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是第十个中国器官捐献日。在这个关乎死亡、更关乎新生的日子里,羊城晚报记者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刘永光,以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赵纪强,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话。
从供体短缺的严峻现实,到“边缘器官”的再利用;从透析病人“偷水喝”的绝望,到移植后一夜“减重15公斤”的新生;从艰难做出的捐献选择,到日益完善的分配机制——这场对话背后,穿过死亡的悲伤,我们看到了活着的希望与大爱无私的生命接力。
技术跨越:从跟跑到并跑
羊城晚报:我国器官移植的技术水平,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位置?
刘永光: 总体来看,中国器官移植的水平与经济体量很一致,目前稳居世界第二。美国和中国的实体器官移植数量,是全球前两位。
从技术积累看,美国起步更早,1954年就创建了体系。但我们追赶得很快,2018年时就已经“走向器官移植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技术前沿领域,我们和美国的探索几乎同步——无论是异种移植基因编辑猪器官的技术,还是脑死亡受者作为载体的临床前研究,成熟度都非常接近。中国在器官技术上,已经从原来的“跟跑”迈向现在的“并跑”阶段。
羊城晚报: 广东的情况如何?
刘永光: 广东一直是实践的前沿。上世纪70年代,中山一院的梅骅教授做了全国第一例亲属活体移植。进入器官捐献时代后,从2011年试点开始,广东就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正式进入公民捐献时代以来,广东的捐献绝对数量连续十年位居全国第一。每一个技术的进步,背后都是一批被挽救的生命。
赵纪强: 目前全国有180家医院具备器官移植资质,其中广东省就有20家,位居全国前列。这也说明广东的器官捐献发展较为领先的,能够支撑不同的器官移植中心开展不同的移植服务。各中心特色鲜明——中山一院以“无缺血”移植技术见长,广医一院在肺移植领域实现无管化麻醉创新,省人民医院去年完成超150例心脏移植、占全国近两成,珠江医院的儿童肾移植也位列全国前三。这些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国器官移植的进步图景。
生命尊严:“偷水喝”与新生
羊城晚报:器官移植能给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
刘永光: 我讲一个“偷水喝”的故事。尿毒症患者无法排出体内毒素和水分,渗透压极高,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口渴感。很多病人,你越不让他喝,他越要偷偷喝。一位老病人在心衰发作后,凌晨四点自己爬到透析室门口求救。一个人的透析,足以把一个家庭拖入深渊。
而做完肾移植后,有一位病人术后一夜间体重下降了15公斤——肾脏开始工作,积存的水分终于排了出去。之后你再让他喝水,他都不想了。移植解决的不仅是生理上的病,更是让人重新找回作为人的尊严。很多患者移植后说:“我再也不想回到透析了。”活着,和有尊严地活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儿童移植的意义更为特殊。一个肾病的孩子如果不做移植,生长发育可能会“锁死”在发病年龄。移植是让他回到正常人生轨道的机会。 这也是国家从2018年起对儿童移植给予政策倾斜的原因——不想让孩子错过最佳生长期。
长期管理:让每一个病人“被看见”
羊城晚报:做完移植手术后,如何更好地进行管理,以提升病人的长期生存质量?
赵纪强:药物管理是很重要的。除了同基因移植等极少数情况外,绝大多数移植受者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以防止免疫系统攻击移植器官。
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治疗具有明显的“窄治疗窗口”特征。药物浓度过高,副作用风险增加;浓度过低,则可能诱发排斥反应,甚至导致慢性排斥,使移植器官逐渐失去功能。因此,术后管理必须依靠长期、精细化的随访与调整。
目前临床常规采用三联方案——糖皮质激素、抗增殖药物、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等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通过联合用药抑制排斥反应,帮助移植器官长期健康存活。用药需在免疫抑制不足与免疫抑制过度之间取得精细平衡,这对药物品质和患者依从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刘永光:现在的免疫抑制剂已经相当成熟,只要及时发现,排斥基本可以处理。真正的挑战在于:病人离开医院后,我们还能不能“看见”他?这就需要从“被动就医”转变为“主动管理”。
我们正在做几件事:一是建立长期随访的数据体系。珠江医院从2023年开始了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目前已入组近500例患者,留存了5万份生物样本。每一位患者的用药调整、血药浓度、并发症都记录在案。二是借助工具实现预警。我们希望开发一套智能系统,比如肌酐升高15%就预警,该复查没来就提醒,开的药和吃的药不一致就提示。我们所有治疗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出了问题,一定是因为我们在某个环节没有看见。看见,就是最好的治疗。
供需之间:尊重每一份选择,筑牢公平之基
羊城晚报: 目前器官移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纪强: 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全国每年约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只有约2万人能够得到机会。2024年西班牙和美国PMP分别为52.94和49.70,中国PMP为4.78。2025年我国PMP已经达到4.92,为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计划五年内将这一数字提升到8,任务非常艰巨。
羊城晚报: 面对这样的缺口,如何对待那些“边缘器官”?
赵纪强: 随着捐献者平均年龄增长,以及死亡原因从颅脑外伤转向心脑血管意外,器官质量面临新挑战。我们通过多种手段来拓展来源:一是加强供体器官的维护,使用ECMO等技术减少缺血损伤;二是采用机械灌注改善器官质量;三是对于高龄供体,经过审慎评估和维护后,部分也可以安全用于临床。西班牙有83岁供体的成功案例,我们中心也用过71岁的供体。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多挽救一个生命。
羊城晚报: 在捐献环节,如何面对不同家属的选择?
刘永光: 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原则。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情感羁绊和生命观念,捐与不捐都应该被尊重。几百个符合医学标准的潜在捐献者中,最终真正实现的可能只有一个。我们不知道别人经历过什么,不能在道义上绑架任何人。
现在最缺的,其实是一堂关于“死亡”的教育课。 很多人忌讳谈死,从未认真想过“我们死了会去哪?该怎么安排自己的人生?”当社会能公开、理性地讨论死亡时,捐献的障碍自然会消解。
赵纪强:即使家属最终拒绝捐献,我们依然会做好临终关怀和后续支持。器官捐献不是交易,是人道主义的底色。我们接触的最小的捐献者是一岁九个月的孩子——母亲从一开始撕心裂肺的痛苦,到最后接受“宝宝救不回来了,让他去救别人”。这个过程,是至暗时刻里对死亡另一种意义的接纳。
羊城晚报: 分配环节如何保证公平?
赵纪强: 2015年中国进入公民捐献时代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每一例器官来源、分配去向全程可追溯,公平、公正、公开。这套系统可以保证捐献者和受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维护,也能解除社会对器官捐献的误解和顾虑。
刘永光: 器官移植有很强的时效性——肾脏一般不超过24小时,肝脏更短。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分配策略做了科学平衡:优先在本OPO辖区内匹配,匹配不成功再逐级扩大范围。此外还有一些优先政策,比如18周岁以下的孩子优先,器官捐献者的一级家属也享有优先权。这套体系不是完美的,但它在不断演进和自我完善。在公平框架内,活下去、减少浪费、把好事办好是首要目标。
文|记者 陈泽云
图|受访者供图
题图|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