法律保护时，不同的年龄门槛可能更为合适”。

数字技术的设计、开发和部署会影响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方式。例如，人工智能和神经技术可以帮助推进与教育和健康相关的人权，但它们也会带来新的、加剧的风险，例如隐私、思想自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风险。它们甚至可能挑战我们对“人”的理解。

国际社会现在形成共识：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人权为导向，人权需要在数字技术的整个生态链中得到贯彻。2019年经合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建议书》（首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政府间标准）将尊重人工智能生命周期中的人权作为原则之一。

建议书提出： 第一，人工智能主体应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法治、人权、民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不歧视和平等、自由、尊严、个人自主权、隐私和数据保护、多样性、公平、社会正义以及国际公认的劳动权利。这还包括应对人工智能放大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尊重言论自由以及适用国际法保护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第二， 人工智能主体应实施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例如赋予人类自主权和监督权，包括以符合实际情况且符合现有技术的方式，应对因超出预期用途、故意滥用或无意滥用而产生的风险。

经合组织认为：需要在国际层面构建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以促进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应用。在此背景下，经合组织理事会根据数据保护委员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促进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建议。

与公民社会开展强有力的互动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各国政府在数字时代为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始终与社会价值观和需求保持一致。与私营部门的磋商同样重要，因为包括在线平台在内的企业对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和行使方式的影响日益增强。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汇集不同观点并促进政策协调一致，各国政府可以促进协同增效与合作。

在2022-2023年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上，经合组织召集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共同探讨和反思数字时代人权的优先事项。2022年，经合组织召集各国数字部长，通过了《关于可信赖、可持续和包容的数字未来的宣言》，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了蓝图。

这份宣言是在伙伴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制定的。从人权的角度讲，它旨在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愿景。在新冠疫情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气候紧急状况等关键时刻，这份宣言强调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是塑造和利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力量。

2025年，法国迎来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1905年12月9日，该法律正式颁布，规定国家不再拥有宗教，并确立国家的中立性，从而为公民平等提供了重要保障。至今，这部法律仍是法国世俗化原则的基石。

（本文数据和情况判断性用语均来自法国内政部）

宗教格局的变化

自1905年以来，法国社会经历了显著变化。如今宗教景观呈现三大趋势：自称无宗教的人数不断上升，即所谓“世俗化”现象；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力下降；非天主教的宗教持续发展与演变。目前，社会的多元化使“宗教”一词不再是单数形式。在此背景下，《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仍然是保障公民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律依据。

世俗化奖与120周年庆祝

为庆祝《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法国2025年设立了10万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和推广世俗化方面的项目。自2021年起，世俗化奖已表彰在地面实践和世俗化推广方面的行动。奖项旨在支持获奖者实施项目或提升其行动，同时表彰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积极推动世俗化的行动者。

今年的颁奖活动于2025年12月9日举行，即1905年法律的周年纪念日及全国世俗化日。奖项面向协会、学校、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凡有相关行动均可报名参加。

法国世俗化的历史沿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下，法国大部分人口为天主教徒。大革命深刻动摇了旧秩序，废除神权君主制成为世俗化的第一步。1791年法国宣布信仰自由，新教徒和犹太人成为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成员。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包括宗教观点而受到骚扰，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1801年：教务专约

为恢复宗教和平，拿破仑在1801年签署调和条约，规定法国与教廷的关系。天主教不再是官方宗教，但被认为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同时，教务专约确立四种受认可宗教：天主教、新教（1802年）、犹太教（1808年），并作为公共服务加以管理。

1881-1886年：费里与戈布莱法律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迈出了走向世俗化的第二步：1881年，公立学校免费，1882年，6至13岁儿童开始受到义务教育的保障。宗教教育被排除在课堂之外，代之以公民道德教育。此举标志着对学校内良心自由的法律保障首次确立。

1905年：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成为法国世俗化的奠基法律。该法确认了良心自由，并保障宗教自由实践，同时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中立。法律的两大核心支柱为：第一条：确认良心自由；第二条：教会与国家分离。

此法颁布后，国家不再有官方宗教，其中立性成为公民平等的保障。

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

1946年宪法明确规定法国为不可分割、世俗、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进一步确认世俗化原则的宪法地位。

2004年：禁止公立学校显著宗教标志

2003年，法国成立“共和国世俗原则执行委员会”。2004年通过法律，禁止公立学校中小学生佩戴显著宗教标志，以确保学校环境的世俗化。时任专家组表经过6个月的研究和120场听证会后得出了支持这一法律的结论，领导该小组的法国国家调解员贝尔纳·斯塔西表示：“世俗主义无疑意味着政教分离，但我认为，世俗主义也主要体现为对差异的尊重、对宗教群体的尊重；正是世俗主义的这一奇迹，使我们能够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团结。”

“我重申，这项法律并不是一部禁止性的法律，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开放性的法律；它确立了界限，同时也表明世俗主义首先是一种开放的价值观。

系列恐袭与思考

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事件爆发，全法震惊。巴黎近郊一名市长在一场悼念会上表示：“这些袭击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法国人民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反对那些针对我们世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与威胁”。

2020年，法国历史教师萨谬埃尔·帕蒂被一名18岁的莫斯科出生的车臣难民斩首，该难民随后被警方击毙。这名教师曾在课堂上展示过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场悼念会上，总统马克龙表示：“萨缪尔·帕蒂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想要夺走我们的未来，而他们知道，有像他这样和平的英雄在，他们永远无法得逞。”“萨缪尔·帕蒂成为了共和国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摧毁恐怖分子、削弱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自由公民共同生活的决心。他成为了我们理解、学习、继续教学、保持自由的决心之面孔。因为我们会继续前行。我们将捍卫你如此擅长教授的自由，我们也将捍卫世俗主义。我们不会放弃讽刺画和漫画，即使有些人选择退缩”。

次年，在萨缪尔·帕蒂被杀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齐耶表示：“我认为，世俗主义并不是一个特定于法国的概念。世界各地都需要区分我们的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而尊重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要建立一个世俗体系，使你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上帝或不信上帝，可以拥有这种宗教或另一种宗教，而世俗主义正是实现这一点的良好制度。萨缪尔·帕蒂正是为此而死。他为自由、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因此，今天对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对世界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自由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人类共同的价值”。

2021年：巩固共和国原则法

2021年8月24日通过的法律重申世俗化原则作为共和国的基础。法律明确要求公共服务、协会及承担公共服务任务的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同时设立具体措施，包括任命世俗化协调员和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世俗化的核心内容

世俗化允许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实践宗教、改变信仰，只要不违反共和国法律。其保障主要包括：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实践，包括聚会、佩戴宗教标志或服饰、以及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信仰；所有公民平等，无论信仰如何；国家对宗教中立。

历史与当代的联系

世俗化源于法国政治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克洛维斯时期，但真正制度化始于大革命。1801年的调和条约、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以及1905年法律奠定了世俗化的基础。自20世纪末以来，世俗化在公共讨论中重新浮现，背景是社会宗教多样性增加和明显的世俗化趋势。

“世俗化”指社会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社会规范不再由宗教决定，曾由教会承担的职能逐步被取消。2015年恐怖袭击后，法国强化了世俗化公共政策，包括“学校为共和国价值观的大动员”和“共和国价值观与世俗化”国家培训计划。2021年法律进一步确保了公共服务和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原则，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一原则。

以世俗主义为“神圣职责”，任重道远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一条重申，共和国独立于宗教，并凌驾于各宗教之上。若要说哪部文本近乎“神圣”，那必定是奠定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2021年，法国通过“反分裂主义法”，旨在维护共和国原则。这是为补充1905年法律而制定。2025年，法国在保障世俗主义方面依旧任重而道远。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让宗教实践实现了无形化的变身。往昔，教义在暗处、以磁带和光盘的形式进行传播，而靠口口相传和纸质印刷品传教的方式，仿佛在更遥远的年代。如今，电子布道在世界各地涌现，经由视频平台、社交网络和加密通讯软件传播，由“网红传教者”群体推动。这些网红们往往能不受现行治安规则和共和国原则的约束。这群新兴的自封的“先知们”甚至冲击了那些长期习惯于更加平和对话的宗教机构。一个已经脱离监管的“2.0版神职阶层”浮现出来，在算法驱动下，更易走向激进化。在认知泡沫中，尖锐、极端的言论大行其道。

世俗主义本是一种自由的原则。国家保持其威严的仲裁地位，全按法律办事，只按法律办事。正如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在于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换言之，一个人的自由止于他人的自由开始之处。这是一份应当受到尊重的契约。

十年前的今天——2015年11月13日晚间，在巴黎近郊93省圣但尼市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巴黎十区和十一区的咖啡馆露台以及巴塔克兰剧院发生了一系列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血腥的系列恐袭共造成13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千人遭受心理创伤。一场如此沉重的悲剧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怎样的痕迹呢？人们的记忆又是如何筛选形成的呢？这些记忆又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怎样的演变呢？

2016年1月，在法国一项有关创伤相关记忆的大型研究项目应运而生。项目被命名为“11、13计划”，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和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共同发起。这个独一无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一项长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了人文科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该项目由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荣誉研究主任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和神经心理学家、任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人类记忆神经心理学与影像实验室、卡昂诺曼底大学和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PSL）的弗朗西斯·厄斯塔什（Francis Eustache）共同领导，项目将于2028年结束。

这一研究项目的目标是研究个人和集体对恐袭事件记忆的构建和演变，同时深入了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从而改进其治疗方法。具体而言，“11、13计划”围绕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千人”研究；另一项是名为“铭记”（Remember）的神经科学研究。

计划是受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的启发，赫斯特在2001年的911恐袭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听取了约3000人的证词。法国项目的第一部分，在十年间进行的四轮访谈中，收集了近千名志愿者的录像证词。

“记忆矩阵”

 “您能告诉我2015年11月13日那天发生的事吗？”这一提问首次出现在2016年夏天，共向受访的934人提问了934次。恐袭发生三年后的2018年，这些人再次接受访问；2021年，他们又接受了回访。如果获得批准，2026将再次采访他们。

 被访者分为四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目击者和急救人员（第一组）；居住或工作在受影响社区的人员（第二组）；巴黎及其郊区的居民（第三组）；以及卡昂、梅斯和蒙彼利埃这三个城市的居民（第四组）。

 这些证词大多在位于巴黎远郊马恩河谷省的马恩河畔布里市的国家视听研究所 (INA) 拍摄，并被制作成纪录片——《11月13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在法兰西电视台 (France.tv) 播出。这些证词能够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记忆的持久性、创伤的影响和复原的过程。

 而这正是“铭记”项目研究的关注点。项目研究恐袭对大脑、认知和精神病理学的影响，针对大脑的研究是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为此项目招募了 200 名志愿者，其中三分之二的志愿者曾是“千人研究”第一组被访者中经历过恐袭的幸存者。在这些亲身经历过恐袭的人群中，50%的人在2016年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余三分之一是来自卡昂市的志愿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恐袭，组成研究的对照组。

针对系列恐袭事件，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记忆呢？作为对法国人生活状况和愿望调查的一部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édoc）在对有关袭击事件的问题进行了八项民调后，将调查结果汇编成书——《直面危机：法国人与2015年11月13日袭击事件》（Faire face. Les Français et l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并在上个月底出版。

 法国人对得知恐袭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闪存记忆”几乎刻骨铭心：恐袭九年后，八成以上的的受访者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得知恐袭事件的。但对具体发生恐袭地点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就已成为媒体报道系列恐袭事件的核心象征。当被问及恐袭发生的不同地点时，71%的受访者提及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剧院，远远领先于45%受访者提到的法兰西体育场。到了2024年，巴塔克兰剧院仍然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恐袭地点（35%），而法兰西体育场则降至10%。

 至于遇难人数，2016年，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能够给出确切数字，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1%。随着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对恐袭案进行的司法审判，这一比例在2024年回升至35%。

 尽管法国在2015年之前就已遭受过多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但11月13日的恐袭仍然是“法国记忆的根源” ，《直面危机》（Faire face）一书的作者如是说。因此，2016年7月14日发生的、造成86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的尼斯恐袭案，在2023年的提及率只有24%，仅为2017年（46%）的一半。

 《直面危机》（Faire face）书中写道：“这些恐袭事件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似乎凝聚了当代恐怖主义悲剧的社会记忆，强化了它们作为国家集体叙事核心标准的作用。”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联合采访时，项目负责人丹尼·佩斯坎斯基和弗朗西斯·厄斯塔什回顾了“11、13项目”的起源及其研究成果。

针对11月13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两位负责人觉得有必要共同开展记忆工作？

厄斯塔什表示：佩斯坎斯基是历史学家，他自己则是神经心理学家，两人的背景让他们2012年在卡昂纪念馆相识，当时两人都正在参加一个名为“矩阵”（Matrice）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记忆。11月13日恐袭发生后，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两人迅速决定利用自己最擅长武器——研究来应对。 11月18日，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的阿兰·富克斯（Alain Fuchs，已于2024年去世）向科学界发出呼吁，两人以一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响应了这一呼吁。

 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表示：“11、13项目”源于一个认识论上的挑战，其前提是：如果不考虑个体记忆和大脑动态，就无法充分理解集体记忆，反之亦然。早先与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为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搭建了共同研究的平台。11月13日恐怖袭击的规模加速了这种融合。历史学家说：“此外，我们对遇难者负有责任。”

 作为“千人研究”的一部分，在2016年进行的初步面对面访谈，完成了934次访谈，拍摄了超过1400小时的录像证词，并整理出4万页和1400万字的文字资料。那么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呢？

 据历史学家介绍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堪称巨大。因为2016年时，语音识别技术尚未达到如今的先进水平。工作先从自动转录入手，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核查，修正转录错误。之后，使用文本计量分析软件TXM，实现了词汇与出现频率的交叉比对。

 这为重要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洛林大学法语语言文学讲师夏洛特·拉科斯特（Charlotte Lacoste）的研究。她识别出一些特定的语言标记，例如在第一组受访者中亲身经历恐袭的人在叙述时频繁使用“我”和“让我”，这反映出受访者沉浸于当时的体验之中；此外，还使用了“我对自己说”和“我想”等自我引用的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具象化的记忆。

拉科斯特还根据幸存者的年龄和性别对使用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年轻一代会使用“结果（du coup）”和“太（trop）”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他们也会使用“我记得（je me souviens）”和“我想起（je me rappelle）”等回忆动词，这表明他们与记忆的联系更为直接。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叙事中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亲属词汇来描述情感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更关注地缘政治和政治评论。

弗朗西斯·厄斯塔什补充说：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课题是由数据科学家——也就是大数据专家——罗宾·奎利维克（Robin Quillivic）领导的。在博士论文中，他研究了语言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标志。他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分析个人的叙述方式和用词，探索了语言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联系。

针对从项目启动以来，什么最令负责人印象深刻或感到惊讶？

丹尼·佩斯坎斯基回答说.：我们与志愿者和相关协会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数百人同意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录制有时是长时间的，很私密的。我们从未感到他们有丝毫的犹豫，尽管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项目距离袭击事件发生太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不会来，或者即使来了，也只会说一刻钟就离开。最终，第一组受访者占2016年所有访谈的近四成，平均每次探访持续两个半小时。对于一项纵向研究而言，流失率（即未从某一阶段返回下一阶段的参与者比例）特别低，第一组仅为w为14%。在“铭记”研究中，流失率甚至更低。

 那么个人记忆如何融入集体记忆呢？

丹尼·佩斯坎斯基认为：现在要完全理解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相互关联还为时尚早，因为完整的分析，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文本计量分析，目前尚未完成。然而，某些事件确实参与了社会记忆的构建，例如对11月13日恐袭案的审判。在某种程度上，跟踪庭审的记者通过每天收集来自民事当事人、律师、被传唤人、专家等个人陈述，构建了一个宏大的集体叙事。这种叙事参与了集体记忆的构建，而每个公民又会将这种集体记忆融入到自己的记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

 世界报注意到这种辩证关系并非总是有效，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袭案似乎就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对此，佩斯坎斯基完全同意并指出：尼斯袭击案凸显了记忆认知的不平等。尽管事件性质及其严重——造成86人死亡——但它在国家集体记忆中的传播和融入程度却较低。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在2016年至2024年间对普通民众进行的八项调查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中，11月13日的恐袭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尼斯恐袭在人们的记忆中却远不如前者深刻。当被问及11、13恐袭发生的地点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那这是否意味着十年或二十年后，人们会忘记法兰西体育场或是露天咖啡馆，而只有巴塔克兰剧院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历史学家表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EDOC）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一种专家们熟知的现象：记忆浓缩。在公众的心里，11月13日的恐袭正逐渐被浓缩为一个象征性的地点。对很多人来说，“巴塔克兰”这个词如今足以代表整个悲剧。

 这种聚焦并非简单的疏忽：它反映了一种简化机制。这种机制并非集体记忆所独有。大脑具有“节省”的特性。它会寻找记忆标签——那些能够浓缩事件复杂性的强烈图像。就11月13日而言，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媒体传播的图像，都强化了人们对这个单一地点的记忆。其他袭击事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例如，提到 2015 年 1 月 7 日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第二天在（巴黎南部近郊）蒙鲁日市一名市政警员被杀，以及1 月 9 日在（巴黎东部）万塞讷门犹太超市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

2025年秋，巴黎举行追思会，悼念流亡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与民运人士万润南。法广采访了三位与他交往多年的友人——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以及政治学者严家其，听他们谈万润南其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过去与未来。

万润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知名人物，曾创办“四通公司”，后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岁月中，万润南持续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进程，也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象征。

万润南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廖天琪回忆道：“他既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在1989年底第一次认识他，当时只觉得他是一个企业家，并没有特别亲切感。到了1990年9月民阵第二届大会，他当选会长，那时有很多人指责他，但他一点都没有反驳，安静地站在旁边面带微笑。他只关心中国民主的前途，从不说负面的话。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勇气，非常睿智的人。”

谈及万润南的贡献，廖天琪进一步表示：“立功方面，他是八十年代第一位民营企业家，把IT事业引入中国社会，带动了一代人对科学与电子业的热爱。立言方面，他写了《万歌诗词》，126首旧体诗，哀而不伤，思念故国却心怀天下。他推动民主运动，也曾提出‘以商养运’的概念，用发展来支撑民主事业。”

黄慈萍补充道：“万润南先生与魏京生一起建了流亡者墓园，他认真书写了‘为了实现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放弃了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他的精神不会死亡，名声、墓碑、名言都会流传下去。”

六四事件对民运的影响

严家其指出：“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的事件，它震动了全世界，也让我们意识到恢复六四真相的重要性。赵紫阳与戈巴乔夫的谈话显示，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都不完全了解真相。万润南希望我在追思会上讲清楚，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他进一步分析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中国的首有为共和、为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为共和主义奋斗的人，都值得赞扬。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获成功，但它阻挡不了民主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信号。”

全球年轻一代发起民主运动

黄慈萍谈到：“民运不是低潮，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现在六四活动有上百人参加。中国人心所向，上上下下都希望有公正、有尊严的生活。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老中青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每一次运动背后都有社会背景，大环境与小人物共同推动历史前进。”

她还以自身经验说明了参与海外民运的动力：“万润南放弃了一切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我现在有了民主和自由，我希望中国人都能享受到。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海外民运的未来

廖天琪认为：“中国民主的过程是必然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尽管偶然事件会出现，比如四通桥事件，但整个民运的方向是明确的，旗帜不倒，声音不断。我们在海外呼应国内，替在国内受迫害的人发声，这是民运的重要价值。”

黄慈萍也表示：“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努力已经结出果实，即使万润南去世，他的精神仍在推动着我们。民运虽然经历低潮，但火种一直存在，必将有一天引燃中国民主的希望。”

严家其总结：“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完全胜利，但它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推动历史向共和前进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民主变革的重要信号。”

永不灭的精神

在三位友人的回忆中，万润南既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性和温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理想，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与责任的理解。

三人一致认为，尽管中国民主运动面临挑战，但只要仍有人记得那段历史、坚持发声，这一追求就不会消失。

细雨霏霏，树叶凋零......

亲友告别万润南先生的追思会在巴黎秋意浓重的时刻开始了，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能来的都来了。

 

 

几个小时后的10月22日，他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友人和同道还将在巴黎洲际酒店格兰德发起全球实体暨视频联系网络追思会，发起人严家祺、廖天琪、吾尔开希、王丹、魏京生、胡平、王军涛。

出席追思会的汉学家侯芷明，16日在法国世界报发文说，“他们一直亲切地叫万润南‘老万’，尽管1989年他抵达法国时只有43岁，并不老”。

眼前是位于巴黎老城一座建于18世纪的古老宅邸，古典清雅，名之“达芬奇空间”，来宾们按照要求不带花圈，挽联，花篮。大厅前方荧屏投射出老万的形象：宁静、安详、目视远方，旁边插着一束他的夫人李玉带来的白花。

整个会场庄严、素净。

万润南10月13日凌晨5时病逝于一家巴黎医院，20日，家人向遗体告别，李玉和亲友商定，次日举办追思会，让老万的旧雨新知疏解悲情，思念过往的美好和颠簸的时刻。

追思会开始了，主持人、旅法学人陈力川手捧两片树叶，一枯一荣。原来，树叶来自老万赠送他的无花果和月桂树，他说：“这两棵树是老万培育过的，也完整地象征了生命从勃发、茂盛到衰微陨落的过程和再生的希望，请允许我用这两片叶子寄托对万润南先生的哀思”。

李玉抑制住悲痛介绍老万突发脑梗到病逝的过程：“确实，老万的一生和中国发展的某一阶段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 创办四通，不仅仅转化科技成果，变革办公形式信息化，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深植民主概念， 他的这些作为都深深影响了许多人。他知道，别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进一步，并且写出来了。这一生没有虚度，他应该为此而欣慰。”

李玉接着说：老万“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依然关心家人，知觉清醒的时候，依然点头、微笑、握手指，回应每一位朋友的每一次探望。那微笑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只有安详与释然。我在病房陪床的几个夜晚，听到他安详、自然、熟睡的鼾声，特别安心。就像感受他一生日常给我的那样，温和、体贴、坚强；就像他明天就会坐起来对我说，走，咱们回家吧。欣慰的是，他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安详与温和地告别这个世界。他带着平静离开，也留下无尽的思念与温暖给我们。愿他的灵魂得享安息，我会记住他的笑容，继续他未尽的理想，他的温柔、友好与善意。 ”

当年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家，首届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祺第一个发言。他刚才在留言薄签名的时候，写下一句：“跟随着你前进”，意味深长。1989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他是主席，万润南是秘书长，严家祺说，万润南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中国最早的推动信息革命的第一人，很了不起。他的四通公司代表中国走上了信息革命的时代。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是信息革命，我们处于信息革命早期。他们把万润南这样的人一个个赶到国外，中国的信息革命怎么才能比得上世界，比得上台湾呢？不可能。

汉学家白夏特别提到，当年法国营救老万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个人，就是曾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后担任奥朗德外交顾问的燕保罗。老万来法国的时候，有一个帮助中国流亡者的组织名叫艾丽丝，白夏是成员之一，他说，如果没有燕保罗的组织和参与，这个营救计划就不会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祭奠老万，我想我们也会怀念早早离开我们的燕保罗“。

与严家祺一同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共事的旅法学者王润生解释他为什么在老万逝世后写下这样一幅挽联：“倘若灵魂不死，太空里依旧睥睨世界，如果尚有来生，下辈子再做哥们一场。“

王润生谈起和老万的前后两段的人生交往，感觉这些年老万的思想比以往更丰富，也更敏锐了，他”日咏一诗，日评一事，日行千步，日码一文，就像我们常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且有着一种广阔的眼光和很深刻的思考，一直保持着状态，写文章一直写到最后一刻。所以说他如果灵魂不死，一定会睥睨天下”。

专门从德国赶来悼念的民阵第一届理事、现任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特别谈到老万的担当，她说：“第二届民阵选举，他参加竞选，许多人对他群起而攻之，把第一届民阵遗留的问题全部归罪于他，他纹丝不动，完全没有推卸责任，不管这些攻击对与不对，我相信大部分只是附会而已，从那次以后，我是非常尊敬他“。

旅法学者赵越胜着重谈了老万的为人：儒家讲三淑德，智仁勇，他认为对老万应该换三个字：慧厚慈。说他慈，就是特别有同情心，作为一个在政商两界驰骋的人，同情心是很罕见的。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中南海，克里姆林宫还是白宫的人，都是绝对残忍的，不管对世界，对自己的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但老万不是，他虽然也在政治圈里混，但是他特别有同情心和爱心，对普通民众的苦难，你跟他讲的时候你觉出来他心动。这一点跟他接触多的朋友特别有体会。赵越胜觉得，老万走了，没有老万的巴黎会有点寂寞。

当年的四通人周舵、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寄语悼念：“四通灵魂，民运栋梁。”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老朋友、作家苏炜寄诗“泣送万哥”：“寄傲高标路，悠然洗俗求...”

学生领袖周封锁则在推上赞扬老万“在困厄中 安贫乐道，铮铮铁骨，不为收买威逼所动。”

另一位学生领袖王丹称其是“少见的横跨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传奇”，称赞其风骨超伦：“八九年放弃了进入中共高层体制的机会，八九后拒绝了返回中国的机会。”

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对本台说，尽管老万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有“六十述怀”明志：“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

有人认为他是“洼地为数不多的义人”。

老万曾对记者多次谈过一个细节，他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出邓小平是中共的真正领导人感到惋惜，他认为这样一来，把邓推到第一线，矛盾骤然激化，让陈云等更保守的一派抓住了把柄，失去了转圜的历史机会。

关键时刻，明知挽回大局的机会渺茫，老万毅然挺身而出，试图说服学生们撤退，避免流血，回到校园发展民主，他同时寻求召开人大代表会，希望阻止屠杀发生，

老万说：“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不能光踩油门，不踩刹车“。一些朋友不同意他的看法，当面争论：不是老万你无力回天，而是中共本性难移。

如果那件大事做成，中国就开辟了另外一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万润南流亡国外，在巴黎告别人间。

2020年代以来，中国爆发疫情，美国政局颠簸、乌克兰战争，中东血腥冲突，乱世特征纷呈，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观点和立场随之激荡，老万则对记者表示：立场各自，左右都可，底线是不否认事实。对事实一点都不能马虎，对观点一点都不能迷信。

有一次将私下聚会时朋友和老万的争论整理成笔记，寄予老万片段：“若以完人论流亡者，则陷入无知的歧途，若以功成名败论英雄，则落入成王败寇的俗套，流亡本是弃国的壮举，初起不以复国为志者，谎语，然终究完成志业的，几何？有人以前东欧志士作比，盖叹中国人内斗自毁，终不成气候，实乃不知东欧流亡者当年亦内斗，分裂，四散，最终天下变，守其志终归者寥寥，究其因，天下变，民选时代，无需争天下，海外漂泊之人，愿加入成为一员，自便，民主天下早已非此即彼，你我分食，更非‘你我之后，洪水滔天’的王朝时代。“

老万回以拇指致意，并未多言。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依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是时候了，永别了，老万!  老万活在大家的心中。

一位 “四通人”为追思老万制作了音乐视频，画面上是老万令人难以忘怀的笑容，背景音乐是老万生前喜爱的一首法语歌曲改编配有中文字幕的英语歌曲：“我的路” (May Way)：

 

如今， 结局将至

我将面临人生的最后落幕

我的朋友，我将言无不尽

向你讲述我的

我的人生之路

我活过一个充实的人生

我经历过每一段路途

而更重要的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四通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10月13日病逝巴黎，网络上有很多人纪念他。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民营企业的拓荒者，最终挺身而出，在民运即将遭军队镇压的关键时刻，试图去说服各方，改变历史的轨迹，自己也付出了故国难归客死他乡的沉重代价。两位他的朋友，一位是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一位是“六四”后流亡巴黎的蔡崇国先生，分别向我们谈了他们心中的万润南。

 

法广：万润南的故事更像是一部传奇，在您心中，万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年的奋斗以及他一生的付出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张伦：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然很悲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走进历史，一个时代在远去。认识万先生多年，他的聪明、智慧、才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今天的年轻一代中有些也许不太知晓当年的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文革前的老清华，有才华，有能力，八十年代从科技人员走向创业，抱着为国家、为民族开创一个未来的雄心，真正的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拓中国民营企业家之路。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走上了这条道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民企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也为中国的民众造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万润南先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没有这样的前行者的奋斗和牺牲是不可想象的。

法广：从他个人独特的命运和他与历史风云的际会，怎么样去看像你所说的，一个人逝去了，一个时代远去了，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关系？

张伦：万先生在1989年毅然地投身民主运动，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因素驱动的。我们也有交流过，一方面他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迈上一步，这也被当下的中国所证实，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真正迈上一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永远遭受着威胁，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向一个正常的运作，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让中国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尊严。我们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告别了故国，从此再没有踏上归途。尽管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万先生从此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在他的晚年，他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转型的艰难，他在各种场合，在不同的机缘下，仍然在捍卫着八九民运的尊严和合理性，不断地为其发声，同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文明能够提升的根本的途径。

他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开创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反对派，在两方面都做出很多贡献并为此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人物告别我们远去，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前行者大概永远是孤独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明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转型都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阶段中的这样一个前行者，多半都是孤独的，一定会付出很多牺牲的。他们当下或许被遗忘，但对于前行者，我们历史地去看的话，永远是会被历史记取的，人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为民族筚路蓝缕，不断的开拓道路的前行者，这一点，万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生也是非常辉煌的，是会进入历史的。

法广：蔡崇国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加者，也是万润南先生的老朋友，在万润南生命的最后时刻，您去了医院探视。作为他的老朋友，而且都与八九民运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在今天这个特别时刻，请谈谈您的感想？

蔡崇国：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非常难过。我今天想说的是他对我和很多人人格上的影响。第一，他活在现在，而不是活在过去。八九这样一个大悲剧事件容易变成一种陷阱，使人活在过去，使人凝固，而老万总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代，所以他是向死而生，特别努力。他写了自己的传记，关于四通，他有很多反省，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他对人对事物保有敏感，对现实有很到位的评价，他和国内、国际，尤其和国内的人基本是同步的。活在当下，不是老说自己的过去。

第二个他非常地宽容和善解人意，而且努力去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批评他骂他的人，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再一个就是他的担当，过去我们共事过，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绝对不推卸责任，他的这种担当，责任心，包括对民族，对中国，他总是感到一种责任，让人非常佩服。

最后一个是他面对死亡的那种安静、那种平静。他病重很久，但是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反而唤起了他旺盛的生命力，这对我和许多朋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法广：有人讲，万润南作为一代人的标志，现在离我们远去了，而现在海外民运也处于低潮。那么，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还知道不知道当年的四通公司，知道不知道当年的万润南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听您讲，万润南虽已告别人间，但他的那种精神，那种为人的品质是留存下来了？

蔡崇国：死亡是一个很神秘、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诗人朋友，他叫孟浪，之前我们交往很多，有时也很烦他，他突然去世了，然后很多人才理解他非常多的东西。死亡，它使人去理解人生的意义。有时很多东西，我们习惯了，但是它突然不在了，人们才去追寻它，去了解它，才能真切感受到那个巨大的空缺。所以万润南先生的死以及其他的重大事件主角人物的死亡，我觉得会唤起人们对八十年代，对老万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的记忆，他会使很多人去重新理解，去寻找，包括年轻一代的人，去询问，去理解，死亡会唤醒人们对死者的生的意义的追寻和理解。八九年，他自己在抗争，同时又要去说服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对话，去实现妥协，这种东西是难以忘记的，所以他的死亡会使更多的人去谈论，去讨论，去思考。

因创建四通公司驰名四方，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家人告知，10月13日早晨病逝巴黎医院，享年79岁。

 

他曾对友人说，“哪一天我不发东西了，哪一天我就出问题了”。9月18号，朋友圈再也看不到他的动静了......

心脏染疾，10年前重返巴黎前，医生已经警告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他泰然处之，锄草、种花、散步、写作，接待友人来宾，与病魔不懈斗争。这一天终究来临，来得这么突然.......

万润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中国科学院工程师，1984年，投身创建四通公司，其标志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为八十年代万物待复苏的中国带来一场观念革命。

1989年4月15日，因其开明和宽容的作风遭邓小平排斥，于1987年被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名罢免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逝，引发广泛同情，北京学生和民众随即自发上街悼念，一场蔓延全国的“八九民运”爆发。

在军队进城，学生面临镇压的关键时刻，万润南的岳父、前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昌担心爆发流血冲突，望其亲自介入。万润南先后约见北大、清华等75所高等院校学生领袖商谈撤退，试图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保存民主力量，发展校园民主。

万润南当时的主导性想法是：血要热，骨头要硬，头脑要清醒。他认为与当局要善于斗争，要给政权内部的改革派留有余地，“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否则只会给强硬派以镇压的口实。在劝告学生无果的情况下，他还促成『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希望阻止当局镇压。

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交接之间，中国军队在北京城大开杀戒，是为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痛斥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中国陷入恐怖状态，一批学生领袖，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遭当局下令追捕。

万润南从此流亡海外。1989年7月，他与严家祺、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共同发表“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同年九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严家祺当选主席，吾尔开希副主席，万润南秘书长。次年，万润南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

九零年代中期，中共红色资本主义路线吸引西方资本涌入，美国奉行“接触”政策，以为长此以往可将共产中国与世界接轨，使之转型为更为开放的国家。在此过程，虽然中国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一直艰辛努力，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也是不争的事实，万润南也开始从民运组织淡出。

2014年2月，离开巴黎在美国旅居多年的万润南重返法国，在巴黎南郊“种菜养花，读书码字”，重病在身，仍难以忘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六四25周年之时，北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家中聚会纪念遭当局刑拘，万润南对本台表示，“举起右手支持反贪，举起左手抗议强权”。

六四三十周年时，他在本台专访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则完全看不到希望。现在已经倒退到准文革状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扭转过来，起码回到党天下，然后逐步过渡到民天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推翻“党规”，实现第三任，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万润南则认为“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

忧思难忘，“六四”始终是他的“心病”，那场伟大的运动为什么遭至那样的结果，对未来有何启示，他苦苦思索，不愿设置任何禁忌。

今年六四前夕，他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八九民运何以失败？他对本台说，今天回望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思考：当一场本可能引发制度转型的和平行动，最终演变为枪声与流血，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关键性的结构性失误，使得和平与改革的窗口中一夜之间关闭？未来，我们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万润南不仅是一位壮志未酬的“革命家”，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还是一位大笔抒写生命之诗的诗人。

熟友介绍，他在清华读书时写文章就已颇具文采，流亡期间，陆陆续续写了数百首诗以抒心志，去年由巴黎F360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万歌诗词—诗海余韵』。

诗集里“多有政治抒怀、悲悼、怀念”等等主题，诗人、翻译家万之在“『万歌诗词』瑞典文版译者序言”里就此评论：“万润南不仅是流亡者，也是爱国者救国者。在流亡中，万润南依然是活跃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坚守民主自由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可谓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诗中乡愁贯穿，故园、江南、父母、忧思难忘。即使在“至暗时刻”，念念不忘思考中国前途：

“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

艺术家马德升是1979年北京星星美展的代表人物，当时艺术家们争取的是维护宪法，艺术自由。1986年，马德升开始旅居法国的生活。三年后，他在电视上看新闻，学生们和市民示威者惨死在北京城的子弹射杀中的六四惨剧被各家媒体纷纷报道。

对星星美展10年之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马德升观察到：1989年学生们从反官倒开始，呼声逐渐升温，最后要求轮换政权。这在1979年星星美展时期是不敢想象的。

马德升说，争取人权，天经地义。89民运的光辉永在。

从反思的角度，对1989年的天安门骇人听闻的流血画面，马德升表示，当时博弈的各个阶层没有沟通好，没有串联好， 没有协调好，没有理解好， 就失控了。他认为，在国外的中国民运政治家们需要严肃的，谦卑的，实事求是地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

请听马德升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