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诗人用作品呈现自身的困境和绝望，同时也将他们抵御绝望的能力贯注在诗歌中。”


黄晓丹在江南教中国古代文学。春夏之交，讲到陶渊明《停云》中的“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窗外，雨住了，两只白头翁在窗前的腊梅树上梳理羽毛。除了有如神助的“感应”瞬间，古典诗词中流淌的兴发感动让她确信：理想中的自由并非空中楼阁，它不仅真实存在于古人的日常坐卧，还能让后世与之偶遇的人不懈追寻。


王维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兴起则独行，不强求理解。李商隐“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内心如秋水饱满，人不再如浮沉微小，而是可与宇宙相拥。辛弃疾“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不隐居并非留恋功名，只是太爱活色生香的人间。


从古诗词的一字一句中，细心寻觅，或许能发现人之为人的悠然之趣。

楼庆西，建筑学家。

“到现在还没有看完，越研究越发现不足。”

1953年楼庆西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他早年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助手，受林徽因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就对古建筑的装饰产生了兴趣。

80年代开始他去到乡村考察，一下子眼界大开。那时候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乡土建筑的了解都十分匮乏，然而在广阔的乡土世界，留有大量的古建筑，宗祠、戏台、民居……楼庆西尤其对乡土建筑上的装饰感兴趣，从屋脊到房梁，从门窗到砖雕，皆有一片新天地。他开始了近三十年的探索，发现并挽救了一批乡土建筑。

已90岁高龄的他近两年已不再方便去到乡间考察，不过他仍然热衷于古建筑历史文化的科普，向更多的人讲述他所熟知的那个世界。

“前几年在我工作60年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我，说楼老师，这60年你回想一下你做了什么？我说，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传统建筑文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传承。这几十年又过去了，我今年89岁了，那我以后有什么打算？一句话：一息尚存，定当努力。”

王丰，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人，是生命，不是数字。”


在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口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100年间，人口总量激增四倍，而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
 
根据人口学者的估算，未来二十年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将达到近4亿，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与此同时，20-24岁的年轻人口在持续下降。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变化，加上特有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家庭功能弱化的新阶段。
 
在王丰看来，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持久性人口减少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对此毫无经验，我们也只能想尽办法去适应它。但无论如何，人，不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人口，也不只是决定人均收入高低的分母。


“我从80年代开始进入对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到现在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在我所知道的科学性学科中间，我想没有一个像人口学这样——你在开始的时候和还没结束的时候研究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


三十多年前，我们急于想如何把生育率降下来。现在，我们着急如何把生育率升上去。不是说三十多年前的处方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就可以生效，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这背后是一个个人。”

王盈发，设计师，台湾美可特品牌设计公司执行总监。


“能够简单的不要复杂。”


1988年，品牌设计团队美可特在台中创立。通过品牌形象的重塑，他们帮助当时默默无名的小林煎饼翻身成为台湾当红伴手礼，从此一战成名。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台湾本土传统品牌改头换面，使老店获得新生。
 
美可特很少做单一的商品设计，而是以整体的品牌经营为目标，设计师走出工作室，接触产品的生产者，了解工厂的运作，聆听创办人的故事，不断尝试拓展食品包装设计的可能性。
 
“很多设计师在做平面设计或是包装设计时，常常都是客户给什么东西，就一直想着那个东西。但我们会去质疑，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若是客户有决心，准备好了，我们会跟着他，上山下海去了解产品背后的制造过程、材料的来源，从中挖掘设计可以发挥的那个原点。”

吴松磊，短视频频道「回形针PaperClip」制作人。“我们做的是我们不做就不会有人做的东西。”


猪肉检疫是怎么回事？暖气如何送到你家？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安检？网盘为什么这么难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回形针的研究内容。他们通过制作科普视频，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
 
今年他们上线了回形针手册，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当代生活百科全书。在每个条目中，他们研究行业的结构，技术，整理国家标准，行业报告和企业财报等等。除了养猪养鸭养鹌鹑，还有鞭炮制造，兽用药品，拖拉机制造，操场塑胶跑道和海底输道……
 
吴松磊说想和用户共同创造一点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创造一个更可靠的中文互联网。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直面这个技术高度复杂到几乎看不懂的当代生活，并试图向所有人解释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不知道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要多。我们才刚刚开始揭开大脑的奥秘。”


大脑是一个神奇的计算机，面对复杂的环境，它常常能根据模糊的信息做出准确的抉择。比如当树林间出现一个黑影时，可能是一只危险的老虎也可能是一只无害的小鹿，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我们就需要迅速地做出选择。这种判断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十分关键，然而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有限。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在进行选择。小到每天早餐吃什么，出门先迈哪条腿，大到人生规划、国家大事等等，都离不开大脑的抉择功能。抉择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


我们为什么容易意气用事？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区域与抉择密切相关，如果它出了问题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做出抉择？大脑是如何误导我们做出选择的？是否存在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这些成果能否应用在人工智能系统中？


杨天明从事大脑的抉择和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20多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决策？为什么要研究大脑的抉择？这不仅仅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怎么做更好的决策，我们想知道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自由意志归根到底它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研究抉择，我们去看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是由外界刺激造成的，还是外界刺激加回忆，还是再加某些我们说不清楚的东西造成的抉择，可以帮我们探索，我们有多大程度上存在，或者不存在自由意志这个东西。”

“内心的火还得有，还得留着它。”


1998年，宋雨喆在北京树村成立摇滚乐队“木推瓜”，唱的都是一些无法被准确定义的音乐。嗓音尖锐，表情狰狞。有媒体评价木推瓜“制造了中国摇滚最令人不安的声音”。2002年，木推瓜解散。


有七八年，宋雨喆都在西藏、新疆一带晃荡，寻找当地的民间艺人，吸收各地民间音乐。2008年，他开始筹备乐队大忘杠，乐手来自世界各地。大忘杠的歌曲由班卓、古琴、马头琴、口弦、古筝等乐器演奏，吟唱自然与天地。


那几年，宋雨喆的状态和大忘杠同步，自由即兴，平静且疏离。2016年，摇滚血又回来了，他决定重组木推瓜，回来做个“rock star”，为的是“能给自己的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去年，宋雨喆写了三十多首歌，他想明白了，摇滚乐是他应该做的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你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摇滚乐。”


“‘大忘杠’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人怎么能在一起，或者人怎么能在一起安心。但‘木推瓜’是个不一样的东西，‘木推瓜’实际上在说的是‘人能有多大程度的不顺从’。实际上这两个东西，这两年在我心里它也是个交集，甚至在我心里面是一种冲撞。”

“我们都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这块磨方会不会转、会怎么转、什么时候转，会把我们转到哪里。”


阿曼从没想过回到矿上工作，也没想到这段经历会被自己写进小说。


煤炭行业黄金十年里，她是个孩子，每天从一群“黑脸”里找父亲。煤炭产能过剩时，她是个工人，给另一群“黑脸”发矿灯。矿山太大，能装下太多人的青春和生老病死，矿山太重，压着好几辈的甜蜜与苦涩。


她和伙伴都渴望离开煤矿，兜兜转转却又回到那里。漂泊、碰壁之后，矿山成了最后一张船票。


重新离开之后，她不知道这么多故事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如果继续留在煤矿，生活会是什么样。


“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

“我们想要做最朴实的描摹，最全面的展现，和最大胆的想象，让大家能感受到、触摸到那个恢弘的长安。”


2016年秋，金杨和杨志家带着《长安十二时辰》美术组跑进了一片空白。此时，距离开拍还有两年时间，除了象山影视城留给他们的荒地，他们手中只有一本原著小说可供参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还原大唐长安的宫殿与街坊？如何用真实丰富的视觉元素让一千年前的上元节跃然荧幕？格局严谨精致的靖安司大殿、热闹繁盛的西市街道、一览长安一百零八坊的微缩沙盘，水漏计时器、火闹钟、望楼传信的灯箱密码系统、靖安司的吊灯、徐主事的项链、张小敬的短刀……无一不要经过美术设计团队的反复考量、史料查证与设计巧思。


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美术设计团队如何将虚构的故事变为可见的真实？筹备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拍摄七个月，金杨不仅亲历了一座城拔地而起，也见证了一部大剧从无到有的漫漫长路。


“十二时辰虽然非常漫长，在我们的人生中仍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非常幸福的是我们在这一瞬间做了一件事，并且竭尽所能，做到了我们认为的极致。”

“照明不是个涂脂抹粉的事儿。”


今年初，故宫首次开放夜场游览，同时大规模点亮古建筑群，引发不少讨论。实际上，近些年很多城市都热衷于灯光秀，常常有数栋大厦联动，场面壮观。而在国外，巴黎圣母院、东京浅草寺也曾上演为人津津乐道的灯光秀表演。


什么是好的灯光秀？什么是好的建筑灯光、城市灯光？很多人说照明之于建筑就像化妆。但齐洪海认为，照明来自机体内部，光和墙一样实在和必要，照明应该和建筑一起随时随地生长。而好的城市照明离不开好的城市，如果城市不好，灯光自然没什么机会“好”。


“我们把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总结一遍：为什么日本做得比较好？能不能跟日本学？是为国家事件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是市民生活需要的方式吗？为什么是这种方式？面临的生态问题？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