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机关”，你的脑海里首先会浮现什么？是某种接近于暗器的装置，还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或者是“机关算尽太聪明”里的人的心思？
《列子.汤问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一个叫偃师的工匠给周穆王献上一具人偶。起初穆王以为是偃师的随从，不以为意。在得知这是偃师用木头造的之后，非常惊讶，把自己的宠姬也叫来一起观看。只见那偶人前进、后退、前俯、后仰，动作和真人无一不像。表演结束后，那偶人还向王的宠姬抛了抛媚眼。这一抛令周穆王勃然大怒，认定眼前的人偶一定是个真人，要将偃师当场处决。偃师急中生智，立刻上前将偶人拆开来给周穆王看。经过仔细“检测”，周穆王发现：它终究不过是一堆由木头和皮革组成、涂以胶漆和颜料的“死物”而已，偃师这才躲过一场杀身之祸。
在这个故事里，有意思的是周穆王检验它的方法：“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这实际是一种标准的科学方法：将伶人视为一个“黑盒子”系统，借由不同的“输入”与“输出”，推敲各种器官所主宰的功能。得出的结论是：伶人的心、肝和肾，分别在语言、视觉与步行这三项功能中扮演关键角色——从中我们已能约略窥见古人通过在假人里设置机关、以内脏控制肢体的秘密。
如果说西周因年代过于久远而更具神话般的色彩，那么从春秋战国直至汉魏，史载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可信了。三国时魏国的马钧被人称为“木圣”。他复原了众多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物的机关发明。史载，一个藩国向魏明帝进贡一种杂耍，名为“百戏”，明帝叫人把它装设在洛阳宫里，可安装完成后，众多木偶人却呆若木鸡，动不起来。明帝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明帝遂命马钧加以改造。马钧叫人购买了上等的木料，叫工人依照他设计好的图样，雕成许多整齐排列的木齿轮，同时建起一座大蓄水池，以水力驱动控制木偶的机关。当魏明帝前来观看时，只见木偶们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其巧妙程度比原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遭非议的皇帝。除了大兴土木和荒淫无度之外，“玩物”也是其喜好之一。据说他因喜爱一个会讲故事的柳姓秘书到了极点，令人做了一个和柳一模一样的木制玩偶，摆在床头。这个木人的腹部装有机关，能够站起来、坐下去，并能行跪拜礼。每当在后宫夜饮，他就叫宫人把柳的木像放在桌上，供他玩耍。
据专给皇家修史的人说，这个奢华的隋炀帝，曾下令给自己修了座私人图书馆，叫观文殿，仅书房就盖了十二间。最特别的是门。它上挂锦幔，门后藏两个“飞仙”，在门口的地面埋设有机关。每当杨广驾临，就有宫人捧着香炉在前开路，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踩暗钮，便触动机关——飞仙就降下来，手捧锦幔卷起，窗户立即打开，室内的书橱也同时开启。当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门窗又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这所有的动作都是一个机关在控制。
机关之术发展到唐朝，估计已颇为普及，且花样繁多。比如郴州刺史王琚，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就能自动捕鱼，捕到鱼后便会伸着头颈浮出水面。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了一位匠人，能制造十二时辰车，其特别之处在于：当车辕转到正南时，午门便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比指南车更为先进。
以上总总，都提示了一个关键的进步。即：此时的木制机械，已经不只是按下开关后依照预先设计好的顺序自动运转了，而是能“分辨”外界的反应以进行自动调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智能”，这种智能有时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很细微的东西，它的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这种东西就是“机”。《韵会》说：“机，要也，会也，密也。”在古代随处可见的机关装置里，正隐含着“机”的要义：是要害，是枢纽，是事物里秘而不宣的那部分。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无处不在，但最终还是存在于人的自身。人不仅可以创造出“机”，而且可以通过它，影响乃至驾驭自然。可以说，“机发”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一项重大成果，它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见微可以知著，用小可以制大。”这样，就从“几”的“见微知著”，发展到“机”的“以微制著”。
清朝末年，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兴办新式工厂，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差人送去一副对联，上联书：“机枢之发，动乎天地”。这八个字极为精妙传神地传达了一个信号：中国儒生精英的观念正在发生自汉代以来最重大的转变——跳出个人内心，开始撬动外部世界。这一转变的触发点，正是“机”。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09年第04期 作者： 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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