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文明一样，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也是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的重要手段，历代建国之初都需要对其进行详细制定。服饰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区分，自北朝以来，服饰的颜色也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区分手段之一，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通过服饰颜色展示鲜明的等级序列。

第一次明确制定品官服色等级，是在隋大业六年（610年）。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为何采用这些颜色来体现服色等级，是一个很有意思并值得探讨的话题。其形成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很有可能和当时各种颜色的染制难易程度有很大关联。

首先是位居首位的紫色。紫在传统中国黑、白、赤、黄、青五正色之外，原本并不是高贵的颜色，孔子就很看不上紫色，在《论语·阳货》里甚至有“恶紫之夺朱也”的批评。紫色的地位，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上升的，在隋代又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有说法推测这与道教崇紫有关，但或许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关系更大。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骨螺本身产地有限，而大约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

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并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并且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所以当时成为高级颜色也顺理成章。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之冲突，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

紫色之下的绯色或朱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汉以后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采摘耗费人工，北魏《齐民要术》称：“一顷花，日须百人摘，以一家手力，十不充一。”采摘之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朱红色鲜亮动人，遂成为仅次于紫色的二等服色。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马蓝等等，分布极广、种植较容易。从先秦一直到近现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平民化的一种服饰色彩。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是贱色，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青衫”、“青袍”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

青、绿之后的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自然植物中的黄色染材来源最为丰富，槐花、栀子、荩草、黄栌、黄檗、柘木、桑皮、郁金、姜黄等等都可以充当黄色染料，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之一。另外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则是最廉价的白素，黄与白这两种颜色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的末端色彩，有“黄衣选人”的说法，“白衣”、“白丁”也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传统观念中属于帝王的“黄”，其实和庶民之“黄”并不尽相同。隋唐帝王日常使用的袍色，是色泽略深或偏赤的“赭黄”、“赤黄”，而非普通黄白色系，到了明初，禁黄的范围才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赭黄依然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到清代，帝后专属朝服颜色，才明确定为我们熟悉的“明黄”。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2年第12期作者：剑舞 稿件整理：@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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