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人沿溪流蜿蜒而上，忽见一片桃花林，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复前行数百步，溪流尽头山岩上，一道裂隙把他引入奇异世界：安谧、祥和的平旷之野，屋舍俨然，稼穑丰茂，白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五世纪前期，陶渊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桃花源记》。从此以后，中国人有了一种奇妙的情结，寄望如这渔人一般，发现不为人知的隐秘天地。这种想法长期盘踞在中国人心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桃花源记》亦真亦幻地描绘了一方净土。

渔人走出桃花源后，不顾村人的叮嘱，一路留下标记，并将此事详细报告太守。太守闻报，派人随渔人前往，标志尚在，但桃源已不知去向。一个名叫刘子骥的人听说了这件事，也打算去找，却因病未能成行。此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的结尾出人意料，因为这位刘子骥，历史上确有其人。

《晋书》记载，此人名叫刘之驎，字子骥，南阳人，生平最大爱好就是游山玩水。有一次，刘子骥采药至衡山，山林深处，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qūn，即谷仓），一囷闭，一囷开。由于涧水深广，刘子骥试了几次都没能过去，只好返回。事后，刘子骥听说那二石囷中都是仙灵方药等神奇事物，就想再去探寻一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不需仔细推敲就能发现，刘子骥这段轶事，与《桃花源记》中渔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陶渊明或许就是根据刘子骥的这段经历，创作出了《桃花源记》，又把刘子骥的名字放在末尾，以增强文章的真实性。

如果刘子骥的经历果真是《桃花源记》的原型，那么桃花源的所在似乎很明确——今湖南常德。《桃花源记》开篇写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当时的“武陵”即是如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晋书》称，刘子骥曾入衡山采药，衡山即在今湖南境内；《晋书》又说，刘子骥居“阳岐”，而阳歧在今湖北石首，属湖北省最南端，再往南，便进入湖南常德境内。

可惜，这个结论不能说服所有人，现在中国自称“桃花源”的所在有多处。考察这些所在，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南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带。

但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独辟蹊径，指出《桃花源记》的原型并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在1936年发表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陈寅恪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

魏晋之际，民不聊生。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封闭的地方筑坞堡储粮，以求自保。东晋末年，参军戴延之随车骑将军刘裕自洛阳西征，撰有《西征记》两卷，其中提到了檀山坞、皇天塬等地名及掌故。恰好，陶渊明与这次西征的将佐不仅相识，还有诗文赠答。于是，陶渊明很可能从他那里直接或者间接听闻了檀山坞、皇天塬的情况，并据此写作了《桃花源记》。

陈寅恪最后得出结论：《桃花源记》虽是寓言，但也含有纪实的内容；其真实原型在北方中原的洛西地区，桃花源里的人民所避的“秦乱”并非秦始皇时代的战乱，而是与东晋并存的前秦之乱；陶渊明从《西征记》中得到启发，又把刘子骥入山采药的故事掺入到其中，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语，完成了全篇……

2010年秋意渐浓之时，我在洛宁县的洛水之畔见到了无数座坞堡，其中就包括檀山坞，檀山并不高，但四壁孤绝，堪称险要；山顶上，坞堡的痕迹早已消失；俯瞰山下，只见洛水一带依山而过，令人联想起渔人溯流而上的小溪。又在豫陕交界地带爬上数百米高的皇天塬，惊诧塬上竟然又是平原，绵延数十里，到处是果园和村落，果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恰好还遇见一位老人领着孙女在田间挖草药，脑中也即冒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句子。

作家张承志先生曾说，桃花源的正名，或许是“桃花塬”。皇天塬的奇特遭遇也使我顿生相似的猜想：莫非桃花源不在幽闭的山中，而在高峻的黄土塬上？

当然，说来说去，终归都只是猜想，真正的桃花源在哪，恐怕只有去问陶老先生了。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1年第03期 作者： 舒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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