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北宋宣和五年的春天，一队人自都城汴梁出发，历时近两月，终于在夏至这天抵达明州。略略整顿几日后，繁华的明州港口，集结了一组船队，一行200余人扬帆起航，横渡黄海。他们的目的地是高丽的都城——松都。
这一行人，是宋徽宗派遣出使高丽的国信使，奉议郎徐兢随行。抵达松都后，国信使一行停留一月，待到返回明州已是寒露时节。

从春至秋，徐兢忙坏了。他记录了在高丽的所见所闻，并于次年向皇帝进献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以助天子“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万里之远如指诸掌”。这一宝贵的资料中共有300余条目，其中两条十分引人注意：

“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复能作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徐兢所写，明明白白透露出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高丽人的这一‘翡色’瓷器沿袭了我国定窑瓷器的制度，也与越窑、汝窑有着莫大的渊源；其二，能被瓷之大国的北宋使臣随员赞为“精绝”，“制作工巧，色泽尤佳”可见不同凡响。

高丽青瓷，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它脱胎于中国唐末、五代的瓷器烧造技术，渊源深厚；它色彩素雅清新、光泽柔和。又在数百年间形成了自己的鲜明风格，以摄人心魄的曲线与釉色，誉满天下，宋人谓之“天下第一”。

折射着安静优雅光芒的高丽青瓷，与越窑、汝窑既有渊源，又有差别，它究竟有怎样的故事？这要从青瓷缘何走入朝鲜说起。

韩国南部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市，曾经是朝鲜历史上三国时代中百济王朝的都城“熊津”。地处公州西北的宋山里，风光旖旎，这片丘陵地带分布着众多百济时代的古墓。1971年的初夏，为了解决已经发掘古墓的渗水问题，韩国文物局管理局决定在山坡上挖掘一条排水沟。可没想到的是，工人却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王陵，那就是百济第二十五代国王武宁王陵。陵墓中出土了9件中国南朝时期的陶瓷，其中的2件青瓷六耳罐与南京发现的六耳壶造型极为相似，学界推断应为梁朝期间的浙江越窑烧制。

梁朝的瓷器是如何出现在遥远的熊津呢？

原来，这个武宁王，也就是我国文献中记载的百济王余隆。他和南朝梁武帝萧衍相差两岁，在位时间也大体相同。据《梁书》所载，普通二年的11月，百济王余隆派遣使者呈奉表章，说“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也就是说，百济又成了强国。于是12月，梁武帝萧衍嘉许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又不远万里送来贡品，于是封他为百济王。

这时的梁帝萧衍，已经不再是当年初登帝位勤于政务的他了。或许是他真的老了，这个暮年的皇帝笃信佛教，动辄任性出家。因而南朝佛法兴盛，乃至“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更有了后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因百济与梁朝交往十分密切，对萧梁政权的推崇，以至于在百济当时的国都熊津为萧衍建造了一座名叫“大通寺”的佛寺，并在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多次遣使呈贡当地特产，且请求赐给他们《涅盘经》等经义，《毛诗》博士，还有工匠、画师等，萧衍都一一满足。虽未见于文献记载，但可以推测，这对青瓷六耳罐也是梁朝回赐百济的礼品。

太清三年的十二月，百济派遣的使臣抵达梁朝。可百济人不知道的是，时值侯景之乱，梁武帝萧衍已于五月驾崩。当风尘仆仆的百济使臣看到曾经繁华的城邑已沦为废墟，忍不住在端门外失声痛哭。以上种种，可见当时的百济政权奉萧梁为正朔。

无独有偶，迄今在百济故地出土的百余件中国陶瓷，主要为青釉瓷和德清窑黑釉瓷，从时间上来看，百济与中国在两晋时期已有交流。南朝时期，青釉瓷器已经普遍，而这一时期的朝鲜仍只能生产陶器。

当我们梳理青瓷在中国的发展时会发现，大约在夏末商初的太湖流域已经成功烧造了原始青瓷，汉代成熟青瓷已经出现。经历了六朝的发展，至晚唐、五代，已经有了工艺水平极高的青瓷，其中以浙江越窑的精美青瓷——秘色瓷最富盛名。从原始青瓷至其日臻完美，经历了漫长的千年岁月。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不禁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惑——朝鲜半岛虽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仅仅在9世纪初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陶器时代向青瓷时代的惊人转变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张保皋。

张保皋是何许人呢？此人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也正是中国的唐代。据杜牧的《樊川文集》所载，唐宪宗年间，30岁的张保皋和好友郑年入唐，在秋风瑟瑟的9月加入了武宁军。此二人英勇善战，杜牧称“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后来，张保皋在大和年间回到新罗以后，拜见国王说：“整个中国都把新罗人当奴隶，请让我镇守清海要塞，让那些海盗再不能掳掠新罗人到西边去！”

其实，丧尽天良的人口买卖古已有之。劫掠买卖新罗百姓为奴隶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且唐朝政府也十分重视，据《唐会要》记载，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唐朝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薛平上奏朝廷说:“海盗劫掠新罗百姓平民，将其卖到登州、莱州等地为奴。新罗虽是外夷，但奉我大唐为正朔，并朝贡不断，和内地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百姓被海盗掠卖实在于理难容。因此特请训诫，今后沿海劫卖新罗百姓的一律禁止，并严加捉拿这些违反者！”唐穆宗批准了他的上奏。

唐代法律规定，只要办理了相关手续，奴隶买卖就是合法的。当时的异国奴婢非常畅销，除了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因灾荒入唐谋生的奴婢外，就是被海盗劫卖的了。
张保皋镇守清海镇后，掠卖现象消失。由于清海镇为新罗国与唐朝的海上交通的要道，利用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张保皋在镇守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的做起了航海贸易。唐时，越窑青瓷已经步入了繁荣、兴旺阶段。 越窑瓷器的大量输出，以及越窑瓷器在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影响，不受限制地获取更大量的瓷器，无疑会成为当时半岛统治者和商业集团的渴求。再加上朝鲜半岛在当时东北亚国际交往与贸易线路上所处的中转地位，也决定了如果能在半岛生产瓷器或垄断三彩器，便能从对日本列岛的贸易中获取大量的商业利润。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多种的原因，终于促使盘踞济州岛且垄断当时海上贸易的张宝皋集团，就此开始了获取越窑瓷器生产技术的努力。
撰文／迦陵千叶 资料／沈琼华
文章出自 中华遗产2015年12月刊《尘封的儒家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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