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越，手作艺术家。

我们随时可以选择创作，拉近艺术的距离，拉近人的距离，拉近和自己的距离。

从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后，殷越没有成为一名动画从业者。临近毕业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日本艺术家制作的羊毛毡，被深深吸引。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羊毛毡艺术，殷越便独自研究羊毛毡。

她的作品主要以动植物为主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蘑菇。2016年，她的个展“指尖的造物”在东京代官山画廊展出。蘑菇头、小胖腿，每只蘑菇小人都散发出独特的气质：怯懦的、勇敢的、自信的……这些也都是殷越自己内心的外化。

今年是殷越用羊毛毡创作的第十个年头，她开始做一些大体积的动物。“白”是今年的个展主题，无助的象、不安的变形猫、骄傲的猴子、宁静的鹿……每件作品耗时两三个月不等。“投入时间慢慢把感受灌注在造型中，是最好的疏解。”

张剑，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教授。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痛点”成了流行词汇。生活设计工作室的指导教师张剑发现设计专业的学生也总是在找痛点。可是，为什么一定非要到产品让人“痛”的地步才能做设计呢？为什么不能让平淡、无痛的产品更舒适、更富有情感呢？


生活设计工作室的志向，是着眼于小处。他们总是洞察身边那些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在司空见惯的地方做点不一样的事儿——让酒瓶能顺利平躺，让花盆能跟着花儿一起长大，让纽扣更贴合手指的弧度，让盲人阅读的时候也能划重点……成立九年来，工作室的师生囊括了德国红点奖、iF奖、博朗设计奖、美国 IDEA 奖等多项大奖。


如果给酒瓶带上绅士的领结，如果掉落的花瓣都能被接住，如果日历上会留下像水流一样的痕迹，如果你能靠在墙上的云朵上看书，如果拨浪鼓被摇动成夜灯，如果牵线气球有手掌，如果你凝视时间的时候，时间也凝视着你，生活是不是会多点儿意思？

钟永丰，作词人、诗人。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着毒药。”


钟永丰出生于高雄美浓——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社区之一。1998年，他跟林生祥一起开始以概念专辑的方式进行创作，从交工乐队直到现在的生祥乐队，永丰用客家话写词，生祥谱曲，将社会议题融入音乐创作，一路延续至今。 


在创作每张专辑的过程中，钟永丰都会进行大量的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你的第一首歌已经累积了20年，炉火纯青，很自然地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长不出新的翅膀，就没办法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他写外籍新娘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故事，“无根无底”，却要“像花生种土中”，让孩子生根又发芽；他写乡村的边缘人、到处游荡的精神病患者“无茶饮，邻家奉，无饭吃，讨饭食，父母没空，土地公疼”；他写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无望选择回乡时，请求土地公“把路灯都熄灭，让左邻右舍都入睡”。


他写台风过后，一个骑着车、载着树苗，在九年间种下四千多棵树的种树人的故事。 


他以《临暗》和《种树》两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当巴黎、伦敦发生恐怖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哀吊这些去世的人，全世界的主要政治人物都站出来指责暴力。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更大的暴力，可能千百倍于前者的暴力，是发生在这些施暴者身边的人身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恐怕就是发生在他们的‘兄弟姐妹’身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明珂开始从事羌族的历史研究。「羌」存在于文献，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吗？他无法附和近代史家建立的绵延三千年的羌族史。


1994年起，王明珂进入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他听到了有关「毒药猫」的传说。这一传说与欧洲女巫有着相同的主题：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


王明珂借此研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偏见与猜忌。我们因何感到恐惧？我们为何施予暴力？


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封闭的群体认同下，「毒药猫」依然存在。孤立让我们畏惧外在世界，我们也想象毒药猫来孤立自己。“当人们处于封闭的群体认同中，因恐惧、猜疑而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的现象不会消失。”

“他们在贝加尔湖非常孤单地守望了两三万年，终于等来了谁呢？等来了我们的祖先。”


王传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人遗骸进行DNA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溯祖先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末，遗传学家就提出“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的学说，认为现代人是20多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在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东亚人从哪里来？我们也是走出非洲的后裔吗？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在染色体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本土一直演化的，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变迁，发生过不同人群的大规模替换？ 


现代人的DNA信息已经无法解答这些疑惑。而古DNA，作为人类尚在破解的神秘密码，记录下了历史时期古代人类的迁徙足迹。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获取古代人群的DNA分子，就成了解析古今各大族群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关键。王传超通过比对和搜集古今族群DNA样本，为我们解析东亚各个人群的遗传密码。


“我们从几十万年前一直讲到几万年前，再讲到几千年前。这些例子其实都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过去的人群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过去的人群同样也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人群，经过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

伊藤诗织，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


“在日本，女性公开承认遭受性侵不可想象，我并非勇敢，只是别无选择。”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当这个黑箱被放置在性别观念传统的社会当中，揭开黑箱之时所显现出的法律体系漏洞、社会认知的漠然就尤为惹人注目。伊藤诗织便是黑箱的挑战者，也是日本第一位公开长相及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对于伊藤诗织而言，遭受侵害时身体与精神的痛苦只是开始，之后漫长的问询、起诉、权力的介入、媒体公开报道之后公众的质疑、舆论的暴力与威胁，才是一连串无力阻挡的海啸。身为一名怀抱新闻理想的记者，伊藤诗织在经历了迷茫与挣扎之后，决定召开记者会发声，将自己的身份及掌握的信息公之于众，此举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关注。


在她的推动下，日本首家支援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成立，日本全国增设41间强奸危机中心；时隔110年后，日本首次对刑法中关于强奸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刑期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罪的控告方。


在BBC拍摄伊藤诗织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最后，诗织说：“我感受到了变化，这一切都是从人们的行动开始的。”

“过去认为这个鱼类3.6亿年前已经灭绝，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它的一支变成了人类。”


朱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从鱼到人，是一个跨越数亿年漫长历史的生命故事。为了解开这道谜题，古生物学家们必须经年累月，在山岭之间、戈壁之上，寻找古代生命的证据——化石，以填补生命演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


人类能够像今天这样直立行走，经过了哪些重要的演化事件？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远古鱼类的登陆之途如何曲折？在人类的骨骼器官和鱼类的身体结构之间，存在着哪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能从古生代鱼类的化石中找到哪些演化证据？


作为国际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朱敏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我国西南、西北各大省区，在不断发现新化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古生代鱼类的各大主要门类，填补了古生物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


“我们说从鱼到人，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历时长达5亿多年。”

“每个人都会找一座山去爬，你也需要找到这么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小山。”


郭亮（小棉花），独立游戏制作人。


从工科大学毕业的郭亮从小热爱绘画，他原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绘本画家，但画过的几本绘本都没能出版。2012，郭亮开始尝试自己制作FLASH，独自摸索出了《卡卡大冒险》和《反重力卡卡》这两个游戏，从此一只脚踏入独立游戏的圈子。 


2013年，郭亮和朋友蛋蛋一起制作出解密游戏《南瓜先生大冒险》，获得了IGF CHINA独立游戏大赛的最佳美术奖，还获得了游戏开发平台UNITY举办的游戏创意大赛最佳2D美术银奖。同年，郭亮成立“胖布丁工作室”，制作了系列游戏《迷失岛》《迷失岛2时间的灰烬》《迷失岛3宇宙的尘埃》和《迷失岛前传》。这款游戏上线之后被众多玩家喜爱，苹果公司甚至在做户外广告时，把《迷失岛》的图标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有一天有个成员忍不住问我，棉花，为什么你以前一个人做游戏的时候就特别地顺利，一个人都能把游戏给做出来，我们现在一群人，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游戏一点进展也没有？所以我回去就在反思，为什么呢？”

“ofo和摩拜陆续撤走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享单车时，我的第二次机会来了。”


丹顿温（Than Tun Win）公益项目 LessWalk 发起人。 


丹顿温出生于缅甸，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缅甸创业。“缅甸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民族武装、毒品……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教育，没知识是很恐怖的。缅甸农村的辍学率很高，一个原因就是步行太久，每天走路两三个小时，你想想看，谁想读书？如果有台单车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2018年共享单车热潮开始退去，大量自行车被废弃，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不会再有这么便宜的自行车了，如果能将这些单车捐赠给学生，不仅解决了他们上学难的问题，还可以把这些弃置的资源重新利用起来。 


2019年6月，通过一部分捐赠，LessWalk以低价收购了1万辆废弃共享单车，经过改装的单车正在被陆续发放给缅甸乡村的学生。


“1万辆自行车，说实话，像是往大海里撒盐，我们能做的太有限了，但是总要有人开始的。有人迈了第一步，就可能有人走第二步。” 


“现在荷兰、日本、中国，很多国家都想送我单车，他们想把车捐给柬埔寨，捐给孟加拉，捐给非洲，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最大的核心在于重新利用跟重新分配，这个课题未来能在很多方面发展，不单单是单车。”

“自从有了这些神仙的加持，我们这个桥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邵长专，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博士生。


2010年，邵长专在云南看到当地村民用竹子搭的简易桥梁，这次偶然启发了他：竹子能否作为一种现代建筑材料？
 
在中国南方，竹材资源丰富，生长迅速，柔韧性好，但要想在现代建筑中派上用场，除了要克服耐久性差、易腐蚀虫蛀等天然不足，还要解决快速装配、工程造价、后期维护、融入当地环境等诸多难题。
 
近十年来，邵长专和团队一直在做这件事。无论是重庆的两座现代农村竹桥、北京世园会的“竹之眼”展馆，还是计划中的灾后临时避难场所，他们对竹结构的设计与改良，不仅是材料和结构本身的探索，也是提升农村活力、复兴农村经济的一种尝试和探讨。


“它的受益人群，可能只有三五户，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三五户都已经搬出来了。所以对于这种只需要管个十年二十年的桥，是不是都修混凝土的桥、钢桥，是不是都要管五十年、一百年？我看也未必，竹子在这种区域也许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