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庙里，我就把我所怀疑的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请朱先生解释。

朱先生说：“现在政府一面提倡普及教育， 一面小孩子进小学要考，甚至于进幼稚园也要考，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是应该存在的吗?我那小弟弟也不见得笨，四年前投考小学居然考不取，我不得已只好在家里教他。

我们在酒席上所谈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招学生。宋老太问朱先生预备多少人。朱先生说：“一个也可，一千也可。”宋老太说：“要上学的学生多着咧，我只怕收不下，朱先生连一千也能收，那就不必我们烦心了。”

我们前次公议由各家轮流供饭。第一回就轮到春生哥的头上。他今天是辛苦了，一到乡下就忙着去预备饭菜。我的嘴福倒不浅，春生哥硬要拉我去做陪客。

朱先生说到这里，我是有几分明白了。但是行动产生知识的理论究竟对于我们的学校要发生什么影响，我还不能推定，便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向朱先生请教。朱先生说：“我们这个学校是根本与传统的学校不同了。传统的学校是一个鲍鱼罐头公司。

从万松岭回来，我一路把朱先生所说的话放在我的脑海里漂了几漂。朱先生是胸有成竹，我要从许多破碎的观念中建设出一个活跃的学校的小影。古庙学校必是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是有生命的潜伏，有生命的自由，而且是有生命的奋斗。

我想在海阔天空中过生活，便是在海闊天空中受教育，必定是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还有什么缺憾呢?我自以为得到了朱先生的法宝，哪里料到他说我只知道了一半。

“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吧。庙里不大行。”朱先生一面说， 一面向大门外走。我说：  “庙外再也找不出一个更合式的地方。村庄里只是一些茅草棚，怎么做学堂?张胡子的家里虽是石库门，也比古庙小得多，决不合用。”

朱先生进去喝了一两口茶便说：“钟儿!请你带我去看看学堂应该设在哪兒。”我就领朱先生看大殿，这兒供奉的是如來佛。次看看后殿，朱先生忽然问道：“和尚庙里怎么来了一位太上老君?奇怪!佛教怎么和道教妥协?”

乡下人进城闹笑话，那是不必说了。谁知道城里人下乡也会闹笑话，我们那位可爱的小弟弟，闹的笑话不比我少。别的不说，只说一件。当我们走到庙门口的时候，小弟弟指着庙前绿油油的田园说：“你们种这许多韭菜，怎么吃得了?”

朱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的奇怪。他没有问我们每月给他多少束修，也没有问我们一天要他教几点钟课。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是个阔佬，不愿在这薪水和钟点上打算吗?这薪水和钟点问题为什么在他心中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