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将要回国休假前，向清政府提议，由自己带几名中国官员一同赴欧，开拓一下眼界。恭亲王早有此意，即命满人斌椿率团出访，记录“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斌椿前后游历十一国，所见所闻写成《乘槎笔记》一书。他在出国的船上，看到外国丈夫服侍妻子，与他脑子里的“三纲五常”格格不入，让他惊奇不已。张德彝是斌椿使团的翻译，对西方礼俗也很不理解，看大街上男女牵手同行、宴会时男女杂坐，都极不以为然。至于节育，张德彝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将节育视之为“不孝”。对西方夫妇的一些正常举动，初次出洋的中国男人尚且以为惊世骇俗，那要同外国女子谈婚论嫁，简直是想也不会想。不过偶尔的艳遇，风流的中国书生倒不会拒绝。比如近代始游西方的林钺，接触不少热情的外国女郎，林钺感叹：“底事华蕃异致，黎倩牵心；天然胡妇多情，子卿谁是？”其实，访友、赠照，夜话，在西方，只是朋友间的正常交往而已。但西方女性这种出于礼节的举动，却常让“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想入非非。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尽管是文化误读，却无伤大雅。对于当时的中国男人来说，洋妇只是新鲜有趣的插曲而已。不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跨国婚恋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外交官们做了中国近代跨国婚姻的“先驱”。1899年，当时在驻俄公使馆任职的陆徵祥，与比利时女子培德·博斐相识并成婚。而继驻外公使后，留学生也渐渐加入跨国婚恋一族。原本对此不闻不问的晚清政府，变得日益警惕起来。1910年，清廷出台一项法令：以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外交官与外国人结婚，必须向政府备案。清政府同时批准了学部要求限制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的建议。清政府拨款给留学生，是希望他们在外国学习新知识，然后回国参与建设。如果一名留学生拿着官费出国，荒废学业后归国或学成而留居外国，在清政府而言，无疑都是浪费。放在台面上讲的理由，没有一点属于文化原因，都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然而跨国婚恋带来的文化冲突，却在台下愈演愈烈。比如对于近邻日本的女人，中国人也未必能够真正理解。以武侠小说成名的平江不肖生，写过一本百万字的《留东外史》。在小说中，一群中国留学生聚众赌博、被日本警察当场抓获。警官训斥他们：“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一个中国学生当场反驳，说赌博是世界通例。在《留东外史》中，作者还有这样的观点：“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一个国家的女人都是妓女？这不科学。的确，日本人崇尚自然，耽于感官享受，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但把日本女子妓女化，却是中国人传统的性心理在作祟。有时候，这还与一种变态的复仇心和“爱国心”结合起来。东洋女子如镜中之花被扭曲丑化。西洋女子同样不被中国人理解。后来的新文化先锋胡适，就曾认为在女子地位上中国高于西方。在胡适看来，西方女子追求爱情，是一种“堕女子之人格”的行为。胡适与发妻江冬秀的婚事就是由双方家长决定的。我相信，在胡适写下上述日记的第二年，也就是1914年结识美国姑娘韦莲司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韦莲司是胡适所在的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读书多、有文化，气质出众、胸襟开阔。初相识时，韦莲司问：“你好像不喜欢和女士交际？”胡适有些拘谨地回答：“也不全是，我和中年以上的女士还是有交往的。”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己“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是个又丑又无风韵的女人”。不过她无疑让胡适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两人的关系，大约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友情以上、恋人未满”。当然在跨国婚恋中，不只有中国人才会曲解对方。外国人的误读有时更蛮横霸道。晚清士人胡继曾与海伦的爱情故事，就惊动了英国领事。四川人胡继曾旅英期间与白人女子海伦相恋成婚并育有一双儿女。而胡继曾已有妻室。一个侨居成都的西方妇女，看到自己的白人同胞竟嫁给“东亚病夫”做了“妾”，不禁大为光火，寄书英国驻成都领事，告胡某有妻另娶，犯了重婚罪，要求领事出面，让当地政府判处胡继曾与海伦离婚。领事收到信后，即给代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致函。王人文以中国法律解释胡继曾同时娶两个平等的妻子是没有问题的。这位领事没有办法，只好把事情上报给英国驻华公使，但海伦始终不为所动。大清律与西方的婚姻制度发生了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当时的《大公报》则上升到国家的高度： “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简单的婚恋问题，竟事关国家尊严。这并非中国人太敏感。近代以来，天朝 “不断沦落”，而欧美白人的优越感却“蒸蒸日上”。具有“正统思想”的白人对同胞嫁娶黄种人百般阻扰。为了维护国家和种族的“尊严”，大英帝国对在华英侨的婚娶严格要求。一旦有白人男性“犯禁”，选择跨国婚姻，就会成为社交圈中的异类，甚至等于自毁前程。1927年上海工部局警官Parker，娶了一个被认为“双亲是有身份”的中国女子，于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女子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阻力更大，一个名为Tinkler的英国男子在给妹妹的信中警告说：“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曾负有一项职责，就是劝阻英国女子嫁给华人。婚恋一跨国，带来种种冲突和误解；婚恋一跨国，又牵涉着敏感的国家和种族神经。有些人成为直接受害者，比如混血儿。1892年，有一个日本人给英国大学者斯宾塞写信，请教他对跨种族婚姻的看法。斯宾塞在回信中以美国排华为例表现出其对跨种族婚姻的反感、对混血儿的歧视，这无疑是有代表性的。当时无论中西方，种族观念都很强烈，都注重种族的纯洁性。1882—1891年的《上海海关报告》中曾讨论中国人不喜欢混血儿的原因。中国人对混血儿的抵制，根源于传统。而西方人则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大多数人都瞧不起混血儿的年代，打破隔离的努力却以“异想天开”的方式开始了。19世纪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家落后、世界不公，开始鼓吹跨种族通婚。康有为即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实现人类之“平等大同”，需先“人种大同”。他主张对不同人种“杂婚而化之”，如“黄、白相交而优其种”。康有为还只是设想，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则身体力行。据青年党创始人之一的李璜回忆，李石曾曾帮助一个青年华工与一个法国少女保住“世界大同的宝贝种子”，反对少女堕胎，帮助青年华工获得侨民身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石曾后来专门筹款，开设了一个混血儿托儿所，用来收养中国工人、留学生与法国女性所生的孩子。如今的混血儿非但已无人歧视，甚至还成为被羡慕的对象。在大众印象中，混血儿聪明、漂亮，某种程度印证了康有为、李石曾的“改良种族”论。不过问题并没有终结。即使在今天，只要涉及跨国、跨地区、跨群体的接触，相伴的误会与冲突仍无法消停，跨国婚恋自然也不例外。世界似乎联成了一体，人们却未必相互理解。也许理解的第一步，就是渴望去理解的善意。文章出自《中华遗产》杂志 2015年第4期 撰文/杨津涛 稿件整理：江离关注新浪微博 @中华遗产杂志 了解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