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服饰的“时尚”可以用“善变”这个词来替代，刷新它的主要动力来自全球的风潮。中国古代呢？也少不了胡汉的“互动”。唐朝堪称衣装时尚的巅峰，也是胡衣全面深刻改变汉装的时代，这种改变令当今的时尚达人都叹为观止……这东西互动的结果，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人的“衣生活”，也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胡汉互动，比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他推崇古人的衣冠礼法，认为那是秩序的外化。在他看来，“衣冠”当然不仅仅是几幅布帛，还事关儒家的价值观。他喜欢与门生议论服制沿革，内容以“吐槽”为主：“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

也就是说，早在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和国门重开时的父辈们一样，每每为外来服饰风潮而眉头紧皱，纠结程度有过之无不及。

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多数因战争而开始。

诸侯征战、兼并剧烈的年代里，疆域较大的赵国，实力上却只能算二三流，而面对剽悍的北方游牧劲敌，显得更为孱弱。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命令举国上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衣着，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用快马利箭的骑兵替代已经不适应新作战环境的车兵，最终打造出一支足以与群雄抗衡的强大军队。然而，这一过程的艰难远超我们的想象。

赵武灵王这套军装有一亮点，即搭配短款窄袖的右衽交领上衣。游牧民族的服装样式一直是以紧窄、贴身为特色的，特别是袖管，从先秦直到明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贴臂、小口的设计，明显有别于中原衣裳广袖飘飘的风度。这对于出身贫苦的士兵而言也很亲切。中原的平民装也不乏窄袖的短褐，那些受衣袖肥大、衣带困扰的汉服，原本也不是为干农活的主儿准备的。

更贴心的是，赵武灵王特意将胡地的左祍改为右衽，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动，其实涉及到精神层面。

眼看一支胡服的新军就改装一新了。来自朝廷的保守派却忍无可忍，宗室贵戚轮番发起指责，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 佯装病倒，以示不满。这下让国君也不自信起来，多亏前朝重臣肥义理智地支持他。赵武灵王于是鼓起勇气到公子成家里与他辩论，经过整整一天，成接受了他的理念。保守派的战线渐渐土崩瓦解。

这是第一次，华夏民族跨上骏马，与塞外胡兵一争长短。“赵国军服”也成为战国至秦汉的军装标准范式。

融合了胡人风尚与汉族传统的“军装”，到唐初还是武将公服的一种，频频出现在唐初的各种画作中，遥遥应和着先人“胡服骑射”的悠长回响。

唐代诗人李白的形象，多数人心中都有个轮廓，这是从画作、塑像与影视中得来：他身着修长又有垂感的圆领袍，头巾布脚潇洒下垂，腰间系革带，足登皮革靴……这套行头可看作唐代官式常服标准像，官式常服相当于今日的职场正装。

意外的是，这通身装束无一不是从胡风而来，可称“胡服四宝”，给后世常服带去范本。

圆领袍衫也称“袍衫”、“上领袍”，袍为夹衣，衫则为单衣，后来被通称为袍。这种袍服的左右襟在胸前交叠掩合后，以衣带或纽扣将衣襟上提到颈部，固定在颈的一侧，配合适当的裁剪形成一个圆形领口，这种闭合方式与前代汉服的“交领右衽”迥异，将人体遮挡的更为严密，增强了对风沙的抵御作用。

公元621年，唐朝开国君主、高祖李渊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武德令”，在这套中国首部行政法典中，对服饰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以冕服、祎衣等汉族传统服饰作为礼服，以风行全国的幞头、圆领袍等作为官员的日常办公服。

这套带有浓郁胡风的套装，正式纳入了国家政治生活，得到了正统的名分。

从先秦至盛唐近千年间“胡服”与华夏衣冠的频频交融，一如唐代。在大幅接受“胡服”后，初唐修身、紧致的潮流，从开元后期又开始被大幅改造。无论是女子襦衣还是男子圆领袍的衣袖，都走向宽松，到天宝年间已几乎看不到胡服紧致的本貌。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人们深恨外族势力打破生活的安宁和悠闲，血火烟尘中胡汉之别被再次强调，于是，男男女女的服装也日益宽大了。

时事代序，进入清末民初的时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遇到远比游牧胡风更为强劲的“西风”吹拂，服饰之变翻天覆地。莫说是明清服饰、唐宋衣冠，就连长袍和旧式裤袄这类传统服饰，也都很少见了。

胡马数番来去，家国几度沧桑，留给我们这样一个金句：“传统是过去的流行，流行是未来的传统。”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二月刊《天朝衣冠》，作者/北溟，稿件整理：阿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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