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台湾｜一篇散文看岛屿今昔

赵淑敏/文

也许天生命苦；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不吃绝不感遗憾；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我也能随缘“表现”欣赏，不惹人厌，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

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说：“留着，馋了的时候，就抓几个来吃。”“我从来不馋什么！给我，万一放坏了，糟蹋了不好。”不要扫兴，你会想吃的。”可不，扫兴多煞风景，我不该扫人兴。收下了那些吃食，且尽责地吃光了。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到底没肯丢掉，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

人问，什么最好吃？答曰：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

好吃！飞机上的算吗？1977年9月末，独游天下的欧洲行程将要结束，最后的单飞，从瑞士飞维也纳，在奥航的班机上，我选的主菜是“匈牙利红焖牛肉”，因为这次的经验，以后到菜谱上有这道菜的餐馆，我都会点这样似乎很不起眼的菜，但都没那个味道和感觉，吃下去的乃是失望；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就是留下了那样的记忆。可惜奥航不就便因经营不善停业，这道航程主菜自然成了绝响。不过我敢肯定，至少在吃过的飞机餐中绝对是第一名。而也是那年的经验，印象深刻，至今想法未改，英国飞机的餐食最难吃。

偏偏旧岁受邀去英国女儿家做客，我既有的成见，让他们为难。后来我说了：“如常，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麻烦不费事的吃得最安心。”

看我是真意，女儿就不再伤脑筋，出去吃饭他们大快朵颐我也好好表演，过后，我都忘了吃些什么，只记得我多半要的是鱼。洋人做鱼，非烤即煎再不然水煮，加上些无甚变化的sauce。好吃吗？嘿！嘿！别问了。不出游在家的时候，最受全体欢迎的是Mrs.Shaw发明的英国新美食“萧家烤饭”。Terry Shaw除了凤梨酥不爱华人食物，女儿便换着花样想点子让他就范。她将牛肉、草菇、洋葱、胡萝卜、花生米加一点简单佐料炒到八分熟，再煮好一锅饭，都倒入大烤盘中拌匀，厚厚撒上Cheese，放入烤箱烤半小时上桌。另切一盘生菜色拉，就是一餐了，还真不赖。只是我很困惑，为什么煮饭，不煮到百分之百熟透，一定要把米保留百分之五的夹生。而且这样才算是“标准”的烹煮方式，顽固的英国佬的习惯不合理也不愿意改；尤其世居山村注重传统的恋家男。

这两样美食，我更欣赏那盘色拉，不仅色彩悦目，红色甜椒、浅绿脆瓜，还点缀些其他的果果叶叶，很漂亮。我最爱的是红色甜椒，微微的清甜，十分爽脆。尤其，是不必洗的，剥开了保鲜膜切了就吃，新鲜到极点。这是跑遍了全世界没有的经验。也难怪，那是Chatsworth House的达翁夏公爵府农场的产品，价昂但质量特优。以至那位Mr.Shaw到了纽约买了瓜果葡萄最初也不洗就吃，结果还没返英，已开始腹泻。

公爵府闻名遐迩的除了“太公爵夫人”金头脑的经营智能、府邸及其他观光资源、皇家赛马会的贵妇们帽子展览，还有农场出品霸王级的冰淇淋，不是最甜却奶香浓郁，尤其那以球为单位的分量，让很多人连呼过瘾。可不是吗，他们的一球差不多等于一般冰食店的一球半，两球一杯的我已吃得讨饶。那些年轻人买一大杯三四球堆得高高的，全都下肚真有勇气。由羊群担任“剪草机”整理过的，那看不见边缘的公爵府物业世界最美的草地上，不分男女老少，排过长长的队，终于买到了霸王冰淇淋，晒着难见的灿烂阳光，大家一起舔的趣味，应该已超越醇香甜美。那样单纯的快乐，在很多地方的确已成奢侈的愿望。

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我还记得胡和李大打笔战，一个要维护传统文化，一个要全盘西化，现在想来不过是老人跟少年的战争，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接下来还在打。那时候文建会和“救国团”真的为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做了很多洗脑的工作。等我出了台湾后，才明白原来大陆的时候正是我的青春期，不禁捏把汗。想想如果调换了场地，难保当红的不是我们。当那些红犯着一点都不美丽的错误时，我们却在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中享受着过客一般的浪漫情怀。青年“救国团”带给我们的救赎真的不小。

由于爱写诗，除了在大学里创办北极星诗社之外，我还代表北医参加过“救国团”办的暑期文艺营、岁寒三友会、出版研习会等，受益是一辈子的，加上天主教的耕莘写作班，就让我文艺得更加彻底。留学风气一开，大家跟着潮流走我也走，一心要去远方……流浪……三毛去沙漠受苦受难其实是替我们那一代青年去的。青年的苦闷没有国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没错。

如今自助旅游吃香喝辣，手机随身听平板计算机，什么都唾手可得，但宅男宅女们的空虚好像并没有被填满。外在的自由多起来，无从选择的烦恼就开始了。我想，人的一生最好不要像水桶一样的被注满，要像火一样一次次的被点燃，我们那一代人的愚蠢也许跟这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一代的聪明我们却遥不可及。

陈若曦/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于下午三点开始，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陪伴孩子做功课、读报，或带动游戏、唱歌，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的，也有孤儿，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

今年夏初，有志工建议：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到外地去参观游览，开开眼界多好！

好主意。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于是开始筹募经费。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她给会里发出信息，会员纷纷响应，一人一千，很快募到四万元，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志工们的费用，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等用完再说。

暂定一个月出游一次，结果台湾科学教育馆成了首选目标；正逢暑假，日子就定在八月十七日周一。很快有学生报名了，最小从小学二年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一共十一位，男生六名，女生五名。固定志工四名，加上我们刚参加的八位，人数超过学生，比理想的设计“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还有余裕，相信家长听了都很放心。

这天上午十点，各路人马在圆山附近的科教馆前集合，买了门票，由事先安排的导游带领，开始了长达两小时半的游览。作协秘书长王克敬特来和大家招呼问候。孩子们听说我们协会捐助者包括作家、记者和电视导播，如耳熟能详的李艳秋、沈春华、叶树姗和陈月卿等，相当兴奋；从小能受到关注和疼惜，相信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

我们大人志工中，多半是第一次登门科教馆，和孩子一样，处处充满好奇和惊奇。惊奇是主要的，没想到竟有六层大楼的展厅，每一层楼又各分设数个展厅，有主题展览，影片播放，游戏区……可说应有尽有。大人跟孩子们一样，滚沙包，坐摆椅，听音乐……好像回到童年时代，个个乐开怀。

可能是我们反应热烈，竟感动了导览员。他不但解说详细，还逗趣十足，简直是倾囊相授，直讲到十二点半过了，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据说超过他一小时的工作时限，令人感激复感动。

快到午后一点了，个个饥肠辘辘，赶紧带大家去大楼底层的餐厅用餐。这里场地宽裕，设备齐全，食物也很可口。看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胃口大开，觉得收获丰富，对今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饭后又逛了一层楼的展厅，有的孩子迷上游戏，简直不想走似的，只好狠下心来催促他们。我们按计划把孩子们送上了来程的车子，然后挥手道别。大人互相道别时，都说孩子让我们变年轻了。

宇文正/文

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后来看相声瓦舍“战国厕”的段子，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他们已经借“影剧六村”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我笑说：“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儿子追问：“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还真的有，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忘了几岁开始，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才不再去公厕。但记忆里，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那个公厕一直还在，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

那天我玩耍经过，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一边跟我讲话，不知怎么，哐啷一声，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破了。我惊恐地望着她，隔好久才说出话来：“怎么办？你会不会被你妈骂？”她的表情倒是镇静，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这时她母亲（是蔡妈妈？刘妈妈？……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从厕所里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为什么要骂？盘子总是会破的。”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

连她们家姓什么都忘了，这个画面、她妈妈的那一句话却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在那个年代，这个妈妈太另类了，那时眷村里家家都穷，即使普通的盘子，也不至于打破可以毫不心疼的。而那年代对子女的教养，打骂是寻常，打破了盘子，至少一定会被数落一番吧？如果是我妈，“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那么不谨慎！”就算恰好是她心情最好的时候，起码也会念上一念，她妈妈竟然说：“盘子总是会破的。”太意外，我回到家犹然怔怔想了又想。

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话对自己人生观所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是后来，这偈语般的七个字时而在一些关头浮上脑海，才慢慢懂得它对我产生的效应。我母亲严厉，我总有不敢犯错的无形压力。母亲的有趣是在她的“纪律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她不认为孩子上学非得穿制服，她对有些制度、形式是很叛逆的；但如果功课很烂你试试看！我曾有97分的考卷不敢拿给妈妈看的经验，因为错的那题明明是早就会的，只是粗心错了，粗心是不可原谅的。这个邻居妈妈却说：盘子总是会破的。

有时是面对别人，有时是面对自己，这句话有种宽容的力量。我常被认为是个好脾气的人，尽管其实个性急躁，有时粗心、神经大条，更有许多事情能力不足，但通常不会迁怒别人，对小孩尤其有耐性，也因此少有见过我发脾气。尤其对于物的损失我很少放在心上。几乎没有恋物癖。太喜欢孩子、动物，所以也不收藏什么，便不怕“打破”。家中桌、椅、橱、柜的脚被小兔子啃是难免的。喜欢的书，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一度经常搁在床头，某日发觉小狗认真啃食一个四方物体，从狗嘴里抢下，精装书背已经咬出花絮，哎，书总是会被啃的！

我后来读到一个算命的故事，说某人算出自己某日他珍爱的那个杯子将会摔破，他想挑战“宿命”，那天一起来，便盯着那个杯子，心想，我牢牢看着它，它能在我眼下破掉吗？那一整天他哪也不去，连他老婆喊他吃饭也不理。到晚上，他老婆火大了，跑到他书房一把拿起那杯子：“有什么好看，一整天看这个破杯子！”往地上一摔，果然摔成了破杯子。那人先是一愣，继而抚掌大笑：“原来如此啊！”这还真是个宿命的故事。

连杯子、盘子都有它们的宿命吗？

前年（2011）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岸合璧展之前，反复读到此图收藏者吴洪裕临死前（清顺治年间）嘱家人焚以为殉，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从火中抢出画卷的故事。画已烧去部分，断为前后两截，前段“剩山图”藏浙江博物院，后段较长的“无用师卷”藏台北故宫。两岸合璧让台湾观众看到了这长卷画作的开头，虽然还是不完整了。画有生命，也要无奈一叹：画总是会被焚烧的啊！然而经过火殉，破坏了完整，却增添了故事，人生一次一次的毁坏、裂痕是否亦如此？

我邻居妈妈的话语只是单纯出于对孩子无心之过的宽容；当人们以一则传奇看待火殉后的画作，遗憾里，有对“不完美”留下的想象空间哲学上的领悟，那就是对历史、对艺术、对美的宽容了。

孟东篱/文

盐寮，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两百公尺，经多年砍伐，已没有多少树木，但杂草遍山，倒也葱绿，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碧蓝辽阔。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据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大把大把采去，渐渐的，野百合终于少了。

今年，雨停之后，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里，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走在路上。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

孩子们采野百合，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一朵两块钱。也有人来收购，一朵两块，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可是这些花，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这些花，就是耶稣所说，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都会被采光，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

盐寮的大人们是好大人，盐寮的孩子们是好孩子，没有人能说去采捧野百合是不对的，但问题是在这自然的丰硕中，常有叫人心痛的担忧：盐寮这自然的恩赐能任我们挥霍到几时？这样的杀鸡取卵的采撷，岂不是在野百合还来不及孕育下一代时，就已被拔除了吗？今年所采的地方，明年还会再来吗？

我相信盐寮的野百合还可以让人再采几年，但几年以后呢？盐寮还有百合吗？台湾还有一个“遍山野百合”的盐寮吗？

请支持盐寮的野百合，请保留盐寮的野百合，请让盐寮永远是一个有野百合的盐寮，请让台湾有一个地方，名叫“有野百合的盐寮”，并让那有百合的盐寮的百合满山满谷。

林黛嫚/文

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

《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小林们为什么来台北，这有什么好探究的！乡镇人口往都市流动举世皆然，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城市里机会多，贫瘠的乡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不同程度的成长。已经有人说出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我再不能理解更多，只能寻绎自己的流动轨迹。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报考中区高中联考和到台北考女师专的单独招生，高中联考先发榜，相较于录取率只有3%的女师专，我考上第一志愿女中并不意外，等到收到女师专的录取通知，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大约是要带我去街上采买一些住校的生活用品，我们走在宿舍区平静的街道，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迎面走来，爸爸忽然牵着我的手，对着邻人说：“我女儿考上北女师呢！”等到邻人走远了，我悄悄放开爸爸的手。往后我经常有机会搀扶着父亲，不过像那样牵着手是唯一一次。然后我就上台北了。

为什么来台北要说“上台北”？难怪有人要把番薯地图倒过来看，不过我带着行李要开始我的离乡生活那一次，搭着开往台北的台汽客运时，我确实是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向上的道路上，像爬山一样，客运车缓缓向上，终究会将我带向山顶。

1978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南来北往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不过也许台湾地区建设铺就一条康庄大道，但走在上头的却不见得是好鞋好车，我记得搭乘的台汽客运经常抛锚，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汽是台湾唯一的长途公路客运经营者。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会请乘客下车，等待下面几班同样是台汽的车，然后让大家分批上车。但是车上往往只剩少许的空位，大部分的人都得站到终点站。有一次假期较长，我带了小外甥女回外公家度假，回程时遇到了客车抛锚，再上车后当然没有座位，我一路抱着三岁大有点重量的外甥女站到台北，下车时两只手臂都已经僵硬失去知觉。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五六次，甚至八九次，如今想来，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抱怨甚至抗议，不知是大家都能理解发生这种事的无奈，或是已经习惯了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坦然以对？

我来台北读书，毕业后教书，又读书，工作，和一样来台北读书、毕业、工作的男友结婚，在大台北的近郊贷款买下公寓四楼的房子，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四楼，四楼的房子一定是这批建案里最便宜的一间。

小林们在台北生活。过年过节返乡探望家乡的长辈，也是在日日和生活奋战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目标，于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返乡就是一年辛勤之后的重大活动。

散文家林文义在一篇《无乡可回》的文章中谈到台北最宁静、美好的几天正是春节，“所有的大楼都死寂如聚集的墓碑”，那些要返乡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辞行，“说要赶在高速公路塞车之前，连夜返乡。语气中充满兴奋和期待，好像一整年在台北的生活奔波获得偿还”，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在春节之时，无乡可回。

是的，春节返乡在我的某些朋辈中是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友人，不管已婚或未婚，过年的琐事似乎都由女性限定。先安排好返乡的交通，从台汽客运到国光号或是搭便车共乘，还有东部的火车、离岛的飞机，一直到现在的高铁；然后还要打理年菜、年糖，年假若是够长，也许安排三天两夜岛内度假，年假的旅游质量和高价成了必要之恶。过完年假，看到朋辈一脸疲惫，就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得人仰马翻。

幸好对我来说，不必准备年菜，两个家的食物都自有人做主，也不时兴度假模式，回婆家吃年夜饭，然后初二回娘家，一个年只有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于是几十个春节过去后，记忆深刻的就只有那不算远却也路迢迢的返乡路。

我的家乡是少数纵贯线铁路没有经过的市镇，先生的老家在岛的南端，下了高速公路还得走县道、乡路，所以开车上路是返乡唯一的方式。教书那几年，因为有寒假，农历春节前可以早早先返乡，晚几天再北上，避开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后来在报社工作，加上要配合先生的时间，终于加入每年春节疏运的人潮车潮里。每年的状况稍有不同，有时中途先到南投，有时直接回夫家屏东，还有一段时间终点站是高雄，总之都是南往北返，和整个岛的人潮流动的节奏一致。

过年返乡是必要的仪式，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跟阿嬷回她的娘家，因为舅公、姨婆们都很疼宠，加上表叔、表姑，可以收到不少压岁钱。某一次，除夕当天大约上午八点从台北出发，只要赶得及乡下人吃年夜饭的时间即可，以为很充裕，结果在第二条高速公路还没通车的年代，除夕的中山高成了超级停车场，光台北到新竹就走了六小时。不得不弯下高速公路，找家小店吃碗面再继续回去加入车潮，那一次完成返乡任务花了十一个小时。回程好一点点，只花了十个小时。如今回想，除了司机在塞车达到极致时发了几句牢骚，车子里的其他人似乎都自在安度塞车时光，第二年，同样的情节照样上演，和那站在路肩，等待下一班台汽客运站回台北的人群一样，平静而顺从。

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同事，在一年将尽、赶着过年做饭的时候，莫名地羡慕我们即将返乡的期待心情，过年对他来说，不过是饭菜略为丰盛的围炉，以及接下来吃吃喝喝睡睡的年假。这种心情很接近林文义说的“哗啦哗啦，台北人一下子少掉3/5，整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似乎台北人一面享受安静的城市，一面对于突然陌生起来的春节假期感到怅然。

乡愁是文学家经常书写的主题，小林们来台北，产生了新兴的乡愁，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有乡可回，只是一年一年回去又离去，家乡不只是在记忆中变化，而是真切地在现实中转变，那种感觉自己熟悉、认识的家乡渐渐远离，不也是乡愁？

近年不再需要过年返乡了，几十年过去，家乡的景况已不复当年，我们的人生状态也不一样了，先生南部老家还在，只是没有长辈长住，成了做生意的小叔堆放货品的仓库；我的娘家也还在，父亲住进了赡养院，老家只偶尔回去探望父亲的姊妹歇脚处。再也不需和春节返乡车潮一起涌上高速公路，交通部长拍胸脯“北高往返六小时”的保证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又一个年关将近时，我又想起来塞在高速公路上的十几个小时，至少那个时间点，全家人是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林清玄/文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星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呀！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在民权东路一千米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地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地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地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地感谢和奉献。

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袁琼琼/文

台湾女作家、编剧，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等。

一直以来，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我总说编剧，没法说自己是作家。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或者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如果说自己是作家，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说自己是是编剧，人家会问，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一本剧本要写多久？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作家，如果有人问“写一本书多少钱？”“写一本书要多久？”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作家”的好处是，那是“进行中”的行业，就算八百年没出书，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多久”和“多少”从来没有个定数，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因此，一日作家终身作家。有前总统，前总裁，前校长，前经理，但是从来没有“前”作家，只有死了的作家。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一日作家终身作家。

所以，我猜作家不是个行业。报税的时候被归在自由业里。收入不在薪资所得中，而且，多数时候，把稿费宽免额一扣，通常就不必交税了。我在身为“作家”的时代，通常都不缴税的，当然也没有退税。开始有税可缴是做了职业编剧之后。写剧本之后，才实质感受到自己是个有工作的人。讲到自己在写的戏，有头有脸：某公司制作，某电视台要播出，某某人演某某人导，非常像回事。

不像跟人说：“我在写小说。”写给谁？哪里要刊登哪里要出书？都在虚无缥缈中。说出这句话来就像在做梦似的，现实感近乎零。

所以我总是羡慕那些朝九晚五有班可上的人，觉得他们生活规律，生命在轨道中，虽然周五可能卡拉OK唱到半夜，周六醉生梦死，周日睡一整天，但是只要到了周一，一切就恢复正常秩序。周五到周日的“不正常”，也成为规律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家过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另一天，周一可以是周五，周五可以是周日，或者一周七天都是周六……总之，混乱。我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缺乏时间观念的人，这都是做“作家”害的。如果每一天都像另一天，上午和下午差不多，那么每一个小时就很像另一小时。有次听到某人说他的朋友，两个人约在某处相见，那个人第二天才在约会地点出现。整整迟到了一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作家。

我个人朝九晚五的经历非常“轻薄短小”，现在回想，这一辈子的上班族岁月，总加起来，大概还不到半年。自己在“上班”时做的是什么工作，说实话，没什么实质记忆，反倒是记得其他的，工作之外的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妈托人找的，在台南某公家机构工作，那时候没有“工读生”和“义工”这种东西，所有的拿底层薪水的都是临时雇员。临时雇员多半是高中或高职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子。因为薪水低，几乎每个老鸟都会配置一个或两个。我们上班时坐在正式职员的两旁。现在回想，颇有点像公家帮他们雇佣的调剂身心的“娱乐用品”，除了不断被吃豆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不过我们都是年轻女孩，刚出校门，刚从清汤挂面的发型中解放，刚开始穿洋装高跟鞋，刚开始自觉到自己是美丽的，所以对那些中年男人的轻薄言语并不感觉轻佻，也或许根本就还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总之，大家都快乐的承受着，被调戏时，我微笑，感觉自己终于是个大人了。

在我们那时候，“成年”从出社会开始。多数人都是开始工作之后才急速的由小孩转成大人。我们在一个月里学会一切：化妆，打扮，与男人对话，相处，解读男人的眼光，适应男人的话语。我们那时候的青春，比之现代的年轻人，似乎要更为清鲜些，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带着细细的绒毛。那似有若无的绒毛，见证我们的完整和从未被触碰。

上班上了一个多月，印象里尽在吃。公务员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吃的东西。点心、水果、不要钱似的一袋一袋放着。我们总在吃，等到了中午就跟其他的临时雇员一起去吃饭。如果老板请客，就会去高级餐厅，吃那些比我们薪水更贵的食物。

后来就离职了。大约是临时雇员的“临时工时”额度满了。或者只不过是老板想换一些新的女孩子来调戏，总之我“失业”了，虽然不算是什么工作，拿我妈的话来讲，还不够付车钱和饭钱。不过女孩子在没出嫁之前不作兴留在家里“等”出嫁，所以我妈又替我找了个“背井离乡”的工作。

说这工作背井离乡，是因为地点在高雄，虽然从台南坐慢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不过心态上完全觉得自己离家五百里，无疑是个独立的大人了。

刚上工的时候，因为没找到房子，住在老板家里。我工作的那家“公司”非常家庭化，经理董事长会计业务员都有亲戚关系，只有我是外人。公司三层楼，老板的千金住二楼，年龄与我相仿，我就跟她住在一起。

这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悍然而美丽。个子不高，但是完全是蜂腰豪乳的典型，皮肤亮白，灌了牛奶似的。大眼睛高鼻梁菱角小嘴，脸蛋完美无瑕，洁亮光滑像瓷器塑出来的。她完全知道自己的美丽，眉挑上去，眼睛大大，毫不客气的看人。

有一天，其实是上班时间，不该上楼的，但是我忘了东西得回房去拿。在外头敲门敲了好半天。老板千金来开门，她就那样，眼睛大大，挑着眉看我，并不问话，只是漫漫地把没穿齐整的长裤拉链拉起来。

我跟她说了我要的东西，她进去拿出来给我。我直到下了楼才想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懂。但是也知道虽然我们同龄，我还是女孩，她已经是个女人了。

我很快找了房子搬出去。其实是分租别人家的一小房间，但是毕生头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我爱那个窄窄的，只放得下一张床和桌子的房间。我有个大大的窗，望出去是院子里的白色大茶花。茶花是很庄严的花，总是齐齐整整，花瓣大片大片舒展，全无风光旖旎倾斜之姿，是那种要经过正式介绍才跟你搭话的美人。我时常坐在窗前，看着凝止的大茶花吃饭，或看书，喝咖啡，在不上班的时候。

杨逵/文

本名杨贵，台南新化人，著有《杨逵全集》十四卷。曾获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首奖从缺），是首位进入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

台北近郊有阳明山，彰化近郊有八卦山，高雄近郊有寿山；都距市区很近，交通方便，眺望甚佳，是郊游散步的好地方。

我喜欢这些地方。也住过一段时间。

很早我就看中了台中近郊的大度山，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就是这个梦想，促使我借钱在东海大学前买了这一块不毛之地。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不毛之地。

理由很简单：“有毛”之地太贵，买不起。

买了之后，饱受孩子们的反对与朋友的责骂，说我这个幻想家自讨苦吃。

孩子们各有所好，对此荒地没有信心，自然不能合作；又没有钱雇工帮忙，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实在是注定有苦吃了。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决心苦干下去。

吃苦我不在乎，在我一生中，苦是吃惯了的。

可是，为了借钱而低头，为了缴利息而奔波，却非我所愿。

幸亏，老妻能容忍，一直替我分担了这些苦差。

我挂起了个小小招牌：“东海农园”。

又盖了一所小小的山房，以避风雨。

用最原始的农具，一坪一坪地把荒地开辟，再一坪一坪地种下花木蔬菜。

浇水要好远的水圳挑，停水时没水浇，欠水时水利会员不让挑。

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能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当“东海农园”在这满是石头的荒山上开创之时，连附近的农民都笑我们是大傻瓜。

但事实证明，只要设计得法且有恒心，荒芜之地都可以变成美好的花园。

现在，这人人看不起的将近三千坪的不毛之地已经垦熟，种满了几百种花木，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水电灌溉设备已充足。

参观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有人说，这里好像是公园。

我也乐意把它称为“东海公园”，自娱娱人。我更充满了信心，想加速把这小小的私立公园充实起来，变成为郊游的好地方，免费让大家游览。

我这个幻想家的幻想愈来愈大了。

我看到豪华的高楼与宏大的工厂天天在建设，也看到了脏乱的地方正在增多。要是没有在这些建筑物之间配合花木，使环境整洁幽雅，那就等于画龙没有点睛。如果大家也愿意幻想幻想，我们乐意为大家设计、施工，以实费（成本）把“东海公园”的好几百种珍花异木推广到每一角落，使整个城市公园化。

六年多来的经验，使我们有把握在破砖乱石之上种花，把脏乱的地方变成美好的花园。在屋前屋后、屋顶上或者窗口的小小地方种种花木，摆设几个盆景，实在是最好的点缀。

我们高兴做大家共同的园丁与庭园顾问，认真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解决灌水、施肥、修剪，以及防治病虫害等管理上的一切问题。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观光，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用的不是纸笔，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竟有限。用笔写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这事实你能否认吗？”

焦桐/文

台湾作家，曾任《文讯月报》编辑，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副主任，著有《台湾味道》、《暴食江湖》、《台湾小吃全书》等。

米饭总是带着一种朴素的美感，自足而清纯。饭本身如果优秀，不必佐侑任何菜肴，即滋味无穷，汉代枚乘有言：“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可见以好米煮出好饭是了不起的美味。

袁牧也说，饭乃“百味之本”，“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遇好饭不必用菜”。他公布要把饭煮得颗粒分明，入口软糯的四项秘诀：一、好米；二、善淘；三、用火要先武后文，焖起得宜；四、放水要燥湿得宜。

寺沢大介的漫画《将太的寿司》叙述煮饭的知识颇为高明，这部漫画不管情节铺排、角色刻画，性质上属于通俗剧的典型手法。通俗剧最明显的特色是遵守奖善罚恶的道德正义，剧中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善良者无论如何饱尝苦难，最后一定得到善报；邪恶者即使如何小人得志，最后必定自食恶果。从这种逻辑出发，人物、情节便需诉诸煽情，让读者为主角的落难叹息、怜悯，并对欺压善良的强权产生愤怒。男女主角、恶棍、谐角等这些标准角色组成了这部流行漫画的基本人物。将太这个勤恳认真的少年，几乎以全部的生命力在捏制寿司，每一次都凭不懈怠的努力弥补了材料的缺陷，他所投注的时间、精力，是最令我服膺的日本文化。

饭冷却后，加糖、盐和醋搅拌，即成寿司饭，寿司饭因覆盖、包裹材料的不同又变化多端，非常华丽。从前我不敢吃寿司，看米饭在师傅手里捏来捏去，可能还随手拨顺滑落的头发，抓抓身体的痒处，再拿一片鱼肉放在醋饭上，想起来就觉得恶心。读这部漫画后，竟着了魔般想吃寿司。寿司这种日本庶民食物，一定要用煮得非常好的饭，以非常新鲜的海产当场捏握而成，因此师傅必须有非常洁净的卫生习惯。

池波正太郎在《食桌情景》中说：“寿司店的师傅应该坚持要理利落的小平头，时时都保持整洁干净，胡子也得刮得干干净净，握寿司的双手指甲也要干净到让人家觉得用舔的也没关系的地步。”他喜欢光顾的小店，老板捏握寿司时，眼睛炯炯有神，面露精光，予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煮饭成功的关键在于水量的控制，包括煮饭时的气温、湿度，都影响些微的水量差，是调节水和火候的参考。为了精准控制水分，我洗好米例先滤干。如果没有电锅，煮饭显得有点麻烦——首先需准确拿捏水量，一般米和水的比例约1:1.5，蒸饭的米水比例则约1:1.2，棕米、红米需要更多水。传统方式是手掌按在米上，以水刚好可以盖过指关节为准；或倒竖拇指贴着米，水量抵第一关节处。已经兑好水的米在炉上煮，锅盖只阖四分之三，煮沸时，转为文火续煮十五分钟，直到锅内水分已干，阖紧锅盖，熄火，焖十分钟。

若煮港式煲饭，则米水比例约3:5，还得视米之新旧、长短，用细砂锅，鼓猛火烧到米胀水干，才放下腊肠腊肉，改文火细烧，直到腊味的油脂消融，煲底的吱吱声传响饭的焦香。

煮饭要煮到松软适口，“米伸不开腰”算是基本动作，淮扬人煮饭讲究“水始冷，武火滚，干汤以后文火焖。水要准，汤莫损，文火以前米翻身”，意思是在烹煮前将水量必须准确控制，煮得过程不可再增减变化，大火烧开，小火焖饭，并在干汤前稍稍翻一下米，以使受热均匀。

最要紧的基本动作是煮的过程不能任意增减水量，李渔以煎药为喻，解答不善厨事者煮饭熬粥常徒具美形，却无美味，关键在于：

粥水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如医人用药，水一盅或盅半，煎至七分或八分，皆有定数。若以意为增减，则非药味不出，即药性不存，而服之无效矣。不善执爨者，用水不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之精液，全在于水，滗去饭汤者，非去饭汤，去饭之精液也。精液去则饭为渣滓，食之尚有味乎？

饭煮到一半，觉得水好像放得太多，遂舀了一些出来，会使锅内的饭滋味尽失。感谢电锅的发明，我们只要压下按键即可搞定，完全不必再掀锅盖观察。不过煮饭前须先了解米的特性，才能诱引出米本身的滋味。

米的天性既纯真又深情，跟什么水结合，加热，就变成什么饭。煮饭的过程因此富于变化，若采用鸡汁煮饭，即煮出鸡饭；加入姜汁煮，则煮出姜饭；加入柠檬汁，就是柠檬饭；加入椰浆，自然呈现椰浆饭；加入墨鱼汁，锅子里将变出乌亮的墨鱼饭……《清稗类钞》：“炊米为饭时，欲其洁白，可入柠檬汁少许于水中，且松散。”

淘米切忌粗鲁，需以涡旋方式温柔淘洗，不必洗到完全清净洁白，否则养分有流失之虞；也不可使劲搓揉米粒，以免断裂、破碎了米的原形。去除米粒中的脏物后，淘洗、倒水的速度要快，因为溶出的米糠粉很容易被米吸收，令煮出来的饭残留着米糠味；虽则讲究敏捷，却不可有丝毫粗暴，重复换几次水，直到水显得有点清澈。

烹煮菜饭得掌握内外兼修之道，煮前须将米浸泡半小时以上，先滋润米心，煮出来的饭粒才会内外软硬一致，特别是锅里加了大量的菜时，未浸泡过的米煮出来常常半生不熟。浸泡生米的时间依种类而异，一般粳米、小米、寿司米泡半小时足矣，糙米需一倍时间，五谷米、杂谷米和薏仁、玉米、扁豆之属需二小时，糯米则需三小时。

我常煮的菜饭包括麻油鸡饭、腊味煲饭、干贝海鲜菜饭、紫苏梅饭、南瓜饭等等，每一次煮都用不同的主菜、配料组合，其中的变化，带着创作的乐趣。我暗忖，女儿留学前，若习得此艺，就能以一只电锅走天涯。

我煮麻油鸡饭，是先煮一锅鸡酒，再用那锅鸡酒来煮饭，成品的魅力难挡，吃过的亲友总是要求将剩下的饭装便当回家。我有时也被自己煮的麻油鸡饭感动莫名，我心所爱戴，我灵所仰慕，它总是唤起我的米饭激情。

在台北，我偏爱“隆记”的上海菜饭，如果单独吃饭，我辄点食“排骨菜饭”，再加一盘清炒虾仁或蚕豆、葱烧鲫鱼；那菜饭煮得偏向软烂，饭香、菜香、油香融合得十分快乐，一种老上海弄堂的滋味。

每次去澳门，我必吃“九如坊”的焗鸭饭，九如坊最闪亮的招牌是行政总厨卢子成，他历任七位澳门总督的御厨长达二十五年，也是首位华籍御用主厨，其厨艺乃中西并治的典型。此饭他每天只做二十五份，卢师傅教我以鸭骨所熬的高汤浸米二十分钟，再一层米一层鸭油烤四十五分钟。鸭肉则先烤过再去骨，和葡国香肠一起铺在饭上面，米饭饱吸了鸭汁和肉香。我每次点这饭，同桌的朋友无论已吃得多饱，都会央求再吃一大碗。

回想从前农家用柴火铁镬煮饭，锅底不免饭焦，常将此焦饭置于竹筲上晒干，做完农事回家，用热茶泡软，撒一点粗盐，乃寻常解饥良食。现在的锅巴有更多妙用，如锅巴虾仁。

有一次去评审台湾米料理，很惊艳开平餐饮学校孩子们的创意。原来米饭不仅是主食，也可以制成点心、沙拉、冰淇淋、慕斯，再以器皿选择、摆饰呈现，颇有顶级精致料理的架势。

吃饭很像家居生活，平常到地位低落的地步，往往忽略其存在，名称明明叫“主食”，却吃成附属品，越讲究的饭馆越挑精拣肥，专吃各式菜肴，从来也不配一口饭。

白饭之于佳肴，好比画布之于色彩和线条。一席筵宴总不乏华丽的菜肴，互相争奇斗艳；若缺少白饭的搭配调和，不免会彼此扞格。

我大学毕业未久，在罗斯福路巷子里的地下室上班，事多钱少，深觉台北居大不易，忙得无暇读书，遂辞去工作，报考艺术研究所。当时距考试日期只剩个把月，我每天煮一锅白米饭，煎一块白带鱼，竟也吃得有滋有味，如今回想，那锅白米饭生成充沛的能量，竟支撑了我清贫的学生生涯。