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飘着白雾的青山，给人的感觉可以是清幽和宁静，也可以是神秘与紧张。处于中缅边境的云南普洱佤族自治县，隐在横断山纵谷当中，便具有这样的双重底色。

佤族聚居的村落被称为佤寨，传统中每座佤寨必有一间木鼓房，以木为柱，覆以青竹茅草，颇似亭子。亭中摆放至少一对粗壮的“木桩”——木鼓。

上世纪前，有一种伴有隆重仪式的砍首行动——“猎头”，每值谷物播种、收割之际，以及重大的疫病、洪水来临的时候，即需猎杀敌寨或者仇人的头颅带回村寨，寨人会载歌载舞迎接，并宰杀动物为祭品。经过木鼓房的祭奠，再移入“鬼林”人头桩，便升格为全寨的保护神。与人头鲜血混合的草木灰，被分给寨子里的每一家，待播种时和种子一道撒入土地……他们迷恋人头的动机何在？

很早以前，地里谷子长不好，人、牲畜也死得多，用狗、猴子的头献祭也不转好，砍人头来祭就好了。人头对佤族人而言，极富神力，极为宝贵，他们认为人的头颅上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传递给谷种。

然而，以猎头来膜拜亡者的力量，也存在着某种缺陷，头颅包含的力量，只作为一个客体被供奉，终究难以有效地利用。那么能否找到一种办法，可以把躲藏在头颅里的精灵，直接置于人的控制之下，将它独占的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自己身上？

办法当然会有的。

远古人常在狩猎和仪式活动中，将动物或人的头骨套在自己头上，以扮作鸟兽或神灵的模样。这不是偶然的游戏，它说明人类情不自禁想把自身与超自然力融为一体。以为戴上什么，相应的神力就会来到。当这种想象不断延伸时，象征头颅的面具就诞生了。

在陕西城固地区挖出的殷商铜面具中，有23件为人形脸壳：目眶深凹、眼球外突、悬鼻突起、透雕獠牙，突出了面容凶煞的特点。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面具又不相同，宽颐广额、长眉直鼻，五官拟人又显夸张变形，充满神之气息。

有人认为，面具在古代祭礼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装模作样的行头，或者欺世的道具。一旦弄清先人对生死神鬼的特殊情感，深入面具中构筑的奇异圣殿，答案又会不同。

自商周以来，除了元、清以外，中国历代君王都要定期举行驱逐疫鬼的祭典。商周人把强死鬼称为“禓”和“厉”，驱赶禓、厉的仪式叫做“傩”。

傩舞的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而在这场如戏如真的禳除仪式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面具。古傩仪里的面具总要突出一个凶字。也许是为了增强对鬼疫的恐吓性和攻击作用，使面具能与任何入侵之敌相匹敌，人们理所应当要把它们刻画得和鬼怪一样可怕，一样凶恶。

这不禁使人纠结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是鬼还是神？
有句古话叫神鬼不分家。其实，在“鬼”的观念诞生后很久，鬼与神的界限都不甚清晰，最著名的打鬼之神钟馗的身世就很能说明问题。

钟馗是怎样当上捉鬼之神的？

且看《唐逸史》里的“八卦”：一天唐玄宗病倒昏睡，忽然梦见牛鼻赤脚的小鬼——虚耗来滋扰，大为震怒，正要由武士来驱鬼，又见一个大鬼奔进殿来，长得蓬发虬髯，面目可怖，头系角带，身穿蓝袍，伸出袒臂抓住小鬼，剜下眼珠后一口吞了下去。玄宗吓得魂不附体，喝问大鬼的身份，对方深深施礼道：臣是终南山的钟馗。高祖武德年间，因赴长安应武举不第，羞归故里，触殿前阶石而死。幸蒙高祖赐绿袍葬臣，臣感德不尽，遂誓替大唐除尽天下虚耗妖魅，从此钟馗就成了中国驱鬼人的代表。

这还不是孤例。另有两位捉鬼的“官差”黑白无常，相传二人生前本是结义兄弟，一次两人过桥时白无常要回家拿伞，黑无常就在桥上等候，结果河水暴涨，不愿失约的黑无常溺水而死。回转的白无常见状伤心欲绝，也在河边自缢身亡。阎王感念二人情深意重，命他们在城隍座下捉拿不法之徒。

跨出汉族的文化圈，在少数民族的语言里，鬼、神、灵、魂更是混同一处。某些少数民族将各类祭祀活动统称为“祭鬼”。在他们心目中，神与鬼很难泾渭分明。

傩祭本是很神秘、庄严的事情，但在乡傩的舞者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类面具。——面如重枣，蚕眉长髯，双眼微睁，俨然是戏台上的关公；慈眉善目，憨笑不止，这又是庙中的和尚。此外还有滑稽的歪嘴灵童，怪诞的阴阳人。当它们起舞的时候，人们感受的已经不是驱除鬼疫的惊怕，而是由衷的喜悦。

也许你会觉得这是傩由戏来，事实恰恰相反，戏其实是从傩而起。这还要追溯到唐宋。时人认为要讨得神的欢心，让神尽心捉鬼，应该把祭仪变成娱乐神的表演。唐代大傩已全然是盛大乐舞的场面之作，到了两宋，舞蹈又转变成了杂戏。这个戏，不仅涵盖狭义的戏剧，也包括各种艺术表演在内的“百戏”，集戏剧、歌舞、说唱和杂耍为一体，堪称那个时代的“春晚”。

在那夸张而又神气的巨大面具下方，粗陋的土布衣服往往会露出马脚，让你想去追踪面具后的傩舞者的真相，但你无法做到。

用傩班八伯的话说：戴上脸子（傩面）是神，摘下脸子是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那一刻化成了打鬼之神。先人奇思妙想出的面具，让人神巫鬼可合可分，也让平庸与神力凭它而转化。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2015年4月刊《鬼文化》
撰文/郭净
整稿：@澹台容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