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越过新闻，走近事件的当事人，我们能发现更多。
曾经有一条报上的新闻是这样的：“河南农民何刚家住河南商水县固墙乡固墙村。1985年，他在自己的院里盖房时挖出一个大缸，内装‘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等19件造型华美的元代银器。何刚立即与本村村长一起连夜赶到北京，要求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经专家鉴定为十分罕见的元代窖藏银器，这填补了故宫银器收藏史上的一项空白。为了更加完整地收藏这批银器，在故宫文物管理处梁处长的建议下，何刚又一次不辞辛劳地赶回河南，将其盛装银器的缸送到了故宫，其行动令梁处长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感动不已。”
这则新闻涉及两个主要当事人，何刚与梁金生。
何刚，今年48岁，和当前众多中国农民一样，现也在外打工。
梁金生，自1984年开始，就在故宫文物管理处工作，近三十年中，一直在同文物捐赠活动和捐赠者直接打交道，被媒体称为“大内总管”。
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因为捐赠文物事件而相遇。也应该随着捐赠事件的结束而结束，曾经的捐赠只停留在回忆里。然而，他们的关系却远没有结束。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挖到这样一批珍贵的文物，本身就是一件足以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事情。
首先从自家屋子地下挖出的文物，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在自家屋子下面挖出文物，和在野外任何一处挖到的是一样的，文物均归属国家。但就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看，这一规定并不好理解。
没想到，何刚却很清楚。何刚说，他知道文物属于国家，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把这批文物据为己有，更没有想过要卖。当时，何刚挖出宝物的消息传遍了十里八村，文物贩子纷至沓来，找到何刚，要求购买这批文物。何刚回忆道：“有人说，你要多少你说话，给你一袋子钱总够了吧？就是那种蛇皮袋，那能装很多很多钱。”何刚说：“那不能卖，卖了以后就被弄到外国去了。这可是中国的东西。”
说来奇怪，何刚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凭的普通农民，为何却会有如此清晰的文物保护意识呢？原来，何刚有一个叫老于的老乡，老于的战友老崔，当年在故宫保卫部门工作，正是这个老崔，在得知何刚挖到文物的时候，第一时间转达了国家的相关政策，才使得何刚有了如此坚定明确的认识。也正是通过老崔，何刚等人才联系上了梁金生，并携带文物来到北京故宫，找到梁金生，办妥了捐赠事宜。
梁金生说，虽然是无偿捐献，但当时故宫给了何刚一笔钱作为奖励。
群众挖到文物后上缴国家，到底应不应该给奖励，该给多少合适，一直令相关管理部门头疼。对此，有关专家表示：出土文物归国家所有，不管农民还是谁发现都有义务上缴国家。国家鼓励无偿捐赠，对捐赠者颁发证书或物质奖励，但没有明确奖励标准，大多以颁发证书这样的精神奖励为主，这对上报和捐赠行为是种肯定。具体给多少，需就个案来判断。上缴文物的每个人的觉悟不同，动机不同，所以要视情况而定。另外，还要看交宝人是否是主动上缴，如果是被做了工作后才不得不上缴的，恐怕要比主动上缴得到的奖励少一些。
何刚是主动上缴的，而且他说，当时没有多想，根本没想过要钱，只是觉得“能把我们来回的路费报销就行了”。而故宫，也没有亏待何刚。梁金生说，本来准备奖励1万元的，但那时候社会上正热捧“万元户”，故宫为了不要太张扬，没有给何刚1万元，而是给了8000元。
经历过1985年的人们，应该不会怀疑何刚的动机和故宫的诚意，那个年代，虽然有了“万元户”，但金钱并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精神和荣誉至上的年代。
然而时代在变，如果是今天，何刚还会捐赠吗？对此，何刚的态度倒很坚决，他说，即便是现在，也一定会捐出来，原因很简单，还是那句话，“文物属于国家”。
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农民纯朴的信念。梁金生后来把何刚当作朋友，如果两人之间关于文物的故事就此结束，那真会像文章开头新闻要表达的意思一样，这将成为故宫文物捐赠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给人留下一个完美的回忆。
可惜的是，事情却并没有结束。
何刚带着挖出的文物来到故宫，达成了捐赠的心愿，又带着意料之外的一笔钱回到家乡，他心中的欣喜不难想象。但钱是不经花的。何刚说，2003年，他第二个老婆患尿毒症，看病花了很多钱，还借了外债。万般无奈之下，何刚想到了故宫，于是，他又来到了北京。依旧是梁金生接待了他，经过研究决定，故宫给了何刚5万元。
此时，距离1985年，已经过了18年，可以想象的是，当初的几千块钱，比这次的5万块，似乎更经花。因为仅仅3年之后，何刚又一次找到了故宫。
2006年，因为老父亲要做腿部的手术，急需用钱，所以何刚再次找到故宫，故宫又一次给了他5万元。
现在，何刚似乎又一次遇到了困难。
何刚说，他近况不太好，又欠下2万多块钱的债，不知道如何还。除了身体不好，家里的事情更让他烦心。老婆久病在身， 21岁的儿子也有三叉神经痛。最紧迫的还不是这些，儿子很快要生二胎，需要给村里上缴计划生育费，大概1万多块钱，这笔钱到现在没有交上。村支书前些日子打电话到家里，让赶紧交，否则到下半年又该涨了。
何刚这辈子和故宫算是结下不解之缘。面对生活的艰难，何刚自然而然又想到了曾经接受他捐赠的故宫。不过，这也正是最令他纠结的一点，前后两次，故宫已经给了他10万多块钱，再向故宫要，真张不开口啊。可是怎么办呢？何刚琢磨着是不是能有变通的方法，他说：“我想让故宫给我出一个手续，让政府免了这1万多块钱的计划生育费。不知道行不行？”
最近接到过何刚电话的梁金生也感觉到了何刚的纠结。何刚要再来找故宫怎么办？梁金生说，在何刚确实在生活上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故宫是很有人情味地伸出过援助之手的，对其他捐赠者或者其后人也一样，但“不能没完没了吧”。
我国法律对捐赠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于法而言，文物捐赠一旦完成，故宫并没有义务满足捐赠者或其后人的不合理的事后要求。但是，捐赠文物，在中国不仅是法的问题，也是情的问题。面对文物捐赠的“事后人情账”，梁金生有些无奈，他说：“特别是有些捐赠涉及时间跨度太长，查证当年的具体捐赠情况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就算查证后，故宫也没有专项资金解决其索要的金钱。这让我们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4期 作者： 宋军　　　稿件整理：遗世沉艾

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