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文学节

“这个世界虽然并不那么美好，但是我们依然热爱它。” 中国作家殷健灵强调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的重要力量。我始终相信儿童文学是可以表现黑暗的，而且并不会让孩子内心感到害怕，反而可以让他们在黑暗和残忍之中得到抚慰，在看待真实世界的同时仍旧能够怀抱希望。因此，那些真正能够为孩子们写作的、为孩子们绘画的人，是受到上帝眷顾的。”
 
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十六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两位“被上帝眷顾着的儿童文学作家”——塞浦路斯的安娜·库帕诺（Anna Kouppanou ）和中国的殷健灵，一起来讨论这个柔软的主题“儿童文学：改变的力量”。原《新京报》资深记者，现独立文化记者柏琳担任活动主持。
 
 
面对孩子们时，我们就是最幸福的
安娜·库帕诺除了是一位作家之外，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哲学家和诗人。她的作品风格以奇幻和现实主义著称，她的代表作有《塞巴斯蒂安·蒙特菲欧的惊人发现》（The Incredible Discovery of Sebastian Montefiore）、《阿瑞亚改 变世界》（Aria Changes Worlds）、《时间的阿尔戈》（The Argonauts of Time）等等。中国作家殷健灵，18 岁就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纸人》《野芒坡》等，散文集《爱——外婆和我》《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十五封信》 《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访问童年》及诗集、评论等，她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等等。面对“为什么开始创作儿童文学” 的问题，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是我去找它，而是儿童文学找到了我。”
 
安娜·库帕诺分享到：“我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师，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和我自己的思维方式挺类似的。所以，当我从孩子们的视角来写故事的时候，我非常舒服和自然，我喜欢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们交流。对于写作者来说，无论你写的是儿童文学还是***，都可以探讨非常严肃的问题。”
 
殷健灵表示：“我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自己就还是一个少女，我写的就是我的所思所感和日常生活。等我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原来我当时写的就是儿童文学，后来也被发表在了儿童文学刊物上。一晃眼三十年过去了，我居然已经成为一个老作家了。”
 
殷健灵强调：“我觉得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读者，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的。而我们可以为孩子们开启新世界的大门，为未来的他们支撑起一整个精神世界。”
 
 
儿童文学的力量
安娜·库帕诺进一步表示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是为孩子们发声。她说道：“我们都知道儿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能享受的权利是非常少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当我以孩子们的视角进行创作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并不简单。所以在《塞巴斯蒂安·蒙特菲欧的惊人发现》这本书中，我就用了一个奇幻的设定、好玩的游戏来包裹一个现实故事。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自主地去思索一些现实议题，甚至是政治性的议题。”
 
殷健灵也强调：“正如安娜所说儿童文学可以为儿童发声，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就是为弱者发声。童年时期的我们还非常弱小，必须仰仗成人的力量才能够长大。但是童年时期是人生之根，你的童年将极大地影响着你的将来。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修正童年时期养成的性格或受伤到的伤害。我曾经写过一本非虚构作品《访问童年》，我们访问了从12岁到96岁各年龄层的人。我并不想去书写百年来大时代的变化，因为我认为那些最动人的书写反而是每个人的童年小史。”
 
在活动的最后殷健灵也分享了文学创作对于她个人的意义：“写作重塑了我，让我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所以我每次去学校看到孩子们时都很想告诉他们——你们要找到你们所热爱的事情，付出足够多的时间，然后时间会把你变成一个新的人。我相信儿童文学有这种改变的力量，它可以改变我们自身让我们变得更好，也让我们把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好。”
文案：Charlotte，Emma
主播：Emma，心台
剪辑：Emma，心台
后期：心台
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shownotes：
03:14 安娜-儿童文学是区分于严肃文学的吗？
05:17 哲学是区别于日常的吗？
10:47 殷健灵-进入儿童文学创作的机缘
11:34 写作如何帮助我们疗愈。
13:56 安娜-儿童文学帮助儿童的声音被听见
17:05孩子病了其实是家庭病了
18:03殷健灵-文学的主题：心灵探索
19:07孩子喜欢的心理学书籍-《蛤蟆先生去看你心理医生》
20:49殷健灵-《访问童年》：跨度百年的童年小史
21:50安娜-将社会议题和奇幻融入儿童文学
22:42郑渊洁《驯兔记》
25:57女性是弱者吗？
26:48安娜-绘本创作的魅力
30:45女性主义绘本
33:12殷健灵-抚慰世界的儿童文学。

“文学不只是一个名胜风景区，也不应当是一个名利场，它是一个永恒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有各种文学思潮的厮杀，也有思想和情感的革命，同时还有自我和世俗的较量。每一个曾经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以及每一个正在文学路上跋涉的人，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曾被烈焰灼烧过。”在本届文学节的最后一场活动中，主持人戴潍娜说到。而我们本场活动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她们也是早早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并且一直笃定前行，将文学创作作为终身的事业而努力。她们分别是：意大利作家基娅拉·甘贝拉莱（Chiara Gamberale），中国作家徐小斌和译者陈英。
 
意大利作家基娅拉·甘贝拉莱（Chiara Gamberale）的作品在十六个国家被翻译和出版。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她还是电视主持人，及播客节目 Gli slegati 的主播。 她的两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不安公主》 (Qualcosa， 陈英、邓阳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和《他人房子里的灯》 (Le luci nelle case degli altri)。
 
中国作家徐小斌是华语文坛中有名的天才作家，同时也是怪才作家。80 年代初，她的处女作《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横空出世，就像一颗炸弹砸向华语文坛。同时，她也是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开幕式的邀请嘉宾之一。
 
翻译家陈英曾译介的意大利作家有：马格里斯、费兰特、甘贝拉莱、斯塔尔诺内、巴里科、格罗西、斯卡帕、皮佩尔诺等。她曾获 2020 年 “单向街年度译者” ，2021 年获意大利***总统颁布的 “意大利之星” 骑士勋章，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翻译奖等，翻译代表作有《那不勒斯四部曲》等。基娅拉·甘贝拉莱的《不安公主》中文翻译工作也是由她担任。
 
 
当一个孤独的小孩，拥有了写作的魔法
在本场活动中，徐小斌提出作家的写作大概分两种，一种是童年记忆式写作，一种是后天努力式写作。她认为自己属于第一种，她分享到：“因为我的童年可以说像一面魔镜，一面是很灰暗的，另外一面是金碧辉煌的。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画了人生的第一幅工笔画，这幅画在我所生活的高校校园里流传开来了。我父亲也因我的聪慧，常常给我讲童话故事，我备受宠爱。但是五岁之后，我的弟弟诞生了，我第一次有了早期的性别意识。我的妈妈是在四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但是她有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我曾在书里写到‘失去了母爱的孩子将伴随恐惧流浪’。而我就是这个失去母爱的小孩，我不断地向母亲证明自己是很优秀的，但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枉然。
 
因此我躲进了自己的世界里，我需要一个宣泄口去放置我的敏感和孤独。直到我16岁的时候，为了逃避家庭，主动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北京去到了黑龙江。在零下四十几度的雪地里，在烧豆秸的火炉边，我给大家讲故事听。书里的故事讲完了，我就编各种故事说给大家听。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那一年，17岁的我写下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说。因为我需要一个出口，因为我心里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真正的聆听者，我只能用笔写下来。这是我开始写作的原点。”
 
基娅拉也分享到，她小时候也是一个很爱听故事、很爱讲故事的小孩。她提出：“写故事并不是将你想象中的世界直接移植到现实生活中，也并不能说这些幻想和虚构的故事会完全侵占现实生活。实际上，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了解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像徐小斌所提到的，它可以减少我们的恐惧，让我们不再那么害怕。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起，绝对不会为了写而写，因为我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存在魔法的，如果你是为了什么而去写，那么魔法就会消失。”
 
 
当一个优秀的作家，遇上一个优秀的翻译
徐小斌一再强调一个翻译的好坏决定了作品是不是具有阅读快感，是不是能够呈现表层故事背后的深刻。她举例说明道：“ 1996 年我作为中国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访问美国，结识了翻译家葛浩文。葛浩文当时就跟我说，他非常看好莫言。并且他也在持续不断地翻译莫言的作品，去用英语重新建造‘高密的故事’讲给美国人民听，直到后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莫言的获奖跟葛浩文的翻译是有直接联系的。”
 
而陈英作为基娅拉的《不安公主》这本书的译者，也利用我们文学节的活动，直接跟原著作者基娅拉对话，提出她作为译者的两个疑问，她提出：“《不安公主》的意大利原版标题是‘Qualcosa’，中文直译为‘某事’，但我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将中文版标题译为《不安公主》，对于这个标题作家是否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呢？另外就是这本书中的道家思想来源于什么？”
 
基娅拉回答道：“其实‘背叛’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它指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转移和改变。一个很简单的词，其实就蕴含了多种含义。所以一个标题的不同译法，我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至于你提到的我作品中东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其实主要来源于我在亚洲的旅行经历和我所阅读过的道家哲学书籍。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受到了东方哲学的深深呼唤，我在我的新书中就表达了一个这样的观点——我们从出生时起就得到很多人的爱，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所接收到的爱转化和传递给其他人。这是我在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思考。”
 
如果基娅拉认为，人的使命就是要将爱无限的传递下去，那对于每个写作者来说，她们的使命就是无限地写下去，将写作从一时的狂热发展为终身的事业。


文案：小羊，Charlotte，心台
主播：Charlotte，心台
剪辑&后期：博泰
剪辑支持：Charlotte
制作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波兰社会学家兼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 2007 年出版的《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一书中写道，从“固体”到“液体”的现代性转变为个人的生活追求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环境，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流动的时代之中，人的价值理念、认知方式、生活状态以及时代精神均发生着微妙却又深远的转变，而这些问题也是作家们需要去书写和探讨的主题。本场活动我们就请到了斯洛伐克小说家、编剧和教师巴博拉·赫里诺娃（Barbora Hrínová），捷克***作家莫妮卡·祖古斯塔娃（Monika Zgustova）和中国作家魏微一起来讨论“流动时代的文学”。

在文学作品中常用“阿喀琉斯之踵”比喻即使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描绘特洛伊战争中半神英雄。他的母亲忒提斯为了让儿子炼成刀枪不入，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但因冥河水流湍急，母亲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敢松手，阿喀琉斯的脚踵处因此没有浸进冥河，留下了惟一的“死穴”。阿喀琉斯虽然英勇无比，但最后被阿波罗一箭射在脚后跟而身亡。

在以“正反派：如何在文学中塑造角色”为主题的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十二场活动中，作家鲁敏提到在文学中塑造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这个“阿喀琉斯之踵”。她表示：“在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正面角色，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合理的。他有不得不成为这样的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正派角色。但是在他人眼光之中，你身上却总有反面的地方。”她强调正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正面的，所以在写作中才要找到这个人的致命缺点，作为突破口。“虽然这样的写作有点残酷，但是我依然觉得你必须直面这种痛苦，你必须去把它揭开来，必须让它冒出血星子来。”

参与本场活动的嘉宾除了中国作家鲁敏之外，还有卢森堡作家诺拉·瓦格纳（Nora Wagener）和奥地利作家玛丽·加米西格（Marie Gamillscheg）。三位作家在本场活动中，就人物塑造和创作灵感展开对谈，独立撰稿人柏琳担任了活动主持。

人物的性格决定了命运

针对如何塑造角色的问题，鲁敏强调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体现人性，命运，人和世界和他人的关系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她往往会关注很多细节。“我可能会关注人的一些小的习惯——他的口头禅是什么？他的口味是什么？甚至他走路的姿势？他喜欢用什么样的包等等。因为我觉得习惯尤其是持久的习惯，背后会隐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持久的习惯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性格又会决定命运。”

诺拉·瓦格纳表示她小说里的人物往往会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需要跟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人物进行沟通。她提出“基于人物所处的整体环境，以及所处的各种状况，我会详细地描述出对应的各种细小的点。身处复杂环境，人的行为表现也比较复杂，我在描述的时候想要带给读者一种体验感，让他们能够迅速的感受到角色所感受的。”

玛丽·加米西格则表示在她的创作过程中，会先确定主题和人物的性格，从主题出发逐渐衍生出来故事，在这个故事的产生过程中就会形成人物的特质。在被问及“如何塑造男性人物角色的问题” 时，她也强调：“我的兴趣是在描述这个角色本身，以及角色身上的故事，本身并不会太关注性别方面的差异。”

抓住生活中的灵感

本场活动请到的三位作家，分别是70后、80后和90后。70年代出生的鲁敏，从1998 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奔月》《六人晚餐》《虚构家族》《荷尔蒙夜谈》《墙上的父亲》《取景器》《惹尘埃》《伴宴》《纸醉》《时间望着我》 等三十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80年代出生的诺拉·瓦格纳，2017 年凭借短篇小说集《面具》（Larven）获得卢森堡最高文学奖——塞尔韦奖（Prix Servais），截至目前，她出版了《慈爱的鸟儿》（Menschenliebe und Vogel, schrei）（小说，2011）、《E 星系》 （E. Galaxien）（故事集，2015）、《电热塞》（D'Glühschwéngchen）（儿 童读物，2016）、《面具》（Larven）（短篇故事集，2016）、《我的朋友》Alle meine Freunde）（小说，2020）以及《我错过了什么》（Was habe ich verpasst）（短篇故事集，2021）。而90后作家玛丽·加米西格，在2018年凭借处女作《发光的一切》（Alles was glänzt）（路瀚德文学出版社）被提名奥地利视角文学奖，并获得了 2018 年奥地利图书奖的最佳处女作奖。2021 年，舞台版《发光的一切》在维也纳科斯莫剧院首演。2022 年，她的第二部小说《海洋动物的反抗》（Aufruhr der Meerestiere）（路瀚德文学出版社）将要出版。

三位作家在她们的写作生涯中，尝试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故事题材。关于写作的灵感她们也不约而同的表示很多故事都来源于自己的经历。

诺拉·瓦格纳指出：“灵感有来自环境当中的，还有来自职场当中的，还有跟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包括在生活中经历的事情以及自己的观察。”这些都为自己创造的人物角色提供了灵感。

玛丽·加米西格也表示：“自己做记者的这段经历也让自己对周围的人和他背后的故事更感兴趣，由此能够去挖掘每一个人的故事，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巧合的是作家鲁敏也有做记者的经历，在本场活动中她分享了自己在做记者时候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有过采访过一个邮差。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他一定要把投递不出去的信投出去。投递不出去的信在我们的行业里面叫死信。他职业的一个荣誉就是要把死信救活，就无论是多么复杂的地址，变化过的城市或者这个人改名换姓，他终身的追求就是要找到这个收件人。这个人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有一个很厚的本子记录他这么多年来怎么样寻找一切的轨迹。” 而这个邮差后来就成为了鲁敏小说里的角色。

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阅读文学作品，都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理解力，打开更灵敏的触觉，去认识和贴近更广阔的人间，而不是局限在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里。感谢三位作家诺拉·瓦格纳、玛丽·加米西格和鲁敏的精彩发言，更多精彩的文学对谈活动，请持续关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 的活动。

文案：星期一

主播：思妤 Toto

剪辑：帕特森

制作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当他们对女人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的时候，当他们越来越压榨一个女人做出牺牲的时候，反而把这个女人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十三场对谈活动中，中国作家蒯乐昊说到。
蒯乐昊还分享了一个她的观察：“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到现在还保留着重男轻女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女性来说当然是某种奴役和束缚，但你也会发现这个地区的女孩会变得特别的能干，而且明显的要比男人更强韧。而且，这个地区是信妈祖的。妈祖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神，她不是某个男性主神的弟子或妻子，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更高的神，她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性别观察，成为了蒯乐昊创作的素材，也成为了她写作的原动力。
在本场活动中，除了中国作家蒯乐昊之外，我们还请到了西班牙作家娜塔莉亚·塞勒佐（Natàlia Cerezo），拉脱维亚作家艾尔茨·简森（Ilze Jansone）一起来谈谈“是什么促使她们拿起笔开始写作”。原《新京报》资深记者，现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柏琳担任活动主持。
写作的原动力
娜塔利亚认为自己之所以开始写作，跟祖母有很大的关系。“我小的时候就想将祖母为我讲述的故事记录下来。起先是非常短小的插图故事，长大之后我想基于她的生活创作一篇文章和一个短篇故事集。”终于在2021年，她以祖母的人生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小说《多年已逝》（I van passar tants anys; Many years passed）。“祖母年轻的时候也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记录自己的感受。非常遗憾的是，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女性几乎是隐形的，她没有这个机会去写作和记录。”
而对艾尔茨来说，她一直对神学和文学非常感兴趣。她认为：“不管是神学还是文学，其实都是基于文本以及语言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文学和文字，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媒介。”她还补充到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比起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文学的写作更自由。”
中国作家蒯乐昊也表示：“因为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以及专业训练，会要求我以更加客观、真实的角度进行写作。长期以来，不能写的素材要远远超出能写进报道的内容。所以这些溢出的部分，就慢慢地成为了我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在本次对谈活动中，她还分享了一个不能被写进报道却很想写进小说里的素材——一个非常神秘的有关“梦的节日”。
把女人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就像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蒯乐昊分享了她对中国南方某地区的观察。她认为：“面对这样一个‘人民群众一方面重男轻女，另一方面却又信奉着一个独立的女神’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其实女性力量并不是纯粹的被遮蔽、被隐身的。这里存在巨大的弹性空间和灰色地带，值得我们深度地进行性别研究。”
艾尔茨表示当她和一些哲学家交流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女性是不理解哲学的，女性更多的角色和价值应该是在家庭内部的。所以她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会针对这样的性别观观点进行反驳和反思，她认为：“女性不断地在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很多时候她们对自我的剖析要比男性更深刻。”
娜塔莉亚也分享了她想要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出来的女性主义意识：“我想去讲述我祖母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四十、五十年代战后时期，女性几乎是隐形的存在。再加上我祖母从小生活在乡下，她的生存处境更是艰难，她既要工作又要在家带孩子。与此同时丈夫对她的态度也极其不尊重，认为妻子就是从属于自己的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我很想去书写我祖母那一代的女性，我认为她们的声音值得被听到。”
在活动的最后，三位作家还讨论了写作的体裁和形式，围绕“长篇沙文主义”等观点进行了讨论。非常感谢娜塔莉亚、艾尔茨和蒯乐昊三位作家的精彩发言，从她们的故事中我们感受到文学的力量，也感受到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互相体认与最真挚的关爱。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这种力量所感染，从而开始拿起笔进行文学写作。
文案：Charlotte, 可可
主播：Charlotte, 可可
剪辑：博泰
剪辑支持：Charlotte， 可可
后期：博泰
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2009年，年轻的爱沙尼亚艺术家罗伯特·库维茨创办了一个网站ZA/UM，吸引了一群热爱音乐、绘画和文学的青年加入，并掀起了一股以ZA/UM为名的艺术运动。ZA/UM这个概念原本是由俄罗斯诗人阿列克谢·叶利谢耶维奇·克鲁奇尼赫创造的，是由俄文中的前缀“зá”（超越）和名词“умь”（思想）构成，象征着一种超越式的来自于灵魂的诗意。虽无确定含义，却代表着一切超验性。而如今ZA/UM已经转型为一家独立游戏工作室，并制作出品了一个享誉国际、获奖无数的游戏《极乐迪斯科》。这个游戏是近年来内容量最大的角色扮演类游戏，因其极具舞台感、扮演感和政治哲学隐喻，深受年轻人喜欢，在中国也有汉化版。
而我们今年也邀请了爱沙尼亚作家，ZA/UM团体的成员之一的玛德·鲁吉亚（笔名为玛德·鲁姆Mudlum）参与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活动，与中国作家张玲玲一起，围绕“虚构、美好和真相”这个主题进行对谈。
文学的真实性
早期的ZA/UM作为一个艺术运动和团队组织，提倡一种非精英主义的艺术观，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阅读、写作和思考。玛德鲁姆说：“我们鼓励各行各业的人进行写作。这是一个非常通用且有用的办法，通过写作可以帮助你以不常用的方式思考。”而哲学家齐泽克更是称他们这种写作是“无产阶级的高雅文化——既反对大众消费文化，也反对精英小圈子文化”。
2010 年至2014 年期间，玛德鲁姆都曾是ZA/UM 的成员之一，她强调：“这个团队也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在ZA/UM 期间，她发表了她的首部故事集《一个严肃的人》（Tõsine inimene ; A Serious Person, 2014）。作品出版即赢得了评论家的关注，并获得爱沙尼亚年度文学奖提名。离开ZA/UM以后，玛德·鲁姆仍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她的小说《波兰男孩》（Poola poisid; Polish Boys, 2019）获得了爱沙尼亚最高年度散文奖和 2020 年欧盟文学奖，《不仅是我的阿姨艾伦》（Mitte ainult minu tädi Ellen; Not Only My Aunt Ellen 2020）让她连续两年获得爱沙尼亚年度散文奖。
她介绍到：“《波兰男孩》是一部成长小说，我观察了很多人从婴儿时期到三十多岁的生活。故事的灵感来源于我曾经在 ZA/UM 的网站上写的关于苏利斯瓦夫·扎维萨和好夫人艾达·诺塞克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极乐迪斯科》这个游戏剧本的前史。”
关于这个故事真实性的问题，她表示：“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我认为每一个虚构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想要书写的真实经验，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一个作者想要纪念的东西。”
中国作家张玲玲，曾做过七年记者，她表示自己是“一边做记者，一边松散地写着小说”。在做记者时期，最困扰她的问题便是“求真”，但开始小说创作则会让她感觉更自由。她的最新小说集《嫉妒》收录了七个故事，而其中一篇就叫做《真实》。她表示：“《真实》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写作者尝试去跟男友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其实她讲的是自己朋友的故事，她真正想说的一直都没有说出口，她不是想刻意隐瞒，而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她觉得即使是恋人，也承受不了另一个个体的生命之重。”
虽然故事的主角讲述的是一个假故事，但是这个假故事的背后有更真实的力量支撑着。就像张玲玲补充说到的：“我经常觉得人们在日常交谈中，一开口就是虚构，互联网环境更是如此。我们发微信发朋友圈的时候，告诉别人我很好，但实际上我们过得并不好。当然这不是有意地遮掩或虚伪，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活。”
真实的文学性
张玲玲认为：“我们在谈小说的真实性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分几个维度。第一点是可信度，你的逻辑和细节要让人信服。第二点是心理认知，我认为在写作中对潜意识的探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第三点是像玛德鲁姆所说的，最重要的还是真实的本质，它来自于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因此，有的时候想象比现实更真实。”
玛德鲁姆强调：“当我们在写新闻报道或评论文章的时候，作者需要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指出好的或不好的地方。但是进行文学创作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不预先设定立场，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陈述自己的感受。因为文本足够开放，所以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而我的这本小说《不仅是我的阿姨艾伦》也来源于我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是关于我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故事中找到共鸣。”
谢谢两位作家的精彩发言，让我们从这场对谈中对于“真实的文学性与文学的真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就像歌德所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真实的假象”。而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艺术，但就在这虚构之中存在着真实的本质。
文案：星期一
主播：思妤 Toto
剪辑：博泰
制作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我觉得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在中国，从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张。1999年大学扩招了将近50%，从八十年代初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间，中国女性的受教育人数增长了几乎一倍，这就是我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事实。”在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十一场对谈活动中，中国作家淡豹谈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她还补充到：“在如今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媒体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不同的解释中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和合法性。这与我们之前所面临的，由主流来解释的那个时代是极为不同的。我觉得高等教育的扩招以及解释的多元化，让我们小说可以书写的主题，以及我们小说中的人物所面临的关于意义的寻求会更加丰富。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写的时代。”

那在这样值得书写的时代里，我们也的确通过本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的活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浮出了历史地表，开始书写她们的故事。本场活动我们邀请的三位作家分别是芬兰作家内丽·若珊莱宁（Nelli Ruotsalainen），斯洛文尼亚作家安娜·施纳布尔（Ana Schnabl）和中国作家淡豹，她们三位都曾在大学接受过长期的学术训练，内丽·若珊莱宁攻读社会学博士，安娜·施纳布尔是哲学博士，而淡豹也曾攻读人类学博士，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或者在完成学业之后她们进行着文学创作。本场活动三位作家就和主持人戴潍娜一起讨论了她们的学术理论背景是如何影响写作的，以及她们在写作中体现的女性意识。

从学术研究到文学创作
淡豹的第一本小说集2020年正式发表，在此之前她长期进行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我所经历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当我发现理论不足以描述我从中国东北这样的工业地区到北京——一个多元和阶层关系很复杂的首都城市，以及我在芝加哥所感受到的这些丰富的、复杂的现实时，我从学习理论走向了非虚构和虚构的写作。”

除了在文章开头提到大学扩招的大背景之外，淡豹还提到理论对她个人写作风格的影响：“我想可能最大的特点是在于这100多年来经过文学和社科作品的翻译，经过包括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种文学活动在内的中外交流，汉语的丰富性是由翻译语言、交流本身所不断进一步丰富的。我对于汉语的这种丰富性是比较开放，比较欢迎的态度，无论在我的阅读还是写作中。”

内丽·若珊莱宁表示：“因为长时间的学术背景会让我们看待世界，包括我自己的理解，有一些习惯和固有的看法。但是作为诗歌来讲，它更加的鲜活，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想法和我的理想。刚才淡豹也提到了在她学到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认为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安娜·施纳布尔认为：“对于我来讲，可能长期的研究和学术生活对于我的分析精神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虽然说文学它也是基于语言、基于语义的，但是我认为它有一些超越语言和语义的东西，是让我在哲学或者理论中没有办法得到的。文学可能让我体会到更多的细微差别以及一些矛盾，而且同时也能够带给我像哲学的这样一些理论所没有的美感。它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开放，有更大的创造空间。”

写作中的女性意识
安娜在活动中强调，自己的性别意识大多时候来自于观察：“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观察者，从很早期开始我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自我的意识，我开始不断的反思。自己也观察周围的社会，观察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作家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介入到一些事情当中，但是我们会在旁边密切地进行观察，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进行观察，保有自己的视角。”

内丽·若珊莱宁表示：“安娜说她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那可能对于我来讲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没有孕育孩子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大声地表达出我的声音，想要发出我自己的声音。在生完孩子以后，可能更多的变成一种更加私人的，更加细致入微的故事。”

她表示会在自己的创作中多使用口语，让她所呈现的女性主义更加容易让人接受，更加亲近。“我认为可能在我们书写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感情或者更大的社会事件的时候，使用一些口语性的语言，会让整个作品显得更加的有亲和力。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芬兰语中骂人的话和女性***这个词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在平时看到这个词，会觉得肯定是负面的。但我在我的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主义就是我会在很多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除了骂人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女性主义表达。”

淡豹认为：“我自己也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来进入写作的。我在写作之初并没有怀有自我表达目的，而相反是由于对一些社会事件介入的冲动，来迫使我感到有写作的必要。包括愤怒，包括想要和其他人站在一起的这种情绪，都促使我开始从写评论性的文章，到后来写小说。在那之前我自认为并不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人，有些作家会说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书写童年，而我觉得我在开始写作或者说开始介入之前，并没有一种非常敏感的感官，相反是介入的冲动和写作本身，扩大了我的感官的意识。中国有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张洁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爱是不能忘记的》，我到现在会越来越感到身份是不能够忘记的，可以说是写作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

活动到最后淡豹也分享了自己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写的是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以及在城市生活所经历的金钱的压力，这也是两个永恒的主题。虽然我正在写关于性暴力和金钱压力的问题，但我认为我同时也在写自由，当人在脱离庇护接受流动，并且希望迎接新生活的时候，新的暴力与经济的压力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亲身的感触。”

感谢三位作家的分享。在她们的对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女性作家即使没有刻意让作品来表现女性主义或者是探讨女性主义的问题，但潜移默化之下，你会发现女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女性的身份是不能忘记的。

文案：星期一
主播：小夏 Toto
剪辑：帕特森
制作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书写故乡”是很多作家写作的起点，也是难点，但也很可能成就他们写作的制高点，正如马尔克斯写马孔多，莫言写高密，埃莱娜·费兰特写那不勒斯......

而如今“故乡”这个概念变得摇摇欲坠，如果说以前的很多人是被迫背井离乡，那当代人更多是自主选择，为了离开而离开。本届文学节的第十场活动，请到了来自北爱尔兰的简·卡森（Jan Carson），来自波兰的乔安娜·巴托（Joanna Bator）和中国作家梁鸿一起来聊聊她们为何离开又为何归来，以及她们是如何在文学中“重建”自己的故乡。

她们为何离开
简·卡森来自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她说：“北爱尔兰很小，可能我们走在路上遇到的都是认识的人，即使不认识你可能认识你的母亲，那这比认识你自己还要糟糕。所以我就想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生活。”她想要去到一个更大世界，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美国。

但是在美国，却不得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在美国，我经常被认为是英国人，要不然就是爱尔兰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对北爱尔兰的历史有任何理解和了解。他们对于北爱尔兰的看法都是非常极端化的，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对于整个国家有着一个大体的认知，讲的是宏大的故事，是男性的故事，很少有女性的声音被听到、被叙述出来。”后来简·卡森因为不得已的原因，离开了美国回到北爱尔兰。她表示：“我现在在写我所生活的社区，我非常密切的观察这个地方，观察这里的人，重新去了解他们，并且重新学习这里的幽默。”

波兰的作家乔安娜·巴托也表示跟简·卡森有着强烈的共鸣，虽然她们是第一次见面却有很多相通的经历。“我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小城镇，位于波兰的西南部。我高中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尽快的离开波兰，越快越好。去哪里好像并不重要，离开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去见见世界，我想去看看其他的国家。”

等到乔安娜·巴托成年之后，等到共产主义在波兰垮台之后，乔安娜·巴托终于有机会离开波兰，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在接下来的25年间我不断的旅行，不断的到各个地方辗转，好像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我认为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了，我去过很多的国家，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大城市，在过程中我有这样的迫切感，有这样的愿望想要见更多的人，我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她去了纽约、去了伦敦，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当她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创作，开始用波兰语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来说，不光是心智上、我的思想上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做了一个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我要回到波兰。”

中国作家梁鸿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她的故事也一直围绕自己的家乡梁庄展开。她认为：“每个人都要离开自己的故乡，这可能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可能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城市，一个小乡村，可能也与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有关系。我们都想离开自己原本的地方。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尤其对我这样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可能离开也是一种必然。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姐姐给我写信，说你必须考上大学，这样你才能够离开乡村。这实际上是一个身份的转换。”等你长大之后会意识到：“有的时候离开并非是一种非常悲壮的，或者只是一个被迫的一个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个精神成长的必然。”

她们又为何归来
梁鸿认为自己回家的契机，其实是觉得自己始终没有找到生命的本源，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去寻找更深的自我与社会的关联。“我当时在大学教书，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一种真正的实现。我想回到家乡，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重新寻找，与生活之间一种更本质的关联。这一点好像在别人看来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找到你的来处，你想找到你跟这片土地、跟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家实际上在完成自我寻找的同时，也在寻找你跟社会的关联方式，实际上也是你的心理方式。”

她补充到，重新观察家乡的人们，重新去书写自己的家乡，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所以我觉得这次回家对于我而言，是一次非常大的洗刷。它不单单是文学意义上的，实际上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怎么样去重新建构你的世界观和思想形态的问题。”

乔安娜也表示：“回来并不只仅仅是身体上的回来，更多的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回家。十一年前，我回到了波兰，回到了一个郊区，回到一个很小的地方，当我把自己的愤怒转变成为同理心，转变成为爱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情感上的、精神上的升华，才是我们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真正的自我完善。”

简·卡森在美国的经历对她影响很大，在异国他乡的她发现，原来讲述北爱尔兰的声音是如此的单一。她认为还有很多的故事实际上没有被听到，还有很多的故事需要被讲述。于是，她加入其中。“停止抱怨，开始你的写作，开始讲述你认为有意义的故事。”

在过去的10多年来，我们也看到了北爱尔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讲述她们的故事，来发出她们的心声。而简·卡森将在一个月后出版的新书，就是关于她所生活的这个北爱尔兰小镇的故事，她说：“事实上我是花了15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来写完这本书的。因为之前可能我心里是充满了愤怒，但是现在我会慢慢的转变自己的态度，以一个更好的更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地方。”她强调：“当然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它是一个充满了很多缺点的地方，但同时它也是很美丽的地方，我真正热爱我的家乡，我认为我这一生一定还会不断地书写它的故事。”

就像梁鸿老师所说的，离开家乡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必然选择，回到家乡也是我们对自身的重新审视。有时想以正确的方式讲述你想讲述的故事，你需要离开，你需要距离。远离你所知道的一切，也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自己。感谢三位作家的真诚分享，更多精彩的作家对谈和文学交流活动，请持续关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


工作人员：
文案：小羊，Emma
主播：Emma，心台
剪辑：Emma，心台
剪辑支持：Charlotte
后期：心台
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

作家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这本书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这句话在本届文学节第九场对谈中再次被作家任晓雯引用，她认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是背道而驰的。灵魂和肉体的这种张力是我愿意去一再书写的主题。”

而来自法国的90后作家伊内丝·巴亚尔（Inès Bayard）在她的处女作小说《隐痛》中，也呼吁大家关注女性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所遭遇的暴力。她表示：“写作《隐痛》此书，我最感兴趣的点就在于探讨女性身体所遭遇的暴力，以及从器官的角度思考女性的身体。”

在本场对谈中，伊内丝·巴亚尔和任晓雯围绕了“身体叙事”以及文学写作如何介入社会运动等话题展开。

身体叙事
《隐痛》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由性侵引发的悲剧。主人公玛丽和洛朗是一对年轻而富有的夫妇，他们搬进了一套宽敞的巴黎公寓，并下决心要一个孩子。然而，玛丽的老板艾尔维对她的***打破了所有的美好。她因这次***而深受折磨，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正是那个***犯。她困于自己的缄默，被家庭孤立。绝望之下，她不得不以一种最糟糕的方式结束她无法忍受的现状。

伊内丝·巴亚尔在对谈中谈到：“女性的身体所经历的这些体验，比如被***、怀孕等等，虽然我本人并没有经历过，但同样作为女性，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身体所产生的这些变化，我需要将它书写下来。尽管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但我相信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被人读到之后，可以激励人们真正地行动起来改变现状。”

任晓雯也分享了她关于“身体叙事”的不同写作阶段。“30岁以前，我写作身体，更多的是写欲望和身体的疼痛感。进入中年以后，我更多的书写疾病和死亡。我们人类永远处在一个灵魂和肉体的悖论当中。”

文学介入社会
伊内丝·巴亚尔强调其实在法国文学界是有“文学介入社会”的传统的，而且当代年轻人也依然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她表示：“我的写作是从2017年开始的，这一年我开始关注到网上有很多女性声援#Metoo运动。在此之后，我对此类事件有了更多的关注，也因此开始写作。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自己受到了很多书籍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文学的力量，虽然很漫长，但不断抗争终究会取得巨大的进步。就像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探讨这些话题，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新的进步。”

任晓雯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女作家也会写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她却常常会被问：“是不是因为你是女作家，所以你才写很多女性？”
任晓雯强调：“这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潜意识，就感觉女性作家群体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因为男作家写男性，但记者就不会问说他为什么写男性？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任晓雯还举例说明了很多中国男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上的局限性，“某些男性作家书写的女性形象主要就是两类，一类是圣女，心甘情愿的为男性付出，无怨无悔。还有一类就是***，她完全被身体的情欲所操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女作家任重道远。”

感谢两位作家分享了这么多自己的所思所感。当我们可以看到像伊内丝·巴亚尔这样年轻的作家，勇敢地揭露社会问题和禁忌，和任晓雯这样常年为女性发声，书写女性历史的优秀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为自己写作，为女性共同体发声。更多女性作家的对谈，请持续关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 “女性视角—字里行间” 的活动。


工作人员：
文案：星期一
主播：思妤 Toto
剪辑：博泰
出品：欧盟驻华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