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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坎城，陽光明媚，海風和煦。一年一度的戛納電影節於上周盛大開幕，目前進程已過半。而在戛納現場，一場藝術與政治之爭再次擾動整個電影界，引發爭議。

 

法國Canal+電視台管理委員會主席馬克西姆·薩阿達（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電視台繼續與簽署反對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請願書的電影業屆人士合作。這位名叫博洛雷的億萬富翁是Canal+電視台的主要股東，同時他本人的政治光譜屬於極右翼。這件事之所以在戛納引發爭議，也是因為Canal+電視台是法國電影業最大的資金支持者。

為什麼電影界人士要紛紛簽署請願書呢？

這份請願書於第79屆戛納電影節開幕前夕、上周一發布，由演員朱麗葉·比諾什（Juliette Binoche）和斯萬·阿爾洛（Swann Arlaud）等約600人簽署。請願書譴責“極右翼勢力通過博洛雷對電影行業日益加深的控制”。此前，博洛雷在出版界已遭到抵制，約200位在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出版作品的作者曾公開反對他，該出版社由他擔任股東。

請願書中寫道：“如果讓法國電影落入一位極右翼老闆手中，我們面臨的風險不僅是電影內容趨於單一化，更是集體想象力遭到法西斯式控制。”簽署者包括製片人、影院經營者、導演、技術人員和演員等業內人士。根據法新社獲得的發言內容，薩阿達認為，這篇公開信實際上是在把Canal+團隊稱為“隱性法西斯主義者（crypto-fascistes）”。

對此，Canal+主席薩阿達周日在戛納電影節期間的一場活動上公開回應 ，他說：“我認為這份請願書對Canal+團隊是不公正的。我們的團隊一直努力維護Canal+的獨立性，以及創作選擇的多樣性。因此，我本人不會再與這些簽署請願書的人合作，我也不希望Canal+再與他們合作。”

隨後，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主席也出面斡旋，周一他呼籲各方保持冷靜，以便重新展開對話，並稱薩阿達的發言“不過是一時衝動下、未能妥善控制的反應”。

這件事之所以引發這麼大的爭議，是因為Canal+是法國電影融資體系的重要支柱。該集團每年向電影製作投入1.7億歐元，並參與聯合製作約一半在影院上映的法國電影。

這場風波很快也波及到了法國政壇，許多政治人士紛紛表態。法國左翼社會黨第一書記福爾（Olivier Faure）譴責稱：“極右翼從來不喜歡自由、創作和公共服務。歡迎來到一個只有金錢決定思想的世界。”也有人支持薩阿達的立場，例如法國總統陣營“復興黨”議員西爾萬·馬亞爾（Sylvain Maillard）。他在法國電視二台（France 2）表示：“我從未聽說Canal+因聯合製作電影缺乏多樣性而受到指責。” 他還呼籲公開信的簽署者“更專註於他們真正的藝術——電影，而不是從事政治”。

“抵制博洛雷”的團體向法新社回應稱，薩阿達發出的“威脅”恰恰證實了他們此前的擔憂。該團體表示：“如今，我們還能相信Canal+能夠獨立於這位極右翼億萬富翁嗎？現在似乎已經正式變成了：任何針對他的批評都不被允許。”

作為公開信簽署者之一、今年憑藉《無名女子》（《L’Inconnue》）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導演阿圖爾·哈拉里（Arthur Harari）則否認自己是在批評Canal+團隊，但承認自己確實是在表達對“博洛雷集團政治屬性”的質疑。 他說：“我認為，重要的是把問題明確說出來，而不是讓它停留在一種沒人願意觸碰的潛意識狀態。”

當然，也有業內人士發表更為“平和”的觀點，比如導演皮埃爾·薩爾瓦多里（Pierre Salvadori）上周三（5月13日）在戛納表示，雖然他理解當前的“擔憂氛圍”，但Canal+內部仍然存在“獨立性的保障機制”。他說：“只要我還沒有在這一點上感到被背叛，只要他們仍然尊重這些保障，我就能夠安心合作。”他的電影《電子維納斯》也是本屆電影節開幕影片。

事實上，在薩阿達做出強硬回應之前，這封公開信在本周聚集於戛納的業內人士中其實反響有限。許多人都表示，很難察覺Canal+內部真的出現了意識形態方向的變化，但同時他們也對整個行業資金減少感到擔憂，雖然這看上去和意識形態並無直接關係。2025年初，Canal+宣布，將在2027年前向法國電影行業投入最多1.7億歐元，而此前的投入規模為2.2億歐元。另外，演員們和電影從業者們簽署這份請願書，也是針對Canal+集團試圖全面收購法國UGC影院集團表達擔憂。Canal+已於去年9月收購UGC 34%的股份。

文革開始六十周年紀念之際, 法廣專訪了著名法國漢學家、法國社會科學院高等學院中國語言與文化學歷史學博士潘鳴嘯教授。潘鳴嘯教授是當代中國問題和文化大革命問題歷史研究專家,並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該書反思知青上山下鄉和其影響。

下面請聽法廣採訪潘鳴嘯先生，請他談談從學者和親身經歷的雙重角度，對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廣 :潘鳴嘯先生您好 , 您曾經出版了《失落的一代》，關於中國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您為什麼選擇研究文革這段中國的歷史呢？

潘鳴嘯 : 這本書實際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後2009年、2010年份連續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體版和簡體版。

我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因為我在法國算是老一輩，我是屬於1968年的一代。雖然我們那個時候參加法國學生運動和在中國同時發生的紅衛兵運動其實很不一樣，但當時法國很多學生都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感興趣。

雖然我不是毛派，因為我一直反對個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對中國的文革好奇。因此那個時候我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在巴黎學習中文難，我決定去香港。

法廣 : 在中國發生文革的那段時間，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那個時間大概重疊，您就對中國的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是嗎？

潘鳴嘯 : 是啊，我覺得當時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點同樣的造反情緒，所以我當然對中國特別感興趣，而且因為我那個時候算是左派學生，大部分學生那個時候也是左派。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開始對蘇聯失望，覺得中國有一點不一樣，所以我們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覺得中國的革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跟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一樣。

法廣 : 您從法國這邊覺得中國文革跟蘇聯的革命運動，簡單來說有什麼不同呢？您當時的親身感受？

潘鳴嘯 :當時我們已經覺得是蘇聯的那個社會主義制度是非常官僚主義,已經沒有什麼革命的色彩，而且沒有讓普通百姓表達意見，社會控制厲害。

其實在中國是另外一種控制，這個當時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從外面看,覺得只是看錶面上是紅衛兵的,非常自由的,還可以隨便參，那個時候在蘇聯完全普通老百姓沒法參與政治。

法廣 : 後來您就自費到香港勤工儉學，去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

潘鳴嘯 :對，當然那個時候我寧願去北京，可是就是因為文革沒有恢復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學國語，然後我真的是很快就學了這個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話。

法廣 : 已經60年過去了。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開始的。從現在看來，中國官方也承認了文革讓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停頓，而且當時紅衛兵的打砸搶，讓文化、宗教等都受到了摧殘。那麼從現在來看，中國社會方面受到文革的影響是否恢復了呢？您自己的個人觀察是什麼？

潘鳴嘯 :如果說恢復，那當然比起文革的時候，可以說是完全恢復了，至少在經濟方面。

其實那個時候毛澤東自己，在最後幾年，他知道他沒有成功，他也知道經濟不好，所以他請了鄧小平在1975年回來，委託他解決經濟問題。可是鄧小平因為解決問題，需要改變一些毛式的政策，所以毛主席終於還是打倒了他，要等到毛去世以後，而且最忠於他的領導人——也就是四人幫——被抓，才可以開始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文革比較極端，所以你要解決問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比較徹底的。在當時那些社會主義國家之中，沒有這麼徹底的改革。

所謂‘徹底’，只是在經濟手段方面開始有一些變化，可是在思想方面，鄧小平怕這些變化影響黨的合法性，所以他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實際上是黨的專政。

在文革動亂以後，本來是需要有一個深刻的反思，需要醫療各種創傷。但是鄧小平知道這個道理，可是他怕動搖這個政治制度，所以1981年6月，他讓黨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裡面就是完全不觸及在政治方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於是就變成了一種很混亂的狀態。

一方面，在經濟手段方面越來越開放，開放到實際上用了不少資本主義的那些手段；可是另一方面，還是要保護毛的形象和黨的絕對權力。

所以一直以來，我覺得沒有徹底解決那些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大陸來到香港，我在香港的時候，認識了一批偷渡出來的知識青年。當時有很多知識青年受不了上山下鄉這樣的運動，他們覺得沒有前途。因為他們離香港不太遠，所以敢游泳偷渡，不少人偷渡到香港。

這些人我後來碰到了。通過朋友，我認識了一批這樣的知青。他們跟我談了很多，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因為他們也知道我們1968年的學生運動。

當時你知道，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關於真正中國社會的狀況。

到了1974年，我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當然都是安排好的，像《大公報》的一些機構，還有一些俱樂部之類，就是給外國人做統戰、思想統戰，我就去了廣州，也去了桂林。

當然那個時候，我們在裡面是很不自由的，一直有人監督我們。

可是後來我回到法國，就決定寫一個關於上山下鄉運動的博士論文。

後來改革開放了，那個時候我就拚命到全中國跑，採訪了很多人，也查閱了很多資料，最後完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所以我現在這本書，實際上就是在我那個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

法廣 : 您怎麼看文革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影響？您自己的分析和觀察是什麼？請您談一下。

潘鳴嘯 :好，這一點我特別清楚，因為從2015年開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文革歷史。這幾年我對這些情況已經比較熟悉了。

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絕大部分跟我的學生都是大陸來的。所以我發現，他們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可是他們又非常好奇。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安慰。

我在中國出書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知青的孩子來買這本書，因為他們想了解父母的情況。

現在我的學生，已經是知青那一代人的孫子孫女了，所以我很高興，因為我看到這一代人，對他們自己的歷史也很好奇。

一方面，我覺得很遺憾，因為中國比較少人知道，特別是1949年之後的那段歷史。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文革這一代人，現在像我這樣的都老了，他們慢慢都會不在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另一方面，我覺得只要年輕人有機會，他們還是會發生一些變化，他們對於真實歷史的好奇，是不會消滅的。

法廣 : 六十年前開始的文革，在五十年前結束了 ，文革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影響，請您談談自己的親身感受 ?

潘鳴嘯 :毛澤東有一個特點，是跟斯大林不一樣的，他控制社會，是用所謂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用一個階層去打擊另一個階層。所以在文革以後，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種互相仇恨的感覺。這個社會缺少同情，本來應該有共同的反思。

可是鄧小平那個時候害怕這一點，他怕影響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中國社會沒有經過一個比較正常的、恢復互相信任的過程。

那個社會好像變得很冷酷。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另外一個問題，我想是毛澤東留下的問題，比方說鄧小平自己曾經說過，以後不允許終身當領導等等。

可是中國並沒有徹底想清楚政權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所以到現在也很容易往後退。

而且我覺得習近平有這種傾向，我不是說習近平回到了文革，完全不是，因為他不要亂，這是肯定的。

可是他可能會回到原來那種領導終身制，因為制度沒有徹底變化，所以很容易回到以前的制度。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是存在的。

我跟很多學生談過，有一些人說，中國會不會重新回到文革。我說，不可能完全一樣。

因為文革時期，毛澤東有那麼大的自信，他敢讓整個社會亂起來，而且他知道自己還能控制局面。

可是我覺得，在毛澤東之後，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有這樣的自信。

所以他們還是會更謹慎一些，會用各種各樣的機構去控制社會，而不會允許年輕人再隨便去造反。

這一點我覺得是肯定的，文革那種形式不會再來了。

非常感謝您潘鳴嘯先生接受華廣的專訪。

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入選影片中，日本與西班牙可謂平分秋色——兩國各有三部影片入圍角逐金棕櫚，成為本屆影節最受關注的兩大電影力量。

時隔25年，日本電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時入圍主競賽單元，分別是是枝裕和執導的《再生家族》、濱口龍介的《突如其來》，以及深田晃司的《奈義日記》。

其中，是枝裕和與濱口龍介早已是戛納常客。八年前，兩人曾在第71屆戛納電影節同時角逐金棕櫚。最終，是枝裕和憑藉《小偷家族》摘得大獎，而濱口龍介的《夜以繼日》則遺憾落敗。今年，兩人間的競爭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濱口龍介率先攜《突如其來》亮相戛納紅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則將在5月16日與觀眾見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義日記》則在競賽第一天就和觀眾見了面。影片講述一位在東京與台灣工作的離異建築師尤里，前往日本鄉間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軍事基地的奈義鄉村，日常廣播中不斷出現實彈演習的通知。影片以寧靜自然風光為背景，通過兩位女性平靜克制的對話，展現人物內心的失落感，以及戰爭陰影如何悄然滲入日常生活。

這部影片的靈感來自劇作家平田織佐的代表作《東京筆記》。放映結束後，現場響起熱烈掌聲。深田晃司表示，這部電影是他九年前便開始籌備的項目，能夠在戛納這個頂級舞台上映，讓他十分欣慰。

不過，法國媒體對該片並不十分感冒。有評論認為，影片節奏偏緩，甚至稱它“為主競賽單元的開幕蒙上一層陰影”。雖然片長不到兩小時，還不至於讓人望而卻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將它列位前五。

本屆影節上與日本並駕齊驅的是近年來表現格外搶眼的西班牙電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攝的影片同時入圍主競賽單元，這在西班牙電影史上也尚屬首次。

陣容方面，可謂星光熠熠。首先是資深導演佩德羅·阿爾莫多瓦的新作《苦澀的聖誕節》，這是他第七次衝擊金棕櫚獎；其次是著名導演羅德里戈·索羅戈延執導的《所愛之人》；最後則是新銳導演組合哈維爾·卡爾沃與哈維爾·安布羅西聯合執導的《黑球》。

在得知入圍名單後，阿爾莫多瓦表示：“這是個好消息”，這位76歲的導演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三部影片風格截然不同，分別代表了三代電影人。”

戛納電影節總監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這說明“西班牙電影正在展現強大的創造活力”。

事實上，西班牙電影近年在國際影壇持續升溫。去年，就已有兩部西班牙影片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包括奧利弗·拉克斯執導的公路電影《穿越地獄之門》，以及卡拉·西蒙的自傳題材影片《羅梅利亞》。

西班牙電影專家保羅·布魯內特認為，今年與去年的五部入圍作品，都屬於“極具野心的大製作”，預算普遍在500萬到1200萬歐元之間。他指出，這種高規格製作，正是西班牙電影邁向國際化的重要標誌。在他看來，索羅戈延以及卡爾沃與安布羅西的組合這一新生代導演群體，代表着西班牙電影的新方向——既能夠打造商業大片，也能夠創作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認可的作者電影。

第79屆戛納影節開幕後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國片引人矚目，無論是凡桑·加蘭克執導的《棄兒》（L'Abandon）還是夏琳·布爾喬亞-塔凱執導的《一個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滿了強烈的情感衝擊和細膩動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區凡爾賽一所中學執教的歷史地理教師——塞繆爾·帕蒂被一名伊斯蘭極端分子在校門口殺害，這一事件震驚了整個法國。五年半後，坐落在戛納濱海大道的電影宮裡，觀眾再次被這起謀殺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蘭克在自己入選影節的作品《棄兒》中直面了這一事件。影片回顧了這名教師生命中的最後十一天。在這十一天里，學生、學生家長、同事，乃至整個學校一個接一個地將他拋棄。在這十一天里，唯有恐懼與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飾演這位被騷擾跟蹤老師的安托萬·雷納茨表示：“當看到這些事實，焦慮感會自然而然地湧上心頭，無需刻意渲染。越貼近現實，就越能看出事態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後結局的。他(帕蒂老師)能感覺到，有人一直在給他打電話。他身處在一個陰謀的核心。這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事情之一。”

各種情感探索

所以，觀眾在觀看這部影片時體驗到了恐懼、焦慮；在觀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則感受到了愛與放手。這部由夏琳·布爾喬亞-塔凱執導的影片入選主競賽單元，在1小時40分鐘的時間裡，導演將鏡頭跟隨由蕾雅·德呂蓋飾演女主角——加布里埃爾·孔蒂的身上，對這位工作繁忙、聲名顯赫的外科醫生而言，職業生涯至關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達（梅拉妮·蒂埃里飾），一位前來實習的年輕作家。兩位女性彼此尋覓，最終相遇，她們之間展開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滿激情的戀情，莉亞·德呂蓋（Léa Drucker）細膩的表演賦予了這段關係鮮活的生命力。

導演盛讚自己的主人公說“她具備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質，權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內心掙紮的能力。她是一位堅強的女性，但不僅如此，她還全心全意地為他人付出，或許也有些自私。一個複雜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這是一個充滿慾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關於女性的故事。憑藉這部影片，導演執導的第二部長片便入圍了主競賽單元。

傑出先驅

法國資深女編劇、導演克萊爾·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節備受讚譽：金馬車獎（Carrosse d'Or）被頒給了她，以表彰她的職業成就。克萊爾·德尼的導演生涯始於40年前，她在喀麥隆拍攝了首部長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麥隆，她領悟到最為導演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品質：適應能力。

第79屆戛納電影節於5月12日開幕，明星們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櫚獎。這屆電影節里幾個比較明顯的關切是： 世界紛爭，意識形態紛爭在電影作品裡，在電影行業內引起的波瀾。同時在新科技和新商業驅動力的影響下，戛納電影節對具有獨創衝擊力的著作電影的扶持，對美國電影的接納，都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屆電影節評委，英國編劇保羅·拉弗蒂譴責說，現在是“瘋子領路”的時代。“我們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統性暴力，加沙的種族滅絕，以及所有這些可怕的衝突”。 他猛烈抨擊今年缺席戛納電影節的好萊塢。

從西班牙導演佩德羅·阿莫多瓦到美國導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羅馬尼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吉，這屆戛納電影節將再次展現危機四伏的世界中我們這個時空里的各種電影。換句話說，作為現實生活的鏡子，各種電影作品將在這次電影節上把我們這個時代的紛爭和衝突用藝術的形式呈現出來。

昨天的開幕式頌揚電影是一種“抵抗行為”，它“超越文化”。

在電影宮的舞台上，美國演員簡·方達說,電影始終是一種抵抗行為，因為我們講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評審團主席、韓國導演樸贊郁說道：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將藝術與政治割裂開來；想要將二者對立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奇怪的概念。”

另外， 約600名電影從業人員在戛納電影節開幕前一天，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以億萬富翁文森特·博洛雷為代表的“極右勢力對法國電影日益增長的控制”。他們寫道：“將法國電影交到極右勢力手中，我們不僅面臨電影同質化的風險，更面臨集體想象力被法西斯主義控制的風險。”

簽署者包括演員斯萬·阿爾勞德、朱麗葉·比諾什等。他們表示，他們不想“繼續做行業變革的旁觀者”。

公開信的簽署者們認為，文森特·博洛雷“這位億萬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後，毫不掩飾地通過其電視頻道和出版社，領導着一個反動的、極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們警告說， 儘管這種意識形態攻勢對電影內容的影響迄今為止還比較隱蔽，但我們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 他們呼籲“共同建立一個能夠捍衛電影獨立的運動”。

電影業本身也是衝突中的大世界裡的一部分。4700多名歐洲電影界的專業人士和領軍人物聯署了一封公開信。 信中說，“歐洲需要電影，電影需要歐洲”。對他們來說，電影是“歐洲民主跳動的心臟”。然而，“歐洲講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脅”。所以，藝術家們正在積極行動起來，支持歐盟的“媒體計畫”（MEDIA Programme）。這個計畫是抵禦非歐洲巨頭的衝擊、加強歐洲電影產業的關鍵支柱。根據公開信的說法，非歐洲巨頭是全球平台，通常來自美國，正日益強加他們的敘事，並限制歐洲作品的可見性和可及性。

同時， Netflix、亞馬遜和其他流媒體平台對獨立電影興趣寥寥。在2010年代，為了在獨立電影領域站穩腳跟，這些平台斥巨資製作馬丁·斯科塞斯、諾亞·鮑姆巴赫、阿方索·卡隆等知名導演的作品，以此提升自身地位。 然而，從2020年開始，它們改變了策略。亞馬遜工作室前員工泰德·霍普指出：“品味和文化影響力不再是評判標準。如今的模式基於用戶數據，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用戶的獲取和留存率。”對於一部獨立電影而言，想要進入流媒體平台的片庫已變得異常艱難。

這種影響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產生連鎖反應。如果獨立電影不再像以前那樣吸引觀眾，那麼以銷售獨立電影為生的發行商就會陷入危機。

這次戛納電影節的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法國輿論對美國電影在這次戛納電影節的銳減也觀察得非常清楚。

法國世界報引述《好萊塢報道》的評論員喬丹·明茨爾說，“美國惡劣的政治環境不利於藝術創作和新銳導演的湧現。”

很久以前，26歲的無名小卒史蒂文·索德伯格憑藉《性、謊言和錄像帶》摘得金棕櫚獎。同年，另一位年輕導演也引起了轟動：32歲的斯派克·李執導了《為所應為》。五年後，31歲的昆汀·塔倫蒂諾憑藉《低俗小說》再次斬獲金棕櫚獎。

可是美國電影在戛納電影節的風光已經不能和黃金時代相比。

現在在戛納電影節的舞台上， 年輕的美國導演們不再像索德伯格或李安時代那樣參與競賽單元，而是參加更具精英性和開拓性的“一種關注”單元。三十多歲的簡·舍恩布倫、喬丹·弗斯特曼和紮克瑞·維根將各自攜一部劇情長片亮相。

在正式競賽單元中，所有類別共有11部來自美國的劇情長片。但法國世界報說，真正能吸引觀眾的作品卻寥寥無幾。或許只有詹姆斯·格雷和艾拉·薩克斯的作品勉強算得上。

在非競賽單元中，這次戛納電影節上，人們的的焦點幾乎完全集中在法國電影上，而兩部美國影片——演員安迪·加西亞的第二部劇情長片《鑽石》和尼古拉斯·溫丁·雷弗恩的新作《她的私人地獄》——卻難以激起影迷的熱情。

那換個角度看，戛納電影節是否不再吸引美國人？各大美國電影公司是否對這個曾經給予他們巨大幫助的電影節感到厭倦？這個問題十分敏感，因為這關係到戛納的未來。

製片人泰德·霍普提出， 現在是電影多，電影節頒獎多。 他說，“影片數量過剩，尤其因為流媒體平台為了吸引新用戶而不斷製作新片”。

所謂頒獎多，他指的是從一月到三月的“頒獎季”。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和其他獎項的頒發會引發製片和發行公司激烈的遊說活動，這些活動甚至早在前一年年底就開始了。

喬丹·明茨爾說，“美國作者電影，也就是那些在電影節上屢獲殊榮的電影，無疑正處於危機之中。”

因此，問題與其說出在戛納電影節，不如說出在美國本身。儘管戛納電影節評選委員會盡了最大努力，但在結構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美國作者電影在戛納電影節的出現就變得難得了。

約600名電影從業人員在戛納電影節開幕前一天，在《解放報》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以億萬富翁文森特·博洛雷為代表的“極右勢力對法國電影日益增長的控制”。

他們寫道：“將法國電影交到極右勢力手中，我們不僅面臨電影同質化的風險，更面臨集體想象力被法西斯主義控制的風險。”

簽署者包括演員斯萬·阿爾勞德、朱麗葉·比諾什等。他們表示，他們不想“繼續做行業變革的旁觀者”。

公開信的簽署者們認為，文森特·博洛雷“這位億萬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後，毫不掩飾地通過其電視頻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領導着一個反動的、極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們警告說， 儘管這種意識形態攻勢對電影內容的影響迄今為止還比較隱蔽，但我們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 他們呼籲“共同建立一個能夠捍衛電影獨立的運動”。

2025年10月，維旺迪集團旗下的Canal+收購了UGC集團34%的股份，計畫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鑒於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體，這次交易引發了業內人士的擔憂。

Canal+在法國電影融資領域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是法國電影的主要投資方之一：對於許多製片人、發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沒有Canal+的資金支持，幾乎不可能為某些影片籌集到資金。

他們指出，通過此次收購，文森特·博洛雷“將能夠掌控整個電影製作鏈，從融資到發行，涵蓋小銀幕和大銀幕”。

公開信簽署者們的擔憂遠不止於純粹的經濟問題。他們指責文森特·博洛雷通過其媒體和出版社推行反動且極右的“文明工程”。他們擔心，從長遠來看，這種媒體和文化權力的集中將直接影響作品的製作、投資和發行。

信中還提及了國民聯盟的綱領，其中尤其包括對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和公共廣播機構的挑戰。簽署者表達了他們對某些電影將無法獲得資助的這種文化格局的擔憂。

信中還強調了該行業普遍存在的經濟依賴氛圍。“如今，我們不同程度地依賴文森特·博洛雷的資金來開展項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寫道，並呼籲集體“打破沉默”。

這場運動是經過導演、製片人、節目策畫人和技術人員之間的幾個星期的秘密討論，逐漸成形的。他們對法國電影依賴Canal+ 感到擔憂。公開信簽署者團體在最近幾個月里出現，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這位億萬富翁控制媒體和視聽領域造成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

電影界的行動與數百名出版業人士抗議解僱格拉塞出版社首席執行官奧利維爾·諾拉的行動遙相呼應。格拉塞出版社是阿歇特集團旗下的出版社，出版業抗議人士認為，格拉塞出版社所屬的阿歇特出版集團的老闆文森特·博洛雷應對奧利維爾·諾拉的解僱負責。

5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旗下的大多數外國作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在首席執行官奧利維爾·諾拉被解僱後，他們將不再向該出版社提交即將出版的新書。

他們說： 我們拒絕允許我們的作品被用於我們不認同的政治目的，極右勢力的活動超越國界；與極右勢力的鬥爭也必須超越國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不再向格拉塞出版社提交我們未來的作品。

這些作家由此加入了約200名法國作家於四月中旬發起的行動。

第79屆戛納電影節在地時間周二晚間將盛大開幕，屆時，眾多明星齊聚一堂，慶祝這一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影節。

在開幕前剛剛過去的周日，位於法國度假勝地戛納的電影宮（Palais des Festivals）的外牆上，工作人員已將巨幅官方海報掛好。和去年一樣，影節的海報有兩張，從不同角度展示的兩位主角是美國導演雷德利·斯科特執導的女性主義公路電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主演，吉娜·戴維斯和蘇珊·薩蘭登。

海報的這一選擇遭到了致力於推動電影界多元化的女權主義團體“50/50”的批評。該團體認為，鑒於今年入圍影節主單元競賽的女性導演比例過低，22部競賽影片中僅有5部，影節組委會此舉有“女權主義洗白”之嫌。

由韓國導演樸贊郁擔任主席的評審團預計將在今天抵達戛納。作為最受矚目的評委之一——美國影星黛米·摩爾將重返戛納。此前，她主演的影片《物質》（The Substance）入圍2024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憑藉此片再次成為焦點。

創意

華裔製片人兼導演趙婷，自《無依之地》之後迅速崛起，也將擔任本屆電影節的評委。評委會將在下周六（5月23日）將包括金棕櫚獎在內的各項獎項頒發給獲獎者。

據戛納市政府估計，影節期間將有近4萬名持證觀眾和數萬名遊客前來觀影。影節的遊客占戛納酒店年收入的20%，並帶來超過2億歐元的經濟效益。

周二晚上舉行的影節開幕式將由非洲裔法國女演員伊爾·哈達拉主持，屆時將有眾多明星出席。以執導《指環王》三部曲而聞名的新西蘭導演彼得·傑克遜將作為榮譽嘉賓出席開幕式，並獲頒榮譽金棕櫚獎，以表彰他整個職業生涯的成就。

法國導演皮埃爾·薩爾瓦多執導、由皮奧·馬爾邁和阿娜伊絲·德穆斯提埃主演的法國電影《電子維納斯》（La Vénus électrique）將作為開幕影片放映。這部影片以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遊樂場為背景，展現了幻覺的魅力。

主單元金棕櫚獎的競賽將自周三正式拉開帷幕，西班牙的佩德羅·阿莫多瓦、美國的詹姆斯·格雷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等國際著名導演依次將踏上電影宮的紅毯，介紹各自的最新作品。

四月份，在公布入選影片名單的新聞發布會上，戛納影節藝術總監蒂埃里·弗雷莫強調說：“電影界正處於一種令人驚嘆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的狀態。”

風暴

西班牙的哈維爾·巴登、美國的斯嘉麗·約翰遜、法國的蕾雅·賽杜和澳大利亞的凱特·布蘭切特等國際著名影星都將出席，為本次戛納影節增添一抹璀璨星光。

不過，本屆影節將不會有美國大片亮相。無論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作《披露日》，還是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奧德賽》，均未選擇在戛納的濱海大道上進行首演。同樣缺席影節的還有由佩德羅·帕斯卡爾和西格妮·韋弗主演的《星球大戰》系列的新作——《曼達洛人和格羅古》，儘管這部影片上映的時間和戛納影節的時間重疊。

蒂埃里·弗雷莫強調說：“除了主流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之外，獨立電影，以及洛杉磯以外的電影，依然存在”。在接受美國雜誌《綜藝》採訪時，這位戛納影節的藝術總監還指出，“整個電影行業正在經歷狂風暴雨。以前，每個月都有兩部大片上映。但現在，數量少了很多”，他指出：“曾經習以為常的一切已經變得岌岌可危”，並將此歸咎於新冠疫情和影院的關閉，以及來自電視和流媒體平台的競爭。

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次原本例行的安全測試，在前蘇聯烏克蘭北部的一座核電站內失控。四十年後，人類依然生活在那場爆炸的影響之中。

時間並沒有將切爾諾貝利封存在歷史裡。它只是改變了存在的方式——從火焰與爆炸，變成塵埃、輻射、廢墟，以及一種長期而隱蔽的環境和安全風險。而到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40周年前夕，這種風險再次被“喚醒”：設施老化、戰火的威脅，無人機的爆炸穿透了那座本該封存災難的巨大鋼鐵拱頂。切爾諾貝利，從未真正結束。

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於前蘇聯烏克蘭普里皮亞季鄰近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4號反應堆在停堆過程中進行一次安全測試，1點23分，因操作失誤和反應堆本身的設計缺陷導致反應堆發生劇烈爆炸。重達2000噸的反應堆頂部被掀開，大量放射性物質直接暴露在空氣中，連續的爆炸引發大火，將輻射粒子帶入高空大氣中。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是首個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列為第7級（特大）的事故，影響延續至今。

事故發生後，蘇聯當時領導層最初的反應不是疏散，而是對外隱瞞。距離核電站僅3公里的普里皮亞季市，近5萬名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度過了一整天。直到爆炸發生36小時後，撤離命令才終於下達。當局設立了半徑10公里的隔離區，初步撤離了約4萬9千人。隔離區之後擴大到30公里，另外又撤離了大約6萬8千人。

莫斯科最初對外試圖控制信息，但輻射並不受國界約束。數日之內，放射性雲團飄向歐洲，多國監測到異常輻射水平，實際上，距離1000英里遠的瑞典福斯馬克核電站發現核輻射異常後最初以為是本地出現了問題。他們追蹤風向，報告了源頭位置，直到爆炸發生的第三天，蘇聯在巨大的壓力下才被迫對外宣布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發生的爆炸，世界才逐漸意識到災難的規模。

輻射污染跨越國界

爆炸釋放出的放射性雲層覆蓋了蘇聯大部分地區。根據聯合國數據，包括今天的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聯邦在內，約60% 受到輻射塵污染，約有840萬人受到輻射影響。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總輻射劑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初期，消防員、被稱為“清理人”的工人被派往現場，他們在缺乏防護的情況下撲滅火災、清理廢墟。許多人在短時間內遭受高劑量輻射，付出了生命代價。數十名工人和消防隊員在爆炸發生後不久因急性輻射綜合症死亡，更廣泛的人群，則在之後的歲月中承受癌症風險上升、心理創傷以及社會遷徙的影響。

關於此次核災死亡人數與長期健康影響，至今仍難以精確計算，其中有蘇聯時期的刻意隱瞞，使得統計工作變得非常困難，此後被明確提到的，是事故後多年，核電站周圍污染地區居民中，兒童甲狀腺癌發病率明顯增加。除了事故對於當地乃至全球生態造成的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還有政治和經濟的巨大打擊，巨額的處理事故開銷加之其它因素結合，對蘇聯經濟造成嚴重而難以逆轉的傷害。更為重要的，是事故迫使蘇聯的政治比過去更透明開放，並且間接地向全球展示核子戰爭會造成的浩劫，與引發全球對核能發電的疑慮。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後曾稱，“比起我發起的開放改革舉措，可能切爾諾貝利事件才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石棺”和“新安全封隔體”封存反應堆

事故後，蘇聯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建造了一個混凝土與鋼結構的“石棺”，封存反應堆，但這一結構最早預計壽命僅為30年。隨着時間推移，“石棺”逐漸老化，內部結構也變得不穩定。為了避免再次泄漏，國際社會在2010年代啟動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工程：在舊石棺外再覆蓋一層新的金屬拱形結構，即“新安全封隔體”。以降低輻射外泄的風險。這座巨大的鋼結構於在2016年由一家法國公司安裝完成，2019年正式移交烏克蘭。整個項目由40多個國家出資，總投入約25億歐元，是核安全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項目之一。按照設計，這個巨大的封隔體可以在未來百年內隔絕內部放射性物質，抵禦最嚴重的自然災害、龍捲風甚至地震，同時為後續拆除舊結構提供條件。

然而，工程師們未曾預見到的是，人類自身對這個封隔體的破壞，僅僅在不到十年後就遭遇了挑戰。

戰爭重新喚醒輻射外泄風險

2025年2月，切爾諾貝利再次出現在國際新聞中。在一次俄羅斯襲擊中，一架俄羅斯沙赫德136無人機擊中了外層的“新安全封隔體”。封隔體的金屬結構被擊穿受損，密封功能受到破壞。在此次事故發生一年後，據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評估，即使經過修復，這一結構的封閉功能仍未完全恢復。

而內層的“石棺”也正面臨坍塌的風險。

綠色和平組織烏克蘭分部的核能專家肖恩·伯尼近日對法新社表示：

我們最擔心的是，由於戰爭的影響，這裡很多工程無法進行，勞動力短缺，戰爭繼續，還有無人機，俄羅斯發射的導彈不斷飛越切爾諾貝利上空，而風險更在於，如果進一步延誤，那座原本只設計使用20年的石棺，如今已經用了40年，我們知道它存在嚴重的坍塌風險。那將是災難性的，因為核材料，包括4噸粉塵、高放射性的粉塵，燃料顆粒以及“石棺”內部巨大量的放射性物質。而由於新安全封隔體目前無法修復，也無法按設計運作運作，因此有放射性物質泄露的可能。

伯尼說，“切爾諾貝利核爆炸40年後，俄羅斯仍在對烏克蘭和歐洲人民發動一場真正的核戰爭”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總經理謝爾蓋·塔拉卡諾夫強調，當前的局勢非常“危險”。

“我們確實觀察到，幾乎每兩三天就有無人機和導彈飛越切爾諾貝利禁區，如果一枚火箭彈落下，即使沒有直接擊中防護結構，只是落在200米範圍內，也會產生類似地震的外部衝擊”。他擔憂地表示，“如果這些放射性粉塵因事故揚起，形成雲團，那麼就會如1986年的爆炸事故時向我們所印證的那樣：放射性粒子是不會識別國界的”。

修復受損結構的成本，被估算為約5億歐元。法國外交部長在三月底表示法國已承諾提供部分資金支持，七國集團（G7）也在討論籌資方案，並計畫通過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協調國際資金。

然而，真正的困難不在資金，而在環境。在烏俄戰爭持續的戰火下，工程人員難以確保安全，修復工作隨時可能中斷。

除了核電站本身，戰爭也威脅着核災隔離區的安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戰火蔓延到隔離區，切爾諾貝利距離基輔僅130多公里，隨着俄軍向基輔推進，他們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挖掘防禦工事。軍事交火頻繁引發隔離區森林火災。美聯社在核災40周年前夕的報道，就援引科學報告稱，戰爭以來，禁區樹木和動物死亡增加，消防負責人表示，大多數的森林大火都是由墜毀的無人機導致。而火災會將沉積多年的放射性顆粒重新釋放到空氣中。

在戰前，切爾諾貝利曾成為一個特殊的旅遊目的地。每年有數萬遊客進入隔離區參觀普里皮亞季和核電站外圍。人們在曾經生機勃勃的普里皮亞季市，感受如今停止的一片死寂，建築廢墟、設施鏽蝕，空無一人的學校、公園、街道，城市彷彿時間就戛然停滯在1986年。在2022年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之後，旅遊基本被停止。目前，切爾諾貝利禁區由核電站管理機構、烏克蘭安全局（SBU）和軍方共同控制。取而代之的是軍事存在。士兵在附近駐紮，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士兵被派駐在這裡時，通常是為了作為後方稍作休息，在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實地採訪中，一名士兵甚至開玩笑地說， “這裡比前線安全。”

“國際切爾諾貝利災難紀念日”的警示

災難發生四年後，蘇聯才正式承認需要國際援助。199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呼籲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切爾諾貝利後果，並設立協調機制。2002年以後，工作重點逐漸從緊急援助轉向長期恢複發展。

2016年，在爆炸三十周年時，聯合國大會正式將每年4月26日設立為“國際切爾諾貝利災難紀念日”。決議特別指出：即使在災難發生三十年後，這個“歷史傷痕”的長遠影響仍然存在。今天，四十年過去，這一判斷依然成立。

美國為新一輪登月計畫所做準備的“阿爾忒彌斯2號”任務，當地時間4月1日傍晚在佛羅里達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點火升空。時隔五十多年之後，四名宇航員乘坐的飛船將像當年的“阿波羅8號”一樣，圍繞地球的衛星——月球進行大約十天的軌道飛行，但不會着陸。

儘管在升空前，美國的計畫在實施過程中遭遇了諸多困難，包括技術延誤、預算壓力以及測試進度的多次調整，但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而是按部就班推進自己的登月計畫。就目前的準備情況來看，中國在2029年實現首位宇航員登月的目標，似乎比美國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目標更為現實。這是美國飛船升空前，法國費加羅報刊登文章的觀點。在今天的節目中，就為您介紹這篇題為《新一輪登月競賽：中國“龜”有望超越美國“兔”》的分析文章。

文章開篇寫道，無需捨近求遠，龜兔賽跑的寓言或許最能形象地詮釋中美之間這場新的登月競賽。中國扮演寓言中“烏龜”的角色，雖然起步較晚，但始終按部就班。自2000年初以來，中國一直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朝着在2030年前實現載人登月的目標穩步前進。中國政府顯然將2029年10月1日這一時間節點銘記在心，因為這一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周年。如今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很可能實現這一目標，並在這場競爭中領先於那隻在2017年悄然重啟登月計畫、試圖甩開新對手的美國“兔子”。

文章指出，中美之間的這場競爭始於千禧年前後。自1999年起，在中國載人航天計畫框架下，科學家和官員就多次談及登月這一遠景目標。2005年，中國探月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就曾通過新華社表示，新計畫將在“2017年左右”啟動，並詳細闡述了實施路徑：首先發射軌道探測器進行探測，然後在2012年至2017年間開展無人登月，最後着手準備更長遠的載人登月任務。這一思路後來也被寫入《2011年中國航天活動白皮書》這份官方文件中。在此之前，兩次嫦娥任務的探測器分別於2007年和2010年成功發射並實現繞月飛行，為後續任務奠定了基礎。

隨着嫦娥三號任務的實施，中國在2013年底首次嘗試便成功實現月球軟着陸。這也是自1976年蘇聯“月球24號”之後，人類再次將航天器送上月球表面，標誌着中國在深空探測領域邁入新階段。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總統上台後，很可能受到中國探月雄心的刺激，重新定義了美國載人航天的目標。當時，美國原本計畫先登陸小行星，再前往火星，而不再以月球作為中轉站。但特朗普在2017年確立了新方向：重返月球，並在那裡建立長期基地，將其作為未來登陸火星的前提條件。這一戰略轉向，也被認為是美國重新回到“月球優先”路徑的重要標誌。

與此同時，中國的登月計畫仍在穩步推進。2019年初，嫦娥四號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的着陸。同年4月，中國國家航天局局長張克儉通過新華社表示，中國計畫在月球南極地區建設科研考察站，並在十年內實現載人登月。對此，美國迅速作出反應，次月就宣布啟動阿波羅計畫的延續項目——阿爾忒彌斯計畫，並提出在2024年將包括首位女性宇航員在內的美國宇航員們再次送上月球。這一時間點原本設定在特朗普所希望的連任結束之前，但他未能在2020年大選中如願連任。有研究中國航天活動的學者指出，這一時間線有助於理解這場新一輪太空競賽的起點：最初採取競爭姿態的，其實是美國一方，而中國更多是在既定軌道上持續推進。

且中國方面很清楚，美國早在1969年就已完成“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的登月壯舉，因此中國不可能在“首次登月”這一意義上成為第一。法國國家空間研究中心駐華代表馬蒂厄·格里亞盧指出，中國更像是在與時間賽跑，遵循一套政治時間表——即在2029年10月1日之前，將宇航員送上月球。他表示，中國官方媒體很少談及“太空競賽”，而是更側重報道自身計畫的進展，按照自身邏輯和節奏推進。例如，中國在1992年啟動載人航天計畫時，就設定了30年內建成空間站的目標，並在2022年完成了“天宮”空間站的建設，這種“按期兌現”的能力，也成為外界評估其登月計畫可行性的重要依據。

文章認為，關注航天領域的中國人無疑密切關注着美國的情況。而中國政府本身對這種競爭一事也並非完全無動於衷。法國專家強調：“這很符合民族主義的辯證法，中國人被這種與美國競逐的論調所感染。他們對自己的勝算充滿信心。”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日益增長的疑慮。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任局長賈里德·艾薩克曼最近就解釋說，勝負可能僅在數月內見分曉，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人面臨諸多困難，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正按自己的節奏，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進。

文章還指出，中國近年來在技術路徑上採取了一些不同於美國的策略。例如，中國計畫通過兩次發射完成登月任務：先將登月艙送入月球軌道，再發射載人飛船，在繞月過程中完成對接，然後實施登月。這一方式不同於當年阿波羅計畫使用土星五號火箭一次性發射的模式，被認為在現有運載能力條件下更具可操作性。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推進新一代“長征十號”運載火箭的研發。今年2月初，該火箭一級的試驗驗證已經完成。據介紹，其在分離後可重新點火減速，並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附近。此外，還測試了一種利用繩索結構捕獲火箭的回收方式，從而無需安裝傳統的着陸腿，有助於降低火箭重量並提升運載效率。這類技術嘗試，也顯示出中國在重型火箭重複使用方面的探索正在加速。

此次試驗還包括對“夢舟”號載人艙在最大動壓條件下逃逸系統的驗證，以及在公海回收載人艙的能力測試。目前，這些關鍵技術環節均已取得進展。3月中旬，《中國航天科技》雜誌還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這次試驗的論文，披露了載人艙和登月艙的部分技術細節。

根據目前披露的信息，未來幾年中國的登月計畫大致如下：2027年前後進行登月艙測試，2028年實施載人繞月飛行，2029年完成首次載人登月。任務模式與阿波羅類似：兩名宇航員登陸月球，一人留在軌道艙。這一安排在降低風險的同時，也有助於逐步積累深空載人任務經驗。

中國還計畫在今年和2028年分別執行兩次嫦娥任務，重點探測月球南極陰影區域可能存在的水冰資源。相關研究認為，這些資源不僅可用於支持未來的長期駐留任務，還可能成為深空探索的重要補給來源，因此具有戰略意義。

不過，這一計畫仍存在不確定性。例如，機器人探測項目與載人航天項目分屬不同體系，“機器人探測計畫由中國國家航天局負責，但載人項目則依賴於另一個機構——隸屬軍方的中國軍事航天部隊，但這兩個機構之間溝通並不多”，所以協調機制仍有待觀察。而將參與這些任務的宇航員人選目前也還不清楚。估計“都將是經驗豐富的宇航員，很可能來自2010年招募的第二批宇航員，這批宇航員的獨特之處是有兩名女性。且確實傾向於組建一支男女混合的宇航員隊伍。”就像美國人那樣。

此外，國際合作也受到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此前提出的國際月球科研站項目，在俄羅斯捲入烏克蘭戰爭後，歐洲參與的可能性明顯下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項目推進的複雜性。

儘管如此，探月計畫在中國國內仍具有較高的關注度和支持度，被視為國家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之一。

文章最後指出，這一輪登月競賽，更像是一場長期的較量，而不是短期衝刺。比拼的不僅是技術能力，還有戰略節奏與持續推進的能力。在這一意義上，誰能保持穩定推進，或許將比誰跑得更快更加關鍵。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高精神領袖 阿里·哈梅內伊 2月28日，在美國和以色列發動的一次空襲中身亡，享年86歲。自1989年接替伊斯蘭革命領袖霍梅尼成為伊朗最高領袖以來，哈梅內伊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伊朗權力體系的核心人物。他不僅決定着伊朗國內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響着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衛伊斯蘭共和國、抵抗西方壓力的象徵；而在批評者看來，他則是一位不斷強化安全統治、壓制政治自由的強硬領導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歷史上一個漫長時代的結束。

伊朗權力結構的核心

在伊朗複雜的政治體系中，最高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一職位不僅具有宗教權威，同時也擁有廣泛的政治和軍事權力。最高領袖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任命司法系統負責人，控制國家廣播電視機構，並通過各種機構對政府和議會擁有最終裁決權。

自1989年以來，哈梅內伊始終穩坐這一權力頂端。在德黑蘭最隱秘的決策核心中，幾乎所有重大政治、軍事和外交決定，都必須經過他的批准。雖然他有時允許有限的發展社會或政治空間，但只要認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受到威脅，他便會迅速收緊政策，甚至推動激進而徹底的政治調整。

一位流亡法國的伊朗前議員曾這樣形容哈梅內伊說：“在執政期間，哈梅內伊把頭上的宗教頭巾換成了軍帽。”這句話反映了許多觀察人士的判斷：隨着時間推移，這位宗教領袖也越來越依賴安全機構和軍隊來維持政權穩定，尤其是伊朗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革命衛隊。

打造地區強國的戰略

自掌權以來，哈梅內伊始終試圖把伊朗塑造成能夠與美國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區強國。他的戰略主要圍繞兩個核心目標展開：首先，是讓伊朗具備核門檻國家的能力，從而在國際政治中擁有更大的戰略威懾力。其次，是通過建立所謂的“抵抗軸心”，擴大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這一由德黑蘭支持的地區網絡，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黨、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組織、也門的 胡塞武裝，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馬斯 等力量。

多年來，這一聯盟成為伊朗在中東地區投射影響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夠在多個衝突地區間接發揮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 之後，中東局勢發生了劇烈變化。以色列隨後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試圖削弱甚至摧毀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區聯盟。

幾年之間，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明顯受挫。黎巴嫩真主黨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2024年12月，敘利亞總統 巴沙爾·阿薩德 被推翻；與此同時，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在執政最後階段，伊朗甚至兩次成為美國和以色列直接軍事打擊的目標——一次是在2025年6月，另一次就是導致哈梅內伊身亡的2026年2月28日空襲。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次軍事行動發生的同時，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通過阿曼進行的關鍵核談判仍在繼續。這種局面自 兩伊戰爭 結束以來幾乎從未出現過。

從溫和形象到強硬統治

其實哈梅內伊並非一開始就被視為強硬派人物。至少在1981年至1989年擔任共和國總統期間，他一直生活在伊斯蘭共和國之父、首任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的陰影下。當時，一些觀察人士把他看作是伊朗政權內部較為務實、相對溫和的政治人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在當時的政治強人拉夫桑賈尼 的支持下，哈梅內伊被推舉為最高領袖。在最初幾年，兩人形成政治聯盟，試圖在持續八年的兩伊戰爭之後，重建伊朗經濟，並恢復國家穩定。當時的伊朗社會一度出現相對寬鬆的政治、文化和經濟氛圍。然而，這種開放並沒有持續太久。

1990年代初，保守派在議會選舉中取得勝利。哈梅內伊隨後收緊政治和文化政策，並警告伊朗必須抵禦來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改革與壓制之間的反覆

1997年，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當選總統。這一結果反映出伊朗社會對政治改革和更多社會自由的強烈期待。在那幾年裡，媒體和文化領域一度出現相對開放的局面，大量新創辦報紙和雜誌紛紛湧現，社會討論也變得更加活躍。但當這些自由被認為威脅到政權穩定時，就被迅速壓制。數十家媒體被關閉，許多政治活動人士被逮捕。1999年，一場由學生髮起的抗議運動首次公開質疑最高領袖的權威。

十年後，2009年的總統選舉再次引發巨大政治危機。當時，哈梅內伊公開支持強硬派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連任，而反對派則指控選舉舞弊。隨後爆發的大規模抗議被稱為“綠色運動”。數百萬伊朗人走上街頭，對最高領袖發出前所未有的批評。這場政治危機也導致哈梅內伊與昔日盟友拉夫桑賈尼徹底決裂。

不斷爆發的社會抗議

進入21世紀後，伊朗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2019年，由汽油價格上漲引發的全國性抗議迅速蔓延。示威者高喊：“無能的領袖，下台！”

政府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切斷互聯網，並展開嚴厲鎮壓。

三年之後，另一場震動全國的抗議再次爆發。2022年，年輕庫爾德女子 瑪莎·阿米尼 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後死亡。這一事件引發了名為“婦女、生命、自由”的全國性抗議運動。這場由女性發起的抗議，很快發展為挑戰整個政治體制的社會運動。儘管政府實施大規模逮捕並使用武力鎮壓，但這場運動仍在伊朗社會留下深遠影響，也象徵著年輕一代對自由和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

充滿爭議的政治遺產

哈梅內伊1939年出生於伊朗東北部的宗教城市 馬什哈德。他的家庭生活清貧，但宗教氛圍濃厚。年輕時，他在什葉派宗教中心 庫姆 學習神學，並逐漸參與反對伊朗國王巴列維政權的政治活動。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他多次因參與革命活動而先後被捕入獄七次。1979年的 伊朗伊斯蘭革命 改變了他的命運。革命勝利後，他逐漸進入國家權力核心，並在1981年至1989年兩度擔任伊朗總統。然而，當他在1989年被選為最高領袖時，他的宗教地位仍然受到部分什葉派宗教學者的質疑，因為他尚未達到傳統上要求的“大阿亞圖拉”級別。

儘管如此，他仍成功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並在之後三十多年裡主導伊朗政治。

一個時代的落幕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統治中，哈梅內伊始終堅持強烈的反西方立場，並把維護伊斯蘭共和國體制視為首要任務。在對外政策中他既務實又強硬，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是懂得如何與美國這個“大撒旦”打交道。支持者認為，他在巨大外部壓力之下維持了國家穩定，並使伊朗在中東保持重要影響力。批評者則認為，他的統治加劇了國家的國際孤立，並通過鎮壓政治自由使伊朗社會陷入長期的政治僵局。無論評價如何，阿里·哈梅內伊 都是伊朗當代歷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