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2015年11月13日晚間，在巴黎近郊93省聖但尼市的法蘭西體育場附近、巴黎十區和十一區的咖啡館露台以及巴塔克蘭劇院發生了一系列伊斯蘭恐怖襲擊事件，震驚了全世界。血腥的系列恐襲共造成132人死亡，400多人受傷，數千人遭受心理創傷。一場如此沉重的悲劇會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怎樣的痕跡呢？人們的記憶又是如何篩選形成的呢？這些記憶又會隨着時間推移而發生怎樣的演變呢？
2016年1月，在法國一項有關創傷相關記憶的大型研究項目應運而生。項目被命名為“11、13計畫”，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和巴黎一大（先賢祠-索邦大學）共同發起。這個獨一無二的計畫從一開始就被定位為一項長期的跨學科研究項目，涵蓋了人文科學、神經科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該項目由歷史學家、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榮譽研究主任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和神經心理學家、任職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Inserm）人類記憶神經心理學與影像實驗室、卡昂諾曼底大學和高等研究應用學院（EPHE-PSL）的弗朗西斯·厄斯塔什（Francis Eustache）共同領導，項目將於2028年結束。
這一研究項目的目標是研究個人和集體對恐襲事件記憶的構建和演變，同時深入了解創傷後的應激障礙（PTSD），從而改進其治療方法。具體而言，“11、13計畫”圍繞兩個主要研究方向展開：一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千人”研究；另一項是名為“銘記”（Remember）的神經科學研究。
計畫是受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的啟發，赫斯特在2001年的911恐襲襲擊事件發生後的十年間，聽取了約3000人的證詞。法國項目的第一部分，在十年間進行的四輪訪談中，收集了近千名志願者的錄像證詞。
“記憶矩陣”
“您能告訴我2015年11月13日那天發生的事嗎？”這一提問首次出現在2016年夏天，共向受訪的934人提問了934次。恐襲發生三年後的2018年，這些人再次接受訪問；2021年，他們又接受了回訪。如果獲得批准，2026將再次採訪他們。
被訪者分為四組：倖存者、遇難者家屬、目擊者和急救人員（第一組）；居住或工作在受影響社區的人員（第二組）；巴黎及其郊區的居民（第三組）；以及卡昂、梅斯和蒙彼利埃這三個城市的居民（第四組）。
這些證詞大多在位於巴黎遠郊馬恩河谷省的馬恩河畔布里市的國家視聽研究所 (INA) 拍攝，並被製作成紀錄片——《11月13日，我們支離破碎的生活》，在法蘭西電視台 (France.tv) 播出。這些證詞能夠讓人們隨着時間的推移，評估記憶的持久性、創傷的影響和復原的過程。
而這正是“銘記”項目研究的關注點。項目研究恐襲對大腦、認知和精神病理學的影響，針對大腦的研究是通過核磁共振成像技術進行的，為此項目招募了 200 名志願者，其中三分之二的志願者曾是“千人研究”第一組被訪者中經歷過恐襲的倖存者。在這些親身經歷過恐襲的人群中，50%的人在2016年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其餘三分之一是來自卡昂市的志願者，他們沒有經歷過恐襲，組成研究的對照組。
針對系列恐襲事件，法國人有什麼樣的記憶呢？作為對法國人生活狀況和願望調查的一部分，法國生活狀況研究與觀察中心（Crédoc）在對有關襲擊事件的問題進行了八項民調後，將調查結果彙編成書——《直面危機：法國人與2015年11月13日襲擊事件》（Faire face. Les Français et l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並在上個月底出版。
法國人對得知恐襲發生的具體時間的“閃存記憶”幾乎刻骨銘心：恐襲九年後，八成以上的的受訪者能夠準確地說出自己是在何時、何地得知恐襲事件的。但對具體發生恐襲地點的記憶正在逐漸消退。事實上，早在2016年6月，巴黎的巴塔克蘭劇院就已成為媒體報道系列恐襲事件的核心象徵。當被問及恐襲發生的不同地點時，71%的受訪者提及的第一個地點就是劇院，遠遠領先於45%受訪者提到的法蘭西體育場。到了2024年，巴塔克蘭劇院仍然是被提及次數最多的恐襲地點（35%），而法蘭西體育場則降至10%。
至於遇難人數，2016年，約有一半的受訪者能夠給出確切數字，但到了2021年，這一比例下降至31%。隨着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對恐襲案進行的司法審判，這一比例在2024年回升至35%。
儘管法國在2015年之前就已遭受過多次嚴重的恐怖襲擊，但11月13日的恐襲仍然是“法國記憶的根源” ，《直面危機》（Faire face）一書的作者如是說。因此，2016年7月14日發生的、造成86人死亡、近500人受傷的尼斯恐襲案，在2023年的提及率只有24%，僅為2017年（46%）的一半。
《直面危機》（Faire face）書中寫道：“這些恐襲事件具有非凡的象徵意義，對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似乎凝聚了當代恐怖主義悲劇的社會記憶，強化了它們作為國家集體敘事核心標準的作用。”
在接受法國《世界報》的聯合採訪時，項目負責人丹尼·佩斯坎斯基和弗朗西斯·厄斯塔什回顧了“11、13項目”的起源及其研究成果。
針對11月13日襲擊事件發生後，為什麼兩位負責人覺得有必要共同開展記憶工作？
厄斯塔什表示：佩斯坎斯基是歷史學家，他自己則是神經心理學家，兩人的背景讓他們2012年在卡昂紀念館相識，當時兩人都正在參加一個名為“矩陣”（Matrice）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研究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和2001年911襲擊事件的記憶。11月13日恐襲發生後，在最初的震驚過後，兩人迅速決定利用自己最擅長武器——研究來應對。 11月18日，時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主席的阿蘭·富克斯（Alain Fuchs，已於2024年去世）向科學界發出呼籲，兩人以一個規模空前的項目響應了這一呼籲。
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表示：“11、13項目”源於一個認識論上的挑戰，其前提是：如果不考慮個體記憶和大腦動態，就無法充分理解集體記憶，反之亦然。早先與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人員的交流，為人文科學和生命科學搭建了共同研究的平台。11月13日恐怖襲擊的規模加速了這種融合。歷史學家說：“此外，我們對遇難者負有責任。”
作為“千人研究”的一部分，在2016年進行的初步面對面訪談，完成了934次訪談，拍攝了超過1400小時的錄像證詞，並整理出4萬頁和1400萬字的文字資料。那麼是怎樣分析這些數據的呢？
據歷史學家介紹研究第一階段的工作堪稱巨大。因為2016年時，語音識別技術尚未達到如今的先進水平。工作先從自動轉錄入手，然後進行了細緻的核查，修正轉錄錯誤。之後，使用文本計量分析軟件TXM，實現了詞彙與出現頻率的交叉比對。
這為重要研究鋪平了道路，如洛林大學法語語言文學講師夏洛特·拉科斯特（Charlotte Lacoste）的研究。她識別出一些特定的語言標記，例如在第一組受訪者中親身經歷恐襲的人在敘述時頻繁使用“我”和“讓我”，這反映出受訪者沉浸於當時的體驗之中；此外，還使用了“我對自己說”和“我想”等自我引用的表達。這是一種非常具象化的記憶。
拉科斯特還根據倖存者的年齡和性別對使用的詞彙進行了研究。年輕一代會使用“結果（du coup）”和“太（trop）”等帶有時代特色的表達方式，他們也會使用“我記得（je me souviens）”和“我想起（je me rappelle）”等回憶動詞，這表明他們與記憶的聯繫更為直接。此外，研究還揭示了敘事中的性別差異：女性更傾向於使用親屬詞彙來描述情感和人際關係；而男性則更關注地緣政治和政治評論。
弗朗西斯·厄斯塔什補充說：另一個非常有前景的研究課題是由數據科學家——也就是大數據專家——羅賓·奎利維克（Robin Quillivic）領導的。在博士論文中，他研究了語言作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標誌。他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通過分析個人的敘述方式和用詞，探索了語言與創傷後應激障礙之間的聯繫。
針對從項目啟動以來，什麼最令負責人印象深刻或感到驚訝？
丹尼·佩斯坎斯基回答說.：我們與志願者和相關協會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聯繫。數百人同意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故事，錄製有時是長時間的，很私密的。我們從未感到他們有絲毫的猶豫，儘管精神科醫生曾告訴我們，從2016年開始這個項目距離襲擊事件發生太近，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不會來，或者即使來了，也只會說一刻鐘就離開。最終，第一組受訪者佔2016年所有訪談的近四成，平均每次探訪持續兩個半小時。對於一項縱向研究而言，流失率（即未從某一階段返回下一階段的參與者比例）特別低，第一組僅為w為14%。在“銘記”研究中，流失率甚至更低。
那麼個人記憶如何融入集體記憶呢？
丹尼·佩斯坎斯基認為：現在要完全理解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如何相互關聯還為時尚早，因為完整的分析，特別是第二階段的文本計量分析，目前尚未完成。然而，某些事件確實參與了社會記憶的構建，例如對11月13日恐襲案的審判。在某種程度上，跟蹤庭審的記者通過每天收集來自民事當事人、律師、被傳喚人、專家等個人陳述，構建了一個宏大的集體敘事。這種敘事參與了集體記憶的構建，而每個公民又會將這種集體記憶融入到自己的記憶中。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辯證關係。
世界報注意到這種辯證關係並非總是有效，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襲案似乎就並未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對此，佩斯坎斯基完全同意並指出：尼斯襲擊案凸顯了記憶認知的不平等。儘管事件性質及其嚴重——造成86人死亡——但它在國家集體記憶中的傳播和融入程度卻較低。法國生活狀況研究與觀察中心（CREDOC）在2016年至2024年間對普通民眾進行的八項調查結果顯示，在2000年以來的恐怖襲擊事件中，11月13日的恐襲無處不在。相比之下，尼斯恐襲在人們的記憶中卻遠不如前者深刻。當被問及11、13恐襲發生的地點時，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
那這是否意味着十年或二十年後，人們會忘記法蘭西體育場或是露天咖啡館，而只有巴塔克蘭劇院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呢？
歷史學家表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法國生活狀況研究與觀察中心（CREDOC）調查的結果顯示了一種專家們熟知的現象：記憶濃縮。在公眾的心裡，11月13日的恐襲正逐漸被濃縮為一個象徵性的地點。對很多人來說，“巴塔克蘭”這個詞如今足以代表整個悲劇。
這種聚焦並非簡單的疏忽：它反映了一種簡化機制。這種機制並非集體記憶所獨有。大腦具有“節省”的特性。它會尋找記憶標籤——那些能夠濃縮事件複雜性的強烈圖像。就11月13日而言，巴塔克蘭劇院的恐怖、倖存者的講述以及媒體傳播的圖像，都強化了人們對這個單一地點的記憶。其他襲擊事件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例如，提到 2015 年 1 月 7 日對《查理周刊》的襲擊時，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第二天在（巴黎南部近郊）蒙魯日市一名市政警員被殺，以及1 月 9 日在（巴黎東部）萬塞訥門猶太超市發生的劫持人質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