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有多长，花的渊源就有多远。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花成了一种品性，一种文化，一种气质，一种梦想的寄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名花，虽然中国历史上鲜有正式的国花册封，但总有鲜花在各朝代担当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当朝的宠爱。这种种花卉，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心理，也蕴含着时代的精神与风骨。

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记述了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故事。郑文公之妾燕梦见先人赠她一支兰，曰：“兰有国香，人之服媚如是。”次日，国君亦送给她一支兰，作为爱的象征。后来，她生下一子，名之曰“兰”。公子兰在晋国避难时，晋人欲伐郑国，他婉言劝阻，以赤诚之心感动了晋人。晋人由衷地钦佩他，不仅不伐郑，而且还派使者出使郑国，希望郑文公立兰为太子。郑文公便迎接其回国，立其为嗣。兰即位后，是为郑穆公。许多年后，郑穆公临终之时，望着身旁枯萎的兰花，悲伤地说：“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言毕掐下兰花，瞑目而逝。
郑穆公的一生，因兰而生，因兰而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而一个人的出生、死亡都归结于兰花，这在史书记载中是唯一的一次。
因郑穆公的影响，兰在春秋时期对早期贵族和民间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艺文类聚》卷四中有“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可见，以兰招魂在郑国成为一种风俗。除此之外，人们与兰还建立了各种的关系：赠兰传情、沐兰致祭、执兰迎祥、纫兰上朝、燃兰溢香著名的兰文化研究者、南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建忠认为，这些兰文化的初期状况充分说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和祭祀活动的人（我们可以视他们为儒者的前身），大量地接触兰、运用兰，虽与功利、目的联系在一起，但没有形成明确的伦理涵义，却为以后孔子对兰的审美意象的界定提供了重要前提。
两千余年前，孔子坐在粗陋的马车上遍抵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在他漂泊奔波的第十四个年头，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在经过一个山间隐谷时，忽然闻到了兰花的香气。于是他顺着这股清香走寻，发现一颗大树下静静地长着一株兰草，这阵阵清香就是从这株盛开的兰花中散发出来的。他思绪流淌，脚步凌乱。他和众弟子们在此停驻许久，迟迟不愿离开，他忍不住对着兰花感叹道：“兰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为伦也。”孔子在当时周游列国，很希望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君采用他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却始终不为时君见用。幽谷中茂盛的芳兰虽与杂草为伍，但清香犹在，这触发了他怀才不遇的情感。孔子悟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在一片苦闷中，兰被孔子赋予了一种道德意识。而在儒者大行其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咏叹，也为兰花奠定了“君子”的品格。
如果说孔子将兰花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话，那么屈原用他的高洁品质、浪漫情怀，进一步推动了兰文化向更深处、更远处传播。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与楚王同姓，年轻时曾得到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风光无限。可惜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楚王的口味也时刻在变。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到楚顷襄王时，屈原遭到更大不幸，被长期流放于沅湘一带。
报国无门的屈原只得游荡于湘南的山水之间。从此，结识了兰花，并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真挚地爱上了兰花。开于寂寞处却独放幽香的兰花，与屈原内心的高洁相互呼应而默契与共。他以兰咏志，以兰寄情，在诗篇中抒发抱负、宣泄绝望，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辉煌的篇章。这些诗篇中，他多次写到兰花。他成片成亩地栽种了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以兰为友，进而将其作为自己的知音，“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他将兰作为佩物，表示自己洁身自好的情操，“扈江离与薛芷伫，纫秋兰以为佩”。屈原在他的诗篇中，还言兰可浴、可食、可药用，为我们展示了兰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途。
孔子咏兰于德，屈原抒兰寄情。两人虽有各自的不得志，但都钟情兰花。或许是得益于人圣言贵之故吧，使得兰花在源头上就表现出了精英文化的特点：它以挖掘、守护和拓展人类自身的精神美德为己任。孔子、屈原等赋予兰花的思想与文化，成为先秦时期儒家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